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疆，这片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六分之一的辽阔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向西延伸的重要区域。从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早期接触，到西汉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纳入版图；从唐朝安西、北庭都护府的军事政治体系，到清朝建省实现行政一体化；从民国时期的中央名义管辖，到新中国成立后成
新疆，这片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六分之一的辽阔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向西延伸的重要区域。从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早期接触，到西汉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纳入版图；从唐朝安西、北庭都护府的军事政治体系，到清朝建省实现行政一体化；从民国时期的中央名义管辖，到新中国成立后成立自治区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新疆的历史发展始终与中华文明紧密相连，形成了独特的"多元一体"格局。本文将系统梳理新疆全史，展现其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历史必然性。
一、先秦至秦汉：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起点
早在先秦时期，新疆与中原地区便已展开紧密的文化交流。考古学证据显示，新疆出土的彩陶深受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的影响。在河南安阳的商代妇好墓中，更是发现了大量由新疆和田玉精雕细琢的器物，这为我们提供了新疆玉最早进入中原的确凿证据。哈密七角井考古发掘的石器时代的各类石器，哈密五堡墓地出土的青铜时代大量海贝，有力证明早在史前时期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了联系和相互影响。
西汉时期，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中原与西域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公元前60年，西汉在乌垒（今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总领天山南北两道，对西域各地进行有效的军事和行政管理。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不仅实现了对西域的直接管辖，还通过屯田戍边、驿站建设等方式，将中原的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引入西域，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东汉时期，随着屯田范围不断扩大，水利开发进入大发展时期。西域地区设有专门官吏管理水利建设。东至哈密、吐鲁番，南至若羌、和田，西至喀什、莎车，北至轮台、库尔勒，都有灌溉工程分布。这些水利设施的建设，为西域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也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
二、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新疆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深度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在大一统格局中经历了动荡与融合。这一时期，西域地区出现了多个地方政权，如高昌、龟兹、于阗等，但它们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联系。例如，高昌国多次遣使向中原王朝进贡，并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在罗布泊遗址、尼雅遗址等汉晋时期遗址中，发现了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的遗迹，这充分证明了当时新疆与中原之间频繁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加强对新疆的统治。公元六世纪末，隋朝统一中原，隋炀帝即位之初，就派遣吏部侍郎裴矩到张掖、武威主管与西域的互市，了解西域民情。公元608年，隋军进驻伊吾，建筑城郭，设鄯善（今若羌）、且末（今且末西南）、伊吾（今哈密境内）三郡，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设立郡县。
唐朝时期，新疆与中原的联系更加紧密。公元630年，原属西突厥的伊吾城（今哈密）主率所属七城归顺唐朝，唐朝设西伊州（后改称伊州）。公元640年，唐军击败随突厥反唐的高昌麴氏王朝，于该地置西州，又于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设庭州；同年在高昌设安西都护府，这是唐朝在西域建立的第一个高级军政管理机构，后迁至库车，改置为安西大都护府。唐朝打败西突厥后，统一了西域各地，于公元702年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后又升为北庭大都护府，管理天山北麓及新疆东部地区的军政事务，而安西大都护府管理天山南部和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唐玄宗年间，又在两大都护府之上设"碛西节度使"，是当时全国八大节度使之一。
唐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各地实行的是藩汉分别管理制度。在汉民集中居住的伊州、西州和庭州等地，行政上采用与内地一样的府、州、县、乡、里管理制度；经济上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军事上实行"府兵制"。非汉民聚居区，则设置"羁縻府州"，即继续维护当地本民族首领的行政管理制度，冠以唐朝都护、都督、州刺史的名号，允其以旧俗治理其部众。同时，还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一度是焉耆）设军事建制，史称"安西四镇"。
唐朝时期，新疆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唐朝的"参天可汗道"从长安直达西域，沿途设有完善的驿站系统，保证了政令畅通和商旅往来。唐朝还通过"绢马互市"与西域各政权进行贸易，中原的丝绸、瓷器等商品传入西域，西域的骏马、玉石等商品传入中原，形成了繁荣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
三、五代宋辽金至元朝：新疆地区治理模式的多元发展
五代至宋辽金时期，新疆地区出现了多个地方政权并列的局面，主要有高昌、喀喇汗和于阗等地方政权。然而，这些政权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关系，通过朝贡、贸易等方式维系着与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
辽朝在新疆北部设立了北庭都元帅府，负责管理当地军事事务，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辽朝的北庭都元帅府延续了唐朝北庭都护府的职能，是中央政权在西域的重要军政机构。辽朝还通过五京制度（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幽州府和西京大同府）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其中西京大同府位于今山西大同，是辽朝控制西北边疆的重要据点。
金朝继承辽朝对新疆北部的军事控制，通过西北路招讨司管理当地游牧民族。西北路招讨司的治所最初在燕子城，大定十年后搬到桓州。西北路招讨司作为金朝最高一级的军事机构，对外防御和征讨蒙古诸部，对内镇压契丹等民族的起义和叛逃，同时大规模修筑和管理界壕边堡。金朝还通过册封高昌回鹘首领维持朝贡关系，确保对西域的间接控制。
元朝时期，新疆地区被纳入元朝的行政体系。1251年，蒙哥即汗位后，为加强对中亚的控制，立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以纳怀、塔剌海、麻速忽等主其事。别失八里行尚书省是元朝在西域的重要行省，管辖今新疆大部分地区。至元元年（1264年），阿里不哥投降后，忽必烈控制此地，并立火赤哈儿·的斤为亦都护。至元十三年（1276年），昔里吉叛乱后，海都进占别失八里，火赤哈儿亦都护被迫退居火州。至元十九年（1282年），又设立别失八里宣慰司，与同时设立的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分治天山南北。
元朝在新疆地区实行了多种治理方式。在交通要道上设立驿站，"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必达"，保障了政令畅通和商旅往来。元朝还设立了交钞提举司和交钞库等机构，推广中原的货币制度。此外，元朝在吐鲁番地区设立提刑按察司，管理当地的司法事务，并在别失八里设立冶场，鼓铸农具，促进当地农业发展。
元朝时期，新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就。据《西使记》记载："过安巴河，夏不雨，秋则雨，溉田以水"，"（穆锡）地无水，土人隔山岭凿井，相沿数十里，下通流以溉田"。这些记载反映了元朝时期新疆地区坎儿井技术的广泛应用。坎儿井技术是中原井渠法的演变，自西汉时便在新疆安家落户，对新疆地区的农业生产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明清时期：新疆地区完全融入中华一体
明朝时期，中央政府设立了哈密卫，任用哈密当地的世族首领为各级官吏统辖当地军政事宜，维持中西商贸通道之安全，并对西域其他地区实施羁縻控制。明朝在哈密设立羁縻卫所，扶植两支王统（忠顺王与忠义王）相互牵制，确保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特许哈密王安克帖木儿"以马市易"，首次贡马4740匹，明朝政府照价付值。永乐二年（1404年），诏封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永乐三年（1405年），安克帖木儿卒，明朝于次年（1406年）在其地置哈密卫，设指挥、千户、百户等官，以汉人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纪善，负责辅佐哈密卫指挥脱脱，掌管具体的行政事务。
明朝还通过赈济、屯田等方式恢复哈密地区的生产。明廷对于寄住在苦峪的哈密卫部众的救济和安置都有明确的计划和具体的安排，目的是帮助哈密卫恢复力量，早日返回故地。明廷的措施主要包括：赈济粮食，恢复生产；延续哈密卫原有的管理和制度，保持官轶封授、贡赐制度；设立驿站，保障交通畅通。
清朝时期，新疆地区被完全纳入统一的国家经济体系之中。1757年，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统一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伊犁将军是清朝管理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驻地在惠远城（今霍城县境），分设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大臣管理各地军政事务。
清朝政府依据"因地制宜"、"因俗施治"的原则，对新疆地区实行了多样化的治理方式。在天山北部汉、回族居住区实行郡县制管理；在天山南部各地维吾尔族中维持当地的"伯克制"，但伯克的任免权归于中央；对蒙古族和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则实行"扎萨克制"，即册封王、贝子、公等世袭爵位。清朝政府在官员的任用方面采取了以满族为主、各族官员并用的政策；经济方面，推行以农业为主，农牧并举的经济措施，采取减轻赋税，确定财政定额补贴制度等。
清朝时期，新疆地区的屯垦开发取得了显著成就。林则徐被谪戍伊犁期间，提出了开发水利、大兴屯田的主张。为了垦复阿齐乌苏地亩工程，在伊犁将军布彦泰的支持下，林则徐主持开挖阿齐乌苏渠（今称"伊犁人民渠"，也称"林公渠"），产生了巨大的水利效益。后来，他奔赴南疆屯田，"周历南八城，浚水源，辟沟渠"，开垦荒田数万顷。他还在吐鲁番大力推广兴修坎儿井，制定《经久章程》，使大片沙漠荒地变成了沃壤绿洲。
五、近代至现代：新疆地区汇入革命洪流走向光明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新疆受到沙俄等列强的侵略。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就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提出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等方针，进行了充分准备。1876年4月，清军在肃州（今酒泉）誓师，湘军将领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率军进疆，收复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1877年4月，清军兵分三路进军南疆，半月之内连下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南疆门户洞开。5月，阿古柏暴卒。10月起，清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又趁敌内部变乱，挥兵急进西四城，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率残部逃入俄境。1878年1月2日，清军收复和田，取得收复新疆之战的最终胜利。
清军的胜利，粉碎了英、俄吞并新疆的阴谋。以清军兵威为后盾，曾纪泽于1881年成功与沙俄议定《伊犁条约》，次年清政府收回伊犁。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设省，并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新疆建省标志着新疆地区完全融入中华一体，实现了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管理。
抗战爆发后，新疆成为抗战大后方和国际援华要道，各族人民积极投身抗战，担负起支援全国抗战的重大使命。西北国际通道的开辟，促进了西北抗战大后方建设，加速了新疆与疆外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熔铸了新疆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力支援了抗战。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各族儿女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根本性变化。
六、新疆多元文化发展与民族融合历程
新疆地区文化多样性和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既与新疆地处东西方文化交通要道相关，更是历代中央政府积极治理的历史结果。多种文化交相辉映，多种宗教和谐共存，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特征贯穿新疆历史发展全过程。
在民族迁徙与融合方面，新疆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民族大迁徙和融合。例如，唐朝时期的回鹘人西迁，建立了高昌回鹘和喀喇汗王朝，成为新疆地区重要的民族成分。西夏时期，党项人也曾在新疆地区活动，与当地民族融合。元朝时期，蒙古人、畏兀儿人、汉人等在新疆地区共同生活，形成了多元融合的民族格局。明朝时期，哈密卫的设立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交流，也促进了当地民族的融合。
在文化融合方面，新疆地区融合了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和雪域高原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高昌古城建城规制仿照了汉长安城、十六国姑臧城和魏晋洛阳城，城门命名也与中原都城一样，囊括了五行、天象的含义。龟兹古城的规模与唐长安城相近似，现存的屋面筒瓦也与河南洛阳唐代砖瓦窑遗址出土的筒瓦如出一辙。西辽时期，随创建者耶律大石西迁的大量汉族工匠将中原的建筑技术和造像艺术带入西域，瓦、泥塑、炕式取暖系统等建筑材料和技术被当地采用。
在宗教融合方面，新疆地区历史上曾同时存在佛教、景教、道教、袄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北庭故城遗址中发现了景教的铜十字架，十字架两面刻有精细的人物图案；在奇台县出土的唐朝墩古城遗址中就有景教的浴场，说明历史上景教因素在新疆地区的存在。北庭有白鹤观，是道教遗址；有袄教，唐文《西蕃记》中记载，粟特人除信仰佛教外，袄教更为流行；有摩尼教，回鹘在漠北时信仰摩尼教，西迁后改信佛教；有吐蕃曾信仰的藏传佛教，有蒙古族曾信仰的萨满教。这些宗教在新疆地区和谐共存，形成了多元宗教格局。
在语言文字方面，新疆地区历史上一直保持着多语言文字并用的特点。汉文与回鹘文、粟特文、察合台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并存于官方文书、宗教碑刻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例如，西州回鹘的木简、敦煌的粟特文契约等，都展示了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并行使用的现象。现代新疆地区继续实行双语教育政策，既保证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又提高了他们的汉语水平，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七、新疆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与规律
新疆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是政治统一性、文化融合性、经济依存性和民族心理认同性。这些趋势贯穿了新疆从先秦到现代的历史发展全过程。
在政治统一性方面，从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治理机构逐渐健全统一，治理政策逐渐规范完备。西汉创立西域都护府制，是一种以军统政、军政合一的军府制，此制对后世影响深远；唐朝进一步发展创新，改西域都护府为安西、北庭两都护府，治理目标更为明确，制度体系更为完备；清朝设立伊犁将军，统一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新中国成立后，设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履行特殊使命，这是党中央治国安邦、强化边疆治理的一项战略安排。
在文化融合性方面，中华文明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从西汉时期中原文化传入西域，到唐朝时期佛教艺术与中原艺术的融合；从元朝时期中原建筑技术传入西域，到清朝时期伊斯兰建筑与中原建筑的融合；从民国时期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投身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新疆地区始终保持着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
在经济依存性方面，新疆与中原的经济联系贯穿历史，形成了经济依存的格局。西汉时期中原的丝绸、漆器和铁器传至西域，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的西域物产也传入中原；唐朝时期"绢马互市"持续繁盛，中原的丝绸与西域的战马互换；元朝时期中原的货币制度传入西域；清朝时期新疆完全纳入统一的国家经济体系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新疆与中原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了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
在民族心理认同方面，从西汉"同属一国"到清朝"中国一体意识"，再到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新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持续深化。这种认同感源于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源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吸引力。新疆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文化认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八、新疆历史发展的启示与当代价值
新疆历史发展的启示在于，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持续治理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新疆地区稳定发展的关键。从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到清朝建省，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成立自治区，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治理始终是新疆地区稳定发展的保障。同时，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促进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历史发展的现代延续。兵团继承屯垦戍边传统，通过"师市合一"体制强化边疆稳定与经济融合，2024年1-5月实现生产总值3696.58亿元，比上年增长6.9%。兵团在新疆的屯垦戍边事业源远流长，从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昆莫猎骄靡时，在乌孙国的眩雷（今伊犁河谷）即开始了屯田，史称赤谷屯田。西汉时期屯田近70年中逐渐形成都护、戊己校尉、曲侯和屯长四级管理体制，直属中央大司农管理。兵团在新疆的发展，不仅保障了新疆的稳定，也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
中亚地区的历史教训也为新疆的发展提供了借鉴。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因苏联的民族划界政策导致了领土争议和冲突，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多次交火。相比之下，中国对新疆的治理模式更加注重历史延续性和文化融合性，避免了因民族划界导致的分裂和动荡。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在帕米尔高原的边界问题上，也采取了更加灵活和务实的态度，只收回了争议领土中的一部分，避免了因领土问题导致的冲突。
新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也是新疆历史发展的当代价值。2024年，新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对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进行了统筹谋划部署。新疆各地掀起发展农村电商的热潮，电商"走进"农户家，土货"飞出"天山外。2023年，新疆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338.88亿元，同比增长31.07%。电商成为带动大众就业、农民持续增收、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动力。
新疆还通过文化润疆工程，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例如，乌什县依麻木镇国家通用语言学校将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开展文化活动，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尉犁县达西村总面积近3000平方米的直播基地内，100多种优质特产整齐排列，不同民族的主播在直播基地或商品原产地进行直播，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
九、结论：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必然性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得到了考古发现、历史文献和现代政策的充分证实。从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早期接触，到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正式纳入版图；从唐朝安西、北庭都护府的军事政治体系，到清朝建省实现行政一体化；从民国时期的中央名义管辖，到新中国成立后成立自治区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新疆的历史发展始终与中华文明紧密相连，形成了独特的"多元一体"格局。
新疆的历史发展规律表明，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持续治理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新疆地区稳定发展的关键。从西汉的军府制，到唐朝的羁縻府州制，再到清朝的军府制和现代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治理始终是新疆地区稳定发展的保障。同时，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促进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新疆的现代发展也印证了历史规律的延续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继承屯垦戍边传统，通过"师市合一"体制强化边疆稳定与经济融合；新疆通过双语教育和文化润疆工程，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新疆通过农村电商等现代产业，推动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这些现代实践都是对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新疆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必然性。
总之，新疆的历史发展是一部中华文明与新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从先秦到现代，新疆始终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不容忽视和否认，更不容歪曲和篡改。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坚持中华视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共同谱写新疆地区发展的新篇章。
说明：报告内容由通义AI生成，仅供参考。
来源：一木千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