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母亲的声音从堂屋里传出来,平平淡淡的,像是在说“水开了”一样。我正蹲在院子里,用一根小木棍捅着墙角下的蚂蚁窝,夏末的阳光晒在背上,暖洋洋的,让人犯懒。
“你舅舅来电话了。”
母亲的声音从堂屋里传出来,平平淡淡的,像是在说“水开了”一样。我正蹲在院子里,用一根小木棍捅着墙角下的蚂蚁窝,夏末的阳光晒在背上,暖洋洋的,让人犯懒。
我“哦”了一声,没站起来。手里的木棍继续在那个小小的洞口搅动,看着那些黑色的小东西惊慌失措地四处乱窜。
舅舅。这个称呼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符号,一个每年除夕夜会出现在电话听筒另一端的、声音有些模糊的男中音。他会问我父亲:“姐夫,身体还好吧?”问我母亲:“姐,家里都好吧?”然后轮到我,他会说:“小进,学习怎么样啊?要听话。”
仅此而已。没有视频,没有照片,更没有一次真正的见面。我今年二十六岁,从我记事起,这位舅舅就活在那根电话线里。
母亲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青菜,准备去院子角落的水井边清洗。她看了我一眼,又重复了一遍:“你舅舅的电话。”
我这才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走进有些昏暗的堂屋。老旧的木头房子,即使在白天,也需要点时间让眼睛适应。电话听筒放在那张掉漆的八仙桌上,红色的外壳在灰扑扑的背景里显得有些突兀。我拿起来,里面只有“嘟嘟”的忙音。
“挂了。”我对母亲说。
“嗯,”她头也不回,哗啦啦的水声从井边传来,“他说让你有空回个电话,还是那个号。”
我点点头,心里并没有太多波澜。对于一个从未谋面的人,我实在生不出多少亲近感。我只知道,他是母亲唯一的弟弟,叫林建军。至于他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家里人一概不知,或者说,他们知道,但从不对我说。这就像我们家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个被小心翼翼绕开的话题。
父亲从田里回来了,扛着锄头,满身的汗味和泥土气息。他一进院子,就看见村长王来福背着手,慢悠悠地踱了进来。父亲的腰下意识地弯了下去,脸上堆起了谦卑的笑。
“来福哥,啥事啊?”
王来福是村里的土皇帝,仗着自己上面有点关系,说话做事向来横冲直撞。他瞥了一眼我父亲,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大民,跟你说个事。镇上要搞那个什么……新农村建设,要统一征地,搞个生态农庄。你家河边那块地,正好在规划里。”
父亲的脸色微微一变。河边那块地,是我们家最肥沃的一块水田,指望着它,一年的口粮才有保障。
“那……那补偿款怎么说?”父亲搓着手,问得小心翼翼。
“按政策来呗。”王来福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不过你家那块地,位置不好,挨着河,年年都怕淹,算是劣等地。评估下来,一亩给八百。”
我心里“咯噔”一下。八百?村里其他位置差不多的地,听说都是一亩三千起步。王来非他自家的地,就在我们隔壁,地势还不如我们的,他凭什么把我们家的划成劣等地?
父亲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但他不敢争辩,只是喃喃地说:“这……这也太少了吧……”
“嫌少?”王来福眼睛一瞪,“陈大民,你别不识好歹。这是镇上的政策,我就是个传话的。你要是不同意,到时候误了整个村的规划,这责任你担得起吗?”
一顶大帽子扣下来,父亲的头埋得更低了。他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点了点头。
王来福满意地走了。我看着父亲那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布满皱纹的脸,看着他那副逆来顺受的样子,一股无名的火气从心底里窜了上来。
晚饭时,桌上的气氛很沉闷。父亲一口一口地扒拉着米饭,不说话。母亲给他夹了一筷子菜,轻声说:“吃饭吧,别想了。”
我终于忍不住,放下筷子:“爸,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王来福明摆着欺负人,他自己家的地就在我们隔壁,凭什么我们的就是劣等地?”
父亲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是那种我熟悉的、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无奈。“算了,小进。胳膊拧不过大腿,他是村长,我们惹不起。为了那点钱,得罪了他,以后日子不好过。”
“这不是钱的事!”我提高了声音,“这是欺负人!我们家的地,凭什么让他一句话就成了劣等地?村里那么多人,他怎么就专挑我们家下手?还不是看我们家老实,好拿捏!”
“那能怎么办?”父亲的声音也大了起来,带着一丝被戳到痛处的恼怒,“你去跟他讲道理?他会听你的?你常年在外面,不知道村里的事。王来福这种人,你越是跟他对着干,他越是整你。”
“那就让他一直这么整下去?这次是地,下次呢?”我站了起来,胸口起伏着。
母亲一直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听着。这时,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像是疲惫,又像是担忧。她说:“小进,听你爸的吧。安安稳稳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我看着母亲,突然想起了下午那个电话。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
“妈,”我问,“舅舅是做什么的?”
母亲的身体僵了一下,随即恢复了自然。她低下头,继续吃饭,声音很轻:“在外面工作。”
“什么工作?”我追问。
“就是一个普通单位。”
“普通单位能十几年不回家?”我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质问。
父亲重重地把筷子拍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吃你的饭!问那么多干什么!”
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墙上老式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是在计算着我们家这沉默的、压抑的每一秒。
我看着父亲发红的眼眶,看着母亲紧抿的嘴唇,心里那股火渐渐熄灭,取而代代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明白了,在这个家里,有些事情是不能问的,有些伤疤是不能碰的。而王来福,就是看准了我们家的这种“软弱”,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那一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是无尽的黑暗,和村子里狗的吠叫声。我想着父亲弯下的腰,想着母亲躲闪的眼神,想着那个只存在于电话里的舅舅。一种前所未有的念头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第二天,我没有跟父母说,自己去了镇上的国土所。我把情况跟一个看起来还算和善的工作人员说了。他听完,在本子上记了几笔,说:“小伙子,你反映的情况我们收到了,会去调查核实的。”
我不知道这句“调查核实”需要多久,但我心里总算有了一点希望。
然而,我低估了王来福在村里的能量。我前脚刚从镇上回来,后脚他就知道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帮父亲给菜地浇水,王来福带着他那个五大三粗的儿子王强,气势汹汹地闯进了我家的院子。
“陈大民!你长本事了啊!”王来福指着我父亲的鼻子,“让你儿子去镇上告我?我看你是日子过得太舒坦了!”
父亲吓了一跳,连忙放下水桶,陪着笑脸:“来福哥,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小孩子不懂事,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不懂事?”王强上前一步,一把推在我父亲的肩膀上,“我看他懂得很!想多要钱就直说,在背后搞这些小动作,算什么东西!”
父亲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我眼疾手快地扶住他,一股热血直冲头顶。我挡在父亲身前,盯着王强:“有话说话,别动手。”
“哟呵?”王强上下打量着我,一脸的轻蔑,“城里待了几天,人模狗样的,还敢跟我横?我告诉你,这村里,是我爸说了算!你们家的地,说八百就八百,一分钱也别想多拿!再敢去外面胡说八道,我让你家这菜地一根苗都长不出来!”
他说着,一脚踹翻了旁边装满水的水桶。水哗啦啦地流了一地,溅湿了我的裤脚。
“你们欺人太甚!”我攥紧了拳头。
“欺负你怎么了?”王强挺着胸膛,几乎要撞到我的脸上,“不服气?不服气你动我一下试试?”
父亲死死地拉住我的胳膊,声音都在发抖:“小进,别冲动,别冲动……”
我能感觉到父亲手上的力道,和他身体的颤抖。我看着他那张写满惊恐和哀求的脸,攥紧的拳头最终还是松开了。
王来福和他儿子见我服软,得意地笑了起来。王来福拍了拍我的脸,力道不轻:“这就对了嘛。年轻人,要学聪明点。在外面混得再好,回了村,也得盘着。你爸妈还得在这儿过日子呢。”
说完,他们父子俩扬长而去。
院子里一片狼藉。父亲蹲在地上,默默地扶起那个被踹翻的水桶。他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里,显得那么苍老和佝偻。
“爸……”我开口,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
他没有回头,只是摆了摆手,声音沙哑:“别说了。以后……别再管这事了。”
那天晚上,父亲喝了很多酒。他没有骂我,也没有抱怨,只是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劣质的白酒。母亲坐在他旁边,默默地陪着,时不时给他添上一碟花生米。
我站在堂屋的阴影里,看着他们。月光洒在院子里,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心里像是被一块巨石压着,喘不过气来。我本想为这个家争一口气,结果却让他们受到了更大的羞辱。我的那点可怜的正义感,在赤裸裸的强权面前,被砸得粉碎。
接下来的几天,王来福的报复接踵而至。先是村里统一放水灌溉,轮到我们家时,水渠的闸口“正好”坏了。父亲去求了王来福好几次,他都爱答不理,说要等镇上派人来修。眼看着田里的秧苗一天天发黄,父亲急得嘴上起了好几个燎泡。
村里人看我们的眼神也变了。以前见了面,总会热情地打个招呼,现在却都绕着走,好像我们是什么瘟神。我偶尔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我不孝,在外面惹了事,连累父母在村里抬不起头。
父亲的背更驼了,话也更少了。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挑着水桶去几里外的河里挑水浇地,来回一趟就要一个多小时。看着他被汗水浸透的衣衫和越来越沉重的脚步,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
我去找他,想替他挑水,他却把我推开:“你别管了。你回城里去吧,这里没你的事。”
他的语气很平淡,但那份疏离和失望,比任何责骂都让我难受。
我彻底陷入了困境。往前一步,是王来福和他儿子那样的恶霸,我斗不过;往后一步,是父亲失望的眼神和整个村子的孤立,我退不了。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
而我的母亲,从始至终,都异常的平静。她照常做饭、洗衣、喂鸡,仿佛外面发生的一切都与她无关。但她的沉默,却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整个家,让压抑的气氛更加凝重。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回想着王来福父子嚣张的嘴脸,父亲佝偻的背影,村民们躲闪的目光。我做错了什么?我只是想维护自己家应得的权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真的太冲动,太天真了?是不是我应该像父亲一样,选择忍气吞声,至少还能换来表面的平静?
就在我快要被这种自我怀疑和无力感吞噬的时候,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
那天下午,父亲挑水回来,在院门口被王强拦住了。我当时在屋里,听到外面有争吵声,赶紧跑了出去。
只见王强指着我父亲的扁担,说上面的泥土弄脏了他刚刷的墙。那面墙离我们家院门还有好几米远,扁担上根本不可能有泥甩过去。这分明是故意找茬。
父亲陪着小心解释,王强却不依不饶,越说声音越大。最后,他一把推在我父亲的胸口。父亲挑了一上午的水,本就筋疲力尽,被他这么一推,连人带水桶一起摔倒在地。
水桶滚到一边,水洒了一地。父亲挣扎着想爬起来,却捂着脚踝,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我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理智,什么后果,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冲上去,一把揪住王强的衣领。
“你干什么!”我双眼通红。
王强显然没料到我敢动手,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挥拳就向我打来。
我们两个瞬间扭打在了一起。我虽然比他瘦弱,但常年在城里健身,力气并不小。再加上满腔的怒火,一时之间,他竟然占不到什么便宜。
母亲闻声从屋里跑出来,看到眼前的情景,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她没有去拉架,而是第一时间冲到父亲身边,查看他的伤势。
“脚……脚好像崴了……”父亲的额头上全是冷汗。
听到父亲的话,我心里一慌,动作慢了半拍。王强抓住机会,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我闷哼一声,倒退了几步,撞在墙上。
他还要再上前,被闻讯赶来的邻居拉开了。
王来福也来了,他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我父亲,又看了看我,冷笑一声:“行啊,陈进,敢动手打人了?等着,这事没完!”
说完,他拉着他儿子走了。
邻居们七手八脚地把我父亲扶进了屋。我请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了看,说是脚踝骨裂了,得去镇上的医院打石膏,好好休养几个月。
送走医生,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父亲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声不吭。母亲坐在床边,用热毛巾给他擦脸,眼圈红红的。
我站在一旁,手足无措。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下,都像敲在我的心上。
“对不起。”我低声说,“爸,妈,对不起。”
父亲没有反应。母亲擦脸的动作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
过了很久,母亲才开口,声音很轻,却很清晰:“小进,你过来。”
我走到床边。
她从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用布包着的小盒子。那是一个很旧的木盒子,上面的漆都掉光了。她打开盒子,里面只有几样东西:几封泛黄的信,一枚褪色的军功章,还有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英姿飒爽,眉眼间和我母亲有几分相似。他旁边站着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少女,笑得一脸灿烂。那个少女,就是年轻时的母亲。
“这是你舅舅。”母亲抚摸着照片上的人,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和怀念,“这是他刚入伍时我们拍的。”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知道,那个被我们家尘封了二十多年的秘密,终于要被揭开了。
“我们家……以前成分不好。”母亲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你外公外婆都是读书人,在那个年代,受了很多苦。你舅舅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也为了给家里争口气,拼了命地学习,考上了军校。他是我们全家的希望。”
她顿了顿,拿起那枚军功章,在手心里摩挲着。“他很争气,在部队里表现很好,立了功,不断地提拔。但是,家里的成分,始终是他的一个负担。他每次写信回来,都说让我们在家里要低调,不要惹事,免得影响到他。”
“后来,你外公外婆相继去世了。家里就剩下我们姐弟俩。你舅舅的前途越来越好,他当时正在一个关键的晋升期。为了不拖累他,也为了让他能安心在部队发展,我……我做了一个决定。”
母亲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泪光。“我嫁给了你爸。你爸是孤儿,成分清白,人也老实。我跟着他来到这个村子,和你舅舅……断了联系。”
我愣住了。断了联系?那每年的电话……
“不是完全断了。”母亲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我们约定好,每年除夕,他会打一个电话过来,只问一句‘家里都好吗’,我说‘好’,然后就挂掉。这是我们姐弟俩的暗号,证明我们都还平安。我们不能多说,怕被别人听到,给他带去麻烦。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
我的喉咙发干,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母亲对舅舅的事情讳莫如深,为什么她宁愿忍受王来福的欺压,也不愿意去求助。
这不是简单的亲情淡漠,而是一种沉重到令人窒息的牺牲。她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和安稳,去成全弟弟的前途。她把自己从他的世界里连根拔起,只留下一根细若游丝的电话线,作为彼此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证明。
“妈……”我的声音在颤抖。
“所以,小进,你明白了吗?”母亲看着我,眼神里满是哀求,“我们不能去找他。他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们这点事,跟他身上的担子比起来,算得了什么?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家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毁了他一辈子的前程。你爸的脚,养养就好了。地里的损失,我们慢慢再挣回来。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
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他看着母亲,叹了口气,说:“兰,别说了。”
然后他转向我,眼神复杂:“小进,你妈……她苦了一辈子。这事,就到此为止吧。我们……认了。”
我看着床上脚踝打着石膏的父亲,看着眼前泪流满面的母亲,再想到那个素未谋面的舅舅,和我自己一手造成的这个烂摊子,我的心像是被撕裂成了两半。
一边,是父母几十年的隐忍和牺牲,是他们用血泪筑起的保护墙。另一边,是王来Ford父子嚣张的嘴脸,是我们家被践踏的尊严。
我该怎么办?
如果我去找舅舅,就等于亲手撕毁了母亲用半生守护的约定,让她所有的牺牲都变成一个笑话。我可能会解决眼前的问题,但会给母亲的心上留下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如果我不去找舅舅,我们就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父亲的伤,被夺走的土地,被践踏的尊严,所有的一切,都只能默默承受。而我,将永远活在毁掉家庭安宁的愧疚之中。
我感觉自己被推到了一个悬崖边上,无论往左还是往右,都是万丈深渊。
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什么叫真正的“灵魂黑夜”。所有的光都熄灭了,我被困在无边的黑暗里,找不到任何出口。王来福的胜利,似乎已经成了定局。而我,这个自以为是的挑战者,不仅输得一败涂地,还把整个家都拖下了水。
我走出屋子,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夏夜的风吹在身上,却感觉不到一丝凉意。我脑子里乱成一团,母亲的话,父亲的叹息,王强的拳头,像电影一样反复播放。
我一直以为,对与错是分明的,就像黑与白一样。但现在我发现,生活是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我的“正义”,在母亲的“牺牲”面前,显得那么苍白和自私。
我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它被一层薄云遮住,发出朦胧的光。我想起了我那个从未谋面的舅舅。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他有一个姐姐,为了他的前途,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隐姓埋名,忍气吞声地生活了几十年吗?
他知道他的外甥,因为一件他看来可能微不足道的小事,正陷入两难的绝境吗?
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件事。我之前的想法,是去找舅舅“帮忙”,是想利用他的“权力”去对抗王来Ford的“权力”。这本身就是一种功利的想法。我把舅舅当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不是一个亲人。
母亲的牺牲,是为了保护她的弟弟。父亲的隐忍,是为了保护这个家。他们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保护”。而我呢?我最初的行为是“反抗”,是为了争一口气。现在,我陷入了困境,想的还是如何“解决问题”。
我的焦点,一直都在“事”上,而不是“人”上。
我看着屋里昏黄的灯光下,母亲给父亲喂水的身影。她的动作很慢,很轻,充满了关切。父亲的脸上,虽然有痛苦,但看着母亲的眼神,却是安定的。
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
这个家的核心,不是那块地,不是那笔补偿款,甚至不是所谓的尊严。这个家的核心,是他们两个人之间,以及对我和舅舅的,那种深沉的、不求回报的爱和守护。
母亲守护了舅舅半辈子,她认为这是她的责任。但她忽略了一点,舅舅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亲人之间,不应该只有单向的守护,还应该有双向的支撑。
我去找舅舅,目的不应该是“搬救兵”,不应该是让他来为我们出头。而是应该让他知道,他的亲人,他的姐姐,在这里过得并不好,她受了委る屈。
这不是在给他添麻烦,这是在恢复一个家庭本该有的样子。一个家庭里,有人受了伤,其他人有权利知道,也有责任来关心。这和他的身份、地位,都没有关系。这只和一件事有关——他是她的弟弟,我是他的外甥。
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那块巨大的石头,仿佛被搬开了一道缝隙,透进了一丝光。
我不再纠结于“求”还是“不求”,而是把问题变成了“说”还是“不说”。
我深吸了一口气,站起身,重新走回屋里。
我走到母亲面前,蹲下身,握住她那双因为常年操劳而变得粗糙的手。
“妈,”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想给舅舅打个电话。”
母亲的身体又是一僵,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抗拒。“小进,我不是说了吗……”
“我知道。”我打断了她,“妈,你听我说完。我不是去求他帮忙,也不是让他用权力来压人。我只是想告诉他,家里出事了,姐姐受了委屈,姐夫被人打伤了。就只是告诉他而已。”
我看着她的眼睛,继续说:“你保护了他半辈子,不让他分心,不给他添麻烦。你做得很好,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姐姐。但是,妈,他也是你的弟弟。他有权利知道你的生活,关心你的喜怒哀乐。亲人之间,不应该只有报喜不报忧。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应该有难同当。”
“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我相信,他绝对不是那种会因为姐姐遇到困难就觉得是负担的人。如果他知道了你的情况,却无动于衷,那只能说明,你这么多年的牺牲,不值得。”
“我们不要求他做什么。我们只是告诉他事实。让他知道,他不是孤身一人,他在这里,还有一个家。”
我的话说完了。屋子里一片寂静。
母亲怔怔地看着我,眼里的泪水一滴一滴地落下来,砸在我的手背上,滚烫。
躺在床上的父亲,也转过头来,看着我们。他的眼神里,不再是之前的无奈和失望,而是一种复杂的、我从未见过的光芒。
过了很久很久,母亲才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了一个字。
“好。”
我从母亲那里拿到了舅舅的私人号码。那串数字,她一直记在心里,却从未拨通过。
我走到院子里,用我的手机,按下了那串数字。电话接通的瞬间,我的心跳得很快。
“喂,你好。”听筒里传来一个沉稳而有力的男中音,和除夕夜那个模糊的声音重合在了一起。
“……舅舅吗?”我的声音有些干涩。
对面沉默了几秒,似乎在辨认我的声音。“是……小进?”
“嗯,是我。”
“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他的语气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我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情绪激动地控诉。我只是用最平静的语气,把事情的经过,从土地补偿,到王来福的报复,再到父亲被打伤,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
我说得很慢,很详细。我没有提任何要求,甚至没有说希望他做什么。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一个发生在他姐姐身上的事实。
电话那头一直很安静,只有轻微的呼吸声。我能感觉到,他在认真地听着。
等我说完,他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他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种我无法形容的情绪,像是心疼,又像是自责。
“我知道了。”他说,“小进,你做得对。照顾好你爸妈,等我。”
说完,他挂了电话。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仿佛那个电话只是我的一个幻觉。
接下来的几天,什么都没有发生。王来福依然在村里作威作福,父亲的脚依然打着石膏,村里人看我们的眼神依然充满了躲闪和同情。
母亲没有问我电话的结果,父亲也没有。我们一家人,似乎又回到了那种沉默而压抑的生活中。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母亲的眼神里,少了一丝绝望,多了一丝说不清的期盼。
一个星期后的上午,村口突然开来了两辆黑色的轿车。车上下来几位穿着白衬衫、神情严肃的干部。他们直接走进了村委会,把正在打牌的王来福叫了过去。
很快,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说是省里的土地资源勘测工作组下来搞“突击检查”,专门检查这次新农村建设征地项目的合规性。
工作组的人很专业,他们拿着精密的仪器,带着厚厚的文件,把村里每一块被征用的土地都重新丈量了一遍。他们不听村委会的汇报,只是挨家挨户地走访,核对原始的土地凭证,询问村民们对补偿标准的意见。
村民们一开始还不敢说,但看到工作组的人那么认真,而且王来福一直被“请”在村委会里“协助调查”,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
我们家的地,自然也被重新测量了。工作组的负责人拿着图纸,对照了一下,又看了看河边的水文记录,当场就指出,这块地根本不属于“劣等地”,而是标准的“一级水田”,补偿标准应该按照最高档来执行。
王来福利用职权,篡改土地等级,克扣补偿款的事情,被查了个底朝天。不止我们家,村里还有好几户老实巴交的人家,都被他用同样的手法坑过。
两天后,镇上来了人,当着全村人的面,宣布了处理结果:王来福因为涉嫌职务侵占和滥用职权,被带走调查;征地补偿方案全部推倒重来,由镇上直接派人核算,保证公平公正;王强因为故意伤人,被处以行政拘留十五天,并赔偿我父亲所有的医疗费用。
消息宣布的时候,整个村子都沸腾了。很多人都跑到我家来,拉着我父亲的手,说我们家出了个有本事的儿子,为村里办了件大好事。
父亲坐在椅子上,脚上还打着石膏,脸上却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是一种卸下了千斤重担后,发自内心的轻松。
母亲站在他身后,微笑着看着这一切,眼角有些湿润。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舅舅做的。他没有大张旗鼓地回来,没有以权压人,而是用最合规、最无可挑剔的方式,从根源上解决了问题。他不仅帮我们家讨回了公道,也还了整个村子一个公道。
又过了几天,一个寻常的午后,一辆很普通的私家车停在了我家的院门口。
车上下来一个男人,五十多岁的年纪,穿着一身便装,身材挺拔,面容坚毅,眉眼间和我母亲像了七八分。
他站在院门口,看着堂屋门口的母亲,没有说话。
母亲也看着他,身体微微颤抖着。
两个人,隔着一个院子的距离,就这么静静地对视着。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几十年的岁月,几十年的分离和思念,都凝聚在了这无声的对望里。
我扶着父亲,从屋里走了出来。
那个男人,我的舅舅,林建军,终于把目光从母亲身上移开,落在了我们身上。他的眼神很温和,带着一丝歉意。
他迈开脚步,缓缓地向我们走来。
他走到母亲面前,站定。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了三个字。
“姐,我回来了。”
母亲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她没有哭出声,只是无声地流着泪,点了点头。
舅舅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母亲的肩膀。然后,他转向我父亲,伸出了手:“姐夫,对不起,我来晚了。”
父亲有些局促地在衣服上擦了擦手,然后握住了舅舅的手:“不晚,不晚……”
最后,舅舅看向我。他走过来,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
“小进,”他在我耳边说,“你是个好孩子。比舅舅有勇气。”
那天晚上,我们家的饭桌上,多了一个人。舅舅和我父亲喝着酒,聊着天。他们没有聊工作,没有聊权力,聊的是小时候的趣事,聊的是庄稼的收成,聊的是这些年彼此的生活。
母亲在一旁,不停地给舅舅夹菜,脸上的笑容,是我从未见过的灿烂和放松。
我看着他们,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温暖。
我知道,我们家那个建立在秘密和牺牲之上的“稳定假象”,彻底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真实的、完整的家。
这个家,有隐忍的父亲,有坚韧的母亲,有勇敢的我,还有一个,虽然迟到了几十年,但终究没有缺席的舅舅。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温柔地洒在饭桌上。我知道,从今往后,我们家的日子,会和这月光一样,明亮而安宁。
来源:好学枫叶e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