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破解时代课题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蕴含着深刻的问题意识。党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结合”探索中解决了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问题，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束缚；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秦龙，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要：“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破解时代课题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蕴含着深刻的问题意识。党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结合”探索中解决了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问题，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束缚；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二个结合”进程中在理论创造性、文化主体性、精神自主性上实现了新的跃升，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破解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引发的文化困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两个结合”，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在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关键词：“两个结合”；问题意识；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从理论逻辑上看，“第一个结合”已蕴含“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要素，但这两次结合并不是简单的线性承续，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阶段面对不同时代课题形成的理论创新。研究“两个结合”，若忽略了问题意识的视角，便难以准确把握其内在逻辑，更无法揭示其重大意义。立足问题意识，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一次次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提出“两个结合”，分析如何在破解新的时代课题中推进“两个结合”，对于理解和认识“两个结合”、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建构和学理性阐释，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均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盛行。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党内一部分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导致中国革命遭遇重大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突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倡导并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结合”，推动全党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严重脱离实际，致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挫折

教条主义亦称“本本主义”，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思想倾向与工作作风，曾严重破坏党内思想团结，阻碍中国革命的正确探索。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由于缺乏充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党在成立后又迅速全面投入革命斗争中，未能及时深入地开展理论学习宣传工作，使得党内思想建设相对滞后于革命发展的现实需要。这种状况导致一些同志在革命实践中忽视对中国具体国情的把握，陷入照搬“本本”、机械套用理论的误区。直到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后，中国共产党人才逐步认识到建党初期中国的特殊国情，并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道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的思想曾受到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干扰，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不仅持续时间最长，对革命实践造成的损害也最严重。王明等人错误估计革命形势，忽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主张打击中间派，并坚持照搬苏联的城市中心论，严重背离了中国革命实际。由于这一错误长期未能得到纠正，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使得“左”倾教条主义迅速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并在各革命根据地全面蔓延，严重损害了革命力量的发展基础。毛泽东回忆道，“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彻底忽视，军事指挥权交由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的德国人李德。李德直接生搬硬套欧洲战场的作战经验，最终导致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整个革命形势随之陷入深重危机。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迅速扩大，新发展党员超过70万，且大多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普遍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系统学习。这种现象导致他们极易受到错误思想的侵蚀，影响了党的政治纯洁性和组织的战斗力，加剧了教条主义的蔓延。教条主义者固守经验与文本，无法针对抗战形势的复杂性作出符合实际情况发展的灵活应对，且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忽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意义。这种僵化的思想一度削弱了党在抗战中的凝聚力，限制了抗日力量的最大化动员。在军事战略层面，部分同志在战略战术上缺乏灵活性，同时对群众动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错失了一些宝贵的战略机遇。

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的长期存在，致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挫折。这一状况使党面临两大关键抉择：其一，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机械照搬经典论述，还是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创造性运用；其二，对于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是直接照搬照抄，还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探索符合中国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如何廓清教条主义思想迷雾、破除其实践危害，成为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必然性，推动了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实践探索

在领导革命实践的长期探索中，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同党内各种“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并以《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正式拉开批判教条主义的序幕，为“第一个结合”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这一重要论述蕴含了“第一个结合”的思想萌芽。1937年8月，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系统批判党内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倾向，剖析教条主义者脱离实践、空谈理论的认知误区，揭示其割裂知行关系、违背辩证法的危害本质，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第一个结合”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这一观点揭示了结合的关键就在于实事求是地将这一具有世界性的理论体系融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实践方式和表达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进而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正是“第一个结合”的精髓所在。

为彻底肃清党内存在的重大是非问题，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发起一场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过程中，毛泽东系统批判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强调理论的应用必须联系中国具体国情，揭示了照搬“本本”对革命实践的危害。毛泽东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这一论断不仅深刻揭示了教条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脱离中国实际的本质危害，还从党性修养、人民立场与理论发展的维度揭示了其阻碍理论创新的根本问题，进一步彰显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性。整风运动显著提升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推动全党在思想路线和理论认识上达成了广泛共识。

整风运动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全面分析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危害，全党认识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路的探索才是正确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第一个结合”被正式载入《决议》，标志着其在长期理论探索与实践检验中已逐步成为全党的共识。党的七大正式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强调“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指引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理论与实践根基。

（三）“第一个结合”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无论是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还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跃升，无不源于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变革。中国共产党人在破除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的过程中推进了“第一个结合”，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动了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转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本身就是一次思想解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被提出之前，党内部分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仅停留在教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照搬苏联经验的思想困境中，不敢也不会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极大制约了党对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判断，导致了一些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毛泽东清醒认识到，只有冲破教条主义的桎梏，才能破解中国革命的现实难题。他通过批判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指明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化的教条，并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辩证法，指出理论必须来源于实践并必须接受实践检验。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党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认识不断深化，立足中国实际解决问题的自觉性也显著增强。

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我们曾经一度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毛泽东意识到，这实际上陷入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误区。只有在扎根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回应现实需求，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之“的”，才能形成独立自主的思想意识，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强调，“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突破苏联模式，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思想解放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全新的认识和实践理路，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如何科学对待传统文化以及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随着民族走向复兴、国家走向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在回应新的时代课题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审视自身的历史文化，并逐步深入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而独特的价值。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创造性地提出本质上是对“第一个结合”推进与深化的“第二个结合”，形成“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沉渣泛起以全盘否定中国历史文化根基，严重削弱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成为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严重问题。“第二个结合”不仅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而且实现文化上的返本开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更加深厚的文化根基，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实践空间。同时，也破解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下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挑战的重大问题。

（一）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阻碍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互通互融，腐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往往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以多种形式出现，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与误导性。虽然它在改革开放后才日益凸显，但早在近代以来就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和演变。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力逐渐式微，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入侵，导致一些人对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并逐渐丧失文化自信。20世纪30年代，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全盘西化论”，主张彻底摒弃传统文化、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种论调削弱了中华民族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认同，反映了部分知识分子对自身文明的妄自菲薄，本质上是对传统文化生命力的误判，更是对中华文明发展逻辑的漠视。其所造成的思想混乱，留给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以可乘之机。改革开放后，历史虚无主义将矛头对准党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以“反思历史”为由，肆意贬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革命先烈以及英雄模范人物，质疑中国的革命道路和传统文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虚无主义通过片面叙事曲解中国历史，误导接受西方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等，从而削弱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动摇中国共产党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20世纪末，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力量。在此背景下，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思潮趁机抬头，给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西方敌对势力借机鼓吹“告别马克思”“抛弃马克思”等错误论调，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来制造思想混乱，削弱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和当代中国人民的党史认同，助长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在中国的蔓延。一些西方政客宣称社会主义已走向历史终结，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试图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成就、解构中国革命历史。同时，他们以“全球化”或“现代化”为名，推崇全面接纳西方文化价值观，声称中国的传统文化已丧失时代意义，唯有彻底摒弃，才能融入西方所谓的“主流文明”。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态度与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质疑相呼应，将西方模式奉为评判其他国家的圭臬，使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陷入迷茫。从根本上看，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意在抹黑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腐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必须深刻揭露其政治本质并旗帜鲜明地批驳反对。

（二）“第二个结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经历了一个长期、连续的过程。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第二个结合”的表述，但他对“第一个结合”的哲学思考中已经包含了这一命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换言之，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被广泛接受的根本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这一基础。这一思想初步勾勒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架构。

面对世界范围内多重社会思潮的激荡和挑战，邓小平敏锐洞察时代课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长远战略，推动了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重塑与文化自信的提升。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除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江泽民提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深化了对“两个文明”建设的理解。江泽民强调，“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继承并深化了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这些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如何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问题，不仅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明确了方向，也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提供了最具思想穿透力的理论武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深刻思考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与文化自信的互动关系，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提供了思想基础。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 这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高度警惕与坚决反对，展现了党对中国历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立场的坚守。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这从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文化自信的重要地位，充分表明文化自信对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意义。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新时代，坚定信仰信念，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上的重大跃升。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第二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破除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迷雾，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打破了传统与现代对立的思想枷锁，彰显了党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稳致远奠定了深厚文化基础。

（三）“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第二个结合”拓展了党的理论创新格局，实现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在这次思想解放中，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更宽广的文化视野中开辟出理论与制度的创新路径。

其一，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禁锢，使中华民族摆脱了近代屈辱历史带来的文化自卑心理，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推动了中华文明焕发新的生命力，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崛起，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全盘西化论”“西方文化中心论”等错误论调冲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重新发掘并激活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扭转了近代以来的文化认同危机，引导我们以更加辩证、科学的态度看待我国的历史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这段论述表明，“第二个结合”推动了中华文明在包容、开放、创新中融入世界文化体系，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的转变，无疑是“第二个结合”带来的重要思想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和思想动力。

其二，摒弃传统与现代对立的片面观点，使全党全社会认识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同样是一次思想解放。将传统与现代看成对立的两面，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思维方式。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中华传统文化客观、辩证的认识，社会上普遍存在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崇拜与迷信传统文化，完全不考虑其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另一种则是彻底抛弃传统文化，将其归咎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根源，认为它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这两种错误认知遮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难以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思想支撑。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传统文化，立足中华文化主体性，倡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破除了对传统文化的神秘认知，避免了对其简单的否定与割裂。这一思想解放促使全党全社会认识到传统文化并非凝固不变的历史遗产，而是能在人类文明发展演进中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的活的机体。

其三，克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二元思维，实现对二者关系更为辩证的理解，是殊为重要的思想解放。长期以来，由于受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儒家传统礼制等多重思想束缚的交织影响，一部分人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僵化地认为二者属于截然不同、无法兼容的思想体系。这种对立思维不仅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探索，也压缩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这一重要论述强调了二者的结合并非简单的机械拼接，而是相互激发、相互成就的动态过程。马克思主义凭借其科学性与开放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凭借其深厚的思想积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这一思想解放贯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破解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为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开辟了更加宏阔的视野，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

在坚持问题导向中回应时代课题，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回答“四个之问”的过程中，推进与深化了“两个结合”，也必将在坚持实事求是、回应时代课题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向纵深发展。

（一）在回答中国之问中推进“两个结合”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道路问题是关乎我们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也是回答中国之问的核心所在。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始终围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来展开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不断推进“两个结合”，成功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回答中国之问中推进“两个结合”不断深化，需要立足实际，破解重大难题，推进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根植于“两个结合”，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又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都是坚持了“两个结合”而产生深刻“化学反应”的产物，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实践探索。“第一个结合”深刻把握了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的辩证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中找准道路的关键；“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更向世界呈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图景。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不仅要了解今天的中国，更要了解历史上的中国，将传统与现代贯通起来，才能看清当今中国的发展规律与特点。中国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价值追求。只有根据客观实际做出正确判断，科学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用全面的观点看待问题，坚持不懈地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要继续以“两个结合”为指引，破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突出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稳固、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制度优势更加凸显、文化更加繁荣。

（二）在回答世界之问中推进“两个结合”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全球风险与挑战层出不穷，大国博弈持续加剧，地区冲突与局部战争持续蔓延，国际安全形势愈发严峻，人类再次站在关键十字路口。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和国际担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注入中国力量。

在回答世界之问中推进“两个结合”不断深化，需要扎根中国实践，厚植理论根基，回应人类共同挑战。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在危难中奋起，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向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这一历史实践不仅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更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理念的当代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着眼人类福祉，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思考人类的前途与命运，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科学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推动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解决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种从民族复兴迈向人类进步的全球视野，正是“两个结合”不断深化的逻辑体现。

面对不断演变的世界格局，要在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立足文化主体性、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表达。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以历史主动精神直面当前国际话语场域中的深层矛盾，破解西方对现代话语的霸权逻辑，解构“西方中心论”预设的文明等级秩序，驳斥“文明冲突论”等错误论调。特别是在冷战思维、零和思维沉渣泛起、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现实挑战下，更要坚定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提出既超越西方话语又具有包容性、可借鉴性的中国方案，参与全球治理新秩序构建，在全球层面推动各国文明平等对话，使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浪潮中继续展现光明前景与生机活力。

（三）在回答人民之问中推进“两个结合”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品格和底色。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之问始终贯穿于如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不仅是政治命题，更是理论命题、实践命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将党的理论创新深深根植于人民。

在回答人民之问中推进“两个结合”不断深化，需要站稳人民立场，聚焦人民关切，回应群众需求。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一观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以民为本”等理念在价值取向上具有高度契合性，丰富和拓展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基点，使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在中国语境中实现更加深刻的表达与延展。在实践探索上，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人民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转化为现实。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牢牢站稳人民立场。

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深化“两个结合”的现实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从根本上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的创新表达。面对新征程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聚焦民生关切，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把回应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放在首要位置，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不断凝聚起14亿多中国人民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支撑。

（四）在回答时代之问中推进“两个结合”

时代之问贯穿于党和国家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关键挑战和重大抉择，涵盖新时代发展中出现的最新问题、最尖锐矛盾和最艰巨挑战。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刻演进，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全球治理体系经历深刻调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生态环境、人口老龄化、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亟待破解。

在回答时代之问中推进“两个结合”不断深化，需要把握历史方位，聚焦主要矛盾，解决中心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扣时代发展脉络，科学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完善了系统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的中国方案。这些方案旨在破解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和平赤字、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回应时代之问的历史自觉与理论自觉。党的理论创新唯有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心任务，统筹协调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文化繁荣与治理现代化等多重目标，才能真正使“两个结合”的推进紧密契合时代课题的演进逻辑与现实需求。

破解新时代的重大问题，要用好“两个结合”这一最大法宝，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时代变迁的深层逻辑，不断提升党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引领力。一方面，坚持科学研判时代趋势，从根本宗旨、问题导向、忧患意识等多个维度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真正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跨越。要注重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实践中提炼理论成果，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规律性认识，使“两个结合”在破解新时代发展难题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充分释放“两个结合”的理论张力，更加科学地回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重大挑战，增强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动中国共产党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在世界文明对话中贡献更为宝贵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样没有止境。“两个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出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必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深化与拓展。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应该始终保持历史清醒，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在“魂脉”与“根脉”的融通中不断破解时代课题、发展中国理论，展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强大的思想伟力和真理力量。

来源：文以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