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是血洒刑场的中将参谋次长，一个是权倾台湾的“行政院长”，本该是有辈分交情的故人，却在前者被处决后，后者成了最沉默的知情者。这份沉默压了五十年，直到解密档案里的一封密信现世，才让人看清沉默背后藏着的不是冷漠，是不敢说的愧疚。

一个是血洒刑场的中将参谋次长，一个是权倾台湾的“行政院长”，本该是有辈分交情的故人，却在前者被处决后，后者成了最沉默的知情者。这份沉默压了五十年，直到解密档案里的一封密信现世，才让人看清沉默背后藏着的不是冷漠，是不敢说的愧疚。

陈诚和吴石的交情，得从保定军校的辈分说起。吴石是保定三期毕业生，1916年就离校了，陈诚是八期的，1919年才入学，两人在校时根本没见过面。但吴石写的《军事理论概要》在军校里很有名，陈诚当学员时反复读过，后来带兵时还常跟下属提“吴学长的书得好好看”——这声“学长”，是后辈对前辈军事才华的认账。抗战后期两人总算有了交集，吴石在军令部当厅长，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每次开会吴石提的作战方案，陈诚基本都支持，私下里也会聊几句部队补给的事，算不上密友，但彼此都认对方是“懂军事的自己人”。

1950年3月，蔡孝乾的黑色记事本被搜出来，“吴次长”三个字一露面，特务直接把吴石和他妻子王碧奎一起抓了。负责审判的是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三个二级上将，审完后都觉得吴石抗战时守过长沙、援过缅甸，有功在身，建议判“死缓”。可那会儿蒋介石刚复行视事，正愁没机会立威，又听说美方在背后搞“倒蒋”小动作，看到判决书当场发火，直接把三个法官革了职，亲自签了处决令，特别军事法庭只走了三天流程，连吴石请辩护律师的机会都没给。

消息传到陈诚办公室时，他正对着“三七五减租”的统计表核数据，手里的钢笔“啪嗒”掉在桌上，墨水染黑了半张纸。副官李以劻后来在回忆录里说，那天陈诚没骂一句，就坐在椅子上盯着墙上的地图看，看了快俩小时，最后只让秘书把吴石的案卷抱过来。有人劝他找蒋介石求情，毕竟他是当时少数能跟蒋说上几句话的人，可陈诚翻着案卷里吴石的供词，半天说了句“蒋先生现在听不进劝，闹不好连我都得卷进去”。那之后，他在公开场合绝口不提吴石案，日记里也只记了句“吴次长案涉敏感，然其家属无辜”，多一个字都没有。

但私下里，陈诚的动作没停。他在王碧奎的案卷上硬批了“家属无涉，暂缓羁押”，还找接替的审判官反复强调“吴石的错归他自己，老婆孩子没沾过情报的事”。王碧奎原本判了九年，经他三回在案卷上批注意见，七个月就放出来了。出来时家里被抄得精光，连住的地方都没了，陈诚让副官吴荫先取了个假名“陈明德”，用这个名字给王碧奎找了处带小院的房子，还从自己的“特别办公费”里每月拨200块新台币——那会儿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60多块，这钱够一家三口过日子。

吴石的女儿吴学成当时才十六岁，父亲一死就辍了学，在纺织厂当童工，陈诚知道后，让谭祥（陈诚夫人）以“教会慈善名义”找工厂，把吴学成调到了办公室做文书，还帮她报了夜校补功课；儿子吴健成七岁，到了上学的年纪，陈诚亲自跟建国中学打了招呼，用“陈明德”的名字办了入学手续，连学费校服都是副官悄悄送去的。这些事做得极隐秘，连陈诚家里的孩子都不知道，所有拨款单、入学申请表上，填的都是“陈明德”，副官吴荫先专门建了个本子记这些事，怕出岔子。

那会儿蒋经国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管的是军队政工和反谍，虽然跟陈诚分属不同系统，互相都盯着对方的动静，但对救助吴石家属这事，两人像是有默契似的，蒋经国没拦着。陈诚心里清楚，吴石案是蒋介石定的铁案，自己要是公开帮衬，不光救不了人，搞不好还会被安上“通共”的嫌疑，到时候他手里的“三七五减租”“币制改革”这些民生事就得黄，台湾的经济烂摊子更没人能收拾。

1965年陈诚病逝前，把副官吴荫先叫到病床前，塞给他一封封好的信，说“等我走了，要是吴石的家人遇到难处，你就把这封信交给他们”。这封信后来跟着吴荫先藏了三十多年，直到2000年台湾“国史馆”解密吴石案档案，吴健成找到吴荫先时，才看到信里的内容：“当年未能为你父亲求情，是我一生憾事，唯尽力护你家人，聊补亏欠，望你等此后平安度日，勿念过往。”

现在台北马场町纪念广场上，吴石的雕像旁总有人放一束白菊，而陈诚的故居里，展出的“特别办公费”账本上，“陈明德”这个名字对应的支出记录，成了那段沉默岁月里最实在的证明。有人说陈诚是怕惹祸才不敢求情，也有人说他能护住吴石家人，已经算尽了力。可对吴石来说，那句没说出口的求情，和对家人的守护，到底哪个更重？或许只有那段动荡的历史，才知道答案。

来源：阳阳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