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屋里最后一块木头被扔进火堆，发出“噼啪”一声脆响，火苗猛地蹿高，映着许雪梅冻得发白的脸。她盯着那跳动的火焰，幽幽地说：“文斌哥，柴烧完了，我们就烧这屋里的家具，烧完了家具……就只能烧我爹那些书了。”我心里一沉，知道她说的是实话。可我更知道，那些书烧完之后呢？我

屋里最后一块木头被扔进火堆，发出“噼啪”一声脆响，火苗猛地蹿高，映着许雪梅冻得发白的脸。她盯着那跳动的火焰，幽幽地说：“文斌哥，柴烧完了，我们就烧这屋里的家具，烧完了家具……就只能烧我爹那些书了。”我心里一沉，知道她说的是实话。可我更知道，那些书烧完之后呢？我们还能烧什么？在这被大雪封死、与世隔绝的小木屋里，我们就像两只被困在罐子里的蚂蚱。雪梅忽然抬起头，眼睛里是一种我看不懂的决绝：“要是我先冻死了，你就把我……用我爹那把大斧子……”她的话没说完，可我瞬间懂了，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比窗外零下三十度的风雪还冷。

说起这事儿，还得从1980年那个冬天讲起。那年我二十岁，是个下乡的知识青年，分在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农场。干活累是累，但心里不苦，因为一有空，我就往山上的守林点跑。守林员老许，是个五十多岁的倔老头，但他有一屋子的书。在那个精神食粮比窝窝头还稀罕的年代，那间小木屋，就是我的天堂。老许有个女儿，叫许雪梅，那年十八，人如其名，像雪地里开出的梅花，冷着一张脸，但透着一股子韧劲儿。她不爱说话，见了我顶多点个头，眼睛里总是带着对我们这些“城里娃”不加掩饰的审视。我也不在意，一头扎进书堆里，能啃上一天。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凶。那天，我跟场里请了假，揣着两个地瓜，又上山找老许换书看。不巧，老许一早就被叫到镇上开会去了，说是雪太大，要部署防火防盗的事儿。屋里只有雪梅一个人在纳鞋底。我有点尴尬，想着放下地瓜就走。雪梅却破天荒地开了口：“我爹说你今天会来，让我给你留门。雪下得邪乎，你今天别下山了，就在这儿对付一宿吧。”我看着窗外鹅毛一样往下砸的雪片子，心里也发怵，就答应了。就这一宿，竟成了我这辈子最漫长的一夜。

雪下了一天一夜，丝毫没有停的意思。第二天一早，我推开木门，倒吸一口凉气。我的天！外面的世界全白了，雪下得齐腰深，把小木屋围了个严严实实，除了白，什么都看不见。这叫“雪盲”，是山里人最怕的，意味着山彻底被封死了。雪梅的脸也白了，她咬着嘴唇，喃喃道：“坏了，我爹被困在镇上了，我们也出不去了。”最初的两天，我们还算镇定。木屋里有老许过冬存的粮食，一袋子土豆，半袋子玉米面，还有些风干的蘑菇木耳，省着点吃，撑个十天半月不成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柴火。老许出门前，屋檐下堆的柴火就不多了，他大概以为开个会一两天就回来。现在这点柴火，每天只在最冷的时候烧一小会儿，也顶多能撑一个星期。雪梅比我冷静得多。她把屋里所有的棉被、旧大衣都找了出来，堵住门窗的缝隙，又教我怎么用最少的柴火把火炕烧热，然后用余温来取暖。她话不多，但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条不紊。我一个城里来的“书呆子”，在她面前简直像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废物，只能笨手笨脚地给她打下手，劈柴、挑水、淘米。我们很少说话，屋里大部分时间只有风声和柴火燃烧的噼啪声。那种寂静，压得人喘不过气。

日子一天天过去，雪还在下。一个星期后，柴垛见了底。屋里的温度降得厉害，即使裹着两层棉被，我还是冻得牙齿打颤。我和雪梅的对话，也从最初的客气，变成了只剩下生存必需的几个字。“饿吗？”“冷。”“火小点。”我们的情绪都绷到了极点。那天晚上，我实在冻得受不了，没跟她商量，就把一块稍大的木头扔进了炉子里。火光“轰”地一下旺了起来，屋里瞬间暖和了不少。雪梅猛地从炕上坐起来，死死地瞪着我，眼睛里像是要冒出火来：“齐文斌！你想干什么？你想我们明天就冻死吗！”这是她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喊我。我被她吼得一愣，随即一股委屈和恐慌涌上心头，也冲她喊：“不烧火怎么办？你想冻死我吗？反正横竖都是死！”“死？！”她“噌”地跳下地，几步冲到我面前，通红的眼睛里全是血丝，“我爹在山里守了一辈子林子，他说过，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说死！你个城里来的少爷，懂个屁！”我被她那股子野性的狠劲儿震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看着我，眼神慢慢从愤怒变成了悲凉，转身默默地把炉门关小，只留下一丝缝隙。那一夜，我们谁都没再说话，但我知道，我们之间那层薄薄的信任，已经裂开了一道缝。人心，比这大雪山里的温度，凉得更快。

最后一根柴烧完的那个下午，小木屋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窗户上结了厚厚的冰花，把外面最后一丝光亮都隔绝了。我们并排坐在冰冷的炕上，裹着所有能找到的东西，像两个准备冬眠的动物。我觉得自己的血液都快要凝固了。然后，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雪梅说，烧家具，烧书，她提到了她自己。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疼得无法呼吸。我看着她，这个十八岁的姑娘，她的脸在昏暗中看不真切，但那双眼睛，亮得吓人，里面没有恐惧，只有一种令人心碎的平静。“你胡说什么！”我的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要死也是我先死！我比你胖，耐烧！”我说完就想给自己一巴掌，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在说这种混账话。雪梅却“噗嗤”一声笑了，这是我们被困以来，她第一次笑。那笑声，在这死寂的屋子里显得格外突兀，也格外动人。“文斌哥，你真是个书呆子。”她笑着，眼泪却流了下来，“烧书吧。我爹常说，书是死的，人是活的。书烧了，他以后可以再买，人要是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她站起身，走到墙角的书架前，拿起最上面一本厚厚的《红楼梦》，那是老许最宝贝的一本书，书页都翻毛了。她抚摸着封面，像是在告别一个老朋友。然后，她毫不犹豫地走向火炉，撕下一页，点燃，扔了进去。纸张瞬间化为一团橘红色的火焰，照亮了我们绝望的脸。

我们开始烧书。一本接一本。《水浒传》、《三国演义》、唐诗宋词……每一本书被扔进火炉，都像是烧在我心上。我知道，这些是老许一辈子的心血，也是雪梅的精神寄托。她一言不发，只是机械地撕着书页，眼泪无声地淌过她满是灰尘的脸颊。当书架快要空了的时候，我们发现最底下有一个沉重的樟木箱子。那箱子又大又笨，也是木头做的，是最后的燃料了。我俩合力想把它拖出来，却发现上面上着一把老式的大铜锁。没钥匙，只能砸。我找到老许那把砍柴的斧子，抡起来，对着铜锁狠狠砸下去。“哐当”一声巨响，锁没开，箱子盖却被我砸裂了一道缝。雪梅凑过来，我们借着最后一本书燃烧的光亮，从裂缝往里看。里面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旧衣服或者别的东西，而是一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方块。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箱子彻底砸开，取出了那个包裹。打开层层油布，里面不是吃的，也不是钱，而是一沓厚厚的本子，和一张折叠起来的羊皮纸。本子是老许的守林日记，记录了几十年的风霜雨雪。而那张羊皮纸上，是一幅手绘的地图，画的正是这个小木屋的平面图。在炕脚的位置，画着一个叉，旁边用刚劲的笔迹写着一行字：“给我的傻丫头。万一哪天也被大雪困住，别动我的书，真正的宝贝，在脚底下。”

我和雪梅对视一眼，都在对方眼里看到了难以置信的狂喜。我们疯了一样地扒开炕脚的砖石，下面果然是空的！一个不到两平米的地窖，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捆捆干透了的松木，还有两大袋子土豆和一些腊肉！原来，老许年轻时也曾被大雪困在山上差点送命，从那以后，他就在这屋里修了这个秘密地窖，以防万一。他从没告诉过任何人，包括雪梅，大概是不想让她整天担心。他只是默默地，用一个父亲最深沉的方式，为女儿准备好了一条后路。那一刻，我和雪梅抱着一捆松木，坐在地上，哭得像两个孩子。那是绝处逢生的喜悦，更是被那份如山般沉默的父爱感动的泪水。有了这些柴火和食物，我们又撑了整整十天。第十五天头上，雪停了，太阳出来了。又过了两天，我们听到了屋外传来隐约的呼喊声。是老许！他带着救援队，硬是从几米深的雪里挖出了一条路。当木门被推开，阳光照进来的那一刻，我平生第一次觉得，活着，真好。老许看到安然无恙的女儿，又看到空了一半的书架和被砸烂的箱子，这个钢铁一样的汉子，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我后来考上了大学，回了城，成了一名工程师，娶妻生子。但我再也没有忘记那个冬天，那个小木屋，和那个叫许雪梅的姑娘。前几年，我退休了，鬼使神差地又回到了那座山。农场早就没了，山下变成了旅游区。我打听着找到了那个守林点，木屋还在，只是翻新过了。一个穿着护林员制服的中年女人走了出来，皮肤黝黑，眼神明亮而沉静。是雪梅。我们相视一笑，像是失散多年的老友。她告诉我，老许去世后，她就接了父亲的班，一辈子守着这片林子。她没有嫁人。我们没有聊那个冬天，一个字都没有。但我们都知道，那二十多天，已经刻进了我们彼此的生命里。它不是爱情，却比爱情更刻骨铭心。它是一种在生死边缘，见过彼此灵魂最真实模样的连接。临走时，她送我到山口，就像四十年前，她送我下山一样。她说：“文斌哥，下回冬天别来了，山里冷。”我点点头，眼眶有点湿。人这辈子，会遇到很多人，但只有那么一两个人，会成为你生命里的坐标。每当你迷失、软弱的时候，只要想起她，想起那间小木屋和那堆燃烧的书，你就会知道，无论多难，都得活下去。因为，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胜利。

来源：东落下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