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兵不血刃地进入了其首都喀布尔，标志着阿富汗战争一个时代的终结，宣告了“伊斯兰学生运动”（意译“伊斯兰学生军” 或 “塔利班组织”）的第二次强势回归。

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兵不血刃地进入了其首都喀布尔，标志着阿富汗战争一个时代的终结，宣告了“伊斯兰学生运动”（意译“伊斯兰学生军” 或 “塔利班组织”）的第二次强势回归。

时隔二十年，这个以严苛伊斯兰教法统治而闻名的组织，再度成为了阿富汗命运的主宰者。

从1996年至2001年的首次执政，到2021年至今的再度统治，这两次掌权并非简单的历史重复。

其管理政策在核心意识形态一脉相承的同时，于策略、手法和面临的挑战上，也展现出了值得深思的演变与不变。

90年代中期，塔利班在混乱的内战之中崛起，其口号是铲除军阀、恢复和平与秩序。

1996年攻占喀布尔后，试图在阿富汗构建一个“纯粹”的伊斯兰酋长国。

迅速将其对伊斯兰教法的极端解释付诸了实践，并将其对沙里亚法（源自《古兰经》和圣训）的理解作为国家唯一的法律来源，建立了“劝善惩恶部”作为执行机构。

这一时期，管理政策以其原始性和残酷性为标志。

如：盗窃者会被当众断手，通奸者会被处以石刑，饮酒者会遭受鞭刑，而这些刑罚通常在体育场或广场公开执行，旨在以最直接的方式震慑民众。

“劝善惩恶部”的宗教警察手持皮鞭，在街头巡逻，严格监督民众的着装、行为与宗教功课。

男性被要求留胡须，祈祷时间必须前往清真寺。

对女性的政策最为世人所诟病，最集中地体现了其意识形态的极端性。

女性被禁止工作，被要求穿戴覆盖全身的布卡罩袍，若无男性亲属陪同，不得独自出门，女童被禁止接受教育。

通过将这些政策制度化，系统性地将女性从公共生活中彻底抹去，使其被禁锢在了家庭内部。

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也严重摧残了阿富汗的社会发展与人力资源。

另外，任何被视为“非伊斯兰”或可能引发享乐的事物都遭到严禁。

电视、电影、音乐、舞蹈、摄影被全面禁止，甚至放风筝、玩象棋等传统娱乐活动也被视为“罪恶”，等同于----文化灭绝。

异见和反抗会遭到最无情的镇压，针对哈扎拉族等什叶派少数民族的迫害事件时有发生，凸显了其教派歧视的倾向。

这第一次执政，是一个封闭、孤立、以恐惧为统治工具的神权政体实验。

其政策的核心是创造一个它想象中的“完美”伊斯兰社会，代价则是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社会活力的停滞与倒退。

经过二十年战争的锤炼，塔利班在与国际社会的接触当中，第二次夺取政权前后展现出了一种更为老练的姿态。

发表了诸多“宽恕”与“改革”的言论，试图塑造一个更为温和的形象以换取国际社会承认。

然而，其实际管理政策却揭示了在策略性的调整之下，其核心意识形态的坚韧不变。

如：对女性权利的系统性剥夺。
这是检验塔利班是否真正改变的核心试金石，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其最初承诺“在伊斯兰框架下”保障女童的受教育权利，但上台后不久，便陆续禁止了中学和大学女生教育。

这直接逆转了过去二十年阿富汗在教育领域取得的进步，也暴露了其承诺的虚伪性。

另外，绝大多数女性公务员被解雇，被禁止为国内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这导致了许多关键性的人道援助项目陷入停滞。

女性无男性亲属陪同不得长途旅行，进入公园、健身房等公共场所。

这又等同于，女性被再次系统地排除在了公共领域和劳动力市场之外。

女性前往医院，必须有一名男性亲属（称为“马哈拉姆”，特指无法与之结婚的男性，如父亲、儿子）陪同。

如果没有男性陪同，会被拒绝进入医院。

这一规定在实践中被严格执行，几乎没有例外。

这对于在世上没有男性亲属的寡妇、孤儿和单身女性来说，几乎剥夺了获得正规医疗服务的权利。

她们一旦生病，只能冒险寻求地下诊所的帮助，或者听天由命。

这些政策表明，在关乎社会性别角色的核心意识形态上，塔利班始终没有丝毫妥协。

其执行手段，或许不像第一次那样充斥着街头暴力，通过政令进行的制度化、系统性的压迫，其效果同样，甚至更为彻底。
只是，在统治手法上有所变化。

虽然仍公开实施鞭刑和石刑，但这些刑罚更多是通过其司法系统下达的命令，并在监狱内或特定场所执行，而非完全在街头随意进行。

这体现了，一种从“叛乱组织”向“事实政权”过渡的姿态，试图将暴力“合法化”。

现在互联网的时代，塔利班采取了更为复杂的媒体与信息管控策略。

关闭了女性运营的广播电台，审查不符合其教义的网络内容，多个省份禁用光纤网络，以阻止“不道德”信息的传播。

这与第一次执政时，简单地砸毁电视机形成了鲜明对比。
事实上，第二次掌权的塔利班，面临着其前任从未曾遇到过的复杂局面。

由于国际社会拒绝承认其政权，阿富汗海外资产被冻结，国际援助大幅削减，导致该国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

如何在不改变核心政策的前提下缓解危机、维持统治，是其面临的巨大难题。

并且，国际社会要求塔利班与包括“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简称ISIS-K 或 IS-K）在内的所有极端组织切割，并建立包容性的政府。

塔利班在这两方面进展均为有限，其内部也存在强硬派与务实派的分歧，导致其反恐承诺与治理能力备受质疑。

回顾塔利班这两次掌权的管理政策，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贯穿始终的核心主线：

即以其所阐释的、最保守的沙里亚法为根本准则，构建并维护一个男性主导的、严格区隔的、拒绝现代世俗价值观的神权秩序。

其不变的，是对女性权利的彻底否定，对异己文化和个人自由的压制，以及将宗教教义作为最高治国纲领的核心理念。

其变化的，则更多是策略与手段。

为了应对国际社会的压力和技术时代的挑战，塔利班在第二次统治中，试图用一种更具“制度性”和“政令性”的压迫，来替代第一次那种原始而直接的暴力；用更具策略性的外交辞令，来掩盖其本质上并未改变的政策目标。

因此，塔利班的第二次掌权，并非其本质的蜕变，而是在新环境下一种更为精明、也更为顽固的延续。

它向世界证明，尽管时间流逝、时代变迁，这个组织的意识形态内核具有惊人的稳定性。

对于阿富汗人民，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这意味着一个看不到尽头的严冬。

对于国际社会而言，这则是一个关于意识形态韧性的沉重案例，提醒人们，某些深刻的冲突与矛盾，远非政权更迭或军事行动所能轻易化解。

阿富汗的未来，依然深陷在神权政治桎梏与对现代性渴望这一巨大的张力之中。

来源：3C捕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