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6年3月的上海阴雨绵绵，赖少其望着窗外梧桐，叹了口气。七年前，他还挤在人潮汹涌的天安门广场旁，举着军代表团的红旗参加典礼，如今却在信纸上反复斟酌一个熟人的姓名——贺子珍。

1956年3月的上海阴雨绵绵，赖少其望着窗外梧桐，叹了口气。七年前，他还挤在人潮汹涌的天安门广场旁，举着军代表团的红旗参加典礼，如今却在信纸上反复斟酌一个熟人的姓名——贺子珍。

赖少其懂得机关文件的分量，也清楚党内对文字的敏感。当年皖南事变里，正是同伴的一张匿名条子救了他的命；而现在，一封写给市委的“请托信”，没写几句就令他神经紧绷。试想一下：收信人是柯庆施，信里涉及毛主席的前妻，任何修辞都可能被放大。

缘分要追溯到1942年。那年苏中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新任团长赖少其迎来一位活泼的女兵曾菲。枪火声夹着她的广东腔山歌，他记了整整一夜。三个月后，他们把因陋就简的婚礼搬到运河边的草棚里，连戒指都是用飞机残片磨的。外人说这对夫妻胆大，实际上，他们对“文字”有着同样的敬畏：曾菲写剧本，赖少其刻木版，凡是公文，宁可多改十遍。

1949年冬，两人随华东局调入上海。新城灯火璀璨，旧时的危墙仍在。这里，他们与贺敏学结识，又由贺敏学牵线见到贺子珍。那是一段令人尴尬的陌生友情。贺子珍身份特殊，她不愿接受优待，只向人重复一句话——“找点事做”。于是，曾菲隔三差五带药带布料去看望，她自嘲“像小侄女探亲”。

1954年夏天，贺子珍因一次广播里毛主席的声音病倒。贺敏学临行前叮嘱：“上海这边就拜托你们夫妻。”这一句嘱托，后来几乎要了赖少其的官帽。1956年初，贺子珍再提出院，被多方婉拒。赖少其左思右想，还是决定把实情告诉市委，请求将她病退手续简化，顺带调剂点伙食。信写得客气，却用了“多年贡献值得体恤”这句敏感话。

柯庆施翻信只花了十秒，接着暗示秘书：追问动机。一个月里，赖少其被叫去“谈话”十二次，每次结束，他都对曾菲说一句，“别怕，是我用词不当。”这句话后来成了曾菲的心病。偏偏此时，江青在杭州接到匿名举报信，笔迹与曾菲十分接近。公安部门把两封信叠在显微镜下比对，关键的撇捺相似度达到八成。

风声骤紧。曾菲被要求书写思想汇报，字数不限。她握笔三小时，只写出一句：“本人从未写匿名信。”侦查组不松口：“再写，写到你想起为止。”那天半夜，她疲惫得在灯下打盹，被同屋女同志摇醒。对方小声安慰：“也许明天就澄清。”曾菲抬头苦笑：“字是死的，人得活。”

接连的施压，让夫妻俩的日常变得怪异。门口多了生面孔，街道支部隔三差五来“座谈”。赖少其仍照常去画院，可是作品里多了密密的黑线条。他给自己打气：“木刻刀割在板上，总比割在心上好受。”

调查持续到1957年春。市委内部有人提出质疑：曾菲案仅凭笔迹相似度不足以定性。王一平等常委提出旁证，指明曾菲案发时身在杭州疗养，与邮戳日期不符。此话才让局势缓和。四月初，组织部正式口头通知：匿名信与赖、曾无关，检讨可停。文件不到两百字，却让两人如释重负。

赖少其拿起刻刀，刻了一张《雨过》，图像里一对并肩的山雀倔强地站在断枝上，下面题字：“清浊相依。”曾菲看懂了，轻声说：“以后写信别用生僻词。”赖少其点头，答得爽快：“听你的。”

1959年，夫妻二人调赴安徽。曾希圣当即安排赖少其任宣传部副部长，理由简单：“会写会画，不用闲着。”曾菲进了合肥工大，远离政治旋涡。安徽二十多年，他们与外界保持适度距离，赖少其潜心画黄山，曾菲管理校图书馆。偶尔提起上海往事，两人只用一句俚语带过：“算旧账干吗？”

1977年政策昭雪，赖少其恢复全部职务，作品频繁赴京办展。曾菲一直陪同，帮他提颜料背画筒。有人问她委不委屈，她爽朗一笑：“他握刀，我看路，这就是搭伙。”

1988年冬，赖少其画《梅墨》，特意写上“夫妻本是同林鸟，清浊都要到白头”。曾菲没作回应，只在落款旁加盖一方篆刻——“莫问前尘”。那个篆刻，成了他们最后一次合作。

2000年11月28日夜，赖少其在合肥病逝。遗嘱里只留两句话：“信要慎写，画要大胆。”曾菲把它抄在日记，收进木刻工具箱。信箱仍在，但她极少再提笔。

来源：雍亲王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