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0年春天，太行山脉还裹在没散尽的寒气里。八路军总部的临时病房外，哨兵的脚步声轻得像落在草叶上的露珠，病房里一声婴儿的啼哭却格外清亮，把这年春天的晨光都揉得暖了些。

“傻孩子，怎么还把你二伯的名字填上了？”面对前来求助的小姑娘，陈赓大将忍不住笑着说。这个“傻孩子”不是旁人，正是左权的女儿左太北。

按说，这样的身份不说“光宗耀祖”，但肯定是光荣的，谁知道，就在她考大学的时候，却因为政审不通过被刷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位“二伯”又是谁？

1940年春天，太行山脉还裹在没散尽的寒气里。八路军总部的临时病房外，哨兵的脚步声轻得像落在草叶上的露珠，病房里一声婴儿的啼哭却格外清亮，把这年春天的晨光都揉得暖了些。

刘志兰躺在床上，脸色还苍白着，眼睛却紧紧盯着襁褓里的小家伙。守在床头的浦安修搓着手，熬了半宿的眼睛里满是笑意：“可算等你安全了，这丫头哭声这么亮，将来准是个结实的。”

等确认产妇和孩子都安稳了，浦安修才急急忙忙往彭老总的小屋跑，推开门就拽着他往外走：“快！老刘生了，是个姑娘，你快去看看！”

彭老总手里的文件还没叠好，一听这话立马扔在桌上，大步往病房赶，那着急的样子，倒比当爹的还上心。凑到襁褓边看了两眼，他摸着下巴琢磨：“生在太行北边，就叫‘太北’吧，左太北，这名儿实在。”

那会儿谁也没想到，这个叫左太北的姑娘，往后的人生会和这片山脉、和身边这些人，缠得这么深。

太北的父亲，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她出生这年，左权和刘志兰结婚刚满一年，这门亲事还是朱德总司令亲自说和的。去年春天，总部里办婚事的时候特别简单，刘志兰围着条淡蓝色的围巾，左权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席间两人对视着笑了笑，没说什么山盟海誓，却比啥都实在。

只是那会儿战事紧，左权总在前线跑，夫妻俩聚少离多，太北出生，算是给这段聚散不定的日子，添了块暖乎乎的牵挂。

左权不是个会说软话的人，但对太北格外细心。只要能回总部，他准会先去抱孩子，笨手笨脚地学给孩子穿衣，用温热的毛巾给小家伙擦手，夜里太北哭闹，他就蹲在摇篮边，压低声音哼着不成调的曲子哄睡。

刘志兰不会带孩子孩子，左权就一边教她怎么冲米糊，一边还得盯着桌上的军务地图，有时候刚把孩子哄睡，前线的电报来了，又得立马往指挥部赶。

那会儿根据地物资紧，连块像样的布料都难找，左权却总能变出些“小惊喜”，要么是从老乡那换的几颗红枣，要么是自己攒下的一块糖，剥开了塞给刘志兰，再逗逗小太北。

有了太北，总部的空气都好像松快了些，有时候战士们路过左权的住处，听见屋里孩子的笑声，都忍不住多站会儿。

可这样幸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1940年，百团大战要开打了，总部得往安全的地方转移，一家三口不得不分开。临走前，左权特意找了个相机师，在山坡上拍了张全家福。太北才几个月大，被爸妈一左一右搂着，眼神还懵懂着，不知道这是他们一家三口唯一的合影。

分手的时候，刘志兰抱着孩子，眼圈红红的，左权并没有说什么甜言蜜语，只反复叮嘱：“路上小心，照顾好太北，等打完仗我就找你们。”话刚说完，就转身往队伍里走，没回头，但谁都能看出来，他其实心里比谁都舍不得。

往后的日子，左权的信一封封地寄到延安，没什么大道理，全是琐碎的惦记：“山里冷了，给太北多裹件衣裳”“她要是闹着要吃的，别总给硬馍，找老乡换点软粥”。

十几封信，每一封都不算长，却字字都裹着牵挂。只是刘志兰最终还是没等到他回来，1942 年5月，日军调集三万兵力轰炸太行山区，左权在十字岭突围的时候，为了掩护大部队，被炮弹击中，牺牲时才37岁。

那会儿太北还不到2岁，连“爸爸”都没喊过。刘志兰抱着孩子在延安的窑洞里，好几天没说话，后来有人说，夜里总听见她对着太北的摇篮小声哭。

小太北的童年，是在延安保育院度过的，院里的孩子大多和她一样，爸妈在前线打仗。她最早对“爸爸”的印象，是从别人的嘴里听来的，保育员阿姨说：“你爸爸是英雄，是为了打鬼子牺牲的。”可“英雄”是什么，她那时候还不懂。

等太北大点了，刘志兰要忙工作，就把她寄养在彭老总家。

彭伯伯不像左权那样会哄孩子，却格外疼她。每天晚饭时，总会问她在学校的功课，要是太北说哪道题不会，他就放下筷子，拿张纸给她画图讲解；浦安修阿姨则总把家里的好吃的留给她，冬天里会把太北的小手揣进自己的棉袄口袋里暖着。

左太北在彭家待了好几年，从没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反而觉得这里就是自己的家。

1949年进北京后，太北去了八一小学读书。学校里的孩子大多有特殊的家庭背景，有董必武的子女，也有毛主席的孩子，但老师们从不提这些，只要求大家“和普通孩子一样”。

有一次上历史课，老师问“百团大战里牺牲的高级将领是谁”，太北举手回答“左权将军”，全班同学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她身上，那眼神里有好奇，也有敬畏，让她很不自在。

下课后教导主任找她谈话：“以后回答问题，不用特意提亲属关系，你和其他同学一样。”太北那时候才明白，父亲的“光环”，有时候也是一种负担。

从那以后，太北就学着低调，从不主动提自己的身世，连和同学玩的时候，也尽量不聊家里的事。她穿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书包用了好几年也不换，别人问起，她就说“还能用，不用买新的”。

这种“不搞特殊”的习惯，一直跟着她长大。

1960年，左太北要考大学了，她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后来人常说的“哈军工”。

那时候哈军工是新中国最顶尖的军事院校，能进去的都是尖子生，太北为了考试，每天熬到后半夜，书本都翻得卷了边。成绩出来的时候，她高兴得蹦起来，专业课和文化课都名列前茅，可没等她高兴多久，政审却出了问题。

政审的工作人员拿着她的档案，皱着眉头说：“你伯父左棠是国民党少将，这不符合《军校政审条例》。”太北一下子就懵了，她根本没见过左棠，只听母亲说过，这位二伯早年和父亲一起读过黄埔军校，后来却走了不同的路，留在了国民党军队，1949年就病故了。

填表的时候，母亲叮嘱她“要如实写，不能隐瞒”，她就老老实实地把左棠的名字填了上去，没想到这却成了求学路上的“绊脚石”。

太北急得睡不着觉，跑到彭老总家诉苦。彭伯伯听完，叹了口气：“孩子，这事我不好直接干预，你去找陈赓叔叔吧，他是哈军工的院长，也是你爸爸的老战友，或许能帮上忙。”

太北听了这话，立马就去了北京协和医院，那时候陈赓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正在住院。推开病房门的时候，陈赓正半躺在床上看文件，看见太北进来，眼睛一下子亮了：“这不是太北吗？都长这么大了，跟你爸爸年轻时真像。”

太北红着眼圈，把政审的事说了一遍，陈赓听完，拍着床头生气：“哪有这么办事的！你爸爸早就跟你二伯划清界限了，那会儿他还没入党呢！”说着，陈赓从床头柜里翻出一本泛黄的《黄埔同学录》，翻到左权那一页，指着备注栏说：

“你看，这里写着‘亲撰声明与长兄政见不合’。当年你爸爸在黄埔的时候，你二伯写信劝他投靠国民党，你爸爸回信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还专门写了声明，跟他断绝了关系。”

陈赓说着就抓起电话，打给哈军工的招生处：“左太北的事我知道了，她填的不是‘污点’，是历史！左权将军早就跟他哥哥划清界限了，政审不能把这事算在孩子头上！”挂了电话，陈赓看着太北，语气温和下来：

“你爸爸要是知道这事，肯定得气坏了。记住，做人要诚实，但也不能让别人把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你头上。”

没过多久，太北就收到了哈军工的录取通知书。拿着通知书的那天，她跑到彭老总家报喜，彭伯伯笑着说：“我给你写句话吧，算是给你的鼓励。”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下“祝你永远青年”，字不算特别好看，却格外有力。

左太北把这张纸夹在课本里，后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拿出来看看，心里就有了劲。

哈军工的学习生活比太北想象的还苦。导弹工程系的课程难度大，实验又多，有时候为了一个数据，她能在实验室里待一整天，连饭都忘了吃。

学校里有规定，学生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太北就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学习上，日记本里记满了公式和实验笔记，偶尔也会写两句对父亲的思念：“爸爸，我现在在学导弹，将来要为国家造武器，就像您当年保卫国家一样。”

1965年，太北从哈军工毕业，被分配到了七机部，也就是后来的航天工业部门。那时候条件艰苦，她被派到一线工厂工作，住的是简易宿舍，冬天没有暖气，夜里冷得睡不着，就裹着被子看图纸；食堂的伙食也简单，顿顿都是粗粮，她却从没抱怨过。

和她一起工作的师傅们，一开始不知道她的身世，只觉得这个“左姑娘”能吃苦、肯钻研，遇到难题总爱蹲在现场和大家一起琢磨，时间长了，都愿意跟她打交道。

后来，有人知道了她是左权的女儿，惊讶地说：“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你要是早说了，还能给你安排个轻松点的活计。”左太北却只是摆摆手说：“左权的女儿怎么了？和大家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我跟大伙儿一起，能干好这些活。”

左太北这一辈子，都没有将父亲的“光环”套在自己身上，反而将这当成一种责任：父亲是为了祖国做贡献的，自己也要为祖国做贡献。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传承”。

来源：轩亦二胡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