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丈夫失业带小姨子去上海创业，一年后我带儿子去探望震惊

摘要：我的丈夫王卫东，和我那未出阁的亲妹妹陈锦凤，同住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里。一张床，一个灶，满屋子都是布料和缝纫机的味道。

在推开那扇门之前，我设想过一万种可能，唯独没有眼前这一种。

我的丈夫王卫东，和我那未出阁的亲妹妹陈锦凤，同住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里。一张床，一个灶，满屋子都是布料和缝纫机的味道。

整整一年，三百六十五个日夜。我就是靠着他信里那些“一切都好”、“生意走上正轨了”的字句，缝补着对未来的想象。我带着儿子，守着家，以为自己是那个在后方支持英雄的女人，以为他们在上海滩开疆拓土，风光无限。

可故事，要从一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天说起。

第1章铁饭碗碎了

1993年的夏天，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安的味道。我们家所在的这个北方小城，最大的棉纺厂效益一天不如一天，厂区里那棵据说和厂子同岁的梧桐树，叶子都黄得比往年早。

王卫东就是棉纺厂的。他是技术科的一名绘图员，捧着个人人羡慕的“铁饭碗”。我叫陈锦玉，在镇上的小学当老师，工作稳定，我们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叫亮亮。在街坊四邻眼里，我们家是顶安稳不过的日子。

可这安稳，就像那棵老梧桐的黄叶，说掉就掉了。

那天晚饭，桌上是我特意炖的排骨藕汤。亮亮吃得满嘴是油，我和往常一样给他夹菜，可饭桌上的气氛却不对劲。王卫东一直埋头扒饭，一句话不说，筷子在碗里戳来戳去，就是不夹一块排骨。

“卫东，怎么了？菜不合胃口？”我轻声问。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像是熬了好几个通宵。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声音不大，却把我和亮亮都吓了一跳。

“厂里，让我下岗了。”

五个字，像五颗钉子，狠狠地钉进了我的心里。我端着碗的手一抖，汤差点洒出来。下岗，这个词那时候像个幽灵，在小城的上空盘旋，谁都怕被它缠上。

“怎么会？你不是技术骨干吗？”我的声音都在发颤。

“骨干？”他自嘲地笑了一下，嘴角咧开一个苦涩的弧度，“现在厂子要的是订单，不是图纸。一整个科室，就留了两个人看摊子，其余的，都让回家了。”

那一晚，我们俩谁都没睡好。我能感觉到身边他翻来覆去，长吁短叹。我知道，他是个心气很高的人，当年在厂里也是数一数二的技术能手，现在突然被“抛弃”，这种落差感比没钱更折磨人。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的空气都是凝固的。王卫东每天早出晚归，说是找工作，可我们这种小城，一个萝卜一个坑，哪有那么多位置。他肉眼可见地消沉下去，以前爱逗亮亮笑，现在回家就坐在沙发上抽烟，一根接一根，家里烟雾缭绕，呛得人眼睛疼。

转机，或者说，另一个让我始料未及的决定，是在我妹妹陈锦凤的到来后发生的。

锦凤比我小六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跟着我妈学了一手顶好的裁缝手艺。我妈年轻时是县里最好的裁缝，那台老式的“蝴蝶牌”缝纫机传到锦凤手里，简直活了过来。她脑子活，做的衣服样子新潮，在十里八乡都小有名气。

那天，锦凤提着一篮子自家种的黄瓜和西红柿来看我，正好撞见王卫东又在阳台上唉声叹气。

“姐夫，别愁了，天无绝人之路。”锦凤总是这样，像个小太阳，风风火火的。

王卫东掐了烟，苦笑道：“路？路都在别人脚下呢。”

锦凤把篮子往桌上一放，大声说：“那咱们就自己走出一条路来！我听人说，现在南边时兴‘下海’，都去上海、广州发大财了！姐夫你懂技术，有文化，我呢，有手艺。咱们合伙干，肯定能行！”

我当时只当是小姑娘的异想天开，拉了拉她的袖子：“瞎说什么呢，去上海？人生地不熟的，咱们拿什么去？”

没想到，王卫东的眼睛却亮了。他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把拉住锦凤的胳膊，急切地问：“锦凤，你说的……是真的？你愿意跟我去闯闯？”

“当然了！”锦凤拍着胸脯，“我早就想出去见见世面了！我做的衣服，肯定能在大上海卖出好价钱！到时候，咱们开个服装店，你管经营，我管设计制作，强强联合！”

我看着他们俩一唱一和，越说越激动，心里却像揣了块冰。去上海？那得是多远的地方啊。卫东带着我妹妹，一个大男人带着个未出阁的小姨子，这……这算怎么回事？

晚上，我把我的担忧跟卫东说了。

“卫东，这事是不是太草率了？锦凤一个女孩子家，跟你出去，别人会说闲话的。”我小心翼翼地措辞，“再说，咱们家这点积蓄，都投进去，万一……万一赔了怎么办？亮亮还要上学呢。”

王卫东坐在床边，背对着我，身影在月光下显得格外萧索。

他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声音沙哑：“锦玉，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可你想想，我现在这样，每天在家等死，算个什么男人？我不想让亮亮以后被人指着脊梁骨说，他爸是个没用的下岗工人。”

他转过身，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心很烫，带着一丝颤抖。

“锦凤的手艺，你是知道的。上海那种大地方，遍地是机会。我跟她去，我既是她姐夫，也是她亲哥，我发誓，我一定会照顾好她，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我们是去创业，是去挣钱养家，不是去干别的。”

他顿了顿，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锦玉，你信我。给我一年时间。一年，我一定混出个样来，把你们娘俩都接到上海去，过好日子。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看着他眼里那种破釜沉舟的决绝，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知道，一个男人的尊严和对未来的渴望，是拦不住的。我心里的不安被他的承诺压了下去，我选择了相信他，相信我的丈夫，也相信我的亲妹妹。

就这样，在一个星期后，我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又找我父母借了些，凑了两千块钱，送他们登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站台上，汽笛声长鸣。王卫东穿着一身半旧的西装，努力想让自己看起来精神点。锦凤则背着一个大包，里面是她吃饭的家伙，还有那台拆卸开的“蝴蝶牌”缝纫机。

“姐，你放心吧！等我挣了大钱，给你买最好看的裙子！”锦凤隔着车窗对我喊，脸上满是憧憬。

王卫东没多说话，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又摸了摸亮亮的头，用口型对我说：“等我。”

火车缓缓开动，带走了我的丈夫和妹妹，也带走了我们家全部的希望。我抱着亮亮，站在月台上，直到那抹绿色消失在视野的尽头。风吹过，我才发现，自己的脸上早已冰凉一片。

我不知道，这个决定，会将我们三个人的命运，带向一个完全无法预知的方向。

第2章遥远的信和变淡的墨迹

他们走后的日子，像是被拉长的默片，安静又熬人。

小城的生活一成不变。我每天学校和家两点一线，白天在课堂上教孩子们读“a、o、e”，晚上回家，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就只剩下我和亮亮两个人。以前王卫东在，家里总有点动静，他爱看电视里的新闻，有时候还会跟我争论几句。现在，电视机都懒得开了，屋子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指针“滴答”作响。

亮亮正是黏人的年纪，总追着我问：“妈妈，爸爸和姨姨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爸爸了。”

每当这时，我都会摸着他的头，笑着说：“快了，爸爸和姨姨在上海挣大钱呢，等他们盖好了大房子，就接我们过去。”

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其实一点底都没有。上海，在我的想象里，是一个遥远又模糊的词，是画报上那些穿着时髦衣服的男女，是高耸入云的楼房。卫东和锦凤，真的能在那里站稳脚跟吗？

最初的一个月，王卫东的信来得很勤，几乎每周一封。信纸是那种最便宜的练习簿纸，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兴奋和新奇。

他在信里说，上海太大了，人也太多了，到处都是机会。他们租了个小铺面，白天卖衣服，晚上锦凤就在后面赶工。他说锦凤做的改良旗袍很受欢迎，有个香港来的老板娘一口气就买了两件。他还说，他正在学着跟各种人打交道，虽然累，但心里是踏实的。

“锦玉，你放心，我们吃住都很好。锦凤这丫头很能干，也很能吃苦，比我想象的要坚强。我会照顾好她的。勿念。”

信的末尾，总有这样一句。每次读到这里，我心里就踏实几分。我还把信拿给父母看，让他们也放心。我爸点点头，说：“卫东是个有担当的人，锦凤跟着他，吃不了亏。”

信里偶尔会夹着钱，有时候是五十，有时候是一百。钱不多，皱巴巴的，像是从口袋里掏了无数次。我知道，这是他们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我一分都舍不得花，全都小心翼翼地存起来，想着等他们需要的时候再寄回去。

可是，从第三个月开始，信渐渐少了。从一周一封，变成半个月一封，再到一个多月才有一封。信的内容也越来越短，不再有那些鲜活的细节描述，翻来覆去就是几句套话：“一切都好，生意忙，勿挂念。”

寄回来的钱也断了。

我开始不安起来。我写信去问，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钱不够就跟我说，家里还有些。可他的回信，依旧是那句轻描淡写的“一切都好”。

女人的直觉是种很玄的东西。我能从那越来越潦草的字迹和越来越短的篇幅里，读出一种疲惫和敷衍。他越是说“好”，我心里就越是打鼓。

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也开始多了起来。小城就这么大，谁家有点风吹草动，第二天就能传遍。王卫东带着小姨子去上海闯荡，这本身就是个足够吸引眼球的话题。

“锦玉啊，你心可真大。一个男人，带着个年轻漂亮的小姨子，孤男寡女的，在外面一年半载……啧啧。”隔壁的张婶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这么说，眼神里充满了同情和揣测。

“卫东不是那样的人，锦凤是我亲妹妹。”我每次都这样辩解，但声音连自己都觉得有些无力。

我安慰自己，他们是去创业的，忙起来顾不上写信是正常的。上海开销大，暂时寄不回钱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能自己先乱了阵脚，我要相信他们。

为了补贴家用，也为了让自己忙起来没空胡思乱想，我开始接一些私活。白天上完课，晚上我就在家里给学生补课。周末，我还去一个朋友开的服装店里帮忙卖衣服，学点经验，也想看看现在都流行什么款式，等以后他们回来了，或许能用得上。

日子就在这种忙碌和煎熬中一天天过去。墙上的日历被一页页撕下，转眼，就到了第二年的夏天。

距离他们离开，已经快一年了。

这一年里，亮亮长高了不少，裤子都短了一截。他不再天天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只是有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对着我们三个人的全家福发呆。我知道，孩子长大了，也懂事了。

最后一个月，我没有收到王卫东的任何信件。我寄出去的信，也石沉大海。

我彻底慌了。

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攫住了我。他们是不是出事了？生病了？还是……还是遇到了更糟糕的情况？我不敢再往下想。

我决定了，我要去上海。我必须亲眼去看一看。不管他们是好是坏，是成功还是失败，我都要知道真相。

我跟学校请了假，又把我妈接过来帮忙照顾几天亮亮。但我妈坚持要我带上亮亮一起去。她说：“带上亮亮，让卫东看看儿子，他心里要是有什么别的想法，看到亮亮，也就都收回去了。”

我明白我妈的言外之意。她也开始不放心了。

于是，在他们离开将近一年后的一个清晨，我拉着亮亮，揣着他们当初留下的那个地址，登上了和他们一年前同一方向的火车。

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地响着，我的心也跟着这节奏，七上八下，一路颠簸，奔向那个未知的、决定我家庭命运的远方。

第3章弄堂深处的地址

从我们北方小城到上海，绿皮火车要摇摇晃晃一天一夜。

车厢里混杂着各种气味，泡面味、汗味、劣质烟草味，还有孩子们不知疲倦的哭闹声。亮亮是第一次出远门，起初还很兴奋，扒着车窗看外面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但时间一长，他也蔫了下来，靠在我身上昏昏欲睡。

我却毫无睡意。

我的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一遍遍地闪过各种画面。我想象着王卫东和锦凤的服装店，是不是开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店里挂满了锦凤设计的新潮衣服，卫东穿着笔挺的西装，操着一口流利的“上海普通话”跟客户谈生意。然后他们看到我带着亮亮突然出现，会是怎样的惊喜？

我又忍不住想那些坏的可能。他们是不是生意失败，血本无归，所以才不好意思联系我？或者，他们是不是遇到了骗子，被人骗光了钱，现在正流落街头？

最不敢想，却又控制不住冒出来的念头是，他们……他们是不是真的像邻居说的那样，日久生情，有了别的关系？这个想法一出来，就像一条毒蛇，缠得我的心又冷又痛。我赶紧摇摇头，把这个可怕的念头甩出去。不会的，卫东爱我，锦凤是我的亲妹妹，他们不会背叛我的。

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晨，当火车广播里传来“上海站”三个字时，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

走出火车站，一股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眼前是川流不息的人群，高大的建筑，还有耳边听不懂的吴侬软语。这就是上海，一个和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城完全不同的世界。它繁华，但也陌生，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慌。

我拉紧亮亮的手，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了一辆三轮车。

“师傅，去这个地方。”我把写着地址的纸条递给车夫。

车夫是个精瘦的上海本地人，他瞥了一眼地址，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说：“哦，南市区，老城厢嘛。坐好，有点远的。”

三轮车在宽阔的马路上穿行，又拐进越来越窄的巷子。两边的建筑从高楼大厦，变成了低矮的石库门房子。头顶上是密密麻麻的电线和晾衣杆，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像万国旗一样。空气里，有煤炉的味道，有饭菜的香味，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潮湿霉味。

这里和我幻想中的上海，完全不一样。

车子最终在一个狭窄的弄堂口停下。“进去，自己找门牌号吧，车进不去了。”车夫指了指里面。

我付了钱，拉着亮亮，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弄堂。脚下是湿滑的青石板路，两边是斑驳的墙壁。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择菜，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我们这两个外地人。

“阿婆，请问您知道这个地址在哪里吗？”我拿着纸条，客气地问。

老太太眯着眼看了半天，指了指弄堂深处一栋看起来更破旧的二层小楼：“喏，就那栋楼，二楼，最里头那间。”

“谢谢您！”我心里一阵激动，终于要见到了。

我拉着亮亮，快步走到那栋小楼前。楼梯是木质的，又窄又陡，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好像随时会塌掉一样。楼道里光线昏暗，堆满了杂物，空气中那股霉味更重了。

这……就是他们住的地方？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说好的铺面呢？说好的生意兴隆呢？

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也许，这里只是他们的住所，铺面在别处，在很繁华的地方。对，一定是这样。

我抱着亮亮，艰难地爬上二楼。走廊的尽头，是一扇掉漆的木门，门上没有门牌号，只是用粉笔潦草地写着一个“7”。

就是这里了。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心脏“怦怦”地狂跳，像是要从胸口里蹦出来。我深吸一口气，又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我想象着门打开后，卫东和锦凤惊喜的表情。

我抬起手，正准备敲门，却听到里面传来一阵模糊的对话声，和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缝纫机“哒哒哒”的飞速运转声。

他们在！他们都在！

一股巨大的委屈和思念涌上心头，我的眼眶瞬间就红了。我不再犹豫，伸手，一把推开了那扇虚掩着的门。

也推开了那个，让我震惊到几乎窒息的真相。

第4章一张床，一个灶

门被推开的瞬间，缝纫机的声音戛然而止。

屋里所有的人，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齐刷刷地朝门口看来。

而我，也僵在了原地。

眼前的景象，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把我之前所有的幻想、猜测和自我安慰，全都砸得粉碎。

这是一个不足十平米的房间，小到一眼就能望到头。左手边，是一个用砖头和木板搭起来的简易灶台，上面放着一口发黑的锅和一个煤油炉。右手边，靠墙的位置，摆着一张床。

一张床。

一张老式的木板床，上面铺着洗得发白的床单。

床的旁边，就是那台熟悉的“蝴蝶牌”缝纫机。缝纫机前坐着的，是我妹妹陈锦凤。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T恤，头发用一根布条随意地扎在脑后，脸色蜡黄，眼窝深陷，整个人瘦得像根竹竿。她看到我，手里的布料“啪”地一下掉在地上，嘴巴张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而在床边，一个男人正赤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拿着一把破蒲扇，费力地扇着风。他背对着门口，脊背上全是汗珠，能看到一条条凸起的肋骨。

他听到动静，不耐烦地转过头来——是王卫东。

他也瘦得脱了相，曾经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胡子拉碴，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麻木。当他的目光和我对上的那一刻，他脸上的不耐烦瞬间凝固，变成了极度的震惊和慌乱。他下意识地抓起旁边的一件衣服，想要遮住自己的身体。

房间里，除了他们俩，还有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手里拿着剪刀在裁剪布料。

整个房间，被成堆的布料和半成品衣服塞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布料的粉尘味、汗味和一股说不出的酸腐气。

这就是他们信里说的“一切都好”？

这就是王卫东承诺要带我来过上的“好日子”？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血液仿佛都凝固了。我死死地盯着那张床，那个房间里唯一的床。我的丈夫，我的妹妹，他们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同住了一年？

亮亮被这压抑的气氛吓到了，紧紧地攥着我的衣角，小声地喊：“妈妈……”

这一声，像一根针，刺破了这死寂的画面。

“姐……你怎么来了？”锦凤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颤抖着从缝纫机前站起来，手足无措地看着我。

王卫东也慌忙地穿上衣服，快步走到我面前，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锦玉……你……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就来了？”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心虚。

我没有理他们。我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在他们俩身上来回扫视，最后，又落回到那张床上。我的嘴唇哆嗦着，用尽全身的力气，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你们……就住在这里？”

王卫东的脸色一白，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我。

锦凤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低下头，抠着自己的手指，不敢说话。

那个陌生的中年妇女见状，尴尬地站起来，对王卫东说：“小王，那……那我先回去了，这些布料明天我再来拿。”说完，她逃也似的从我身边挤了出去。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还有被我紧紧护在身后的亮亮。

“我问你们话呢！”我感觉自己的声音在发抖，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和屈辱从心底直冲头顶，“你们俩，就睡在那张床上，住了一年？”

“不是你想的那样！姐，你听我解释！”锦凤急得快哭了，上前想来拉我的手。

我猛地甩开她：“别碰我！”

我看着王卫东，那个曾经信誓旦旦地向我承诺未来的男人，此刻却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低着头，一言不发。

他的沉默，在我的眼里，就是默认。

所有的委屈、怀疑、隐忍，在这一刻彻底爆发。我想起了邻居们那些同情的眼神，想起了那些说闲话的嘴脸，想起了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省吃俭用、夜夜担心的三百多个日夜。我以为我在支持他们创业，原来，我只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傻子！

“王卫东！”我歇斯底里地喊了出来，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淌，“这就是你说的混出个样来？这就是你说的照顾好我妹妹？你们把我当什么了？把我陈锦玉当成一个天大的笑话吗？”

我的质问像鞭子一样抽打在他们身上，也抽打在我自己心上。

王卫东的嘴唇动了动，终于抬起头，眼睛通红地看着我，沙哑地开口：“锦玉，对不起。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想的那样？那是哪样？”我指着那张床，冷笑一声，“那你们告诉我，这一年，你们晚上是怎么睡的？啊？你们俩，就睡在那上面，一个是我丈夫，一个是我亲妹妹！你们让我怎么想？你们让别人怎么想？”

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尖利，引得走廊里有邻居探出头来看热闹。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所有的尊严，都被扒光了，扔在这肮脏油腻的地板上，任人践踏。

第5章被戳破的谎言

我的质问，像一把尖刀，插在房间里，让本就稀薄的空气更加令人窒息。

王卫东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看看我，又看看窗外探头探脑的邻居，一把将我拉进屋里，“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锦玉，你小声点！家丑不可外扬！”他压低了声音，语气里带着一丝恳求和焦躁。

“家丑？”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眼泪流得更凶了，“现在知道是家丑了？你们做出这种事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会有今天？王卫东，我真是看错你了！”

“姐！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锦凤哭着冲了过来，一把抱住我的腿，仰着那张瘦得脱相的小脸看着我，“我们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一张床……一张床是我们两个人睡，可……可是……”

她“可是”了半天，却说不下去，只是一个劲地摇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两个人睡？”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几乎要晕过去。我猛地推开她，后退了两步，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们，“你们……你们承认了？”

“不是！”王卫东急了，大步上前，抓住我的肩膀，用力地摇晃着，“锦玉，你冷静点！你听我们解释！”

“解释？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我拼命地挣扎，却被他箍得死死的。他的力气很大，手劲捏得我肩膀生疼。

“爸爸，你别欺负妈妈！”一直躲在我身后的亮亮，突然冲上来，用他小小的拳头捶打着王卫东的腿，“你是坏爸爸！你放开我妈妈！”

儿子的哭喊声像一盆冷水，浇在了我们三个人的头上。

王卫东浑身一震，松开了手。他看着满脸泪痕的亮亮，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愧疚。他蹲下身，想去抱亮亮，声音哽咽：“亮亮，爸爸……爸爸不是坏人。”

亮亮却吓得又躲回我身后，紧紧抱着我，不让他碰。

这个场景，彻底击垮了王卫东最后一道防线。他颓然地坐在了地上，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像个孩子一样，用手捂住了脸，肩膀剧烈地抽动起来。

锦凤也哭得泣不成声。

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压抑的哭声和喘息声。

哭了不知道多久，我的情绪渐渐平复了一些，只剩下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悲凉。我抱着亮亮，坐在唯一的一张小马扎上，冷冷地看着他们。

“说吧。”我开口，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我想听听，你们到底是怎么‘一切都好’的。”

王卫东抬起通红的眼睛，声音里带着浓重的鼻音，开始讲述这一年里发生的一切。

原来，他们刚到上海时，确实租了个小铺面，生意也还不错。但他们人生地不熟，很快就被一个自称是“大老板”的人给骗了。那人定了一大批货，付了很少的定金，等他们把所有本钱都投进去，赶制出那批衣服后，那个人却消失了，卷走了所有的货。

他们不仅赔光了带来的所有钱，还欠了一屁股债。铺面租不起了，只能退掉。为了还债，也为了生存下去，王卫东去码头上扛过麻袋，去工地上搬过砖。锦凤则凭着手艺，接一些服装厂外发的零活，没日没夜地踩着缝纫机。

他们不敢告诉我真相。王卫东说，他是个男人，他没脸告诉我他失败了，他怕我担心，也怕在家里抬不起头。锦凤也说，她不想让我和爸妈觉得她是个累赘，是她拖累了姐夫。

所以，他们选择了撒谎。用一个个“一切都好”的谎言，维持着我们这个家表面的平静。

“那……那这个房子呢？”我指了指周围，声音依旧冰冷，“还有这张床？”

“这里是全上海我们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住处了，一个月只要三十块钱。”王卫东苦涩地说，“至于床……”

他顿了顿，锦凤接过了话头。

“姐，这张床，晚上是我跟亮亮姨睡的。”她指的，是刚才那个匆匆离开的中年妇女，“她是我们的邻居，也是介绍我做这些散活的人。她男人前几年去世了，一个人带着孩子，就住隔壁。她看我们可怜，就让我晚上去她那儿挤一挤。”

“那他呢？”我的目光转向王卫东。

锦凤咬了咬嘴唇，说：“姐夫……姐夫他晚上不睡床的。”

她说着，走到墙角，从一堆布料下面，拖出了一块破旧的门板和两条长凳。

“他……他晚上就把这个搭起来，睡在地上。”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我看着那块光滑的门板，看着王卫东身上因为长期睡硬板而留下的一块块红印，再看看他那双因为干重活而布满老茧和伤口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没钱，只能租一个房间。白天这里就是我们的工场，我跟张姨一起赶工，姐夫就出去跑活，接单、送货，什么都干。为了省钱，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有时候一个馒头就着咸菜就是一顿。”锦凤的声音越来越小，“信写得少，是因为太累了，有时候拿着笔都能睡着。不寄钱回去，是因为我们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

真相，以一种如此残酷而又狼狈的方式，被揭开了。

没有背叛，没有苟且。只有贫穷、挣扎和为了维护那点可怜的自尊而编织的谎言。

我看着眼前这两个被生活折磨得面目全非的亲人，再想想自己这一年来在家里那些无端的猜忌和怨恨，突然觉得无比的荒唐和可笑。

我以为我承受了所有，原来，他们承受的，比我多得多。

我没有哭，眼泪好像已经流干了。我只是站起身，走到王卫东面前，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他凹陷的脸颊。他的胡茬很硬，扎得我手心发痒。

他抬起头，眼里充满了悔恨和乞求。

“锦玉，我错了。我不该瞒着你。”

我摇了摇头，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只是蹲下身，把他，和旁边哭得发抖的妹妹，一起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这一刻，所有的愤怒、委屈和不解，都烟消云散了。只剩下一种无法言说的，对亲人的心疼。

第6章缝纫机的新生

那一夜，我们四个人，第一次在这个小小的出租屋里一起过夜。

亮亮大概是哭累了，也或许是终于见到了爸爸，很快就在床上睡着了，小脸上还挂着泪痕。我躺在他身边，却怎么也睡不着。

王卫东和锦凤没有再争执谁睡地上。锦凤去隔壁张姨家睡了，而王卫东，就在地上搭起了他的“床”——那块冰冷的门板。

我能听到他翻来覆去的声音，还有他刻意压抑着的咳嗽声。上海的夏天潮湿闷热，长期睡在地上，他的身体恐怕早就落下了病根。

我的心，一抽一抽地疼。

我起身，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打量着这个房间。我的目光落在了那台“蝴蝶牌”缝纫机上。它被擦拭得很干净，机身上的一些掉漆的地方，还被人用黑色的墨水小心地涂抹过。旁边，堆着小山一样的布料，都是些最普通的棉布和的确良，还有一堆已经裁剪好的童装裁片。

我随手拿起一件半成品，是一件小小的背带裤。做工很精细，针脚匀称，看得出锦凤的手艺没有丝毫退步。只是这款式，太普通了，就是市面上最大路货的样子。

我忽然明白了。他们是在给一些小作坊做代工，挣的是最辛苦的计件工资。这种活，累死累活，也挣不了几个钱。

天快亮的时候，王卫东大概是以为我睡着了，轻手轻脚地爬起来，端着一个盆出去了。不一会儿，他端着一盆热水进来，又拿了条毛巾，拧干了，小心翼翼地帮我和亮亮擦脸、擦手。

他的动作很轻，带着一种失而复得的珍视。我闭着眼睛，能感觉到他粗糙的手指偶尔碰到我的脸颊，我的心底，最后一点隔阂也融化了。

等他弄完，我才睁开眼睛。

“卫东。”我轻声叫他。

他吓了一跳，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我吵醒你了？”

我摇摇头，坐起身，拍了拍身边的床沿：“坐下，我们谈谈。”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了过来。

“以后，不许再骗我了。”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是一家人，要一起扛。你懂吗？”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眼圈又红了：“懂，我懂了。锦玉，让你受委了。”

“我不委屈。”我说，“委屈的是你们。是我错怪你们了。”

那天早上，我们三个人进行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家庭会议。我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样给别人做代工，不是长久之计。我们是在用锦凤最好的手艺，去挣最廉价的辛苦钱。我们得做自己的东西。”

“做自己的东西？”王卫东和锦凤都愣住了。

“对。”我拿起那件小背带裤，“我们为什么不做童装？亮亮这么大了，我最清楚什么样的衣服孩子穿着舒服，什么样的款式家长喜欢。锦凤你手艺这么好，我来画样子，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做。”

我的想法很简单。与其跟那些大厂拼价格、拼数量，不如我们做精、做巧。做那些有设计感、用料好、做工细的童装。上海这么大，有钱人多，肯定有市场。

王卫东的眼睛亮了：“这个主意好！我们做自己的牌子！”

“可是……我们没有本钱啊。”锦凤小声地说，一年多的失败让她变得很没自信。

“钱，我想办法。”我斩钉截铁地说。我来的时候，把家里最后的一点积蓄，还有我这几个月做家教攒的钱，都带来了。虽然不多，但作为启动资金，应该够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住在这里了。”我环顾四周，“我们要重新租个地方，可以小，但必须是两间房。一间住人，一间当我们的工作室。人得活得有个人样，才能把事情做好。”

我的话，像是一剂强心针，让王卫东和锦凤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脸上那种长久以来的麻木和疲惫，渐渐被一种新的光彩所取代。

说干就干。

接下来的几天，王卫东带着我跑遍了附近的中介，我们终于在不远处的一个弄堂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两室小院。虽然也很旧，但比之前那个鸽子笼强了百倍。我们把所有的钱都交了房租和押金，身上几乎不剩什么了。

搬家的那天，我们三个人，用一辆借来的板车，拉着我们全部的家当。最重要的，就是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当它被稳稳地安放在我们“新工作室”的窗下时，我们三个人都笑了。

阳光照在缝纫机上，也照在我们三个人的脸上。

我拿出了我连夜画出的几张童装设计图，有小裙子，有连体衣，上面还绣着可爱的卡通图案。锦凤看着图纸，眼睛里闪着光：“姐，你画得真好看！这个我能做出来！”

王卫东则负责跑布料市场。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漫无目的，而是拿着我给的布样和要求，一家家地比价、砍价。

我们的“锦绣童装”小作坊，就这样，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正式开张了。

亮亮成了我们的第一个“模特”。锦凤做出的第一件样衣——一件天蓝色的小熊连体衣，穿在亮亮身上，可爱得不得了。

王卫东抱着亮亮，去附近的公园、商场门口“摆地摊”。起初，没人搭理。但很快，就有一位时髦的年轻妈妈被亮亮身上的衣服吸引了。

“小朋友，你这身衣服真好看，哪里买的呀？”

王卫东抓住机会，赶紧推销：“我们自己家做的！料子是纯棉的，您摸摸，绝对舒服！样子也是独一份的！”

那位妈妈摸了摸料子，又看了看做工，当场就买下了一件。

这是我们的第一笔生意。

虽然只有十几块钱，但我们三个人高兴得像个孩子。那天晚上，我特意多炒了两个菜，我们围坐在一起，庆祝这个来之不易的开端。

那台老旧的缝纫机，在新的房间里，再次“哒哒哒”地响了起来。这一次，它的声音里，不再是生存的挣扎，而是充满了希望和新生的力量。

第7章我们的锦绣

万事开头难，但只要开了个好头，后面的路似乎就顺畅了许多。

我们的“锦绣童装”渐渐有了些名气。起初只是在附近几个弄堂里，后来，靠着那些妈妈们的口口相传，连一些住在高档小区的客户都会特意找过来。

她们看中的，就是我们衣服的“三好”——料子好，款式好，做工好。

我负责设计。我没什么美术功底，画的图纸歪歪扭扭，但我懂一个母亲的心。我知道什么样的领口不会勒到孩子，什么样的裤腿方便换尿布，什么样的图案能让孩子一眼就喜欢上。我把对亮亮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那些设计图里。

锦凤是我们的核心技术。她的手巧得像有魔力，再复杂的款式，到了她手里，几天就能变成一件漂亮的成衣。她对针脚的要求近乎苛刻，每一件衣服，都做得像工艺品。长时间的工作，让她的手指上布满了针眼，腰也落下了毛病，但她从没喊过一声苦。

王卫东则彻底转型成了一个“生意人”。他不再是那个坐在办公室里画图纸的技术员，而是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驮着我们的衣服，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他去高档的百货公司门口，去量大的公园，甚至去那些外国人开的幼儿园门口。他学会了跟人讨价还价，学会了看人下菜碟，也学会了受了委屈和白眼后，转身还能笑脸迎人。

他变得市侩了，也变得坚韧了。我知道，是生活的重担，把这个曾经心高气傲的男人，打磨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们三个人，就像三个咬合在一起的齿轮，缺了谁都不行。白天，工作室里是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和我们偶尔的讨论声。晚上，等亮亮睡着了，我们就会在灯下复盘当天的情况，算一天的账，规划第二天的安排。

账本上的数字，从几块，到几十块，再到慢慢地能突破一百块。每当看到有盈余，我们都会相视一笑。那种共同奋斗、彼此依靠的感觉，比任何时候都让我们觉得踏实。

当然，矛盾也时有发生。

有一次，王卫东为了多卖几件衣服，答应一个客户用更便宜的布料做一批仿款。我当场就跟他吵了起来。

“王卫东，我们做这个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了做好东西！不是为了挣快钱！你用差的料子，砸的是我们自己的牌子！”我气得直拍桌子。

“锦玉，你当家不知柴米贵！房租、水电、布料成本，哪样不要钱？我们现在是先生存，再谈理想！”他也毫不退让。

我们俩吵得不可开交，锦凤在一旁急得直掉眼泪。

最后，还是锦凤拉开了我们。她说：“姐，姐夫，你们别吵了。姐夫也是为了我们好。但是姐，我也觉得，衣服是给孩子穿的，料子不能马虎。咱们可以少挣一点，但不能坏了良心。”

妹妹的话，让我们俩都冷静了下来。

那天晚上，王卫东主动跟我道了歉。他说：“锦玉，你说的对。是我急功近利了。我们要做长久的生意，不能只看眼前。”

从那以后，“用好料，做好工”成了我们三个人之间不成文的规定，也成了“锦绣童装”的立身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