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梅达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进创始的穿针引线者，社会活动家。上世纪30年代，在国难当头与灾苦频发之际，他苦寻真理，磨练意志，矢志报效国民，施展才俊，引起社会名流多方关注。1945年底民进创立前，他不仅是地下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身份，根据党的指示，广泛联系马叙

导 言

为迎接民进成立80周年，围绕“梅达君生平研究”开展的课题研究，具有三大现实意义：

1.梅达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进创始的穿针引线者，社会活动家。上世纪30年代，在国难当头与灾苦频发之际，他苦寻真理，磨练意志，矢志报效国民，施展才俊，引起社会名流多方关注。1945年底民进创立前，他不仅是地下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身份，根据党的指示，广泛联系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雷洁琼等进步人士共同创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他是1946年组织和平请愿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秘书长；1949年，他作为9人代表之一列席开国政协会议，50年代立足上海政协和华东局统战部门，协助陈毅为首的市长班子稳定上海局势；文革前他献身外交事业、民族事业与教育事业；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又是参议委员会副主席，因而梅老堪称民进初创人物群像中的光辉一环，值得书写与品味；

2.梅先生经历了新中国政协事业，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利用他的学识、胆识与忠诚，为党为民服务。从民进会员的视角看，梅老无不践行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精神，他的一言一行，无不体现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梅先生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奋进的民进精神，因此我们要将他的奉献精神记录下来，为继承和发扬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夯实基础作出贡献；

3.民进会员群体在教育、文化与出版界居多，人才辈出，梅达君既具有知识分子的优秀气质与深厚底蕴，在教育、文化事业上也留下了成功的轨迹，其置身于东吴大学附中西学氛围、政治经济学专业躬耕、大众出版社与毛著、苏州女子职教执业、民本中学董事身份、上财风云与华纺顾问等经历 ，构成了一串串优雅而绚丽的诗书画卷，演绎出新式教育家精神，将令后人啧啧称赞。

一份入会登记表的表白与一张照片

这是一份1952年留存的档案（图一）。隽永的钢笔书法落笔是梅达君，填写日期52年4月，时年43岁。

梅达君时任双职：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和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

登记表内容及编号是上海直属机关工作者工会会员入会登记表（第716号）。梅达君在简历栏写了5条信息。

图一：解放初期在沪工会入会登记表

第1条信息表明了他1937年抗战前经历；第5条是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间3条信息分别是1937-1940、1941-1945、1945-1949年的革命历程。

1937年抗战前经历梅达君简要地写了一项：担任苏州女子职业学校教员。其实，自1908年出生到抗战前的人生29年韶华岁月，梅达君经历了民国动荡与民族危亡的考验与人生的跋涉。

梅达君曾用名梅光庾，安徽宣城章务望梅氏后裔，祖居青弋江畔，与同时代文化名人梅光迪同辈分。梅光庾的父亲梅永贵是同盟会会员，曾历任芜湖、苏州市警察署长，梅光庾从小成长于苏州城中，1921年13岁进入东吴大学附中上初中，1926年考入东吴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由于有教会学校背景，东吴大学及其附中培养了像赵朴初和梅达君这样中西合璧的诸多学子，和雷洁琼、沈体兰等与梅达君亦师亦友的教坛名流。

1930年梅达君大学毕业后留苏州城担任教员不到2年，父亲梅永贵的同盟会会友与原警察界同仁，在苏州也有休养住所的当时民国安徽省政府主席吴忠信①，看上了这位俊才，并将他引向了国民党党员和官员的道路。

简历的第2和3条主要发生在1937-1940年、1941-1945年两个时间段。梅达君写的分别是做抗日救亡运动，和在日伪统治下的地下工作和上海工商界的抗日活动。第4条主要发生抗战胜利后的1945-1949年，梅达君写他担任“东方联合营业公司”经理，掩护地下活动 ，并出于“谦逊“考虑，仅说明是从事民主活动。

登记表第5条则总结他于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刘晓领导下做上层统战工作, 而解放上海后，他回到党政部门，担任上海市市政府交际处处长，华东局统战部，上海市老政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等繁重的工作，当时刘晓是上海市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一书记和市长（饶漱石短暂任第一书记），副市长有曾山、潘汉年、韦悫等，陈毅也是连任三届的协商委员会主席。

上海解放初期梅老担任市政府的交际处处长，另外也是中共华东局统战部的交际处处长，后来华东局与上海市不再统一挂牌时，他的身份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正是填表时（1952年）的职务。

图二：1949年5月上海地下党财经系统接管负责人摄于华东局机关所在地励志社的照片②

这是一张清晰的照片（图二），摄于1949年5月底，即解放军与接管干部从丹阳等地进驻上海之后，地点在三井花园，极好地诠释了梅达君这位拟任命为市府和华东局交际处处长的忙碌身影，也是对梅达君所写第5条信息的极好证明。那是留沪上海地下党与三野和华东局进沪的接管上海财经系统负责人的首次大聚会。以刘晓、刘长胜等为主要领导，以谢寿天、梅达君、方行、张纪元等为一股力量往来上海本地和香港，以卢绪章、吴雪之、杨延修等为第二拨力量代表广大华行，以徐雪寒、陈明等为第三拨代表华东解放区（三野）来沪接管。他们的任务是共同接管上海财经界的纷杂事务。梅达君此时的作用在他的同事、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市政府秘书长周而复的笔下是这样描述的：

“华东局机关进驻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三井花园即原来蒋介石的励志社，潘汉年带我住进外滩华懋饭店（即今和平饭店）。这时地下党负责同志刘晓派了梅达君来，任命他为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副处长。他是老上海，在安徽当过国民党的县长，国民党那一套他也了解。” 在安徽当过国民党的县长，即他曾在1941年因协助党除掉杀害王步文等同志的叛徒高翔这一特殊任务任安徽郎溪县长，这是他的第二个县长角色。国民党那一套他很了解，说明接管类行政经验是丰富的。

抗日救亡与为党工作的勇毅与机智

是历史，赋予了梅达君曾作为共产党人、国民党员、民主党派创始成员三种身份，是抗日救亡，是民族大义，给予他追求真理的决心与信心。

梅达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后正值抗日战争与民族危亡之际，上海沦陷，难民潮起，新四军抗敌缺钱、缺人、缺武器，缺物资 ，缺根据地，存在“五缺”问题，日寇的凶残，还会导致信心缺失的问题。 梅达君的公开活动主要是难民收容与办大众出版社，暗中则参加以聚餐会为名义的革命活动与帮助新四军。

梅达君、赵朴初与慈联会难民教导委员会。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打响后，经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等爱国人士联系， 由国民政府批准，筹建了官方的慈联会难民教导委员会。1938年夏，以赵朴初为首的难教工作核心相继成立，参加人员有梅达君与杨宛青（1943年结为夫妻）、朱启銮、周克、丁佩瑜等，梅达君在慈联难民收容所为所长，和副所长周克（朱启统）一道，是协助赵朴初工作的左右臂膀 。

梅达君与朱启銮、周克之交。朱启銮、周克、诸敏是三兄弟，安徽歙县人。1935年入党的朱启銮是刘晓同志到上海后最早通过甄别、恢复组织联系的二十几位党员之一。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他和周克、诸敏(原名朱启聪)及表妹丁佩瑜等人均投入到抗战的洪流。

原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周克曾回忆：“赵朴初开始没找到我们党，就依靠我们的同志，他周围有好几个同志，吴大琨、徐幸之，这些都是左翼文化人。赵朴初就依靠他们，而且希望找一些人去帮他忙。党就派出人去.……赵朴初再提出给他干部，地下党就派出我的哥哥朱启銮到他身边，当时朱启銮等于党的代表一样。赵朴初什么事都跟朱启銮商量，要人就跟朱启銮讲。“ 收容所内实际上也成立了中共党小组，是由周克的胞兄朱启銮担任的。

梅达君晚年用中国纺织大学信笺写给赵朴初的一封回信（转自汪立军文），开头写到：“朴老赐鉴：京都未得赐教，匆匆即别为憾！昨奉八月二日惠书，欣慰不已！”，信的后段提到了朱启銮老友因患癌症于上周逝世，“斯人已逝，不觉老泪纵横。近年来，故人凋零，日复一日，白头伤旧，倍觉难堪。”。从大众出版社合作与从事难民工作，朱启銮应是梅达君入党的历史见证人。

梅达君、朱启銮、赵朴初等与大众出版社。早在1936年，吴忠信与叶元龙分别从贵州省政府主席与厅长任上辞职后，梅达君也辞任贵定县长回到苏沪，受到吴忠信、叶元龙执政的政治经济学理念与擅思辨学上级共事等影响，，加上他本科有政治经济学的学历背景，他开始翻译或与人合译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合著者有方行与陈明（陈国权）等，方行是文学家、翻译家、民进初创者郑振铎的学生，均具有文化出版的从业经验，他们的专业化工作一直延续到1941年。八一三上海抗战与难民救济关头，梅达君与赵朴初、朱启銮、方行、陈明等不忘创办大众出版社，赵朴初、朱启銮负责组织，秘密出版中共领导人撰写的革命书籍和报告申明等，特别是出版的毛泽东论文集（图三）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首创之举。

大众出版社的创办者中，赵朴初、方行和梅达君等后来均是我党控制的企业关勒铭笔厂的骨干和 “东方联合营业公司” 的发起人和公司董事。陈明是1936年入党，曾在民进初创者徐伯昕任总经理的生活书店进货科工作，调走到抗日前线后于1942年在抗敌中不幸牺牲，朱启銮同志则离开上海地区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离开了这个铁打的工作组。

图三：大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

帮助新四军。1938年7月，在陈鹤琴的掩护下，赵朴初等办起了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训练班设在宁波路（河南路口）190 号，帮助新四军培养了一批干部。1938年秋至1939年秋，赵朴初与陈鹤琴③商量后决定，在‘慈联会下属各难民收容所挑选难童办一所难童职业中学，取名‘慈联职业中学’。赵朴初派朱启銮与杨昌镛筹备，就在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的基础上进行筹建，进一步给 新四军输送了“五缺”。

这期间，他们以难民工作为公开议题，举办“星五聚餐会”。会址设在赵朴初所住的觉园内，每两周聚会一次，学习时事，讨论存在问题，提高思想认识。这些人都是进步人士或地下党员，保证了救亡成为难民教育的主题。1940 年，赵朴老离开“慈联会”，梅达君也离开，被地下党安排去当郎溪县长，去执行一项锄奸任务。原来，东南局曾山同志通知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指派梅达君到郎溪相机行事，要将叛变多年的高翔除掉，因为早在1931年首任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等罹难便是高翔出卖的结果。在抗战后方，他又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梅达君用回梅光庾的原名，通过吴忠信的推介出任郎溪县县长，智除了叛徒，上演了一段传奇，《郎溪县志》上有记载。

梅达君与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很多介绍梅达君生平的材料提到他服务过的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该处的资助者是徐寄庼。徐寄庼（1882-1956）1904年赴日留学， 1917来沪任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副经理。徐寄廎写过《最近上海金融史》和《近代泉币拓本》两本专著，以及数十篇论文，对民族金融业的理论研究作出卓越贡献。徐寄廎后来在上海解放后也与以梅达君为处长的统战部门有交集，开国大典徐老与梅达君一起也同期参加。

抗日期间他仍居上海，积极参与支援抗战、安定后方、运送后勤、救济难民等工作。1943年，由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发起设立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旨在帮助爱国青年筹措赴解放区旅费，徐寄庼代表浙江兴业银行承担部分资金。担任过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的徐新六是烈士，租界工部局第一位华董。除了贷金，专门还成立了“节约救难委员会” ，则推举赵朴初、沈体兰等梅老圈中战友为常务理事。

关勒铭金笔厂与梅达君、陈巳生 。梅达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尤其是在日寇占领上海租界期间的活动。提到梅达君通过赵朴初认识的密友陈巳生火线入党，并在关勒铭金笔厂担任要职，同时梅达君自己也参与了这个工厂的管理，作为董事。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王尧山也在该厂任职，使得该厂成为地下党的重要据点。民进元老陈巳生（1893-1951）是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从一个学徒工、一个基督教徒转变成一个光荣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民进、民建先驱。

梅达君作为关勒铭金笔厂董事的签名，圈中4人分别表示梅老、陈氏兄弟与化名刘镜清的刘晓。关勒铭金笔厂是1944年受党组织委派的关键据点，以“实业救国”为掩护开展统战工作。

民进创始前后的统战工作传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是胜利了，中国何去何从？陪都重庆的讨论非常热烈，共产党联合民主人士们，纷纷提出要建立联合政府，1944年9月沈钧儒、张澜、章伯钧等主持的民盟， 1945年10月28日，谭平山、王昆仑领导的中央民革前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年12月，由黄炎培、胡厥文、孙起孟发起的民建等重要民主团体呼之欲出。

梅老与东方联合营业公司里的角色。 民进网站上一直传阅着吴企尧向梅达君推荐刘晓同志作为统战对象的事，吴企尧当时是东方联合营业公司的业务承担者，他认为刘镜清刚正利索，是吸收入党的对象，殊不知刘镜清正是刘晓的化名。这是梅老的同乡、梅老担任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时的民进副主席邓伟志写的故事。

图五：东方联合营业公司（Oriental United Trades ，Ltd）信封

东方联合营业公司的发起。在梅达君所加入的党派上级领导中，无论是吴忠信④，还是中共的刘晓书记，对商科与金融工作都颇有建树。

自从刘晓书记自1937年起受重托来重组上海或江苏地下党工作起来，他不断发展陈巳生、冯少山、谢寿天、赵朴初、梅达君等工商保险界名流。除了1944年的关勒铭笔厂，动静最大的机构便是东方联合营业公司了。

1946年夏秋之交，中央来电指示复成立上海局。中央指定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同志为上海局委员刘晓任书记，主持全面工作;刘长胜任副书记，主要分管上海工作。刘少文同志负责情报工作。

是年，在爆发恶性通货膨胀的形势下，上海地下党高层为使党的有限活动经费不受贬值的影响，同时也为掩护地下党员活动，使党员在企业界开展统战有合法的身份，奉党的指示， 陈巳生、赵朴初、谢寿天（图二第一排左1）、方行（一排左2）和梅达君等发起筹建了“东方联合营业公司”（Oriental United Trades。Ltd），资本为黄金1000两，卢绪章(图二左4 )及广大华行（初期）投资60万法币。

到1947年年底止，广大华行共投资122814.8万法币。华侨实业家、民进元老冯少山为董事长。陈巳生、万景光和赵朴初等为董事。谢寿天任总经理；梅达君任副总经理，以此为掩护，奉党的指示做上海滩上层的统战工作。

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兼营信托投资。在香港和台湾开设分公司。其中香港分公司梅达君常去，台湾分公司由冯少山家女婿万景光负责。

梅老对“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贡献。对民进创立与发展的贡献方面：1945年9月3日，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付出极大的代价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蒋介石集团搞独裁企图昭然若揭。上海作为大前方急需和重庆一样要有民主的声音，梅老担起了重任，在民国元老马叙伦和王绍鏊二老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本课题挖掘了梅先生如何引导王绍鏊历数蒋介石论调的虚伪与欺骗，让马叙伦心悦诚服，欣然在合作意见书上签字并结盟，同时梅达君作为王绍鏊的商业伙伴，实际均是秘密共产党员，在互不知底情况下，心有灵犀一点通。刘晓从中领导，经过梅达君的斡旋，终于和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雷洁琼、郑振铎、徐伯昕、柯灵、谢仁冰等重要人物在中国科学社一起创建了民进。

梅老随后担任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兼秘书长，发挥他社会活动家、民生鼓动家的特质，策划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梅老关怀下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后来在1949年迎接上海解放前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保护了大笔慈善用款由解放军接管。

筹备开国大典与新中国上海风云

4.1 陈老总率三野与接管上海

1949年5月16日，香港工作的许涤新、夏衍、周而复、卢绪章等中共党员，与盛丕华、盛康年父子、蒉延芳等民主人士一起，从北京出发华东局，要回他们熟悉的上海去工作。他们途经南京，与第三野战军的陈毅司令员（即将被任命为市长），潘汉年，及华东局组织部宣传部同志汇合，因为，许涤新、夏衍将分别任财经、文艺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安徽旌德人周而复将任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副处长。周而复5月25日下午到达上海，他回忆：25日下午，华东局机关进驻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三井花园即原来蒋介石的励志社，潘汉年与周而复住进外滩华懋饭店（即今和平饭店）。这时地下党刘晓书记派了梅达君来，将任命他为另一位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副处长。

就这样，来自解放区的干部和上海地下党的战士，就如那满天星斗，闪烁着耀眼的光彩。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潘汉年与刘晓，周而复与梅达君，会师了。两人共同组成办公、交际、接待、人事安排与秘书处班子。从此两位老乡在上海滩共事了4年。

接着便是开国大典的筹备。

图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的民进人：第三排左二梅达君，左三王却老，左四周建人，第一排左二郭沫若

1949年9月﹐ 由梅达君加入的民进代表（图六）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总纲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国家政权。

和梅达君一起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除了民进代表9人，有赵朴初、冯少山、陈巳生等分别以佛教界、企业界和民建名义参会的民进元老，还有诸多安徽老乡：孙起孟、朱蕴山、吴茂荪、章伯钧等从香港归来的皖籍人士，他们与盛丕华、张元济等被陈市长、梅达君动员来开会的元老们，共同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和毛主席、周总理、陈毅等交换建国大略。

4.2 上海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与副秘书长

参加完开国大典回沪后，梅达君重担似乎更重了，当时蒋军与留守特务的威胁仍在，梅达君在担任上海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旧政协）副秘书长的同时，仍担任民进中央理事（第三届），操劳平衡内外事，即在1950年4月15日至25日，民进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章程和宣言，选举产生了第三届中央理事会，梅达君在列。在中央理事会基础上，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徐伯昕、林汉达、葛志成、赵朴初、严景耀为常务理事。上海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中有上海市民进的谢仁冰、民进民建双理事和华东军政委员陈巳生等元老，他们也相互配合。

梅达君的工作重心当时在上海市协商委。1949年12月17日，协商委员会在市府举行一次会议，当选副秘书长的梅达君协助任政协秘书长的我党经济专家许涤新工作，其中日常工作主要由梅达君负责， 如草拟冬令救济委员会工作报告和草拟会议闭幕词等。正如张元济致闭幕词时所说：“我们上海，现在因战争没有结束，工商业也没有全部好转，困难是很多的。克服困难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人民与政府团结起来，继续努力负起反封锁的六大任务。”

图七：宋庆龄给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际处信

该件文物为1951年5月10日宋庆龄致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梅达君信底稿，秘书代笔，共一页。

信中附送致郭沫若复信，就其询问能否亲赴莫斯科接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一事做了回复，并请梅达君代转。函谓：“兹送上复郭沫若同志电文一件：‘郭沫若同志：来函已悉，关于接受斯大林和平奖金事，我现在不能亲往莫斯科，最好于6月1日在上海接受。宋庆龄，5月10日。’请查收并代转为荷。”

在此之前，宋庆龄由上海到她曾经伤心过的北京召开政协大会，并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无不得到了包括邓颖超、潘汉年与梅达君在内的中共同志的精心安排。

弦歌布两校，微笑首长情的学界风范

教育起步。梅达君不仅从小受到精英教育，是政治经济学学士，还是卓越的教育行家。1930-1932年苏州女子职业学校教员的身份奠定了他卓越的起步。要不是国民党元老吴忠信赏识他做安徽省政府主席秘书和随他去贵州从政，以及1937年抗日战争的打断，梅达君早已是一名教育家与经济学教授。

在安徽和贵州期间，吴忠信邀请歙县学者叶元龙（1897-1967）担任教育厅长，特定时期兼（代）财政厅长，吴忠信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在日本期间加入孙中山重建的中华革命党，并在相应的政法学校学过政治经济学，这时的梅达君用的是梅光庾的名字，作为政治经济科大学毕业生与具有两年职业学校教员经历的他，在两位同行同乡前辈的影响下历练出了才干，包括他参与了安徽当时的政务治理（包括1931年大水灾后赈灾、建校与修路 ）和贵州当时的职业教育改革。例如《吴忠信日记》中介绍：吴上任以后，在贵州施行新政，开始整饬吏治、发展交通和教育等工作。在整饬吏治上，大力推行县长制，当时的梅光庾成了贵定县长。1936年8月，吴忠信调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主持边政，梅遂辞职。

梅达君热爱教育，其一、东吴大学：梅达君的学术启蒙之地。教会学校的跨文化基因。东吴大学附中（1920-1930年代）：作为美国监理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其课程设置融合中西（如英文授课占比高达60%），强调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梅达君在此打下的坚实基础，为其日后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转型埋下伏笔。其二、历史到后来仍然青睐有心人，梅达君参与了新上财的创立与调整。1960年，上海财经学院以原上海商业学校大专部为基础，在共和新路1482号复校。梅老从民委副主任（56-61）改任上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的任命是1962年）。管理教学人员近300人，行政人员近200人。

图八：梅达君与越南留学生合影（1965）

1963级会计统计系统计专业、上海市政协委员、香港校友会会长章和轼曾回忆：“教授比例高，留学教师多，我对时任副院长梅达君，班主任陈亘华（商业统计学）和副教授石人瑾（工业会计）等人印象深刻，严守财经纪律-“莫伸手”。

梅达君主管学院的政治工作和教学管理。在党的领导下，他推动学院贯彻“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特别是在财经专业课程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文革早期梅达君受到了迫害。林彪事件后（1971年起）：随着党内政治局势变化，梅达君逐渐被解除监禁, 按计划梅达君本应重回上海财经学院担任领导职务，但此时该校因“文革”冲击已陷入停摆（1972年正式撤销，部分师资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因此，他未能回到原单位。·1973年前后：梅达君被安置至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任顾问，参与学院的教学与管理工作。这一阶段他虽未完全恢复高职，但仍凭借丰富的教育经验为学校建设提供支持。1978年文革结束后，梅达君获得完全平反，仍在华东纺织工学院任顾问。1984年退居二线后，他仍关心学校发展，参与编写校史和民主党派口述史，为保存历史记忆作出贡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梅达君获全面平反。1988年起，梅达君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参议委副主席，长期驻沪工作，为团结党外知识分子、推动教育界拨乱反正建言献策。他是老上海，成为参议委员会上海小组的召集人，其时上海有柯灵、赵宪初、段力佩、陈邦炎等多位参议委员。梅达君坚持每季度开展一次活动。

1993年，梅老突发心脏疾病不幸去世。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梅老的经济学同行与同乡邓伟志，曾以挽联概括其一生：“孤岛雄鹰，地下火种，笑声荡红场，一片丹心励后起；民进前导，统战津梁，弦歌布两校，漫天白露哭先生。”这短短数语，既是对梅先生革命生涯的精准凝练，更是对他崇高精神的永恒致敬。

注释：

①吴忠信（1884-1959），合肥长丰人，1906年秘密加入同盟会。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吴忠信任首都警察总监。1932年3月受任为安徽省政府主席，1935年 4月起，短暂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后在1948年曾升迁为总统府资政，总统府秘书长。

②这些中共党员有：第一排左起谢寿天(保联、东方联合营业公司简称东方公司)、卢绪章(安通运输、广大华行)、吴雪之（华联同乐会）、刘少文（上海局负责人之一）、刘晓(上海局书记，宁绍保险，关勒铭)、刘长胜(地下党上海局负责人之一，益友社)、徐雪寒（新知书店）、陈明（钱庄）。第二排左一杨延修(华联同乐会，益友社)、左二方行（关勒铭、东方公司）、左三梅达君(关勒铭，东方公司)、左四 张纪元（东方公司）。

③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了解到新四军缺乏医药、通讯器材、收发报务人员和寒衣等，回来后，地下党 和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就想在上 海办个无线电报务员培训班，为新四军培养通讯人员。朱启銮、杨昌镛向赵朴初建议此事，得到赵朴初的支持。

④吴忠信曾是中孚银行董事长。

（民进“梅达君生平研究”课题组成员：李晓春、吴烈、汪立军、石巍）

制作：童达清。

来源：宣城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