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绍兴上虞是出过不少文化传奇与历史名人的。东汉有投江寻父的孝女曹娥，其事有《曹娥碑》传史；东晋时期，又诞生了“梁祝”的千古传说，祝英台的形象流芳后世。还有两位高士，一为东晋谢安，因淝水之战名垂青史；二为东汉王充，公认为史上杰出的思想家。记得多年前曾拜读他的《论衡

喻军

绍兴上虞是出过不少文化传奇与历史名人的。东汉有投江寻父的孝女曹娥，其事有《曹娥碑》传史；东晋时期，又诞生了“梁祝”的千古传说，祝英台的形象流芳后世。还有两位高士，一为东晋谢安，因淝水之战名垂青史；二为东汉王充，公认为史上杰出的思想家。记得多年前曾拜读他的《论衡》，至今仍记得“人有知学，则有力矣”的哲语，比英国哲人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足足早了1500年。

王充原籍魏郡元城（河北大名），因祖辈迁徙会稽（绍兴）、王充父亲再迁居上虞而生于当地，属“细族孤门”。相传他8岁能文，有离乡赴洛阳太学读书的经历，师从史学家班彪。当过小官，因与上司言语冲撞遭免职。他在《自纪》中说：“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后来隐居著述，终成不朽巨著《论衡》。

前不久，我去上虞，途中无意瞥见高悬的“王充路”标志，心想，这样的人物，以其命名公共道路，自有其纪念意义。王充为杰出的思想家，主要针对东汉的学术潮流而言，这里须简要提及《论衡》一书出台的背景：那时，神秘主义思想盛行，儒道两家虽表面占据主流，实则深受阴阳学说渗透。从“王莽改制”到“光武中兴”，不少政治举动都借助谶纬之术制造舆论、迷惑视听。到了东汉，这种风气愈演愈烈，思想界几乎沦为经师与方士唱和的舞台。

而王充的出现，如一道“阒寂”的闪电，隐隐划过哲学的夜空。他生前并没有看到自己的著作面世，而是死后两百年，经蔡邕发现才得以播传开来，被世人叹为奇书。今人则称《论衡》为“怀疑时代的曙光”。

《论衡》究竟有何不同凡响之处呢？以下谈几点肤浅的体会。《论衡》与当时的神秘主义思潮可谓南辕北辙。王充不信神怪谶纬，敢于违诡于俗。他继承了荀子的气论和黄老道家的天道观，却剔除了其中空说无着的成分。其著书的本意，正在于“疾虚妄”这三个字，极力倡导理性精神。

他还对所谓“天人感应说”持激烈的否定态度，以为“伪书俗文，多不实诚”，即人天并非同构一体，天人皆属自然之物，不可能有什么神秘的感应关系。天的本质在于自然无为，反对将自然现象拟人化，以此揭露当时流行的“奉天法古”之类思潮的虚妄。

那么，王充如何理解“人”在这一对应关系中的位置？他从道家的“精气”说发展出“气一元论”，认为人的智慧源于人体中所含的“元气”，提出“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万物与人皆由元气凝聚而成，“寒温之气，系于天地，而统于阴阳”。

针对自然现象所引发的种种灾变，常被一些人说成是“天怒”，王充认为这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如夏天阳气盛，若与阴气相冲，则雷电生，所谓“雷为天怒”纯属荒诞之言。由此否定了董仲舒的“谴告说”。须知在他那个时代，“受命说”“造谴告之言”之类的理论非常盛行，而《论衡》却明确告诉世人：“天下之事，世间之物”，并非“天生而知”，而是“知物由学，不学不成”。那些超自然的天命神权、“奉天承运”之类的妄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有人认为王充固有唯物主义的理性精神，但对人类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则论述不足，成为一种“自然定命论”。虽不失为一种解读方式，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凌驾自然之类说法的内在经纬实难甄别。相形之下，王充的学说似更贴近“顺应自然”的主旨。

王充不啻当年“离经叛道”的学者，即便面对孔孟等儒门先师，他也敢于提出质疑。在“今文经学者”董仲舒等人学术垄断的背景下，他甫一发声即被边缘化，其胆识之卓绝、性情之孤勇，着实令人敬佩。这让我想起明末狂禅人物李贽，与之处境相似，皆属任侠勇毅、拒曲学阿世、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先锋。

王充曾短期为官，留下一次遭罢免、两次自请去职的记录，可见其志确不在此。然而，正是这不经意的转身，竟为他推开了哲学殿堂的巍峨之门。

王充的《论衡》对思想史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无神论思想，否定鬼神的存在；二是对于“天人感应说”的批驳；三是强调实证，反对缺乏实践经验而盲从经典。这在当年是十分了不起的科学意识、逻辑思维和理论勇气的体现，不仅影响了后世的文史哲体系，并且至今仍闪烁着跨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