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场逮捕比吴石案早了大半年，一次劝降连蒋经国都亲自出面，可这个人到死都没松口，直到四十多年后，他的名字才从“叛徒”“匪谍”的标签里挣脱出来。1949年的台湾，白色恐怖刚压下来，第一批倒在枪口下的地下党员里就有他，只是这身影被埋得太深，藏了太多年。

一场逮捕比吴石案早了大半年，一次劝降连蒋经国都亲自出面，可这个人到死都没松口，直到四十多年后，他的名字才从“叛徒”“匪谍”的标签里挣脱出来。1949年的台湾，白色恐怖刚压下来，第一批倒在枪口下的地下党员里就有他，只是这身影被埋得太深，藏了太多年。

张志忠不是临时去的台湾。1946年他就受组织派遣，从福建渡海过来，那会儿国民党刚接台湾没两年，物价飞涨，工人扛活拿不到钱，农民交了地租就剩半袋粮。他化名“张时”，先在基隆港当搬运工，跟工人一起扛米袋、睡工棚，吃饭时蹲在地上聊，慢慢把想反抗的工人串起来；后来又去台中乡下，帮农民算地租里的猫腻，把反苛捐杂税的农户拢到一块儿。没人知道这个说闽南话带点福州口音的汉子，是台湾省工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部长，手里攥着全台地下武装的联络网——小到码头工人的互助会，大到乡下的自卫队，都归他管。

1949年12月29日那天，天还没亮，基隆就飘着冷雨。不是因为后来的蔡孝乾叛变，那是1950年1月的事，是他发展的一个联络员被特务抓了，没扛住审，把他供了出来。特务破门时，他正跟妻子季沄整理情报，季沄是台北市大同中学的老师，平时靠这个身份打掩护，桌上还摊着没写完的农民运动报告。他想把床板下的联络名单烧了，可特务冲得太快，名单被搜走，他和季沄一起被押走，那会儿他们的儿子杨扬才刚满周岁，女儿张素梅还在襁褓里。

没过多久，蒋经国就找来了。当时蒋经国是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管着情治系统，他知道张志忠的分量——这人手里有地下武装的部署，能牵出整个台湾工委。看守所的小屋没生火，冷得人搓手，蒋经国坐着，他站着，聊了一下午，说只要他愿意写“悔过书”，公开认“错”，不仅能免死刑，还能放季沄出去，让一家人去香港过安稳日子。张志忠盯着蒋经国递过来的纸，只说了句：“我做的都是帮老百姓的事，没什么错要悔，要杀就杀我一个，别牵扯家人。”

劝降没成，审判就拖了又拖。一开始军事法庭判了死刑，后来又改无期——有人说上头还想从他嘴里套话，觉得留着他有用。从1949年底被捕到1954年，整整四年多，特务没少跟他磨，鞭子抽、辣椒水灌，他还是那句“不知道”。季沄没等到出头日，1950年11月18日就被押到马场町，枪响的时候，才30岁。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也被押过去了，临刑前给狱友留了张字条：“别为我难过，能为老百姓争日子，值了。”他死的时候39岁，比之前传的年纪大了四岁，是熬了四年审讯才走的。

他们俩走了，孩子就惨了。一岁的杨扬和襁褓里的张素梅被送到乡下亲戚家，亲戚怕受牵连，不敢让孩子用原名，把杨扬改成“张思中”。上学的时候，同学知道他们是“匪谍的孩子”，没人跟他们玩，还扔石头喊“匪谍仔”。张素梅身体弱，26岁那年得了肠癌，没钱治，走了；杨扬长大后在台北当小职员，1968年1月，突然在旅社服毒没了，有人说他是被特务逼的，可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最后就按“意外”结了案。

真正等到清白，是1998年1月。大陆党史部门梳理台湾地下党历史，从福建档案馆找出1946年张志忠赴台的派遣档案，又去台湾找当年的老地下党员核对，还拿到了季沄在牢里写的日记。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追认张志忠为革命烈士，证书上写着“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牺牲”。那会儿季沄的难友还在，七十多岁的老人捧着证书哭，说：“季沄姐，老张，你们看，孩子们要是还在，就能知道爸妈没做错事了。”

2000年，有人去绿岛公墓找，才在荒坡上找到一块没刻字的石头，底下埋着张志忠的遗骨。只知道当年处决后，他就被随便埋在这儿，连个名字都没留。迁葬那天，基隆港的老工人来了，拄着拐杖，说“张兄弟当年帮我们要过工钱”；台中乡下的老农也来了，拎着一篮自己种的橘子，说“张先生帮我们跟地主争过田”。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他的名字刻在英烈墙上，跟吴石、朱枫排在一起，只是比他们晚了十几年才被人看见。

来源：卡布奇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