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6月的武汉，空气湿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日军飞机每天都在上空盘旋，汉口机场的跑道被炸得坑坑洼洼。中国空军的飞行员们驾驶着破旧的战机，在燃油短缺的情况下顽强抵抗。

1938年6月的武汉，空气湿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日军飞机每天都在上空盘旋，汉口机场的跑道被炸得坑坑洼洼。中国空军的飞行员们驾驶着破旧的战机，在燃油短缺的情况下顽强抵抗。

此时的钱大钧担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既要指挥空战，又要提防背后的暗算。军统湖北站副站长杨若琛是戴笠的亲信，他不断向重庆那边打小报告，诬陷钱大钧私扣汽油、有通敌之嫌。这些事情虽然没有真凭实据，却还是引起了蒋介石的猜疑。

钱大钧出生在江苏昆山的一个普通家庭，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四岁那年，他跟着父亲搬到苏州居住。不幸的是，随后父亲去世，他只得跟随二哥到上海谋生。

1909年，凭借头脑的机灵，他被保送到江苏陆军小学学习，从此开始接触到部队。后来他去到日本，在士官学校继续深造。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时，钱大钧凭着扎实的军事功底参加了建校工作，在学校担任中校兵器教官。

在东征战役中，他带领教导第三团屡次立下奇功。到了北伐时期，他已经晋升为第二十师师长兼广州警备司令。这些早年经历让他在黄埔系中有着深厚的人脉，也逐渐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1935年，钱大钧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他被任命为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这个职位让他能够近距离参与重大的决策。

然而1936年爆发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一切。当张、杨发起兵谏时，钱大钧为了保护蒋介石，胸部中弹受伤。虽然事后获得了云麾勋章，但作为侍卫长，钱大钧负责全程安保。事变最终爆发且蒋介石被扣押，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整个警卫系统的重大失职。蒋介石对他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产生不满。

这份不满被戴笠敏锐地察觉到，军统开始有系统地收集对钱大钧不利的证据。原本令人羡慕的侍卫长职位，反而成了他和特务系统结怨的开端。

戴笠和钱大钧的矛盾在西安事变后逐渐浮出水面。军统利用蒋介石对钱大钧的猜疑，不断散播对他不利的言论。他们甚至暗示钱大钧和张学良交往过密，这无疑触动了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

实际上，在事变发生前，蒋介石确实派钱大钧去接触过张学良，目的是要分化东北军和西北军。这个任务本身就充满风险和矛盾。

而军统的步步紧逼，反映出当时国民党内部两大势力黄埔系军官和特务系统之间的明争暗斗。前者倚仗战功和资历，后者则依靠特殊的情报网络。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钱大钧被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这时的中国空军实力薄弱，战机不足百架，燃油储备更是捉襟见肘。

钱大钧不得不日夜忙着督导飞机维修、调配物资。然而就在这危急关头，杨若琛却向蒋介石密报，指控他挪用了两百桶航空汽油。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钱大钧只好带着出库单据，一条一条地向蒋介石解释。虽然最后没有被追究责任，但这种前后受敌的处境让他身心俱疲。前线的战事已经够艰难了，后方的暗箭更让人防不胜防。

1938年6月的一天，钱大钧得知杨若琛正在捏造他消极抗战的材料。这位向来以沉稳著称的上将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他随后持枪直闯军统湖北站，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扣动了扳机。子弹精准地射中了杨若琛的额头，那些还没来得及送出的诬告材料散落一地。

在场的其他特务都吓呆了，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拦。这一枪不仅结束了杨若琛的生命，也打破了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潜规则。令人意外的是，蒋介石对此事并没有深究。

蒋介石放过钱大钧，实际上有着权术平衡的想法。当时军统的势力正在快速扩张，情报人员的人数接近五万，戴笠和美国军方的密切往来更引起了他的警觉。

钱大钧枪杀杨若琛的事件，正好给蒋介石提供了制衡戴笠的机会。他表面上斥责钱大钧“鲁莽”的背后，其实是默许或利用。

1943年，蒋介石更进一步，命令侍从室扩编反间谍力量，以此对军统形成有效制衡。这种权谋手段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权力平衡，却加深了国民党内部的不信任感。

1944年，一则出人意料的人事任命震动了整个国民党高层，钱大钧兼任军统局长。当他拿着委任状走进军统总部时，戴笠脸色铁青，却不得不配合交接。

上任后，钱大钧立即推行改革，要求情报经费必须经过联合审批，大量裁撤戴笠的亲信，还专门设立纪律委员会来清查特务贪污问题。

这些做法把军统经营多年的权力网撕开了一道口子。虽然这只是暂时的胜利，但显示出钱大钧在权力斗争中的强硬手腕。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专机在南京岱山坠毁。这场空难的原因众说纷纭，机械故障、暗杀阴谋、天气因素等各种猜测至今没有定论。

戴笠之死成为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军统随后改组为保密局，编制从鼎盛时期的十几万人锐减到六千人。与此同时，钱大钧也渐渐淡出军界，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两个对手长达八年的明争暗斗，就以这种意外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1950年，钱大钧随国民党前往宝岛。在台北期间，他只担任了“总统府战略顾问”“华航董事长”等闲职。

他把精力转向学术和公益事业，主持编纂历史资料，资助退役军官子弟教育。晚年他捐赠的密电等文件，为学术界研究民国史提供了重要物证。1982年，钱大钧在台北去世。他的一生见证了民国从建立到衰败的整个过程，他的个人命运和时代变迁紧密相连。

钱大钧和戴笠的争斗反映出国民党政权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传统军事精英和新兴特务系统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源于制度设计的缺陷。

蒋介石既要依靠军统巩固统治，又担心其势力过大，所以默许黄埔系对其进行制衡。这种权术虽然在短期内能维持平衡，但从长远来看却加速了组织内部信任的瓦解。钱大钧和戴笠的恩怨，只是这个庞大政权走向衰亡的一个缩影。

来源：东邑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