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环球时报》作为中国兼具国际视野与鲜明立场的主流权威媒体，对莫言——这位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评价，并非单一维度的肯定或批判，而是呈现出一种深度耦合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性既体现在对莫言斩获诺奖这一里程碑事件的真诚祝贺与文学成就的高度肯定上，也清晰反映在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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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作为中国兼具国际视野与鲜明立场的主流权威媒体，对莫言——这位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评价，并非单一维度的肯定或批判，而是呈现出一种深度耦合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性既体现在对莫言斩获诺奖这一里程碑事件的真诚祝贺与文学成就的高度肯定上，也清晰反映在对西方媒体借诺奖对中国文学进行政治化解读的坚决反驳与深刻批判中。通过系统梳理《环球时报》在莫言作品文学价值剖析、“诺奖魔咒”现象回应、中国文学国际化路径探索等维度的核心观点，能够清晰窥见该媒体的核心立场：既以专业姿态尊重莫言在文学领域的突破性贡献，又始终强调其作品植根于中国大地的民族性与创作独立性，更在全球化语境下积极捍卫中国文学在国际传播中的主体地位，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构建健康的舆论环境。
一、祝贺态度与辩证思考：诺奖时刻的文化自信
2012年10月，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文学界首次获此殊荣，瞬间成为国内外舆论焦点。《环球时报》在这一“伟大时刻”的反应，既有对中国文学突破的热烈庆贺，也不乏清醒的辩证审视，深刻彰显了中国媒体的文化自信与理性思维。
（一）对诺奖里程碑意义的肯定
在诺奖结果公布的第一时间，《环球时报》便以专题报道形式聚焦这一事件，将其定义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关键里程碑”。报道中明确指出，莫言获奖并非偶然，而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化领域持续开放、交流与积淀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打破封闭状态，既吸收西方文学养分，又深耕本土文化土壤，莫言的创作正是这一历程的典型结晶。该媒体特别强调，莫言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重要成果的代表”，其作品中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细腻描摹、对人性复杂的深刻挖掘，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更成为国际社会读懂中国的重要文学载体。这种肯定不仅是对莫言个人创作的认可，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发展成就的自信宣告，体现了官方媒体对文化领域创新成果的积极回应。
（二）清醒的辩证审视
《环球时报》的祝贺并未陷入盲目追捧，而是始终保持理性的辩证思考。在获奖初期的系列评论中，该媒体便明确提出：“即便中国作家问鼎诺贝尔文学奖，也并不代表中国文学整体问鼎了世界文学之巅”。这一观点并非否定莫言的成就，而是基于对世界文学多元格局的客观认知——诺贝尔文学奖虽具国际影响力，但仍受评选标准、文化视角等因素局限，无法完全代表全球文学的最高水准。这种辩证态度在后续报道中持续深化，例如2018年《环球时报》对莫言的独家专访中，特意引用莫言本人的观点：“任何一个高峰都是矗立在高原之上的”，并借此延伸指出，中国文学要实现真正的国际化，不能仅依赖个别作家的“高峰突破”，更需要整体创作生态的繁荣，需要更多作家扎根本土、挖掘民族文化内涵，形成“文学高原”。这种思考超越了对单一事件的短期关注，指向中国文学长远发展的核心问题。
（三）对西方政治化解读的警惕与反驳
诺奖公布后，部分西方媒体迅速偏离文学本身，试图将莫言获奖与“中国言论自由”“政治开放”等议题强行捆绑，甚至通过提问设计逼迫莫言发表对中国政治的负面评价，妄图将文学事件异化为政治工具。对此，《环球时报》第一时间发声，发表题为《拿“言论自由”逼问莫言就是装孙子》的评论文章，直指西方媒体的虚伪性——这些媒体表面关注“文学与自由”，实则是借莫言之名对中国政府施压，既不尊重文学的独立性，也忽视了莫言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文章明确指出，莫言的创作自由源于中国文化政策对文学创作的支持，而非西方媒体所谓的“外部压力下的妥协”，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无需西方媒体用“政治滤镜”来评判。这种坚决的立场，不仅维护了莫言作为作家的创作尊严，更捍卫了中国文学在国际传播中的自主性，避免其沦为西方政治话语的附庸。
二、对莫言作品的文学批评：魔幻现实主义的本土化与社会批判性
《环球时报》对莫言作品的文学批评，始终秉持专业、客观的态度，既深入剖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也理性评价其作品中蕴含的社会批判性，展现出对文学“艺术性”与“社会性”双重价值的深刻理解。
1.魔幻现实主义的本土化创新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曾掀起“西方文学学习热潮”，马尔克斯、福克纳等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被大量引入，许多作家陷入对西方文学技巧的模仿困境。《环球时报》在报道中特别关注莫言如何突破这一困境，将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形成独具特色的“东方魔幻”风格，并对这一创新过程进行了细致解读。
在2018年的专访中，莫言向《环球时报》坦诚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向西方学了很多东西。大量西方的创作手法、叙事结构对我们这一代作家产生深刻影响，以至于我们在创作初期，不知不觉就陷入了对西方文学的模仿和依赖。但我逐渐意识到，假如我们的小说只是对西方小说的简单复制，那中国文学永远只能是二流的，不可能在世界文学中拥有自己的独特位置。”《环球时报》对这一观点高度认同，并在后续评论中指出，莫言的核心突破在于“将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形’，与中国本土文化的‘魂’相结合”——他没有生硬地移植西方的魔幻元素，而是从中国民间故事、传统戏曲、乡土习俗中汲取养分，让魔幻色彩自然融入对中国社会的描写中。
以莫言的代表作《檀香刑》为例，《环球时报》专门刊发评论文章，聚焦小说中山东地方戏曲“茂腔”的运用。莫言在专访中解释：“我从小在山东高密农村长大，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影，乡村野戏班的茂腔演出是最主要的文化娱乐。我常常搬着小板凳坐在戏台前，看着演员们用高亢、悲凉的唱腔讲述悲欢离合，那些旋律、那些故事，早就刻进了我的骨子里。这种民间戏曲的艺术熏陶，在我整个文化认知和创作风格养成中，占了极其重要的比重。”《环球时报》在报道中进一步分析，茂腔不仅是小说的“背景元素”，更是叙事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中人物的对话节奏、情节的起承转合，甚至人物的性格塑造，都渗透着茂腔的“悲怆感”与“乡土气”。这种融合让“魔幻”不再是悬浮的技巧，而是扎根于中国乡土的艺术表达，最终形成了“东方魔幻现实主义”的独特风格，既保留了魔幻现实主义对“超现实与现实交织”的核心探索，又注入了中国本土文化的鲜活活力。
2025年，莫言亲自将《红高粱家族》改编为歌剧，这一事件也受到《环球时报》的密切关注。在对莫言的专访中，记者问及“为何选择亲自操刀歌剧改编”，莫言回答：“几十年来，《红高粱家族》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舞剧、话剧、京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每种改编都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但唯独没有歌剧。歌剧以音乐为核心，能够更直接地传递人物的情感与故事的精神内核，我认为这个题材需要歌剧这种形式来呈现，所以决定自己来做，确保原作的核心精神不被稀释。”《环球时报》在报道中高度评价这一改编，认为这是莫言对自身作品艺术生命力的进一步挖掘——歌剧《红高粱》没有简单复刻小说的情节，而是提炼出“生命力的张扬”“民族精神的觉醒”等核心主题，通过西方歌剧的艺术形式与中国民族音乐元素的结合，让“红高粱”的故事以更具感染力的方式呈现。报道引用歌剧首演观众的评价：“听到熟悉的乡土故事用歌剧的形式演绎，既感到新鲜，又能深刻感受到故事里的中国精神”，并指出这种改编是“老故事绽放新花朵”的典型案例，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跨媒介、国际化传播提供了新路径。
2.社会批判性的肯定与反思
莫言作品中始终蕴含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与批判，《环球时报》对这一特质的评价，既肯定其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与批判勇气，也理性反思其在“批判性”与“文学性”平衡上的不足，展现出客观、全面的批评视角。
在对《酒国》的报道中，《环球时报》引用文学评论家的观点，指出这部作品是莫言社会批判性的集中体现。小说通过“食婴”这一极具冲击力的魔幻情节，尖锐地揭示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腐败现象与人性异化——官员利用权力大肆敛财、追求畸形欲望，普通人在物质诱惑下迷失自我，整个社会陷入一种“道德失序”的状态。《环球时报》在评论中强调，莫言的批判并非“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源于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他用夸张、魔幻的手法，将社会问题放大，目的是唤醒读者对现实的关注，对人性的反思。这种批判性，是作家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是文学作品‘干预现实’功能的重要载体。”报道还提到，《酒国》出版后，虽因情节“过于尖锐”引发争议，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对社会问题的预见性逐渐被认可，成为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文学文本。
《蛙》作为莫言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之作，更是受到《环球时报》的重点关注。这部作品以“姑姑”——一位计划生育工作者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展现了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复杂影响：既缓解了人口过快增长对社会的压力，也给部分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痛。《环球时报》在报道中引用莫言的创作谈：“通过小说，我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没有常识或同情心的世界，其中的人群都显得鲁莽、无助而荒诞。我想表达的，不是对政策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历史的深沉反思——任何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都可能忽略个体的命运，而文学的责任，就是关注这些被忽略的个体，记录他们的痛苦与挣扎。”《环球时报》对这一观点高度认同，指出《蛙》的价值在于“用文学的方式还原历史的复杂性”：它没有站在单一的立场上指责或歌颂，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让读者感受到政策与个体命运的碰撞，引发对历史、对人性的深层思考。报道特别强调，这种批判性并非西方媒体所曲解的“抹黑中国”，而是作家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与艺术表达，是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延续与创新。
与此同时，《环球时报》也对莫言作品中“批判性”与“文学性”的平衡问题进行了理性反思。在对《天堂蒜薹之歌》的报道中，该媒体提到部分文学评论家的观点：“这部作品聚焦农民因蒜薹滞销引发的维权事件，政治控诉的迫切性过于强烈，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学性的雕琢——叙事节奏略显急促，人物塑造不够丰满，部分情节为了突出批判主题而显得刻意。”《环球时报》在评论中指出，这种“批判性压倒文学性”的问题，是许多关注现实的作家都可能面临的挑战：“文学的批判性需要通过艺术形式来表达，若过于强调批判的立场，而忽视了叙事技巧、人物塑造等文学本体要素，反而会降低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影响批判价值的传递。”但报道同时也强调，这种不足并非莫言作品的主流，《天堂蒜薹之歌》依然以其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成为中国“乡土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其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仍值得肯定。
三、对“诺奖魔咒”和文学政治化的立场：维护创作独立性
“诺奖魔咒”——即作家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因荣誉压力、创作心态变化等原因导致创作力下降，成为文学界广泛讨论的现象；而将文学作品强行与政治挂钩，用政治标准取代文学标准，则是国际舆论中常见的对诺奖得主的“误读”。《环球时报》在这两个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坚决否定“诺奖魔咒”对莫言的适用性，严厉反对将莫言作品政治化的解读，始终维护文学创作的独立性与纯粹性。
（一）对“诺奖魔咒”的否定：莫言的创作活力与突破
自2012年莫言获奖后，“莫言是否会陷入诺奖魔咒”便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环球时报》通过持续追踪莫言的创作动态，用事实证明“诺奖魔咒”对莫言并不适用，反而成为他创作转型与突破的契机。
2020年，《环球时报》在一篇题为《莫言：诺奖不是创作的终点》的报道中，引用莫言的采访内容：“我一直在努力，差不多八年以来，尽管我发表的作品数量不多，但是我从来没有停止写作，一直在积累素材、打磨作品。诺奖对我来说，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鞭策——它让我意识到，作为中国作家，我有责任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学的魅力。”报道还列举了莫言获奖后的创作成果：除了继续发表小说短篇，他还尝试戏剧创作，推出话剧《我们的荆轲》，探索历史题材的新表达；同时，他开始关注诗歌创作，用更凝练的语言传递对生活、对人性的思考。《环球时报》在评论中指出，莫言的创作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呈现出“多元探索”的特点：“他没有被诺奖的荣誉束缚，而是不断尝试新的文学形式、新的创作主题，这种对文学的敬畏与执着，是打破‘诺奖魔咒’的关键。”
2025年，《环球时报》再次对莫言进行专访，此时的莫言已推出多部新作，进一步印证了其创作活力。在专访中，莫言谈及对“诺奖魔咒”的看法：“我一直认为：如果你不把诺贝尔奖当回事，这个‘魔咒’就不存在；可如果你把它看作天大的事，像背着重山一样压在身上，那肯定什么也干不了。从获奖之初，我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也不断提醒自己：忘掉获奖这件事，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文学创作需要的是内心的平静，而不是外界的喧嚣。”《环球时报》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并在报道中强调，莫言打破“诺奖魔咒”的核心原因，在于他“始终扎根于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他的创作灵感始终来自中国的乡土社会、民间故事、历史记忆，这种深厚的文化根基，让他能够抵御外界荣誉的干扰，保持创作的初心。”报道还提到，莫言获奖后的作品，如《晚熟的人》，依然延续了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关注，同时融入了对时代变迁的思考，受到读者与评论界的广泛好评，进一步证明了其创作力的持续旺盛。
（二）对文学政治化的反对：捍卫文学的独立性
近年来，国内外部分舆论出于政治目的，将莫言作品强行与“丑化中国”“迎合西方”等标签捆绑，甚至在2025年出现指控莫言“丑化革命先烈，美化日军”的极端言论。《环球时报》对此类言论坚决反对，多次发表评论文章，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反对用政治标准取代文学标准，维护莫言的创作尊严与中国文学的健康生态。
2022年，针对部分民族主义者在网络上攻击莫言“作品抹黑中国”的现象，《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专栏中表示惊讶与不解，认为这种行为是“借‘政治正确’之名行破坏文化之事的闹剧”。他在文章中指出：“莫言的作品是对中国社会、中国人性的文学表达，其中有对现实问题的批判，也有对民族精神的歌颂，不能因为作品中存在对负面现象的描写，就简单扣上‘抹黑中国’的帽子。文学的价值在于真实反映人性与社会的复杂性，而不是制造虚假的‘正能量’。”《环球时报》在后续报道中进一步强调，这些攻击言论不仅违背了文学批评的客观原则，更损害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形象——一个健康的文化环境，应当允许不同风格、不同视角的文学创作存在，而不是用单一的政治标准对作家进行“审判”。
2012年诺奖公布后，西方媒体曾多次试图引导莫言发表对中国政治的负面评价，《环球时报》在报道中明确指出：“西方媒体变着法想让莫言‘表态’，要么让莫言给中国政府制造难堪，要么让莫言陷入自我矛盾的尴尬境地。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将文学工具化，忽视了莫言作为作家的创作独立性。”报道高度肯定莫言“拒谈政治、专注文学”的立场，认为这是“对文学独立性的保卫”：“莫言始终强调，自己的身份是作家，而非政治发言人，他的责任是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参与政治争论。这种立场，既体现了作家的清醒，也维护了文学的纯粹性。”
2025年，面对“莫言丑化革命先烈，美化日军”的极端指控，《环球时报》发表任罡风的署名文章《莫言，还是莫言》，进行正面回应与反驳。文章指出：“这种指控完全是对莫言作品的断章取义与恶意解读。莫言的作品中，对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对民族苦难的记忆始终怀有敬畏之心，例如《红高粱家族》中，‘我爷爷’‘我奶奶’等人物反抗日军侵略的故事，正是对民族精神的歌颂；所谓‘美化日军’，更是无稽之谈，是部分人为了制造话题而编造的谎言。”文章进一步强调：“国家的疆域靠甘于流血牺牲的人去保卫，而我们的文化长城，同样是用一石一砖建造的——莫言作为优秀的文化劳动者，其作品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人民的命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允许有人借政治之名来毁坏这座文化长城。”《环球时报》通过这篇文章，明确传递出“尊重文学创作、反对政治化解读”的立场，呼吁社会给予作家更多的宽容与理解，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
四、对莫言作品国际影响力的评价：文化自信与主体性
莫言作品的国际传播，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成功案例。《环球时报》对莫言作品国际影响力的评价，并非停留在“销量”“译本数量”等表面数据上，而是深入分析其国际传播的深层意义——既展现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又强调中国文学在国际化过程中应坚守的主体性，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系统的路径思考。
1.国际传播的具体成就：数据与案例的双重印证
《环球时报》通过翔实的数据与具体的案例，全面呈现了莫言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广度与影响力，证明其已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文学窗口。
2025年，《环球时报》在《莫言作品：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名片》专题报道中，公布了一组权威数据：“截至2025年6月，莫言作品全球累计销量突破5000万册，被译为50余种语言，涵盖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等主要国际语言，以及韩语、越南语、阿拉伯语等小众语言。其中，英语译本销量占比最高，达35%，其次是日语译本（18%）和法语译本（12%）。”这些数据直观展现了莫言作品的国际接受度，报道指出：“如此广泛的传播范围，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实属罕见，莫言已成为国际读者解码中国社会变迁、理解中国文化内涵的重要‘向导’——通过他的作品，国际读者看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独特风貌、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起伏，以及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人性本善’等核心价值观。”
在众多作品中，《红高粱家族》的国际传播成绩尤为突出，成为《环球时报》报道的重点案例。报道中提到：“以《红高粱家族》为例，该书的英文版自1993年出版以来，已再版12次，在美国拥有602家图书馆收藏，占全球图书馆收藏总量的92%；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德国等英语国家及欧洲国家的图书馆收藏数量相对较少，分别为28家、35家、12家、46家、31家；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的图书馆收藏量为15家、18家；以色列、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收藏量为8家、22家。”这种收藏分布特点，反映出莫言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度最高，尤其是在美国——报道分析，这一方面得益于美国成熟的图书市场与丰富的文学推广渠道，另一方面也与《红高粱家族》中“反抗侵略”“追求自由”的主题与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价值观存在共鸣有关。
除了书籍出版，莫言作品的跨媒介改编也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中2025年歌剧《红高粱》的世界巡演受到《环球时报》的高度关注。报道详细介绍了歌剧的巡演历程：“歌剧《红高粱》于2025年3月在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完成世界首演，随后相继在法国巴黎歌剧院、英国伦敦皇家歌剧院、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等国际顶级剧院巡演，累计演出56场，观众总数超过10万人次。”报道引用国际媒体的评价，如法国《世界报》称：“歌剧《红高粱》用西方的艺术形式，讲述了一个充满东方魅力的故事——音乐中融合了中国民族乐器的悠扬与歌剧的恢弘，舞台设计展现了中国北方高粱地的苍茫与壮阔，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生命力。”《环球时报》在评论中指出，歌剧《红高粱》的成功，证明了中国文学作品“跨媒介、国际化”传播的可行性：“它没有将中国文化符号简单堆砌，而是通过艺术形式的融合，让中国故事以更易被国际观众接受的方式呈现，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开辟了新路径。”
2.中国文学国际化的路径思考：系统与深度的探索
基于莫言作品国际传播的经验，《环球时报》在报道中进一步提炼出中国文学国际化的系统路径，强调“翻译质量”“文化互鉴”“主体性坚守”“经典形式传承”四大核心要素，为中国文学未来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明确方向。
（1）翻译：文学国际化的“桥梁”
《环球时报》认为，高质量的翻译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基础——若翻译无法准确传递作品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风格，再好的作品也难以被国际读者理解。202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环球时报》对“中国文学翻译”议题进行了专题报道，引用作家刘震云的观点：“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需要译者懂得两个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惯、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如果译者不了解中国的乡土文化，就无法准确翻译《红高粱家族》中‘高粱酒’‘野合’等意象的文化内涵；如果不了解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就无法让译文符合他们的审美期待。”《环球时报》在评论中进一步指出，理想的翻译模式是“译者与作家建立深度合作的朋友关系”——译者可以直接与作家沟通，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意象寓意，作家也可以为译者提供必要的文化解释，帮助译者更好地把握作品精髓。报道以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葛浩文为例，提到葛浩文与莫言长期保持密切交流，为了准确翻译《檀香刑》中的茂腔元素，葛浩文专门赴山东高密考察，聆听茂腔演出，这种“深入理解文化”的翻译态度，使得莫言作品的英文译本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成为翻译成功的典范。
（2）文化互鉴：文学国际化的“动力”
《环球时报》强调，中国文学国际化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鉴”——既要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也要吸收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在交流中实现共同发展。报道中以莫言、刘震云等作家的国际交流为例，提到莫言多次参加国际文学节，与马尔克斯、略萨等国际作家对话，既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学习他们的创作经验；刘震云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后，也引发了国际作家对中国社会的关注，部分国际作家甚至以中国为背景创作作品。2025年歌剧《红高粱》的海外巡演，更是文化互鉴的典型案例——报道指出，歌剧《红高粱》的创作团队由中国与意大利、法国的艺术家共同组成，中国艺术家负责故事内容与文化内涵的把控，西方艺术家负责歌剧音乐的创作与舞台设计，这种“中西合作”的模式，既保留了中国故事的核心精神，又融入了西方歌剧的艺术精华，实现了“1+1>2”的效果。《环球时报》在评论中说：“文化互鉴不是失去自我，而是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更好地认识自己、发展自己。中国文学只有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才能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真正的国际化。”
（3）主体性：文学国际化的“灵魂”
在文化互鉴的过程中，如何坚守中国文学的主体性，避免被西方文化同化，是《环球时报》关注的核心问题。报道中多次引用莫言的观点：“若一味模仿西方文学的风格与主题，中国文学永远只能是二流的，不可能在世界文学中拥有自己的独特价值。”《环球时报》对这一观点高度认同，并在评论中指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主体性”，即扎根中国本土文化，挖掘中国社会的独特故事、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如莫言作品中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描写、对中国历史记忆的呈现，这些都是中国文学独有的内容资源；二是“评价体系主体性”，即建立中国自己的文学评价标准，避免完全依赖西方的评价体系。报道提到，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往往需要通过西方媒体、西方文学奖项来认可，这种“被动认可”的局面不利于中国文学的长远发展。因此，《环球时报》呼吁：“中国文学界应联合学术界、媒体界，构建一套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符合中国文学特点的评价体系，用自己的标准评价中国作家的作品，同时向国际社会传递这套标准，让国际社会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文学，而不是仅仅用西方的标准来评判。”
（4）经典艺术形式：文学国际化的“载体”
在短视频、碎片化阅读盛行的当下，长篇小说、话剧、歌剧等经典艺术形式是否还能承担文学国际化的使命？《环球时报》在2025年对莫言的专访中，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记者问：“在短视频时代，长篇文学还能像过去那样，成为大家的‘精神灯塔’吗？”莫言回答：“我不认为短视频会取代其他艺术形式。短视频的优势在于快速传递信息、满足即时娱乐需求，但它无法承载复杂的思想、深刻的情感与宏大的叙事。或许有一天，短视频会被新的艺术形式取代，但长篇小说、话剧、歌剧这类经典艺术形式，依然会继续存在——因为人类对精神深度的追求不会消失，对复杂故事的渴望不会消失。长篇小说能够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社会的变迁；话剧能够通过舞台的现场感，让观众与作品产生深度共鸣；歌剧能够用音乐的力量，传递超越语言的情感。这些都是短视频无法替代的。”《环球时报》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并在报道中强调，经典艺术形式是中国文学国际化的重要载体——“莫言的长篇小说之所以能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正是因为它能够承载中国社会的复杂故事与中国人民的深层情感；歌剧《红高粱》之所以能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成功，正是因为它通过经典艺术形式，让中国故事拥有了更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因此，中国文学在国际化过程中，不应忽视经典艺术形式的价值，而应继续深耕这些领域，用经典形式传递中国文化的深度与厚度。”
五、对莫言与西方媒体互动的报道：平衡与自主
莫言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作家，与西方媒体的互动频繁且复杂——西方媒体既希望通过他了解中国，也试图将他纳入西方的话语体系。《环球时报》对这些互动的报道，始终秉持“平衡与自主”的原则：既客观呈现莫言的国际交流动态，又警惕西方媒体的政治化解读，始终把控文化传播的主动权，维护中国文学的自主形象。
2025年歌剧《红高粱》海外巡演期间，西方部分媒体试图将歌剧的主题与“中国民族主义”“历史修正主义”等政治议题挂钩，例如有媒体称“歌剧《红高粱》通过歌颂反抗日军侵略，刻意强化民族对立情绪”。对此，《环球时报》的报道策略是“聚焦文化内涵，淡化政治解读”——在报道中，重点介绍歌剧的艺术特色，如音乐如何融合中西元素、舞台设计如何展现中国乡土风貌、演员如何通过表演传递人物情感；同时，引用莫言的话，强调歌剧的核心主题：“《红高粱》的核心气质在于那种旺盛、张扬的生命力——无论是‘我爷爷’‘我奶奶’对爱情的追求，还是他们对侵略者的反抗，本质上都是对生命力的捍卫，对自由的追求。这种主题是人类共通的，与政治无关。”《环球时报》还引用国际观众的反馈，如一位意大利观众说：“我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但我能感受到歌剧中人物对自由的渴望、对压迫的反抗，这种情感是全世界共通的。音乐和舞台表演让我深深被打动，这是一次纯粹的艺术享受。”通过这种报道方式，《环球时报》成功引导舆论聚焦歌剧的艺术价值与人类共通主题，避免了西方媒体的政治化解读，牢牢把握了文化传播的主动权。
面对西方媒体对莫言作品“丑化中国”的指控，《环球时报》采取了“理性回应、以理服人”的态度。2022年，部分西方媒体以《酒国》《蛙》等作品中对中国社会负面现象的描写为由，指责莫言“刻意丑化中国形象，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环球时报》在报道中首先客观呈现了这些指控，随后引用文学评论家的观点进行反驳：“莫言作品中对负面现象的描写，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而非刻意丑化。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问题，文学的责任就是记录这些问题，引发社会反思。《酒国》中对腐败现象的批判，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蛙》中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目的是尊重个体命运。这些都是作家社会责任的体现，与‘迎合西方’无关。”报道还引用莫言的回应：“我创作的初衷是为中国读者写作，是为了记录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不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如果西方读者能通过我的作品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那是好事；但如果他们只看到作品中的负面描写，而忽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那是他们的片面理解，不是我的创作目的。”《环球时报》在评论中进一步指出：“对文化精英的伤害，是悲哀的事情，更是宪法所不允许的。中国宪法保障公民的文学创作自由，莫言的创作符合宪法精神，否定莫言的文学实践，是对当代文艺政策的否定和曲解。西方媒体用‘丑化中国’来指责莫言，本质上是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文学创作，忽视了中国文学的独立性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
《环球时报》也十分关注莫言在国际场合的言论，对其观点进行“客观呈现、平衡解读”。2025年，莫言在东京参加“中日文学对话”活动时，发表了关于社会贫富差距的演讲，其中提到“当前中国社会存在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部分群体面临生活困难，需要社会关注”。这一观点被部分西方媒体断章取义，解读为“莫言批评中国政府的分配政策”。《环球时报》在报道中，既完整呈现了莫言的演讲内容，包括他对贫富差距问题的担忧，也强调了他对解决问题的理性思考——莫言在演讲中说：“贫富差距是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的问题，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税收调节等，来缩小贫富差距。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需要政府、社会、个人的共同努力。我认为，房子是盖了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财富是用来改善生活的，不是用来囤积的。这些基本道理，需要全社会共同遵守。”《环球时报》在评论中指出，莫言的言论体现了“作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理性态度”：“他既看到了社会存在的问题，也认可政府为解决问题所做的努力，这种客观、理性的立场，是对社会负责的表现。西方媒体的断章取义，是为了制造‘中国社会矛盾’的话题，我们应当警惕这种片面解读，客观看待莫言的观点，以及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解决路径。”
六、结论：《环球时报》评价莫言的文化意义
《环球时报》对莫言的评价，绝非简单的媒体对作家的单向评论，而是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下，主流媒体与优秀作家之间的深度互动，折射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自信与坚守、开放与独立。这种评价的文化意义，既体现在对莫言个人文学成就的认可，更体现在对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引导，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策略的探索，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首先，《环球时报》对莫言获奖的祝贺与辩证思考，彰显了中国官方媒体的文化自信与理性思维。2012年诺奖报道中，该媒体将莫言获奖视为“中国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这一判断背后，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开放成果的自信，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实力的认可。同时，媒体强调“中国文学未因诺奖而问鼎世界”，则体现了理性的自我认知：既不因一时的荣誉而骄傲自满，也不盲目崇拜西方的评价体系，而是以清醒的态度看待中国文学的优势与不足，为中国文学的长远发展保持冷静。这种“自信与理性并存”的态度，为中国文化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引导社会以更客观、全面的视角看待文化成就与国际评价。
其次，《环球时报》对莫言作品的文学批评，展现了中国主流媒体对文学价值的专业认知与深刻理解。媒体既高度肯定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的艺术创新——认可其从中国民间文化中汲取养分，形成“东方魔幻”风格的突破；也理性评价其作品的社会批判性——肯定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反思，同时指出其在“批判性与文学性”平衡上的不足。这种批评既尊重文学的艺术性，不将文学简单等同于政治宣传；也重视文学的社会性，不忽视文学对现实的干预功能。这种“艺术与社会并重”的批评视角，为中国文学批评界提供了专业范式，推动中国文学批评向更客观、深度的方向发展。
第三，《环球时报》对“诺奖魔咒”与文学政治化的立场，反映了其维护文学创作独立性的坚定决心。媒体通过追踪莫言获奖后的创作动态，用事实打破“诺奖魔咒”的宿命论，鼓励作家坚守创作初心；通过反驳“莫言丑化中国”的极端言论，反对将文学政治化，维护文学的纯粹性。这种立场不仅是对莫言个人创作的支持，更是对中国文学创作生态的守护——它向社会传递出“尊重文学规律、包容创作多样性”的信号，为作家营造了自由、宽松的创作环境，避免文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保障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
最后，《环球时报》对中国文学国际化路径的思考，体现了其在全球化语境下构建文化自信的战略视野。媒体提出的“翻译质量是基础、文化互鉴是动力、主体性是灵魂、经典形式是载体”的国际化路径，并非空泛的理论，而是基于莫言作品国际传播的实践经验提炼而成，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这一路径既强调“走出去”——通过高质量翻译、跨媒介改编，让中国文学被国际社会了解；也强调“立得住”——在国际传播中坚守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不被西方文化同化。这种“走出去与立得住并重”的策略，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清晰的方向，也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构建自主的国际形象提供了重要思路。
从本质上看，《环球时报》与莫言的互动，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主流媒体在“文化自信与开放并存”语境下的良性共生。一方面，媒体通过对莫言的评价，传递中国文化的自信与独立，引导中国文学向“扎根本土、面向世界”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莫言的创作实践与国际传播经验，也为媒体提供了解读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鲜活案例，增强了媒体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说服力。这种良性互动，不仅推动了莫言个人文学成就的传播，更推动了中国文学整体的发展，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世界文学的多元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来源：玉宇清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