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1年9月,北京的秋老虎还没退去,空气里裹着一股闷燥的热。我拖着三个半人高的行李箱,在明苑小区门口跟网约车司机反复确认地址。“没错,就是这儿,北五环外的老家属院,”司机指着爬满爬山虎的红砖楼,方向盘上的烟蒂抖了抖灰,“你租的顶楼?那可得多锻炼,这楼没电梯,
隔壁住着一个被包养的女人。每次开门碰见,我们都会相视一笑。包养她的是个退休老头,每周来一次。
第一章 明苑小区的302与301:北漂编辑的邻居初印象
2021年9月,北京的秋老虎还没退去,空气里裹着一股闷燥的热。我拖着三个半人高的行李箱,在明苑小区门口跟网约车司机反复确认地址。“没错,就是这儿,北五环外的老家属院,”司机指着爬满爬山虎的红砖楼,方向盘上的烟蒂抖了抖灰,“你租的顶楼?那可得多锻炼,这楼没电梯,三楼都得喘,更别说你这箱子,看着就沉。”
我叫林晓,26岁,在一家小出版社做文学编辑,月薪八千五。明苑小区的302是我在北京的第三个住处——第一个合租屋在通州,室友是个昼伏夜出的游戏主播,凌晨两点还在对着麦克风喊“打野支援”;第二个在亦庄,通勤要倒三趟地铁,每天早上六点出门,晚上八点才能到家,路上耗掉四个小时,到家只想瘫着。这次选302,是中介发的视频里那句“顶楼安静,带个小阳台,房东人好,房租能月付”戳中了我——我需要一个能安安静静改稿子的地方,哪怕远一点。
房租三千二,押一付一,几乎花掉我半个月工资。搬进来那天,我抱着最后一个装书的纸箱往楼上爬,纸箱里是我从大学带过来的旧书,《红楼梦》《百年孤独》,还有几本绝版的诗集,重得胳膊都在抖。爬到三楼拐角,楼道里的声控灯突然灭了,眼前瞬间一片黑。我踮着脚想跺脚,身后传来“咔嗒”一声轻响,像是门锁转动的声音。紧接着,一道暖黄的灯光从门缝里漏出来,在灰扑扑的水泥地上投出一块亮斑,像撒了把碎金子。
“需要帮忙吗?”一个女声传来,很轻,像初秋的风扫过银杏叶,带着点南方口音的软。
我借着光回头,看见301的门开了一半,一个女人站在门后。她穿米白色的针织衫,领口有点松,露出一小片锁骨,皮肤很白,是那种不见太阳的冷白。深色长裤裹着纤细的腿,裤脚刚好落在脚踝,露出一双白色的帆布鞋,鞋边有点脏。头发用一根黑色皮筋松松挽在脑后,碎发贴在脸颊两侧,随着呼吸轻轻动。她的眼睛很亮,像浸在水里的黑葡萄,看见我手里的纸箱,又往前探了探身:“这箱子看着沉,我帮你抬一把?”
“不用不用,”我赶紧摆手,把纸箱往怀里抱了抱,书脊硌得胸口有点疼,“我自己能行,谢谢你啊。”
她笑了笑,嘴角陷下去一个浅浅的梨涡,左边脸颊还有个小小的酒窝,不笑的时候不明显,一笑就露出来,很讨喜:“没事,我住隔壁301,叫我苏曼就行。”
“我叫林晓,住302,刚搬来。”我也笑了,觉得这声控灯灭得正好——至少没让我在新邻居面前显得太狼狈,汗湿的后背还贴着衣服,肯定很难看。
她没再多说,只是侧身让了让,给我腾出上楼的空间。我抱着纸箱往上走,路过她门口时,瞥见屋里的窗台摆着几盆绿萝,叶子绿油油的,在灯光下泛着光,还有一盆茉莉,枝桠上顶着几个小小的花苞,应该快开了。等我把纸箱放进302,再出来想跟她道声谢时,301的门已经轻轻关上了,只留下一道窄窄的门缝,能看见里面暖黄的光,像一只温柔的眼睛。
接下来的一周,我都在忙着收拾房子。出版社刚签了一本新书,作者是个有点名气的散文家,要求严格,稿子改了三稿还在磨细节,我每天早出晚归,很少能碰见苏曼。只在某天早上,我匆匆下楼买豆浆时,看见她站在楼下的早点摊前,手里拿着两个肉包,正跟摊主说“多放两瓣蒜,我爱吃蒜”。摊主是个河南大爷,笑着说“小姑娘还挺能吃辣”,她也笑,梨涡又露出来。看见我,她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我嘴里叼着油条,含糊地跟她挥了挥手,豆浆撒了点在手上,赶紧用袖子擦了擦。
真正让我注意到“周叔”,是搬来后的第一个周六。那天我加班到凌晨三点,十点被一阵汽车引擎声吵醒,引擎有点老,启动时“突突”响。我揉着眼睛趴在阳台往下看,一辆银灰色的帕萨特停在单元门口,车身上有几道浅浅的划痕,保险杠还凹了一块,一看就是开了十年以上的老车。
一个老头从驾驶座下来,头发花白,梳得很整齐,用发胶固定着,没几根碎发。背有点驼,穿一件深蓝色中山装,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党徽,是那种很旧的款式,边缘有点氧化。他手里提着重物,左边是两个鼓鼓的布袋子,印着“北京老字号”的字样,右边是一束用旧报纸包着的康乃馨,花瓣有点蔫,像是从家里养的花盆里刚剪下来的,还带着点泥土。
他走得很慢,每上一级台阶都要扶一下扶手,扶手是铁的,被岁月磨得发亮。还没走到三楼,就开始咳嗽,咳得肩膀都在抖,像要把肺咳出来。我听见301的门“咔嗒”开了,苏曼的声音传出来,比平时更软:“周叔,您怎么才来?我听见车声就往下看了好几回,还以为您路上出事了。”
“路上堵车,”老头的声音有点沙哑,带着老北京的儿化音,“北五环那桥又堵了,我绕了条小路,才过来。给你带了点老家的苹果,刚从树上摘的,甜,你尝尝。”
“您快进来,我给您倒杯水,刚煮的菊花茶,降降火。”苏曼伸手想去接布袋子,老头却躲开了:“不用不用,我自己来,你别累着,细皮嫩肉的,别磕着碰着。”
然后是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楼道里的灰尘。我站在阳台,看着那辆帕萨特的车窗慢慢摇上,玻璃有点脏,能看见里面挂着一个平安符,红绳都褪色了。心里突然想起搬来那天,楼下小卖部张姨跟我说的话——张姨是个五十多岁的北京大妈,爱聊天,我买酱油时她跟我搭话:“姑娘,你住302啊?那你隔壁301住的是个小姑娘,叫苏曼,看着挺文静,不用上班,每周都有个老头来,听说……是被包养的。”
当时我还觉得张姨多管闲事,翻了个白眼没接话,可看着那束蔫掉的康乃馨,看着苏曼小心翼翼扶着老头的样子,心里还是泛起一丝微妙的感觉——不是鄙夷,更像是一种模糊的好奇:这个叫苏曼的女人,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她为什么不用上班?她跟这个老头,到底是什么关系?
第二章 窗台的茉莉与旧书:藏在日常里的细节碎片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留意苏曼的生活。她确实不用上班,每天早上九点左右起床,窗帘会先拉开一条缝,透进点光,过十分钟再完全拉开。然后她会去楼下的菜市场买当天的菜,量不多,大多是一把青菜、一块豆腐,偶尔会买块鸡胸肉,说是“想煮个汤,补补”。她买菜很挑剔,青菜要选嫩的,豆腐要当天做的,鸡胸肉要去皮的,跟摊主讨价还价时会有点不好意思,声音很小,像怕被人听见。
下午她很少出门,大多时候待在屋里,窗台的灯从下午两三点就亮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才灭。有次我忘带钥匙,被锁在门外,给开锁师傅打电话说要等半小时。苏曼刚好开门倒垃圾,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塑料垃圾桶,里面只有一点菜叶子和果皮。看见我蹲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一本没看完的稿子,眉头皱着,就邀我去她家等:“外面热,进来坐会儿,喝杯水,我家有空调,凉快。”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着她进了301。屋子比我想象中小,一室一厅,大概五十平米,家具都很旧——客厅的沙发是米色的,扶手上有一块明显的褪色痕迹,应该是常年坐一个位置磨出来的。茶几是木质的,边缘掉了漆,露出里面的白木,上面放着一本翻开的《边城》,书页泛黄,是1987年的版本,书脊用透明胶带粘过,应该翻了很多次。
墙上没有挂画,只贴了几张明信片,用蓝色的图钉固定着。有凤凰古城的青石板路,路上还留着雨水的痕迹;有丽江的雪山,山顶覆盖着雪,像戴了顶白帽子;还有一张是厦门鼓浪屿的老房子,红色的屋顶,绿色的藤蔓,每张明信片背后都用铅笔写着日期,最早的一张是2018年10月,最晚的是2020年5月。
“随便坐,”苏曼给我倒了杯温水,杯子是白色的陶瓷杯,上面印着“实验小学”的字样,应该是学校发的纪念品,“我这儿没什么好招待的,只有白水。”
“已经很麻烦你了,”我接过水杯,指尖碰到杯壁,温温的刚好,不烫嘴,“你喜欢看沈从文的书?我也喜欢,尤其是《边城》,读了好几遍。”
她愣了一下,顺着我的目光看向茶几上的《边城》,笑了笑,梨涡又露出来:“以前在老家当老师的时候,教学生读这个,三年级,孩子们都喜欢翠翠,说她长得好看。后来我妈生病了,我就把这本书带来了,想它的时候就翻两页,像看见孩子们的脸。”
“你以前是老师?”我有点惊讶——我以为她会是那种刚毕业没多久,没找到工作,或者不想工作的北漂,没想到是当过老师的,身上确实有股温和的气质。
“嗯,教小学语文,在我们县城的实验小学,”她坐在我对面的小凳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拘谨的学生,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裤子的缝,“我们那儿是南方的小县城,很小,只有一条主街,街上有个菜市场,早上很热闹。我妈也是老师,教了三十年书,退休后就爱种点花,茉莉、月季,都种。后来她得了尿毒症,需要透析,每周三次,一次就要五百多,我那点工资不够,就来北京了。”
我没再追问,怕戳到她的痛处。空气有点安静,只有空调的风声。我看见她的虎口处有一道浅浅的伤疤,大概两厘米长,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划到的。她好像察觉到我的目光,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以前切菜不小心划的,没什么。”
开锁师傅很快来了,我跟她道谢后就回了302。关门的瞬间,我看见她正蹲在茶几前,用手指轻轻拂过《边城》的书页,动作很轻,像在抚摸一件珍宝,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身上,给她的头发镀了层金边,看起来很温柔。
从那以后,我和苏曼的互动多了起来。我会把出版社多出来的样书送给她,大多是文学类的,比如余华的《活着》、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她每次都很开心,会认真地在扉页上写名字和日期,说“以后还能给孩子们看”。她也会给我带些她自己腌的酱菜——有时候是腌黄瓜,切得细细的,撒着辣椒面;有时候是腌萝卜,泡在醋里,酸酸甜甜的,配白粥正好。
她说“这是我妈教我腌的,在老家的时候,一到秋天就腌一大缸,能吃一冬天。我妈说,腌菜要放够盐,不然会坏,就像做人,要够实在,不然没人信。”说这话时,她的眼睛会亮一下,像是想起了家乡的秋天,想起了妈妈在院子里腌菜的样子。
我尝过她腌的黄瓜,脆生生的,带着点辣,确实好吃。有次我带了点去出版社,同事小李尝了一口,说“林晓,你这酱菜哪儿买的?比超市的好吃多了”,我笑着说“邻居做的,下次让她多腌点,给你带点”,小李赶紧说“好啊好啊,太感谢了”。
周叔还是每周六来,早上十点左右到,下午四点左右走。他每次来都会带东西,布袋子里装的不是老家的特产,就是给苏曼买的水果——苹果、梨、香蕉,都是应季的,很少买贵的。偶尔会带几本书,都是旧书,比如1990年版的《红楼梦》、1985年版的《三国演义》,书页里夹着泛黄的书签,是用硬纸板做的,上面写着几句读书心得,字迹工整,一笔一划的,一看就是认真读过的。
有次我在楼道里碰见周叔下楼,他手里提着空的布袋子,走得比平时更慢,咳嗽也更频繁了,咳得腰都弯了。我想帮他提袋子,他却摆摆手,喘着气说“不用不用,小姑娘,我自己能行。我这是老毛病了,支气管炎,一到秋天就犯,不碍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药盒,蓝色的,上面印着“降压药”的字样,打开看了看,又塞回去,“还有点高血压,每天都要吃药,不吃就头晕。我儿子让我去上海住,我不去,北京好,有老同事,有老房子,住着踏实。”
“您儿子在上海啊?挺好的,大城市。”我跟在他后面,看着他每走一级台阶都要停顿一下,心里有点担心。
“好什么好,”他叹了口气,声音有点低落,“他在上海做外贸,忙得很,一年也回不来一次。打电话就说‘爸,你照顾好自己’,别的也没什么说的。女儿在广州,嫁了个有钱人,更忙,连电话都很少打。”
我没说话,心里突然觉得,张姨说的“包养”太刺耳了。他们之间更像一种默契的陪伴——周叔需要有人陪他吃顿饭、说说话,缓解独居的孤独;苏曼需要一个安稳的住处,不用为房租和母亲的医药费发愁。这种关系里没有谁占谁便宜,更像是两个孤独的人,在偌大的北京城里互相取暖,像寒冬里的两团小火苗,靠在一起就能更暖一点。
苏曼的母亲病情不稳定,她几乎每天都要给老家打视频电话。有次我加班晚归,已经凌晨一点了,听见她在阳台打电话,声音带着哭腔,很小,怕被我听见:“医生说还要再交五万,我哪儿来那么多钱啊……妹妹,你再跟亲戚借借,好不好?我下个月发了工资就还……”
后面的话我没听清,只听见她压抑的哭声,像被捂住嘴的小猫,断断续续的,直到凌晨一点半才停。我站在自己的阳台,不敢出声,只能看见她的影子映在窗帘上,小小的,缩成一团,像个迷路的孩子。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周叔来的时候,手里的布袋子比平时更沉,拉链都快拉不上了。苏曼接过袋子,从里面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白色的,上面印着银行的logo,手有点抖:“周叔,这太多了,我不能要……上次您给我的钱还没还呢……”
“拿着,”周叔的声音很坚定,带着点不容拒绝的语气,“给你妈治病要紧,钱算什么?我一个老头子,退休工资每月八千多,花不完,留着也没用。你要是过意不去,以后我老了,动不了了,你给我端碗水喝,就行。”
苏曼没再说什么,只是眼泪掉了下来,滴在信封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周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递给她,纸巾是那种很便宜的,一擦就掉渣,“别哭了,姑娘,都会好的。你妈是个好人,会好起来的。”
苏曼接过纸巾,擦了擦眼泪,小声说“谢谢周叔”,声音有点哑。我站在302的门后,听见这些话,心里有点酸——在这个偌大的北京,两个陌生人,却能给彼此这样的温暖,比有些亲人还亲。
第三章 小区里的闲言碎语与深夜的陪伴
北京的冬天来得快,11月就下了第一场雪。雪不大,像撒了把白糖,落在明苑小区的红砖楼上,很快就化了,留下一道道水痕,像眼泪。银杏叶落光了,光秃秃的树枝上积着雪,风一吹,雪沫子就往下掉,打在脸上,冷冷的。
楼道里的声控灯更暗了,跺好几下才亮,还总在最关键的时候灭,让人差点踩空。有次我晚上加班回来,跺了三下脚,灯只亮了一秒就灭了,我差点摔下去,幸好扶住了扶手,手心都出汗了。
苏曼很少在冬天的晚上出门,大多时候待在屋里,窗台的灯亮得更早了,下午四点就亮,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才灭。我因为赶稿子,经常加班到凌晨,有时候会看见她的窗台还亮着,灯光透过薄窗帘,能看见她坐在书桌前的影子,偶尔会站起来走动一下,像是在伸懒腰,或者倒杯水。
小区里的闲言碎语开始多起来。张姨的小卖部是小区的“信息中心”,每天下午都有几个老太太围着她聊天,嗑着瓜子,声音很大,半个小区都能听见。她们的话题总离不开苏曼,像离不开每天要吃的饭一样。
“你说301那姑娘,天天待在家里,不用上班,每周就等那老头来,不是被包养是什么?”说话的是二楼的李奶奶,头发全白了,总爱穿一件花棉袄,说话像打机关枪,“我上次看见那老头给她塞钱,厚厚的一沓,用信封包着,肯定不是正经关系。”
“就是就是,”三楼的王阿姨接过话,她是个家庭主妇,每天除了做饭就是聊天,“长得挺文静的,怎么就走这条路了?好好找个工作不行吗?非要靠男人,丢人。”
“我听说她老家有个妈,得了重病,要花钱,可能是没办法了吧?”另一个老太太小声说,有点同情。
“没办法也不能做这种事啊!”李奶奶立刻反驳,声音更大了,“有手有脚的,找个服务员的工作也行啊,一个月也能挣几千块,总比这样强。”
我每次去买东西,听见这些话,都想替苏曼辩解几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不是她,不知道她的难处,也没资格替她解释。我怕我说错话,反而给她添麻烦。
有次苏曼去买酱油,刚好听见老太太们议论,她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从耳根红到脖子,像被人扇了一巴掌。她拿起货架上的酱油,付了钱,连找零都忘了要,转身就往外走,脚步很快,像在逃。
我赶紧追上去,把找零的五块钱递给她:“苏姐,你的钱,忘拿了。”
她接过钱,手指捏着那五块钱,捏得很紧,指关节都白了,小声说了句“谢谢”,声音有点哑,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们一起上楼,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我跺了跺脚,灯亮了,她却没动,站在原地,肩膀微微发抖,像寒风里的叶子。
“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她们就是闲的,没事干,就爱说别人的闲话,没别的意思。”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却笑了笑,梨涡有点淡,“我没事,早就习惯了。在老家的时候,也有人说我妈生病是报应,说我来北京是想当有钱人的小三,都一样。我妈说,嘴长在别人身上,爱怎么说怎么说,咱们过好自己的就行。”
我没再说话,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难受得慌。到了三楼,她转身进301前,突然跟我说:“林晓,谢谢你。在北京,除了周叔,你是第一个跟我说这话的人。”
我愣了一下,她已经关上了门,门“咔嗒”一声,很轻,却像敲在我心上。
那天晚上,我赶完稿子,已经凌晨两点了。稿子改得很顺利,作者很满意,说“林晓,你改得很好,比我想的还到位”,我心里挺开心,煮了碗泡面,加了个鸡蛋,刚吃了两口,就听见隔壁传来敲门声,很轻,像是怕打扰我。
我打开门,看见苏曼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桶,粉色的,上面印着Hello Kitty的图案,应该是个女孩子用的,“我煮了点姜汤,看你灯还亮着,想着你可能还没睡,给你端过来一碗,驱驱寒。北京的冬天冷,喝了姜汤暖和。”
“你怎么还没睡?”我接过保温桶,里面的姜汤还热着,冒着热气,闻着就辣。
“有点失眠,”她靠在门框上,眼睛里有红血丝,眼袋也有点重,“想跟你说说话,又怕打扰你。”
我让她进来,给她倒了杯温水,让她坐在沙发上。沙发是我刚搬来的时候买的二手沙发,米色的,有点脏,我铺了块布在上面。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杯子,慢慢跟我说起她的老家——南方的一个小县城,叫清溪镇,有条穿城而过的河,叫清溪河,河边种着很多柳树,春天的时候,柳絮飘得满街都是,像下雪。
她的妈妈是清溪镇实验小学的语文老师,教了三十年书,桃李满天下。爸爸是县医院的护士,在她16岁那年,因为救一个落水的病人,自己淹死了,被追认为烈士。妈妈一个人把她拉扯大,供她上大学,读师范专业,希望她也能当老师,安稳。
“我妈最喜欢茉莉,”她说,眼睛看着窗外的雪,雪还在下,很小,“每年夏天,她都会在院子里种几盆茉莉,花开的时候,整个院子都是香的。我放学回家,一进门就能闻到茉莉香,我妈会在门口等我,手里拿着一块西瓜,冰过的,很甜。”
“我来北京的时候,她把一盆茉莉装在纸箱里让我带着,说‘看见茉莉,就像看见我一样’,结果路上不小心打碎了,花盆裂了,花也死了。我抱着那个破花盆哭了一路,觉得对不起我妈。”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哽咽着说:“我要是不离开老家,是不是我妈就不会生病?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我有时候想,要是我爸还在,他肯定会好好照顾我妈,不会让她受这么多苦。”
我递给她一张纸巾,没说话——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会好的”都是废话,她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听她说话的人,一个能让她放心哭的地方。那天晚上,她在我家待到凌晨四点,我们没再聊太多,只是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雪慢慢停了,看着东方泛起鱼肚白,看着第一缕阳光照在对面的楼上,像给楼镀了层金。
她走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楼下的早点摊开始冒烟,有卖油条的,有卖豆浆的,香味飘上来,很诱人。她跟我说“谢谢”,我说“不用谢,以后想说话了,随时来找我”,她笑了笑,梨涡又露出来,比平时亮。
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更亲近的朋友。她会跟我分享老家的趣事,比如清溪河夏天会涨水,孩子们会在河边摸鱼;比如县医院门口的包子铺,包子特别大,一块钱一个,能吃饱。我会跟她吐槽出版社的奇葩作者,比如有个作者要求“每句话都要带个‘啊’字”,改得我头疼;比如有个作者拖稿拖了三个月,每次催稿都说“快了快了,明天就给你”,结果明天复明天。
她会帮我收快递,我经常买很多书,快递员总在我上班的时候送,我就让快递员放在301门口,她会帮我拿进去,等我回来再给我。有次我买了一箱苹果,快递员送错了,送到了201,她帮我找了回来,还洗了一个给我吃,说“这个苹果甜,你尝尝”。
我会帮她修电脑——她的电脑是2015年买的笔记本,很旧了,经常死机,每次坏了,她都手足无措,坐在电脑前哭,说“这是我妈留给我的,不能扔,里面有我妈跟我的照片”。我会帮她重装系统,清理垃圾,让电脑能快点。每次修好,她都会给我煮碗姜汤,或者腌点酱菜,说“谢谢你,林晓,你真是个好人”。
周叔好像也知道我们的关系,有次他来的时候,特意给我带了一袋老家的核桃,用布袋子装着,还带着点泥土的味道,“小姑娘,看你天天熬夜,吃点核桃补补脑。这是我老家院子里的核桃树结的,比超市买的好吃,没打农药。”
我接过核桃,说了声“谢谢周叔”,他笑了笑,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朵菊花,“跟小曼好好相处,你们都是好姑娘,在北京不容易,互相帮衬着点。”
我点点头,看着他走进301,心里暖暖的——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能有这样的邻居和朋友,真好。
第四章 突如其来的心梗与艰难的选择
2022年春天,明苑小区的迎春花刚开,黄灿灿的,爬在红砖墙上,像撒了把金子。空气里带着点花香,还有泥土的味道,很清新。我以为这样的好日子会一直过下去,却没想到,意外来得这么快。
那天是周六,周叔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来。我在阳台晾衣服,刚洗的床单还在滴水,滴在楼下的水泥地上,溅起小小的水花。看见他从帕萨特上下来,脚步比平时更踉跄,扶着车门站了半天,才慢慢直起身子,脸色很白,像纸一样。
苏曼在楼上看见,赶紧跑下来,穿着拖鞋就跑,头发都没梳,扶着他的胳膊:“周叔,您怎么了?脸色这么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没事,”周叔摆了摆手,咳嗽了几声,咳得很厉害,眼泪都出来了,“就是有点头晕,可能是早上没吃饭,低血糖。”
苏曼想扶他上楼,可周叔走了没几步,突然腿一软,倒在地上,像棵被砍倒的树。苏曼吓得尖叫起来:“周叔!周叔!你醒醒!别吓我!”
我赶紧跑下楼,看见周叔躺在地上,眼睛闭着,嘴唇发紫,已经没了意识。苏曼跪在他旁边,手忙脚乱地拿手机,手抖得厉害,半天没拨通电话,手机都掉在了地上。
“我来打120!”我掏出手机,手指也在抖,可还是快速按下了120的号码,声音有点急:“喂!120吗?明苑小区,有人晕倒了,好像是心梗,快来!”
报完地址,我又帮苏曼把周叔扶到墙边,让他靠坐着,苏曼给他掐人中,手指都在抖,眼泪掉在周叔的中山装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周叔,你别吓我,”苏曼的声音带着哭腔,“你不是说要跟我一起去看我妈吗?你答应我妈的,要去清溪镇看她种的茉莉,你不能有事啊……”
周叔的手指动了动,却没睁开眼睛。救护车很快来了,鸣着笛,在小区里停了下来。医护人员把周叔抬上担架,苏姐想跟着去,却想起没带钱,翻遍了口袋,只有几十块钱,急得哭了:“怎么办?我没带钱,周叔的医药费怎么办?”
我赶紧从钱包里掏出两千块钱递给她,钱包里只有这么多,是我这个月的生活费,“拿着,先用我的,不够再跟我说。我这就给我同事打电话,让她给我转点钱。”
她接过钱,说了声“谢谢”,声音很轻,然后就跟着救护车走了。我帮她锁了301的门,把她落在地上的手机和钥匙收起来,坐在楼下的长椅上等着——我怕她回来没人开门,也怕她需要帮忙,更怕周叔出事。
长椅是铁质的,春天的早上还有点凉,我坐在上面,看着小区里的人来来往往,有去买菜的,有去上班的,有带着孩子玩的,每个人都很匆忙,没人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我掏出手机,给同事小李发了条消息,说“小李,能不能借我五千块钱?急用,下个月发工资还你”,小李很快回复“好啊,我这就转给你,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说“没事,邻居生病了,需要钱”,小李说“好,你别着急,钱马上到”。
钱很快到账了,我把钱转到苏曼的微信里,附言“先用着,不够再跟我说”。她没回复,应该是在忙。
晚上十点多,苏曼回来了。她的眼睛红肿得像核桃,头发乱糟糟的,身上还穿着早上的衣服,上面沾了点灰尘和药水的味道。我赶紧站起来:“周叔怎么样了?没事吧?”
“急性心梗,”她坐在长椅上,声音沙哑,像被砂纸磨过,“幸好送得及时,现在脱离危险了,在医院观察。医生说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要十几万,还说手术有风险,让家属签字。”
“他的家人来了吗?儿子或者女儿?”我问,心里有点担心——这么大的手术,需要家属签字,苏曼不是家属,签不了。
她摇摇头,眼泪又掉了下来,滴在裤子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他老伴走得早,儿子在国外做科研,在德国,说项目忙,回不来,让他找护工。女儿在上海做生意,说店里离不开人,也回不来,只说‘手术费我出,你们看着办’。他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不耐烦,说‘爸,你怎么这么麻烦,老了就不能让人省心点’。”
我没说话,心里替周叔难过——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到了关键时刻,却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连回来看看都不愿意。都说养儿防老,可有时候,养儿还不如一个陌生人。
苏曼靠在我的肩膀上,慢慢哭了出来,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谁。她的肩膀很窄,靠在我身上,很轻,像一片羽毛。那天晚上,我陪她在长椅上坐了很久,直到小区里的灯都灭了,风也凉了,才扶着她上楼。
她的腿有点软,走得很慢,我扶着她的胳膊,能感觉到她在发抖。到了三楼,她打开301的门,说“林晓,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不用谢,我们是朋友,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她笑了笑,笑得很难看。
接下来的几天,苏曼每天都去医院照顾周叔。她早上六点就出门,买好早餐送到医院,早餐是周叔爱吃的豆浆和油条,油条要刚炸的,豆浆要甜的。中午在医院附近的快餐店吃碗面,最便宜的阳春面,加个鸡蛋,说“省钱给周叔做手术”。下午帮周叔擦身、喂药、翻身子,怕他长褥疮。晚上十点才回来,眼睛里的红血丝越来越重,人也瘦了一圈,下巴都尖了。
有时候她会在我家煮点粥,白粥,没什么味道,加点盐,说“周叔只能吃清淡的,我也跟着吃点,习惯了”。粥煮得很稀,我看着她一口一口地吃,心里有点疼,给她夹了块我妈寄来的腊肉,说“吃点肉,不然身体扛不住”,她摇摇头,说“不用,我不饿”,可我知道,她是舍不得吃。
周叔的儿子终于在手术前一天回来了。我在楼下看见他,穿一身名牌西装,阿玛尼的,手里提着一个LV的行李箱,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说话很快,带着点不耐烦的语气:“我爸怎么样了?手术费我已经交了,十五万,够不够?等他做完手术,我就把他接到上海去,省得在这儿麻烦别人,也省得我操心。”
“麻烦别人?”苏曼站在旁边,脸色一下子就白了,声音有点抖,却很坚定,“周叔生病的时候,你在哪里?他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你在哪里?他想跟你说说话的时候,你在哪里?现在说麻烦别人,你不觉得脸红吗?周叔是你爸,不是麻烦!”
周叔的儿子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苏曼会反驳他,脸色变得很难看,像被人泼了盆冷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爸的事不用你管!你不就是图我爸的钱吗?现在装什么好人!”
“我图他的钱?”苏曼笑了,笑得很讽刺,眼泪却掉了下来,“周叔给我的钱,我都给我妈交医药费了,一分都没乱花!我照顾他,是因为他是个好人,不是因为钱!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眼里只有钱吗?”
周围的人都围了过来,指指点点的,周叔的儿子觉得没面子,脸色更难看了:“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我没时间跟你吵,我要去看我爸!”
他推开苏曼,就往楼上走,苏曼没站稳,差点摔倒,我赶紧扶住她。周叔在病房里听见外面的争吵,喊了声“小伟”,声音很弱,他儿子才不情愿地闭了嘴,走进病房。
苏曼站在外面,眼泪掉了下来,我递给他一张纸巾,她接过,小声说“谢谢”。我看着她的样子,心里很难过——她只是想帮一个好人,却被人误会,被人骂,太委屈了。
周叔的手术很成功,住院观察了两周就出院了。他儿子来接他的时候,没跟苏曼说一句话,只是把周叔的东西装进行李箱,推着轮椅就走,像推一个行李。周叔回头看了苏曼一眼,眼神里有愧疚,还有不舍,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被他儿子打断:“爸,别磨蹭了,车还在外面等着呢,晚了就赶不上飞机了。”
苏曼站在医院门口,看着他们的车消失在路口,站了很久,风吹着她的头发,很乱,像她的心情。我陪她回小区,一路上她都没说话,只是看着路边的树,叶子已经绿了,春天来了,可她的脸上却没有一点笑意。
回到小区,她站在301的门口,没开门,只是看着门牌号,看了很久,然后说“林晓,我想回老家了,不想在北京待了。”
我愣了一下,没说话,心里却有点慌——我知道她迟早要走,可没想到这么快。
“我妈病情稳定了,医生说可以在家透析,不用总住院了。老家的小学给我打电话,说缺语文老师,让我回去,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安稳,能照顾我妈。”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说别人的事,“周叔走了,北京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我点点头,说“好,回去也好,能照顾阿姨,也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她笑了笑,梨涡又露出来,却没以前亮了。
第五章 绿萝与明信片:告别与新的开始
周叔走后的第三天,苏曼开始收拾东西。她把窗台的绿萝搬下来,一盆一盆擦干净叶子,用抹布小心地擦,像在擦一件珍宝。把墙上的明信片取下来,放进一个旧信封里,信封是出版社寄书用的,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她用铅笔在上面写了“苏曼的明信片”。把茶几上的《边城》放进书包,还有我送给她的那些样书,都整整齐齐叠在一起,用绳子捆好,放在行李箱里。
我下班回来,看见她正在搬一个纸箱,里面装的是她的衣服,不多,就几件外套和几件T恤,她搬得有点吃力,脸都红了。我赶紧过去帮忙:“你要走了?什么时候走?”
“嗯,”她笑了笑,比平时勉强,梨涡很浅,“我妈给我买了明天早上的火车,九点的,从北京西站出发,到清溪镇要十个小时。本来想跟你好好告别的,可又怕你上班没时间,只能现在跟你说了。”
“明天我送你去火车站吧,”我说,心里有点难受,像丢了什么东西,“我明天调休,正好没事。”
“不用了,”她摇摇头,“你上班忙,别耽误你的工作。我自己能行,箱子也不重。”
我没再坚持,知道她不想麻烦我。她把纸箱放在门口,又去收拾别的东西——她的牙刷、毛巾、护肤品,都很简单,护肤品是超市买的大宝,几块钱一瓶,牙刷是十块钱三支的。
“窗台的绿萝我给你留了一盆,放在你门口了,”她指着302的门口,那里放着一盆绿萝,叶子绿油油的,是她养得最好的一盆,“好养,浇水就行,不用常浇,一周浇一次,浇透。我妈说,绿萝好养活,像人一样,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都能好好生长。”
我点点头,看着那盆绿萝,心里有点酸——这盆绿萝,是她刚搬来的时候买的,养了快一年了,现在留给了我,像留了一个念想。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我,是301的钥匙,上面挂着一个小小的茉莉花样的钥匙扣,是她自己做的,“这是301的钥匙,我跟房东说好了,你要是有朋友想租,可以跟他联系。房东人好,房租能月付,还能讲价。”
我接过钥匙,钥匙有点凉,上面还带着她的体温。我想说点什么,比如“以后常联系”,或者“有空来北京玩”,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怕忍不住哭出来。
她又从书包里掏出一张明信片,是凤凰古城的,背后写着一行字,字迹清秀,带着点南方的软:“林晓,谢谢你的陪伴,祝你在北京一切都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苏曼”
“我走了,”她拿起行李箱,拉杆有点坏了,拉的时候“咔嗒”响,“以后常联系,我会给你发我妈种的茉莉的照片,也会给你发孩子们的照片。”
“常联系,”我看着她的背影,慢慢消失在楼道里,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她没跺脚,应该是不想打扰别人,心里突然觉得空落落的,像少了一块。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想去送她,却看见301的门已经开了,里面空荡荡的,窗台的灯灭了,再也不会亮了。我站在门口,看着那盆绿萝,心里很难过。
过了一个月,我收到一个快递,是苏曼寄来的。快递盒很小,里面是一罐腌黄瓜,还是我喜欢的那种辣度,用玻璃罐装着,盖子拧得很紧。还有一封信,信纸是从小学的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有点毛糙,上面写着:
“林晓,见字如面。
我已经回到清溪镇了,一切都好。我妈恢复得很好,能自己做饭了,还在院子里种了几盆茉莉,说是等夏天开花了,给你寄点干花。
我在清溪镇实验小学教三年级语文,孩子们都很可爱,跟我以前教的学生一样。他们喜欢听我讲北京的故事,问我北京的天安门大不大,长城长不长,我都跟他们说‘很大,很长,以后你们长大了,可以自己去看看’。
周叔给我打了电话,说他在上海过得很好,儿子比以前孝顺了,每天都会陪他散步,还给他买了只小狗,叫‘曼曼’,说是想我了,就看看小狗。他说等秋天的时候,要来看我和我妈,还要尝尝我妈做的红烧肉。
我跟他说不用麻烦,他却坚持,说‘我答应过你妈,要去看她种的茉莉,不能说话不算数’。
窗台的绿萝还好吗?我走的时候特意选了一盆最壮的,应该能活很久。北京的冬天很冷,你要多穿点衣服,别总熬夜,对身体不好。要是加班晚了,就煮点姜汤喝,驱驱寒。
以后有机会来清溪镇玩,我带你去看清溪河,去吃县医院门口的包子,还有我妈做的红烧肉,很好吃。
祝你一切都好,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也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苏曼”
我把信放在书桌的抽屉里,跟那张凤凰古城的明信片放在一起,还有她留给我的钥匙,都放在一个盒子里,像藏着一个秘密。窗台的绿萝又长了新叶子,绿油油的,在阳光下泛着光,我每周都会浇一次水,浇透,像她嘱咐的那样。
后来我换了工作,从出版社辞职,去了一家文化公司,做策划,工资比以前高,也不用总加班。我搬到了离公司更近的地方,离开了明苑小区。搬走那天,我把苏曼留下的绿萝送给了张姨,跟她说“这是301苏曼留下的,她回老家了,你帮我好好养着。她是个好人,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张姨接过绿萝,笑了笑,有点不好意思:“姑娘,以前是我不对,不该说她的闲话。后来我听说她照顾周叔,还把钱给她妈治病,才知道她是个好姑娘。我会好好养着这盆绿萝,等她回来的时候,还给她。”
我点点头,没说话,心里却很开心——张姨终于知道苏曼是个好人了。
再后来,我去南方出差,特意绕到清溪镇。那是个很小的县城,真的只有一条主街,街上有个菜市场,早上很热闹,卖菜的、卖早点的、卖水果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清溪河真的很美,河水清清的,河边种着很多柳树,风吹过,柳絮飘得满街都是,像下雪。
我找到清溪镇实验小学,看见苏曼站在操场上,穿着白色的衬衫,蓝色的裙子,是小学老师的校服,带着孩子们跳绳,绳子甩得“呼呼”响,孩子们笑得很开心,她也笑,梨涡又露出来,像春天的花,很温暖。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跑过来,像以前一样笑了:“林晓,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来出差,顺便来看看你,还有阿姨,”我说,看着她的样子,心里很开心,“顺便尝尝阿姨做的红烧肉。”
她笑着点点头,拉着我的手,往学校门口走。她的手很暖,像春天的阳光。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暖暖的,河边的柳树绿了,春天来了,一切都在变好。
我知道,苏曼的生活已经步入正轨,周叔在上海过得很好,我也在为自己的生活努力。那些关于“包养”的闲言碎语,早就被风吹散了,只剩下真实的、鲜活的、带着温度的记忆——就像窗台的绿萝,虽然换了地方,却依然好好生长,带着我们的友谊,带着那些互相陪伴的日子,一直温暖下去。
后来,苏曼给我寄了一包茉莉干花,很香,我放在书桌上,每次看书的时候都能闻到。她还给我寄了孩子们的照片,孩子们笑得很开心,像小太阳。我知道,我们的故事还没结束,我们会一直是朋友,一直互相陪伴,不管在哪个城市,不管过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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