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巴国作为长江上游地区的重要古代方国，其文化体系的空间格局与历史演进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巴文化研究领域，关于巴国都城位置、疆域范围以及文化圈层结构的认识仍存在诸多争议。特别是开州在古巴国文化体系中的地位问题，长期以来缺乏系统深入的考证。

古巴国作为长江上游地区的重要古代方国，其文化体系的空间格局与历史演进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巴文化研究领域，关于巴国都城位置、疆域范围以及文化圈层结构的认识仍存在诸多争议。特别是开州在古巴国文化体系中的地位问题，长期以来缺乏系统深入的考证。

随着三峡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大量巴文化遗存的发现为重新审视开州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新的契机。特别是余家坝巴人墓地等重要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开州地区深厚的巴文化底蕴。同时，历史文献的梳理与地方志书的整理，也为构建开州历史发展脉络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撑。

本文旨在通过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文献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系统论证开州在古巴国都市文化圈中的重要地位。研究将重点考察开州从 "巴国都邑文化腹地" 到 "朐忍县核心辖区"，再到 "汉丰县独立建制" 的历史演变轨迹，揭示其文化根脉与古巴国都邑文化的深层联系。通过这一研究，期望能够为全面理解巴文化的空间格局与历史演进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开州地方文化建设提供历史依据。

古巴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1 世纪，当时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五大氏族在湖北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西）清江一带长期过着狩猎生活。巴氏务相成为廪君后，率领巴族发展农业、畜牧业，在丹淅流域和今涪陵、忠县、重庆一带建立了部族，创造了古巴国历史。

从时间维度看，巴国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夏商时期，巴国称为 "巴方"，年年向商朝纳贡服役。约公元前 1047 年，廪君率巴国军队参加了周武王在孟津的伐商联盟，因战功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姬姓宗族，子爵，因而上古巴国也被称为巴子国。

西周初年，巴国立国于汉水、大巴山之间，即在今陕西东南角与大巴山之间。春秋初叶，巴国在楚国、邓国的西边，据有西陵峡口东宜都、当阳、荆门等地，向北扩展到襄阳附近。周匡王二年（公元前 611 年），巴国与楚国、秦国联盟灭掉了庸国，巴国获得庸国的鱼邑（今巫山、云阳、开江、奉节、巫溪一带）之地，巴国的疆域进一步扩大，这是巴国最强盛的时期。

从空间范围看，巴国疆域极盛时期达到了空前规模：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僰道（今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今黔东北、渝东南及湘西一带）、涪（今涪陵地区及黔北）。这一广阔的地域范围奠定了巴文化分布的基础格局。

巴国都城体系呈现出多次迁徙的特点。根据《华阳国志》记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具体而言，巴国先后以 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区）、平都（重庆市丰都县）、阆中（四川省阆中市） 为都城。

其中，江州作为都城的时间最长，从春秋时期一直持续到战国中期。战国中期到公元前 361 年前后，平都作为巴国的都城；公元前 339— 公元前 329 年前后，垫江作为巴国的都城；阆中是巴国晚期的都城。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提出巴人族群来到长江三峡地区后，在朐忍县（今云阳县）故陵镇建立了巴国在长江地区的第一个都邑。据史家考证，巴人进入长江三峡地区以后，曾经依托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立住脚跟并建立起巴国在长江地区的第一个都邑，其史龄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的早、中期，应该超过 4000 年的历史。

任乃强先生认为，巴人族群来到长江三峡地区后，投到以盐立国的巫臷王国统治之下，成为巫臷王国的附属部落，被安置在今云阳县的故陵镇，靠水运经营盐业过日子。由于巴族经营盐业有功，"便亦进为诸侯，而有巴国产生了"。巴国是由故陵发展起来的，所以一般称故陵为巴子国故邑。

"巴国都市文化圈" 这一概念体现了巴文化的空间组织形式和文化辐射特征。从文化地理学角度看，巴文化是居于西南山地文化圈中的核心文化形态，具有民族性与区域性的双重特征。

巴文化圈的地域范围大致上北起汉中，南达黔中，西起川中，东至鄂西，主要分布于渝、陕、鄂、湘、黔五省市交界区域。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巴" 的空间范围比 "蜀" 广阔，不但包括长江三峡在内的川东鄂西地区，还北达陕南汉中，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大部分地区，又南及黔涪，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同夜郎文化交融。

在文化特征上，巴国都市文化圈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春秋战国之际，巴国从汉水上游南迁长江干流两岸巴（西陵）、巫、夔峡地区和四川盆地东部地区，成为当地各族的统治者，于是巴国文化与巴地文化开始多元共生，从复合、耦合到融合，两种不同文化的空间构架由此基本重合。

第二，开放性与包容性。巴文化的包容性充分体现在其与中原文化、蜀文化、秦文化和楚文化等的关系中。在古代文化区系中，蜀文化、巴文化和楚文化依次分布在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它们以长江为依托，同时向大江南北作辐射发展，北与黄河文化、南与滇文化和岭南文化交错衔接而相互影响、激荡、融合。

第三，以盐业为基础的经济特征。巴人在故陵立足后，利用与巫臷国天然的亲缘关系和自身高超的舟楫技术，成为巫臷国的 "食盐特许经销商"，以此立住脚跟，徐图发展。盐业经济成为巴国都市文化圈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朐忍县的设置与古巴国的灭亡密切相关。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 316 年），强秦灭掉巴国，将原巴国辖地置为巴郡，郡治置于江州（重庆）；同时将古朐忍所在地域正式置为朐忍县。

关于朐忍县的设置时间，历史文献记载较为一致。根据《汉书・地理志》及相关研究，东周赧王元年（前 314 年），秦灭巴国后设置巴郡朐忍县。秦在原巴国地域置巴郡，立朐忍县，县治设于万户驿（又名 "旧县坪"）。

朐忍县的命名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朐忍即蚯蚓，古人云：朐忍县 "其地下湿，多朐忍虫，因名"。第二种说法则认为与巴人的图腾或族名有关，朐忍夷（巴人）的图腾大约与冉氏蛮圆尾俯首而行的大蛇一样，形如蚯蚓，故被称为 "朐忍"。

古朐忍县的地理范围远超今天的云阳县。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古代朐忍县所辖地域包括今天的重庆市云阳、开州、万州、梁平以及湖北利川北部等地。

具体而言，朐忍县的辖区范围包括：

· 云阳县：朐忍县治所所在地

· 开州区：位于朐忍县西北部

· 万州区：朐忍县西南部地区

· 梁平区：朐忍县辖区的一部分

· 湖北利川北部：朐忍县东部延伸区域

《华阳国志・巴志》明确记载："朐忍县郡西二百九十里"，这一记载不仅明确了朐忍县在巴郡中的地理方位，也为确定其具体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 年）是朐忍县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刘备将朐忍县一分为三：划朐忍东部为云阳县，西南部置羊渠县（今万州），西北部为汉丰县（开县最早名称）。这一分割标志着朐忍县作为一个完整行政区域的结束，也标志着开州地区开始有了独立的行政建置。

朐忍故城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朐忍县提供了确凿的考古证据。旧县坪遗址位于云阳县城西南约 15 千米的双江镇建民村，地处长江北岸的一级台地上，分布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

2004 年，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发现了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最终确认了旧县坪遗址即朐忍县故址。景云碑全称《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于东汉灵帝刘宏熹平二年（公元 173 年）书刻，碑主人景云曾任朐忍县县令。景云碑是三峡地区发现的唯一汉代碑刻，确定了旧县坪即为汉、晋时期的朐忍县，具有重要的考古、艺术价值，属国家一级文物。

景云碑的碑文明确记载了 "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叔于，以永元十五年季夏仲旬己亥卒"，表明景云曾任巴郡朐忍县县令。这一发现不仅确认了朐忍县的存在，也为研究朐忍县的地理范围提供了重要依据。

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朐忍故城的地理坐标为东经 108°47′18″，北纬 30°56′18″，海拔在 139 米的长江滨江地区。

开州在先秦时期属于巴国的核心区域，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地位。春秋时期，开州属巴国。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开州有史以来都是 "巴" 地范围。

开州地区在巴国时期的重要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开州地处川东北腹地，在古代是城口、宣汉、巫溪，陕东南一带到蜀中或到长江出夔门的必经之地。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巴国控制秦巴走廊的关键节点。

第二，丰富的盐业资源。开州境内的温汤井盐是开州有史记载的最早人口集散地。早在汉朝时期，有着 "九井十八硐" 之称的开州区温泉镇，就是当地重要的井盐产地。当时的汉丰县敞开胸怀，吸引八方客商来此共谋盐兴。盐业资源的开发为巴国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撑。

第三，军事战略地位。开州地区在战国时期已经是巴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为秦代设置朐忍县提供了历史基础。余家坝巴人墓地的发现表明，开州是巴人活跃的中心领地之一。

秦统一后，开州地区进入了朐忍县核心辖区时期。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秦代巴郡辖十一县，包括 "江州、临江、枳、阆中、垫江、朐忍、安汉、宕渠、鱼复、充国、涪陵"，朐忍县是其中重要的一县。

开州在朐忍县中的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明确的地理从属关系。《开县志・建置志》明确记载："开为秦朐忍县西北之一隅未尝特置县也有之"。这一记载直接表明，开州在秦代是朐忍县的西北部分，尚未单独设置为县。

第二，长期的乡里时期。从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前 314 年）设置朐忍县开始，到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 年）析置汉丰县为止，开州地区作为朐忍县的西北隅，经历了长达530 年的乡里时期。

第三，考古证据的支撑。开州地区发现的余家坝巴人墓地、汉代墓葬群以及雕有 "朐" 字的陶钵等文物，直接证明了开州与朐忍县的历史关联。特别是雕有 "朐" 字的陶钵，为确认 "朐忍故城" 提供了重要佐证，直接证明了开州地区与朐忍县的历史关联。

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 年）是开州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刘备将朐忍县一分为三，其中西北部为汉丰县，这是开县境内第一次设置县，标志着开州地区开始有独立的县级建置，迄今已有 1800多年历史。

汉丰县的设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命名的文化内涵。汉丰县的命名取 "汉土丰盛" 之意，体现了对开州地区富饶物产的赞美。这一命名反映了当时对开州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认可。

第二，行政地位的提升。从乡里到县级建制的转变，标志着开州地区在区域政治体系中地位的显著提升。汉丰县建立后，自西魏废帝三年（554 年）设州，直至明洪武六年九月降州为县，定名为开县。

第三，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开州重文兴教历史悠久，素有 "举子之乡" 美誉。巴渝文化学者熊笃在《巴渝文化论纲》中称 "巴渝最早的官学建于唐代的只有开县（今开州）一处，是因为文学家韦处厚被贬为开州刺史所建"。

开州地区的考古发现为论证其文化根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余家坝遗址的考古发掘揭示了开州与巴文化的深厚渊源。余家坝遗址位于开州渠口镇钦云村，是一处战国时期的巴人墓地，南北长约 410 米，总面积达 5 万多平方米，1992 年被确认为一处战国时期的巴文化遗址，整体保存较好，前后共计发掘 130 余座竖穴土坑墓。

开州巴文化的主要特征包括：

· 墓葬形式：以竖穴土坑墓为主的墓葬形式

· 兵器组合：以柳叶形剑、矛、钺等为主的兵器组合

· 陶器组合：以釜、罐、豆等为主的陶器组合

· 文化符号：独特的巴蜀符号和纹饰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余家坝巴人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兵器占据重要地位。墓葬里除了出土青铜器以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青铜兵器，数量多，种类全，这也是巴人尚武的一个标志。巴人尚虎，所以在很多兵器上都有虎纹。

从文化因素分析来看，通过这些墓地随葬品的文化因素分析，开县已经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共生地，但就其总的文化面貌而言，巴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一发现有力证明了开州文化根脉深植于巴文化土壤。

开州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保留了大量巴文化元素，体现了文化传统的延续性：

第一，开州瑞兽金狮。开州瑞兽金狮的诞生，其源头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在古开州这片土地上，巴人曾拓土开疆，他们在开疆拓土的征途中，以自然界的生灵为师，以天地之力为伴，信仰图腾崇拜，以此作为精神支柱。

开州瑞兽金狮带有浓厚的 "巴文化" 痕迹，体现了巴人板楯蛮 "前战后舞" 的习俗。其表演形式以金狮为主，集武术、舞蹈、音乐、杂技于一体。作为一种流传久远的民俗舞蹈，"瑞兽金狮" 带有浓厚的 "巴文化" 痕迹。

第二，满月山歌。满月山歌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满月镇，是渝东北地区民歌的代表曲种，与唐代竹枝歌一脉相承，堪称古巴人竹枝歌的 "活体遗存"。这一发现表明，巴人的音乐传统在开州地区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第三，巴渝舞传统。巴人以乐舞著称，这种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深刻影响了开州地区的民间艺术发展。开州民歌民谣民谚是开州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蕴含着丰富的巴文化元素，如巴人的乐舞传统、祭祀文化等。

开州地区在语言文字和民俗传统方面保留了大量巴文化印记：

第一，地名文化。开州地区仍有许多传统习俗和名称与巴有关。如置县巴渠，物产盐巴、巴豆，方言中的巴实、嘴巴、牙巴等等。这些地名和词汇反映了巴文化在开州地区的深远影响。

第二，尚武传统。开州处处留有巴人的传说，巴人尚武就是口口相传的共识。巴人崇拜白虎，反映出崇力、尚武的精神。巴人在每次战斗之前要跳战舞，这个战舞就是巴人的巫舞，一种戴虎面具的图腾舞。

第三，民居建筑。干栏式建筑是巴人的传统建筑形式，其主要特点是楼上住人，楼下悬空或圈养牲畜。当今峡江地区随处可见的土家吊脚楼，正是古代巴人干栏式建筑的活化石。

第四，宗教信仰。在精神文化方面，移民带来的儒家思想、道教信仰和佛教文化与本地的巫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开州地区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这种多元宗教文化的融合体现了巴文化的包容性特征。

综合以上分析，开州文化根脉与古巴国都邑文化的深层联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论证：

第一，考古文化的一脉相承。开州地区发现的巴人墓葬、青铜器、陶器等考古遗存，其文化特征与巴国核心区域的文化面貌高度一致，证明了文化传统的连续性。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开州瑞兽金狮、满月山歌、巴渝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直接传承了巴人的乐舞传统、宗教信仰和民俗习惯，构成了巴文化在开州地区的 "活态博物馆"。

第三，语言文字的历史印记。地名、物产名称、方言词汇中保留的巴文化元素，为追溯文化渊源提供了语言学证据。

第四，精神文化的深层影响。尚武精神、白虎崇拜、巫舞传统等精神文化要素，体现了巴文化对开州民众心理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

巴文化的空间格局呈现出多元一体、层次分明的特征。从整体分布看，巴文化的主要范围包括四川盆地东部，北接汉中，南及黔涪，以川东地区为核心，包括陕南、鄂西、湘西、黔北等地。巴文化空间格局的主要特征包括：

第一，核心边缘结构。巴文化区的地域范围大致上北起汉中，南达黔中，西起川中，东至鄂西，主要分布于渝、陕、鄂、湘、黔五省市交界区域。其中，川东地区是巴文化的核心区域。

第二，流域性分布特征。巴文化以长江为依托，同时向大江南北作辐射发展，在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蜀文化、巴文化和楚文化依次分布。

第三，文化交融特征。巴文化与蜀文化、楚文化等都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广义范畴的巴文化，其与宗周中原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巴文化的包容性充分体现在其与中原文化、蜀文化、秦文化和楚文化等的关系中。

开州在巴文化空间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枢纽地位，这种地位体现在多个方面：

第一，地理位置的枢纽性。开州地处大巴山与大三峡接合部，是秦巴文化、巴楚文化、巴蜀文化的交汇点，汇聚了中华文明的多元精华。开州茶马古道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商贸网络的关键支线，北接秦陇（今陕西、甘肃一带）、南连巴蜀（今四川、重庆区域），是巴人、汉人及西北少数民族开展物资交换与文化互动的核心通道。

第二，文化传播的桥梁作用。开州地区的巴文化具有重要地位，与三峡西部地区的巴文化相比，开州地区的巴文化更加开放和多元，这与开州地区位于巴文化分布的中东部地区，是连接巴文化核心区与其他文化区域的重要纽带有关。

第三，考古学证据的支撑。开州地区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其在巴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山海经》中的记载与开州地区的地理特征和民间传说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叙事链条，证明了开州地区在古代巴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这些记载与开州地区的地理特征、民间传说和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共同构建了开州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图景，证明了开州地区是远古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第一，开州位于古巴国都市文化圈的核心区域无疑。从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开州在先秦时期属于巴国的核心地域，是巴国都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巴子国故邑故陵的考证，为开州在巴国都市文化圈中的地位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二，开州历史地位的三阶段演变轨迹清晰可见。开州经历了从 "巴国都邑文化腹地"（先秦时期）到 "朐忍县核心辖区"（秦汉时期），再到 "汉丰县独立建制"（东汉至今）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轨迹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变迁，更体现了开州地区在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开州文化根脉与古巴国都邑文化具有深层的延续性。从考古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语言文字、民俗传统等多个维度的分析表明，开州文化深深植根于巴文化土壤，巴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开州地区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

第四，开州在巴文化空间格局中具有关键的枢纽地位。开州地处秦巴文化、巴楚文化、巴蜀文化的交汇点，是连接巴文化核心区与其他文化区域的重要纽带，对理解巴文化的空间格局和历史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系统论证了开州在古巴国都市文化圈中的地位，为巴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二是揭示了开州历史地位演变的内在规律，丰富了对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变迁的认识；三是通过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全面展现了开州巴文化的深厚底蕴。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历史文献的缺失和考古材料的有限性，一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深化：一是加强开州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期望有更多重要的巴文化遗存被发现；二是运用数字人文等新方法，对开州巴文化进行更加精准的时空定位和文化分析；三是加强与周边地区巴文化研究的交流比较，构建更加完整的巴文化研究体系。

总之，开州作为古巴国都市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不容忽视。深入研究开州与巴文化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巴文化的空间格局与历史演进，也为新时代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来源：周的梦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