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 要：重大历史典籍在中华文化传承中居于核心地位，但传统保护方式在传播、传承及可持续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本文围绕数字人文背景下重大历史典籍版本保护的价值与实现路径展开论述，从文化传承、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与文化认同四个维度，阐释数字化手段在促进典籍保护、学术研究
摘 要
摘 要：重大历史典籍在中华文化传承中居于核心地位，但传统保护方式在传播、传承及可持续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本文围绕数字人文背景下重大历史典籍版本保护的价值与实现路径展开论述，从文化传承、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与文化认同四个维度，阐释数字化手段在促进典籍保护、学术研究、阅读共享及中华文化认同构建中的积极作用，并结合当前实践，提出以技术整合、平台集成、多元主体共建和活化利用为核心的保护路径，通过构建数字平台、推动多主体协作以及促进文化创意转化，实现典籍资源的永续保存与久远传播。
关键词：重大历史典籍 版本保护 数字人文 传统文化
文 / 万安伦 江玉娇
历史典籍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以及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纸质版本历史典籍包括经史子集、丛书、类书、地方志、谱牒、宗教文献等，涵盖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和重要见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1]“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是做好历史典籍版本保护工作的重要指针，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数字化是历史典籍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手段，因此将历史典籍与数字人文结合开展系统性保护，是充分发挥历史典籍内在价值的关键性和基础性工程。一、数字人文背景下重大历史典籍版本保护的价值意义
“版本”这一概念最早源于雕版印刷。在五代冯瀛王首次刊印“五经”之后，古代典籍多以刻本形式流传，因此“版本（板本）”最初专指雕版印本。随着历史演进与媒介变迁，这一概念不断扩展。依据国家版本馆界定，版本的内涵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图书印本，而是涵盖了几乎所有承载中华文明印记、文字符号和文化脉络的重要文化载体。对重大历史典籍的版本保护并非局限于不同版本资料的收集、修复与维护，同样涉及对文献版本流变展开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工作。
（一）历史文脉的数字化传承
中华典籍凝聚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思想精华与历史积淀，其作为文化记录载体，在数字技术的持续突破中得到全新诠释。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技术推动历史典籍资源从静态存储转向动态活化，光学字符识别（OCR）技术通过高精度图像识别配合自然语言处理系统，能够完成自动化断句标点及语义标注，既能提高文本处理效能，又可以实现古籍内容由“不可读”向“可解析”跨越。《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运用3D建模技术复原原始形态，交互设计结合可视化呈现方式[2]，直观展示《永乐大典》的版本演变与内容关联性。文献学、计算机科学及历史地理等多学科知识在典籍整理领域逐步实现深度整合，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联合研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运用时空数据分析技术，重构出古代社会图景。[3]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为文化资源全民共享创造了新途径。当前典籍出版正从专业领域服务转向大众传播，借助移动应用、短视频平台以及虚拟现实技术等手段，可将原本晦涩的典籍内容转化成易于大众理解的文化产品。像“识典古籍”平台运用AI技术降低典籍阅读难度，生僻字释义能够被用户一键查询。[4]敦煌研究院开发的“数字藏经洞”云游戏采用沉浸式体验技术，用户得以直观感受藏经洞原貌及其珍藏六万余卷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5]，传统文化与公众的距离由此缩短。《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全国图书馆与出版机构相继建立开放数据库。国家图书馆推出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已收录善本古籍、普通古籍、甲骨文献、敦煌遗书等10余万部/件珍贵资源，进入网页无需再登录就能免费阅览。[6]这种开放共享体系既体现文化自信，更推动典籍从馆藏文物转变为全民共有财富，中华文化在全球数字领域的影响力随之提升。（三）全面激活中华文化种子基因
数字化历史典籍版本通过系统性呈现传统典籍蕴含的哲学观念、伦理价值与治理智慧，为当代文化创新提供思想资源。清华紫光公司研发的光学字符自动识别软件完成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的识别录入工作，引领典籍整理保护工作，为之后的典籍保护积累宝贵技术经验。[7]浙江大学“智慧古籍平台”开放4.4万篇古籍在线阅读，让浩如烟海的典籍资源突破时空限制。[8]这些技术实践构建了典籍开放共享新模式，为中华文明和精神文化建设夯实了历史基桩。数字人文项目将典籍内容与新兴媒介结合，如线上超现实项目——《古籍寻游记》的VR互动纪录片通过交互叙事再现典籍中的历史和故事；[9]NFT技术将《本草纲目》（金陵本）转化为数字藏品，作为中国首个中医药典籍IP，展示了中医药文化精髓，并推动人们对古代科学成果形成现代认知。[10]此类实践既保留典籍核心精神，又赋予传统文化时代生命力，使中华文化基因在科技与人文的碰撞中持续发扬光大，为文化自强创造动力源泉。数字化手段为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提供了多维载体。通过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种子基因库”，整合各民族典籍、方言、民俗等资源，可呈现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1]截至2024年8月，“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收录了60多万历史人物传记资料，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展示各民族交融轨迹。2021年，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字节跳动启动“古籍保护与活化利用项目”，修复《永乐大典》“湖”字册、《瀛环志略》《西夏文大藏经扉画》等历史典籍。[12]2022年推出中国第一部中华古籍活化纪录片《穿越时空的古籍》，通过网络纪录片讲述学者“修复古籍残卷、探究古籍内容”[13]的精彩故事。这些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共同叙事，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历史底蕴得以跨越时空传播传承，使历史典籍成为凝聚文化认同和铸就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核心纽带。二、数字人文背景下重大历史典籍版本保护的实践路径
利用新技术使得典籍版本保护工作转型升级、推动历史典籍版本永续保存及其文化内涵全民共享是数字人文背景下历史典籍版本保护工作的重要落脚点。数字化处理既能完整保留典籍原始文本信息，又能借助多维呈现方式复现典籍原貌。人工智能结合大数据的智能分析系统有助于突破传统版本保护的技术局限。数字平台建设与信息共享机制协同推进跨地域、跨学科协作，为学术研究及公众教育持续输送高质量数字资源。
（一）技术赋能助力典籍永存
历史典籍的永续保存需要实体化典藏与数字技术双重保障，影印技术、版本重版持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智能化数字技术正成为关键支撑力量，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数字版本保存中心便是典型例证。该中心不仅完成了对142TB各类图像、文字等典籍版本以及近万片古旧雕版和数百件金石、铜镜等实物版本的数字采集、图像处理与编目入藏工作，还制作了《共产党宣言》《富春山居图》《宝箧印经》等版本的裸眼3D数字影片共13部，并开发出集简历、系列版本、人际关系、大事记、行迹图等数据于一体的500位浙江历史文化名人知识查询互动系统。[14]通过可视化技术呈现梅尧臣《宛陵集》版本源流以及明代版刻地理信息系统都体现了数字技术对典籍保存周期的延伸效应。[15]书目索引与方志谱牒等传统工具书经数字化转化后，其知识整合效能得到显著提升。江西图书馆采用缩微管理技术建立图像数据库，典籍原貌还原度通过高精度扫描得以保障；重庆图书馆实施的普查登记制度结合系统化拍摄流程，构建起可追溯的数字化保护档案，为原版典籍的查询调阅提供精准支持。[16]多模态典籍资源间的版本关联系统的开发成为版本鉴别的关键路径，历代书目数据通过标准化处理纳入统一知识库，可溯源版本体系的构建依托人工智能与三维数据采集技术得以实现。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在修复材料分析工作中发挥作用，虚拟现实技术同步采集修复过程信息，大数据建模技术整合破损病理数据与修复方案，最终形成覆盖材料工具、流程管理与档案保存的智慧修复系统。[17]（二）平台共享实现古籍资源一站式整合
大众的文化需求变得多样化，尤其在用户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上迅速发展，传统的典籍保护方式难以满足用户这种变化的需求。文化出版领域的工作者逐渐形成共识：突破专业阅读圈层、构建面向社会大众的知识传播体系，将普通民众定位为经典文献传播的核心对象，是激活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重要实践路径。
数字人文背景下的典籍保护回应了这一时代需求。借助新一代技术手段，典籍保护不仅关注传统保存方法，还探索创新应用，以实现传统保护与现代需求之间的平衡，推动典籍保护和利用的系统性发展。数字化典籍知识平台的建设便是这一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图书馆主导的国家级古籍数字化平台——“中华古籍资源库”，涵盖甲骨、敦煌文献、明清善本、碑帖拓片等类型，总计10.3万部（件）古籍资源，全库免登录，高清呈现，是目前国内资源最丰富的古籍共享平台。[18]结构化检索系统成为典籍平台的核心功能。多维度知识图谱整合碎片化文献信息，用户得以从海量数据中精准提取知识节点。数字出版工作重点的转移体现在文化传播维度的持续深化，多维技术手段的应用使典籍服务突破学术研究边界，向公众教育领域延伸。
（三）跨界合作推动多元主体携手共建
历史典籍数字化与数字人文研究的推进过程呈现出多领域协作态势，传统依托图书馆、文史院系与文献学研究所的单一工作模式正在改变，多学科机构联合开发的协同机制逐步建立。高校联合科研院所、数字出版机构、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及技术企业展开协作，既形成资源互通与优势互补的合作框架，又体现出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的双重维度。
四川大学与阿里巴巴达摩院联合开发的“汉典重光”平台聚焦古籍OCR智能识别领域，以其97.5%的正确识别率[19]体现技术突破。该项目整合文献学、计算语言学、人工智能及图像处理领域的专业力量，重点攻克异体字辨识与古字形解析难题。实践表明，多学科协作能有效提升技术攻关效率。跨机构协作模式通过人才互补与数据共享，为处理复杂典籍任务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此外，清华大学AMiner团队与古典文献专家合作开发的《宋元学案》知识图谱系统，通过实体识别、语义挖掘与知识图谱技术，将《宋元学案》中的人物、地点、学派、著作、官职等要素提取并进行可视化展示[20]，实现了复杂学术关系的数字化和形象化还原，为宋元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平台支持。
这些案例表明，典籍数字化已不再是单一学科的封闭作业，而是依托多方协作的系统化工程。未来，典籍数字化的发展将更多地依靠多学科、跨机构、多平台的联合机制，特别是在国家层面，要推动典籍数字平台与文化遗产知识库的对接，促进学术数据、商业应用之间的互联互通，从而建构典籍知识的智能化共享生态。
（四）活化利用赋予典籍现代价值
四川大学教授王兆鹏以文学典籍，尤其是古诗文为例，提出激活文学典籍现代价值的三条路径：一是将静态文本转变为可复制、重排和检索的动态文献；二是运用、VR和AI绘画等新技术，将文学作品构建为直观可视的场景；三是将传统文化资源融入文旅产品，实现资源的多元价值提升。[21]近年来，各机构不断探索以数字化手段实现历史典籍的异地灾备和永久存续的路径，传统的复制和影印方式虽对其有保护价值，但数字化典籍具有更长久的保存力与传播力。数字版权与交易技术的应用正在拓展文化传播途径，历史典籍蕴含的传统文化元素通过文创产品开发转化为具象化载体，让艺术美学价值以更直观的形式触达大众。具有文化辨识度的数字藏品与文创产品既能降低典籍文化的认知门槛，又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转化。
物联网、云计算与扩展现实（XR）技术联合构建起典籍智慧传播体系，大数据分析与全息影像技术既满足公众对内容获取方式的多样化需求，又通过虚拟场景延伸传统线下保护模式。碑帖建筑VR体验印证沉浸式交互技术正在重塑典籍的文化传播形态；云端存储与多元呈现手段显著增强典籍内容知识的传播效度。
数智技术与现代传播手段的结合既能突破时空限制重构文化体验场景，又能推动典籍保护工艺实现创新性发展。多层次的技术融合为传统文化持续注入活力，使典籍保护工作向着系统化、智能化的方向演进。
（五）知识服务推动知识关联与创新
典籍保护的本质在于深度开发其数据价值，通过知识重组激活典籍承载的历史、文化与思想价值，最终构建起满足学术研究与公共文化双重需求的知识服务体系。数字人文方法的运用重新定义了典籍知识关联维度，而知识再生产与传播范围的持续扩展，推动典籍工作向着智能化知识服务平台的方向演进。
传统典籍数据库普遍侧重全文检索功能，数智技术支撑的知识服务系统则可完成从信息检索向知识生产的跨越。典籍知识库建设需要聚焦知识单元的智能提取与语义标注，历史典籍中的人物关系、地理坐标、官职体系等离散信息可通过知识图谱实现语义关联重构。[22]浙江大学研发的智慧古籍平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将典籍中的人物、事件与地理信息进行时空关联，在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支持下进行知识图谱构建，这种结构化的处理方式可以揭示出学派传承与文化迁徙之间的隐性关联。相较传统检索模式，具备时空交织特征的知识图谱显著提升历史典籍信息的解析深度。机器学习算法与用户众包数据相结合的技术方案正在重塑知识挖掘模式。上海图书馆研发的“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通过自动识别家族成员关系，可视化动态呈现迁徙路径网络，突破了文献线性叙事结构，为研究者提供多角度的历史观察视角。游戏化设计理念在数字敦煌项目中得到实践应用，用户通过虚拟角色参与藏经洞开凿和壁画修复工作，在与历史人物的互动过程中理解文物保护逻辑，这种沉浸式场景的搭建体现出情感化体验对公众参与度的提升。
历史典籍知识服务正经历着核心功能的演变，动态可视化与场景化服务逐步取代基础文本供给，跨时空知识关联创新平台同时具备学术研究支持与文化传播功能。知识发现机制与社会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推动典籍价值以知识增值的方式实现社会化转化。
三、思考与建议
数字技术的持续革新正在改变文化传承方式，传统纸质典籍保护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需求，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文化传承的必然路径。历史典籍承载着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的传递功能，其记载的政治经济变迁为文明演进提供依据，这一特性在数字媒介中同样得到体现。针对历史典籍的保护与数字化，有以下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是夯实基础，保障目标实现。典籍数字化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规范化的数据体系支撑。数据基础建设应从文本识别、语义解析、版本关系还原三方面同步推进，实现文本“精细化”“结构化”“知识化”处理。这不仅涉及OCR识别技术的使用，还包括版本谱系、用字规范等多维度数据的标准化整合。规范化数据体系是支撑知识库、知识图谱、语义检索和智能分析的基础保障，是典籍知识结构化重组与文化价值再生的前提。
二是确立保护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典籍版本因其传世的珍稀性、编校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的差异，必须实行分级分类管理，统一的数字化模式易忽视版本价值与利用方式的个性差异，降低资源开发效率。应依据稀缺性、学术价值、保存状况、文化影响力，划分为抢救性保护[23]、重点保护与普及性开发三级，不同类型典籍应对应不同数字化深度与信息标注要求。同时，需同步记录版本来源、流传路径、装帧、异文信息，构建版本谱系数据库，支撑学术考据与数字化利用。三是构建知识开放平台，提升用户体验。典籍数字平台的发展，应由静态影像和全文检索向知识可视化、语义化、互动化方向发展。通过地图、图谱、时空轴等形式，直观展示古籍人物、事件、地域、学派等要素之间的关系，提升知识获取效率。同时，需依托动态知识图谱、语义检索、交互式关系分析，实现多维度查询与个性化知识路径构建。标准化接口（API）与数据开放协议，是平台联通性、共享性的重要前提，有助于构建“数据—知识—文化”一体化平台，拓展典籍资源的公共价值与多场景应用。
四是深化用户参与，激活社会共创力量。开放数据平台的建立能促进学者与公众协作，众包校勘机制通过分布式任务分配可以提升典籍数据质量。互动模块设计支持社会群体提交修订建议，信息补充机制形成持续性的内容迭代，这种双向参与模式正在重构典籍资源开发流程。短视频平台的实时交互特性为文化传播注入新动能。天一阁博物馆实施典籍修复直播期间，数万观众通过弹幕互动参与，这种参与式学习模式突破了传统的单向传播局限。修复过程的多角度拍摄配合专家解说，使观众得以观察纸张修复细节，文献保护流程的透明化展示使典籍文化价值获得具象化传播。
（作者单位：万安伦，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玉娇，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数字人文背景下的重大历史典籍版本保护研究”（项目编号：24&ZD23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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