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10月13日下午，三位学者因在“阐释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领域的突破性贡献成为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是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

从左至右，依次为乔尔・莫克尔、彼得・豪伊特、菲利普・阿吉翁。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网。制图：农健

2025年10月13日下午，三位学者因在“阐释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领域的突破性贡献成为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是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

莫克尔独得一半奖金，阿吉翁和豪伊特分享另一半奖金。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总奖金为11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825万元。

三人分别是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法国巴黎法兰西公学院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以及美国布朗大学教授。

瑞典皇家科学院评价称，三位诺奖得主，通过不同方法，阐释了持续性的经济发展何以成为可能，以及实现持续增长需要哪些必要条件。瑞典皇家科学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审和颁奖机构。

其中，莫克尔从经济史视角聚焦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的联系，阿吉翁和豪伊特则通过数学模型，揭示了企业创新竞争的迭代是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获奖者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并非理所当然。我们必须维护‘创造性破坏’背后的运行机制，才能避免重新陷入停滞。”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John Hassler）表示。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线是科技创新，契合全球关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开奖前，谢丹夏对经济学领域的诺奖得主做过预测，莫克尔和阿吉翁都是他心中的热门人选。

谢丹夏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芝加哥大学读博时，曾专门前往西北大学拜访莫克尔，旁听他的课程，两人深入交流。“在许多问题的解释上，莫克尔更像是个思想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连续多年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三位都是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思想或方法上作出巨大贡献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距今已三十多年，引起后续的研究，形成一个蔚为大观的研究领域，研究者的引用率水涨船高，“这类学者容易获奖”。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黄少卿则对莫克尔的获奖感到意外。原因是，近几年获奖学者几乎都是以形式化数理模型或计量分析见长，而莫克尔是以思想见长的经济史学家，他一度认为，诺奖评奖委员会不再关注思想型的经济学家。

黄少卿表示，这意味着从经济学科的发展来看，思想依然重要，特别是提供强大原创型思想的学者值得我们去重视，否则容易陷入纯粹技术形式，过度强调数理推导，“这也是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提醒”。

思想家的胜利

“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增长表现平平，不仅慢于今天经济学家认为的‘正常’经济增长，而且存在着质的区别。”这是莫克尔在《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中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话。该书中文版于2020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过去，技术推动经济增长是断裂式、跳跃式的，具有随机性。技术突破后，人们生活得到改善，人口一增长，又开始挣扎于温饱线。当经济增长无法超越人口增长，人均GDP无法增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尔萨斯陷阱。”黄少卿自2008年开始系统阅读莫克尔相关的研究著作。

黄少卿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在文明发展初期，中西方的技术进步方式没有区别，都以经验为主。无数能工巧匠在生产生活中持续积累解决问题的办法、手段及工具，这些称之为经验。这类技术知识至关重要，每次的突破都能带来效率提升。

人口越多的国家，工匠数量越多，积累的经验也越多。中国古代技术在全球走在前面正源于此。但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进步是脆弱的，不可预期、不稳定、不连续，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来源。

十九世纪至今，“增长”已取代“停滞”，成为常态。

这使莫克尔认识到，近两百年来的现代经济增长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现象，大多数人由此摆脱贫困，过上了舒适、安全、闲暇、富足的生活，而在过去仅有少数人能享受到这一切。

这一转变，来自于英国工业革命。

受科学革命影响，十八世纪后期，英国逐步出现以科学知识为基础，在工业实验室开展技术研究进而实现持续技术进步的模式，而中国仍在依靠经验实现技术进步。中西方的分野由此开始。

“莫克尔最早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黄少卿介绍，研究工业革命的学者很多且各具亮点，莫克尔的独到贡献在于，借此揭示了科学知识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莫克尔提出了一个机制：让科学突破与实际应用相互促进。即通过打破“命题知识”和“指令知识”两种“有用知识”的割裂，催生经济增长的动力。

“命题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指对自然规律的系统性描述，用以解释“事物为何可行”；“指令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是例如实操指南、图纸、配方等，用以说明“实现某件事需要哪些条件”。中国人说“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正是这个道理。

黄少卿用“科学”和“技术”表述莫克尔提出的“命题知识”和“指令知识”。传统中，科学知识通常被视作无法直接创造价值的无用知识，但莫克尔发现它在现代经济中起到巨大的基础性作用。

“英国最早实现了两种知识的双向互动。”王永钦介绍，当时的英国社会既看重关注“命题知识”的人，也看重技术工匠，两种知识互动，促进科学和民间技术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打通了科学变为现实的道路。“这是莫克尔最重要的一项贡献。”

科学与技术的互促

工业革命中，英国的发明家、企业家以及工匠们的“有用知识”推动经济增长，这有赖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认知与思想转变。

思想转变的价值在于，形成科学繁荣、科学与技术良好互动的一整套制度政策和社会环境。

黄少卿介绍，关于科学如何繁荣，莫克尔在书中做了大量论述。启蒙运动是人类对世界认知的觉醒，开始运用理性去理解世界运行的规律。此前，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来自先知的言说、宗教典籍的表达，未经检验和挑战就被接受下来，很多东西往往是错误的，对世界规律认知的局限性束缚了技术进步。

问题如何得到解决？

黄少卿说，英国启蒙运动前的宗教改革，就是强调人类如何认知世界。过去西方人大多要通过教会跟上帝对话实现救赎。宗教改革强调每个人都可以直接跟上帝对话。信仰上帝最好的方式是，理解上帝创造世界的知识。

理性需要依靠逻辑和实验验证，科学由此产生。

王永钦表示，莫克尔重视哲学运动的影响，尤其看重弗朗西斯·培根。培根提倡知识有用，主张观察与实验。自培根提出科学研究范式后，实验形成一项系统研究。

科学家们开始强调精准的测量方法、受控实验，以及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 。

王永钦介绍，莫克尔特别强调思想市场的竞争。欧洲是由许多小国组成的，不同的思想得到不同国家的重视且相互竞争，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知识分子的自由，他们又能通过各种跨国组织，交流思想。这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欧洲的一些国王愿意成为持有‘异端思想’科学家的庇护者，甚至资助他们从事研究。”黄少卿说，在当时，他们将此视作对上帝信仰的虔诚表现。在这种环境之下，挑战传统观念的“异端”思想持续迸发且得到广泛的传播，科学繁荣的条件逐步成熟。

莫克尔还谈到一个事实，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中期，但科学真正构成对技术的巨大推动力反而是到19世纪初。

正是由于工匠这类技术人员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与科学家互动，他们才得到了工业革命中技能溢价的红利，有条件参与各种学习，与科学家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形成了知识交流、交换和交易的市场。

知识交易作为知识散播的重要方式，也成为科学知识推动技术生产的桥梁。

更重要的是，启蒙运动中财产权观念的转变，让人们知道要保障知识的价值，必须有知识产权制度。“通过自己的思想劳动得到的知识成果，可以据为己有。”黄少卿说。

他认为，技术知识最终能够商业化，自由创业的环节至关重要。自由创业让知识的价值得以体现，人们才会继续生产知识，为了生产更多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知识，就对科学知识的生产也有了诉求。商人、工匠、科学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各自的价值，构成了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经济持续发展，国家通过税收供养科学家，创造科学繁荣，通过知识交流搭建科学推动技术的桥梁，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保障知识生产的收益，再通过商人创业将技术知识成果化。“莫克尔就是试图给我们讲解这样一个宏大的图景。”黄少卿说。

启蒙运动还让社会对变革的接受度普遍提升。

由于技术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必然打破现有的社会结构，改变当前的工作模式，进而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但思想认知的转变让不同利益集团能找到互利共赢的方式，引起社会制度的变革，这就为持续增长清除了一大障碍。

王永钦高度认可莫克尔提出的“元制度”（meta-institutions）。“元制度”，即制度中的制度，可以理解为宪法和法治。英国的宪法具有灵活性以适应不同的社会变化，这让不同利益群体新旧交替时能通过谈判沟通，而不是像法国那样，不断地人头落地。

“创造性破坏”

与莫克尔探究历史不同，另外两位获奖者直接将注意力和方法拉回了当代。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用数学模式解释“创造性破坏”机制如何驱动经济增长。

阿吉翁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书的自序中介绍，这一研究发轫于他和豪伊特在1987年秋创建的熊彼特增长范式。他对创新和增长研究长达33年。该书中文版于2021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1992年，两人在联合发表的文章《以创造性破坏为增长模型》中，该数学模型正式面世。

诺贝尔奖官网对该模型的核心机制的描述是：掌握先进技术的企业凭借专利，获取垄断利润，由此成为市场领导者，其他企业可以研发可申请专利的新创新，取代旧技术，成为新的市场领导者。可以说，创新本身就是具有“破坏性”的。

“创造性破坏”带来的“短暂性垄断利润”激励着企业投入研发。研究投入增加，既能为优势企业延长占据领先地位的时间，但也会缩短“创新间隔期”，加速市场领导者被取代的进程，这些力量相互制约，决定着研发投入的规模，影响“创造性破坏”速度与经济增长水平。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正是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的。

“过去技术的改进与创新好像被密封在黑匣子，阿吉翁的贡献就是打开了这个黑匣子。”《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书译者、《比较》杂志特约编辑余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一贡献让他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余江认为，传统理论把经济增长视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结果，技术却没有纳入考虑。阿吉翁把技术纳入模型、作为增长的核心部分。

自阿吉翁和豪伊特开始，“创造性破坏”范式已衍生出众多模型，它们从竞争、不平等、企业动态变化、劳动力市场、环境等方面重新诠释增长和发展，并采用大量的微观数据检验模型结果。

谢丹夏目前研究的是数据创新内生增长理论，即强调数据对创新的贡献。

他回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Romer），也是研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学者，解释知识如何成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区别在于，罗默更多强调专利的涌现，阿吉翁则侧重于产品质量的提升，“阿吉翁和豪伊特的模型也被称为质量提升模型”。

王永钦也认为，2018年和2025年的诺奖得主虽都研究内生增长理论，但区别较大。罗默强调知识互补性创新，没有关注到竞争性或替代性，侧重于行业层面；阿吉翁和豪伊特延续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并将其模型化，做了大量微观研究，具体到企业。

“他们巧妙地抓住主要矛盾把核心机制刻画出来，为他们赢得了今年的诺奖。”王永钦说，后续他们还进行了理论拓展，将制度、竞争、金融、公共政策考虑进来，他们的学生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将理论发扬光大。

“阿吉翁的获奖恰好呼应中国提倡的新质生产力。”谢丹夏表示，“创造性破坏”实际上就是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对解决反内卷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王永钦看来，中国内卷的根本原因在于产权保护不够、社会对失败宽容度较低、对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撑不足和对社会保护的不足。

“经济发展就是寻找创新的过程。一个社会如果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创新就会涌现。失败本身也会给社会以启示，避免重蹈覆辙。”

市场自会反垄断

“创新性破坏”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他在最后一本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预言“资本主义必将失败”。由于“创造性破坏”是创新企业取代保守企业的竞争过程，当创新者变成因循守旧的大企业集团，排挤限制小企业，就会降低创新活力，同时由于财富分化，社会矛盾加剧。

余江认为，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说法似乎更强调“破坏”的一面，这与他所处的动荡时代有关。

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全球化进程加快，欧洲国家掀起殖民扩张狂潮，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技术迅猛发展，如电话、电器、汽车、飞机的出现。另一方面，快速的技术发展伴随巨大的社会动荡：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社会主义革命、殖民地独立，欧美国家还经历了妇女解放、福利制度、选举权普及、劳工政党崛起等变革。“这种动荡与如今也有相似之处。”

在王永钦看来，创新的本质是颠覆原有产业结构，必然会有部分产业和人群被边缘化，这也是莫克尔提到的社会利益冲突。今天的美国正是如此，以硅谷和华尔街为代表的精英阶层崛起，美国中南部那些经济上的失落者跟民主体系产生矛盾，他们成为特朗普的拥护者。

余江认为，如何发挥“创造性破坏”的积极作用，化解其消极影响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课题，中国也不例外。

在哈佛大学完成硕士学业期间，谢丹夏修过两门阿吉翁的课程，分别是合约理论和经济增长。在阿吉翁的课上，他开启了对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兴趣。谢丹夏评价这位法国学者，性格幽默，是“乐天派”。

他的乐观，中和了熊彼特的悲观。阿吉翁认为，创新兼具创造和破坏两方面的特征，如何发挥积极作用、克服消极影响更为重要。

阿吉翁在书的自序中总结，“创造性破坏”与熊彼特增长范式围绕如下矛盾展开：一方面，创新带来的经济租金（即专利收入）和保护这些租金的专利制度对促进创新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过去的创新者往往利用这些租金阻碍后起的创新，成为创造性破坏的消极面。

阿吉翁的办法是构建“政府—市场—民间社会”的均衡关系，激励创新的同时，将“创造性破坏”带来的社会冲击最小化，确保当下的创新者不会在成功之后阻碍后来的创新。只要创新不竭，更公平和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繁荣就能实现。

王永钦评价，阿吉翁的理论兼具宏观微观视野，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比如，2025年，阿吉翁和豪伊特发现了“创新与竞争的倒U形关系”，竞争程度过高或过低都会抑制创新。

他坦言，具有垄断优势的大企业会通过政治寻租、并购等方式扼杀竞争。托马斯·菲利庞的《大逆转：美国市场经济的深层困境》一书，揭示了这一现象。

要解决大企业的封锁式垄断，政府适时采用反垄断尤为关键。

余江表示，针对反垄断问题，阿吉翁的理论强调对创新的实际效果。新兴技术和产品出现之初，应尽量减少干预，给予企业和市场较大的自由探索空间；当市场格局稳定后，大企业更容易利用支配力打压对手，则适宜加大执法力度，防止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创新。当然，这种审时度势式的执法或政策，对监管方的技术要求很高，现实中的一些判例也出现了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持。

但余江也认为，“创造性破坏”本身就是最好的“反垄断”力量。20世纪80年代，IBM占据个人电脑绝对统治地位，十年后却被微软-英特尔联盟取代；微软看似不可动摇，甚至在政府的反垄断诉讼案后继续扩张，却在谷歌推出搜索和浏览器后，失去支配地位；智能手机时代来临，苹果、脸书、英伟达等又后来居上。

“不如释放创新活力，技术革命自会重塑市场格局。”余江说。

给中国的启示

黄少卿不无担心地谈到，如今环境复杂多变，靠外生技术来发展的难度不断加大，我们迫切需要走到依靠自身原始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的道路上。

首先，为科学繁荣创造条件。中国需要形成支持科学家的良好财政机制，以及鼓励科学家从事知识生产的有效机制。允许科学家之间的相互质疑，甚至对于官方观点也要允许批判与挑战。教育体系应着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并营造出允许不同观念和看法的社会氛围。

其次，促进产学研合作，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黄少卿最近一项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和大学合作形成的知识产权专利，颠覆性指数能提高8%，即产学合作让技术更具颠覆性、前沿性，但现实中，大学或科研机构跟企业合作申请的专利只占全部专利的3%。“这需要我们研究问题出在哪里”。

最后是对产业政策的反思。过去中国在经济追赶阶段，产业发展基于政府拍板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由于有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这能很大程度上减少投资失误，并且集中资源实现规模经济。但今天，中国进入到追求原始创新的阶段，没人知道应该往哪个技术路线走，利用市场机制，允许企业家反复试错来找出最优选择，显得至关重要。

“这次诺奖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距离莫克尔所构想的‘基于科学的持续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有多大差距。”黄少卿说。

余江认为，解决“创造性破坏”的消极面，还要为民众创造公平的发展起点和社会流动空间，让技术进步的成果惠及更多人。

而且在全球化时代，无论发挥“创造”的潜力，还是防范“破坏”的冲击，都需要良好的对外交流合作的环境。

南方周末记者 周小铃

责编 张玥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