摘要:1950年春天,新疆军区政治部一名年轻干事在清点文件时,发现一册油印小本《怎样改造》。扉页上“张治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讲”几个字,让他惊讶——原来这位前国民党上将的讲话,已在乌鲁木齐成了“内部读物”。干事没想到,这本小册子能顺利付梓,与彭德怀有直接关系。
1950年春天,新疆军区政治部一名年轻干事在清点文件时,发现一册油印小本《怎样改造》。扉页上“张治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讲”几个字,让他惊讶——原来这位前国民党上将的讲话,已在乌鲁木齐成了“内部读物”。干事没想到,这本小册子能顺利付梓,与彭德怀有直接关系。
时间拨回1949年11月20日。经过六昼夜的翻山越岭,张治中随中央代表团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彼时,全疆通信偶有中断,部队情绪起伏明显。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判断,必须有人把话挑明:为什么要接受改编?改编后路在何方?张治中,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22日下午的报告会设在省体育馆。场内坐的多是起义将领、原国民党文职官员,还有部分热河、新四军调防部队。张治中穿一身旧呢子大衣,没稿子,开口就是一句风格迥异的话:“诸位同仁,蒋先生败了。”全场哗然——有人小声嘀咕:“怎么还叫先生?”这句话,也正是后来引发争议的根源。
报告持续近两小时,内容直白:从西安事变谈到重庆谈判,从皖南事变说到淮海、渡江,每一段都夹带亲历细节。末了他点题:“我为何留在北平?只有一句——跟着共产党才能保住国家。”这一句听上去朴素,却击中了不少在场人的心事。散会时,许多旧部围着他请教,气氛明显缓和。
次日,《新疆日报》编委会商议是否刊登全文。几名编辑担忧称谓问题,“蒋先生”一词看上去太温和,怕引起误解。会上话音未落,彭德怀推门而入,摆手示意大家继续。他听完意见,只说了两句话:“叫就叫,历史的尾巴总得有人剪;报告不是写给圈内人的,是给党外和原国民党军人看的。”一句“这很好”,定了基调。
事情就此拍板。24日清晨,《新疆日报》整版刊出张治中报告。标题没有夸张,只写“怎样改造——张治中同志的讲话”,正文保留了“蒋先生”三字。当天机场、车站的报纸迅速售罄,不少官兵排队抄录。三天后,《甘肃日报》《群众日报》相继转载,北京的《光明日报》则在显著位置刊登,并附短评:“实录胜于说教。”小册子的流传也在此期间悄然展开。
外界并不知晓,为保这篇文章完整发表,彭德怀背后做了两层布置。一是给西北局打电话说明“政治上无碍,可加编者按语”;二是对新疆军区宣传科下达口头指示,不要删改原文。“让当事人自己作注脚”,这是彭德怀一贯的工作方法——不抹去旧称谓,只用新实践来完成转化。
有意思的是,张治中本人反倒最淡定。那天晚上,西北军政委员会驻地传来电话,秘书小声提醒:“张主任,称呼问题引发一些讨论,要不要写个说明?”张治中笑答:“越解释越糟,让事实说话。”他后来在日记里写:“共产党待我以诚,我当以诚报之,何必背井离乡后再讨口号?”
此后几个月,新疆地区起义部队整训进度明显加快,原国民党军官要求留用、学习的申请络绎不绝。西北局内部总结时认为,《怎样改造》一文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既展示了共产党包容,又由亲历者揭示旧政权败亡原因,效果胜过大批判文章。张治中出人意料地成了“稳定军心”的关键棋子。
1949年的这段插曲,并非张治中与彭德怀的第一次交集。早在抗战时期,两人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就见过面,但真正惺惺相惜,是在北平争取其全家留下那一夜。周恩来陪他去机场迎家属,张治中感慨“恩来先生真会留客”。彭德怀后来听说此事,只评价一句:“知人又知心,方能用人。”
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秋天,彭德怀到北京述职,路过东总布胡同十四号,看见门口摆着一颗用花盆栽的大白菜,感到新奇。警卫员悄声解释:“主席送的特产,将军家视若珍宝。”彭德怀点头笑道:“他明白感恩,难得。”这颗白菜后来被客人称作“团结菜”,故事辗转传进不少机关食堂。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病逝。噩耗抵达西北时,彭德怀身在山城接受审查,无法送别。多年后整理文稿,他在一张旧报纸边角写下一行字:“其人有过,但诚意可嘉。”寥寥九字,道尽两位将军跨越阵营的互信。
从“蒋先生”到“同志”,只隔一次打印,但要跨过的是观念与立场的沟壑。彭德怀说“这很好”,其实好在两个层面:一是尊重历史原貌,让刚刚走出旧营垒的人有台阶;二是给新时代留下开放的注脚,告诉后来者——统一战线不是口号,而是活生生的政策工具。张治中和彭德怀,一个愿意自曝经历,一个甘当护航,他们共同完成了角色转换的示范。
那些油印的小册子如今已成档案馆里的珍贵材料,纸张泛黄,字迹依旧清晰。人们在页边空白看到不同的批注:有人画线圈出“蒋先生”,有人在旁写“改为蒋介石”,也有人干脆加上“过去称谓”。批注各异,却都说明一点——当年那场关于称呼的争议,远不止是文字,更是一段新旧交替的缩影。
来源:大运河时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