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事情是在1950年，台湾台北。风刮得像刀子一样，吴石这个人，还有朱枫他们几个人，都被送到了马场町。他们再也没能回来。吴石当时官最大，是个中将，还在“国防部”当着参谋次长。国民党刚刚退到台湾，他是被抓的第一个高级将领。

一个大官，临死前说了一个谎话，竟然骗过了抓他的人。他到底为什么这么说？难道真是为了保命吗？

事情是在1950年，台湾台北。风刮得像刀子一样，吴石这个人，还有朱枫他们几个人，都被送到了马场町。他们再也没能回来。吴石当时官最大，是个中将，还在“国防部”当着参谋次长。国民党刚刚退到台湾，他是被抓的第一个高级将领。

他在牢里好几个月，脑子没停过。后来抓他的人想套话，他知道硬撑着没用，就随口编了个瞎话。他把自己真给共产党办事的时间，往后推了两年。他这么一说，给自己留了条退路，也给后面的人留了一条生路。

很长时间里，大陆很少有人知道吴石这个名字。他做的事情很隐秘，就像水底下的石头，一点浪花都翻不起来，所以没人能看见他。到了2005年，有本老书 újra再打印，书上还印着“吴石”的名字。可是书前面的介绍只写了一句：这个人的一辈子，情况不清楚。

这么一句简简单单的话，七个字，听起来很轻，但其实是很让人难受的。这说明他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被藏得那么深。

吴石是福州人，老家在三坊七巷，那是出读书人的地方。他爸爸是个老秀才，教他读书也是一套一套的，可是吴石偏偏不喜欢拿笔，他想去拿枪。

1911年，他还只是个学生，就跟着北伐的学生兵一起走。他的背包比人还高，枪也比腿长很多。他就这么担起了“救国”国家的重担。

后来，他考进了保定军官学校，又坐船去了日本，在日本陆军大学把书读完了。他拿到手的是烫金的毕业证，他自己也算镀了一层金。

他回国的时候，正好赶上打日本人的仗。他钻到国民党的“国防部”地下室里，专门找日本鬼子的情报。有时候就一张地图，或者写上三行字，就能让前线少死好多人。

那时候，没人知道他真正的姓氏。大家都叫他“参谋本部那个晚上不睡觉的福建人”。

快到1949年的时候，国民党拖家带口地往台湾跑。吴石也被安排着去了台湾，当上了“国防部参谋次长”。

这个官职听起来很响亮，但其实就像一个带着刺的鸟笼子。可他趁着笼子门还没关紧的时候，把很多要命的地图、口令、军队布防图，悄悄地塞进牙膏筒里，或者用油纸包好。然后让交通员把这些东西，偷偷地带过海，送到了我们这边。

在党里，大家给他起了个秘密的代号，叫“密使一号”。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故事书里的间谍，但其实他走的每一步，都是真刀真枪，冒着生命危险。

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

1950年，出了一个叛徒叫蔡孝乾，他一开口，保密局的人就连夜扑了过来。吴石连外衣都没穿好，就被他们拖走了。

他被关进小黑屋里，蹲了一百多天。老虎凳、辣椒水、橡皮棍，一样一样地轮着来。他的一只眼珠子当场就被打爆了，脸也肿得连亲妈都认不出来。

审他的人拍着桌子问他：“快说！你还把情报给了谁？”

吴石知道，如果他死活不承认，只会白白受罪。他干脆就点了点头说：“对，我给了，情报是我送出去的。”他这句话，等于把刀口又往自己脖子上挪近了一点。可是，他这样却保住了更多还在外面忙活的同志。

在审讯室里，灯泡晃得人眼睛疼。人家又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给共产党送情报的？”

吴石掰着手指头，假装很笨地说：“就是去年，1949年，才刚刚开始干的。”

那些特务撇了撇嘴，很明显不相信他的话。可吴石一口咬定就是这一句，一个字也不肯多说。

他撒了这个谎。后来我们的档案打开了，书上也都写得很清楚：其实早在1947年，情报就从他的手里往外面送了，就像黑夜里悄悄抽走的木柴，火早就已经点着了。

要说吴石心里开始“动了念头”，那得回到1937年。那一年，日本鬼子打进来了。他在“参谋本部”当差，每天都气得拍桌子。可他看到手底下那些同事，却忙着“五子登科”——就是想着怎么捞钱、捞金子、买房子、买车子、找女人。他心里想：这帮人根本扛不起中国的未来。

他心里正闷着呢，他的老朋友吴仲禧跑出来，拉他一起喝酒。在桌子底下，悄悄地塞给他几本“禁书”。他翻了几页，眼睛就亮了。后来他路过武汉珞珈山，又跑去听周恩来讲演。他站在人群里，心里噼里啪啦地打着火。

回到住的地方，他捧着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读，读完拍着大腿大声叫好：“这才是打仗的好办法！”他很兴奋地去找白崇禧说：“让军官们都去读这本书！”可白崇禧连眼皮都没抬，只说了一句“忙”，就把他打发了。就在那一刻，吴石彻底明白了：想救这个国家的人，得换一条路走了。

说白了，吴石心里那杆秤，早就已经偏向我们这边了。可是他真正开始“递纸条”，却是1947年的事情。

1946年，日本人刚刚走，蒋介石就急着开始打内战。上海的地下党忙得脚不沾地，电话铃一响，心就跳得飞快。

1947年，全国各地枪炮声一片。周恩来给上海地下党的头儿刘晓发电报说：“你们别光顾着躲起来，要把那些朋友们都拉到我们这边来！”

刘晓就连夜把国民党里那些“看着老蒋不顺眼”的军官们排了个表。吴石的名字，被他们用红笔画了个圈。那时候他当的官是“国防部史政局局长”。

要跟吴石搭上线，得先找一个“介绍人”。辛亥革命的老前辈何遂最合适了：吴石见了何遂，都得先鞠躬叫“老师”。更巧的是，何遂的儿子何康，早就已经是我们的人了，他的身份证上写着“中共党员”。

于是，何遂他们父子俩一出面，就牵了这条线。1947年4月，在上海的锦江饭店，53岁的吴石穿着便装，推开包间的门走了进去。刘晓和刘长胜站起来，三个人握了手。从那以后，情报就多了一条秘密的河流，悄悄地流向了解放区。

何康后来回忆说，当时他特意避开了，屋子里只剩下刘晓和吴石两个人，嘀嘀咕咕地谈了一个多小时。门一开，吴石咧着嘴笑，眼角的皱纹都堆成了好几层山，看来这笔买卖是谈成了。

这一次见面，把他后半辈子的人生，彻底地改变了。

出了饭店，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个“专属的快递员”——就是何康。他们是单线联系，这样就能避免中间出差错。往后，吴石隔三差五地提着水果去“看望”那位老前辈何遂。他前脚刚踏进门，后脚就把情报悄悄地塞给了何康，动作比换鞋还快。

不管是何康写的小本子，还是吴仲禧写的回忆录，都写得明明白白：从1947年开始，吴石就一直在替我们引路，照亮道路了。

可是到了他被抓的那一天，他却张嘴把年份改成了1949年，这是为什么呢？这里头藏着他两个很重要的心思。

第一个心思，他想把自己身上的“罪过”说得轻一点。在审讯桌上，他掰着手指头算地说：“各位啊，1949年2月老蒋不是下台了吗？李宗仁上台后，就一直说着要跟共产党谈和。我只是个小小的下属，响应上面的号召，通个气儿，这不过分吧？”

把时间往后挪两年，就是想把自己说成是“跟着上面的人走”，最好国民党一听，皱皱眉说：“算了，大事要紧。”他想着，就算自己难逃一死，也盼着他们能对自己高抬贵手，别去连累自己的老婆孩子。

第二个心思，比保住自己的性命还重要——他想给那些同志们罩上一个很大的罩子，让特务们看不见更多的人。

做地下工作，就像用线串辣椒一样，时间越长，辣椒串得越多。要是绳头一抖，所有的辣椒都会掉出来。

如果他说：“我是从1947年就开始给你们送纸条了。”那保密局的人肯定会去翻老账，把这两年里所有跟他点过头、喝过茶、递过眼神的人，一个个地都找出来排队。

他把时间口子缩成了“1949年才下水”，这就等于是把前面的辣椒，全都藏进了袖子里。只露出最后一节，这样火就烧不到别人身上了。他一句瞎话，就变成了一堵防火墙，保护了无数还在外面忙活的人。

可国民党的人还是觉得面上挂不住：连参谋次长都“通共”了，这脸往哪儿放呢？

1950年6月9日，天刚亮，他们就把吴石和他的三位战友，押到了马场町。吴石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跟他的同事们肩并肩地站着，就像平时去开会一样稳重。

在枪响之前，他掏出一张揉皱的纸，上面写了一首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可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瓮。

诗里面透着心酸，也透着不服气，可最让人看在眼里的还是那句——“我的一颗红心还在跳动”。他用自己的一辈子去证明了这几个字，最后又用自己的血在上面盖了章。

吴石这头“老黄牛”，他把犁一直拉到了死，不是为了自己能多吃一口草，而是希望后来的人们，能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播种，好好地活下去。他那句“我1949年才下水”的谎话，是给他的同志们递了一把伞，所有的雨点，都砸在了他自己的脊背上。

来源：知心爱人一点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