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会儿，说白了就是一夜之间从乡里小干部，变成了全国的“面孔”。来头不大，地方来的，名牌也没几个，但就被摆上了政治舞台。接下来的几年，他的职位蹭蹭往上走：1971年2月被调到省里，成了省革委会副主任，还进了省委常委；1973年又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中央委员；

1969年九大开完后，会上确认了一件事：年继荣被选为中央委员。

那会儿，说白了就是一夜之间从乡里小干部，变成了全国的“面孔”。来头不大，地方来的，名牌也没几个，但就被摆上了政治舞台。接下来的几年，他的职位蹭蹭往上走：1971年2月被调到省里，成了省革委会副主任，还进了省委常委；1973年又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到1975年，他以三十七岁的年纪成了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按道理，这速度说明上面对他还挺看好，地方成绩也摆在那儿，不是空口说白话。

但事儿没一直朝好方向走。1976年十月“四人帮”垮台后，政治气候变了。1977年七月，在十一次大会召开的前头，他已经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连出席大会的资格也没了。到了1978年七月，党内对他的处理更严厉——被开除党籍，调往天水市秦城区汪川乡，做起了普通干部。1982年，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撤销。过了几年，1987年被安排到天水市秦城区乡镇企业管理局当干部，一干就是到1998年12月退休。退休以后，他慢慢淡出公共事务，回到比较平静的日子里。

把这些年头连起来看，像两段人生割成了两半。要弄清为啥他能在那阵子窜到省里、还能当中央委员，就得往更早的时候翻。年继荣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是在基层一步步打下来的牌。1960年代前期，他在家乡的表现被上头盯上，那并非运气好，而是干出来的。礼县地处陇南东南，山多地少，条件很差。他所在的崖城公社何家庄，原先产量低下，但人没闲着。

他们把“能种的地往外扩”当真事做：开荒、修水利、整沟渠，搭简易灌溉。不是那种喊口号的动作，是拿着锄头、担着土一点点干成的。种地也有门道，分块试种不同品种，先稳后扩，哪块行哪块蹭起来；灌溉靠人抬土、垒石头，简单却实用。在气候不利的地方，他们尝试种耐旱作物，调整播种时间，这些细节把产量一点点拉上去。当地流传一句话：“远学大寨，近学何家庄。”这话说明何家庄在邻里间成了样板，别的队也来学法子。

年继荣那会儿既是大队总支书记，也是民兵连的指导员，这两个身份合二为一，让他在组织人手和安排生产上有发言权。他年轻时就被培养。1953年农村开始搞合作社、人民公社，崖城公社一成立，他被列为观察对象。1955年十七岁进了团，后担任何家庄团支部书记；1958年二十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就担任何家庄大队总支书记。基层的事情都跟他有关，组织能力、调度人手、靠实干带动群众，这些都成了他上升的资本。1968年他三十岁时就进了县革委会当副主任，从县里到省里，到中央委员，看起来是顺理成章。

不过，那种上升带着时代的印记。七十年代初把农民出身的干部推上去，本身也带有政治意图——要在高层里有“工农代表”。所以像年继荣这样的既代表基层实践，也成了某种政治符号。可政治环境风向一变，人的命运就跟着走样。四人帮倒台后，很多人被重新审视，他也在被审视的名单里。官方没有把所有细节都公布出来，更多当作一次政治整顿来处理。他从省委书记到做普通乡干部，身份、工作重心、生活都回到了基层，那段落差是肉眼可见的。

1987年重新被安排到乡镇企业管理局，说明他后来还是在乡镇层面有点用武之地，只是再无当年那股锋芒。1998年12月退休，之后的日子就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了。生在1938年的礼县，小时候赶上抗日和解放战争，物质条件差，能念书的人不多，新中国后来给了他读书和被培养的机会。这一切背景，也决定了他既有能吃苦的底色，也有被组织重点栽培的缘分。

看他那些年在何家庄的做法，会发现很多细节：分工明确，谁带头开荒、谁管灌溉、谁负责试验田、谁记录产量变化；动员时不是空喊口号，而是讲计划、讲时间表、讲谁掏工具，这样群众信任起来。灌溉沟渠往往是靠人挑担运石头，遇到硬土就用简陋的机械配合，没钱就先人拉人扛。产量上来以后，邻队就图个样子，对外宣传也就更容易做，人心稳了，干部的权威自然上来了。

他被提拔的逻辑也清楚：基层试验有效果，上级就把人往上提；政治上需要这个类型的人，就给他舞台。跌落的那段，看起来像是政治风向使然，不完全是个人能力的问题。晚年的安排和退休生活，更多是回归了普通人的节奏——继续为地方做事，但没有中央舞台那么亮眼。文章到这儿，应该能看出一条线：从山沟里的试验田，到省里的常委，再被拉回基层，这路子里既有个人努力的痕迹，也有时代变迁的影子。

来源：个v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