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青年报作为中央重点主流媒体之一，长期以“服务青年、引导青年”为核心定位，其对文学领域的关注不仅兼具新闻时效性与文化深度，更承载着引导青年群体认知当代文学价值、理解文化发展脉络的社会责任。自1986年首次将目光投向莫言及其作品《红高粱》起，该报对莫言的报道与
原创 写作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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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作为中央重点主流媒体之一，长期以“服务青年、引导青年”为核心定位，其对文学领域的关注不仅兼具新闻时效性与文化深度，更承载着引导青年群体认知当代文学价值、理解文化发展脉络的社会责任。自1986年首次将目光投向莫言及其作品《红高粱》起，该报对莫言的报道与评论便形成了一条贯穿四十余年的清晰脉络——从早期对文学新人的“破格发掘”，到诺奖时期的“深度解读”，再到获奖后的“持续追踪”，始终秉持“以文学价值为核心、以理性客观为准则”的立场。这种评价既避免了将文学过度政治化的误区，也拒绝了盲目追捧的浮躁心态，既肯定莫言在文学创新上的突破性贡献，也客观记录其创作历程中的争议与变化，最终构建起一个立体、多元的作家形象，为青年读者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报道脉络：从早期破格推荐到诺奖后持续关注
中国青年报对莫言的关注，始终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关键节点同频共振。从1980年代中期文学“新时期”的创新浪潮，到21世纪初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探索，再到AI时代对文学本质的重新审视，该报的报道不仅是对莫言个人创作的追踪，更折射出中国主流媒体对文学价值判断的演变。
（一）早期破格推荐（1986年）：在文学创新浪潮中发掘新人
1986年的中国文学界，正处于“新时期文学”向“后新时期文学”过渡的关键阶段——反思文学的深沉余韵尚未消散，先锋文学的实验性探索已然兴起，青年读者对“突破传统、富有活力”的文学作品有着强烈渴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青年报》以“通信对话”这一罕见形式，向全国青年读者推荐了当时尚属“文学新锐”的莫言及其作品《红高粱》，成为莫言创作生涯的重要“推手”。
当时，传统抗日题材文学多遵循“宏大叙事”框架，聚焦英雄人物的崇高牺牲，语言风格偏向严肃、正统。而《红高粱》却以“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为核心，讲述了民间小人物在抗日背景下的野性生存与生命狂欢——既有高粱地里的炽热爱情，也有对抗日军的原始反抗，语言上更是打破常规，充满“粗粝的生命力”（如“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奶奶的乳房像两只白鸽”）。这种“离经叛道”的写法，在当时的文学圈引发争议，甚至被部分评论者认为“不符合抗日题材的严肃性”。
为了让青年读者更深入理解这部作品的创新价值，《中国青年报》特意邀请青年文学批评家罗强烈与莫言展开“隔空对话”，以《感觉和创造性想象——关于中篇小说〈红高粱〉的通信》为题刊发整版内容。在通信中，莫言直言自己是“一串‘愤怒的葡萄’”，既愤怒于传统战争小说“把人写成工具”的刻板模式，也渴望通过“创造性想象”重构历史——他将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地塑造成“生命的舞台”，让普通人的欲望、勇气与挣扎在这片土地上尽情舒展。罗强烈则在回信中精准指出，《红高粱》的价值在于“用民间视角解构了宏大历史，用感官体验激活了文学语言”，这种评价在当时极具前瞻性，也为《红高粱》后续的传播扫清了认知障碍。
这种“破格推荐”在《中国青年报》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在此之前，该报对文学作品的推荐多以“书评”“摘要”形式呈现，而“作家与评论家直接对话”的模式，既体现了媒体对文学创新的敏锐嗅觉，也展现了其“为青年读者搭建文学交流平台”的责任担当。此次报道后，《红高粱》迅速引发青年群体的广泛讨论，莫言也从“地方作家”一跃成为全国关注的文学新锐，为其后续创作积累了重要的读者基础。
（二）诺奖报道与评论（2012年）：在国际认可中解读价值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籍作家。这一事件不仅是莫言个人的里程碑，更被视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引发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中国青年报》第一时间启动“全方位报道”，以“新闻+评论+访谈”的组合形式，既传递事件本身，更深入解读莫言获奖的文学意义，避免了“只谈奖项、不谈作品”的浅层报道。
在新闻层面，该报于10月12日头版刊发《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首摘此桂冠》，详细梳理莫言的创作历程，并全文引用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其笔下的人物既扎根于高密东北乡的乡土，又具有普遍的人性光辉。”这一引用为后续的评论奠定了“以文学价值为核心”的基调，避免了舆论陷入“政治解读”的误区。
在评论层面，该报迅速邀请唐晓渡、雷达、西川等国内顶尖文学评论家组成“评论矩阵”，从不同维度解读莫言的文学成就。唐晓渡（时任《诗刊》副主编）在访谈中强调，莫言获奖“具有充分的文学说服力”——他认为，莫言的作品打破了“中国文学要么迎合西方、要么固守传统”的二元困境，“用汉语的独特韵律讲述中国故事，既让国际读者理解，又不失本土特色”，这种“平衡”对中国当代汉语写作是重要激励。雷达（时任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则聚焦莫言的“叙事能力”，指出其作品中“丰沛的想象力、野性的语言张力”是核心优势，如《红高粱》中“红高粱地的象征意义”、《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的人物塑造”，都体现了“独创性极强”的文学表达，而这种创新“本质上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文学投射”。西川（诗人、散文家）则更关注读者视角，认为莫言获奖有助于“调整中国读者对中外作家的评价标准”——此前国内读者多以“现实主义”为唯一评判尺度，而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让读者意识到“文学可以有多种表达形式”，进而促进“真正以作品为核心的文学讨论”。
为了让青年读者更直观理解莫言的创作历程，该报于10月16日推出深度特稿《“红高粱”走入全世界的视野》，以“乡镇作家——文学新锐——诺奖得主”的时间线为线索，穿插莫言的成长经历（如高密农村的童年、参军后的写作启蒙）与作品分析（如《红高粱家族》《檀香刑》《蛙》的创作背景），特别强调其作品中“草根民众的生命韧性”——无论是《红高粱》中余占鳌的反抗精神，还是《蛙》中陈眉的悲剧命运，都体现了“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苦难承受与内心狂放”。文章还提及莫言作品的国际传播细节，如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如何将“高密东北乡”转化为国际读者能理解的“文学地理符号”，让“中国故事”真正走进“世界视野”。
（三）诺奖后持续关注（2013-2025年）：在多元维度中追踪价值
莫言获奖后，《中国青年报》并未将其视为“一次性新闻事件”，而是将关注视角从“文学成就”拓展至“社会责任”“文化传承”“时代对话”等多元维度，通过持续报道，展现莫言作为“作家”与“文化符号”的双重价值，也为青年读者提供了“超越奖项、理解作家本质”的视角。
1.文化传承：守护本土非遗的“民间情怀”
2013年11月，昆明亚洲艺术节以“文化多样性与亚洲青年创造力”为主题，莫言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发表演讲，《中国青年报》对演讲内容进行了整版报道，重点突出其“守护本土文化”的观点。莫言在演讲中提到，“文化多样性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对具体民间艺术的保护上”——他以高密的茂腔（一种传统戏曲）和泥塑为例，讲述自己如何推动这些非遗项目的传承：一方面，他在作品中融入茂腔的唱词与韵律（如《檀香刑》中“猫腔”的改编），让非遗以文学形式“活起来”；另一方面，他出资设立“高密民间艺术保护基金”，资助泥塑艺人创作，并在高密建立“莫言文学馆”，专门开辟展区展示茂腔服饰、泥塑作品。该报在报道中特别指出，莫言的这种做法“为青年作家树立了榜样”——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空谈“传统”，而是从本土文化中汲取创作养分，同时以实际行动守护文化根脉。
2.社会责任：低调务实的“公益行动”
2015年，《中国青年报》以《莫言：用稿费为先心病儿童点亮希望》为题，报道了莫言捐出100万元稿费救助西部地区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公益行动。报道详细介绍了此次公益的背景：当时西部地区先心病儿童的发病率约为0.8%，由于医疗条件有限，许多患儿因未能及时手术而面临生命危险，而100万元稿费（主要来自《蛙》的版税）可资助约50名患儿完成手术。莫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来自农村，知道贫困家庭面对疾病的无助。这些孩子只要有手术机会，就能像正常孩子一样成长，这是最实在的帮助”——他并未选择“高调捐赠”，而是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先天性心脏病救助项目”，直接对接患儿家庭，甚至拒绝了媒体对捐赠仪式的拍摄请求。该报在评论中指出，莫言的公益行动“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本质”——不同于“用言论承担责任”，他选择以“低调务实的行动”践行社会责任，而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更符合文学的人文关怀精神。
3.文学本质：在时代变革中“坚守初心”
随着时代发展，莫言的创作理念与对文学本质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中国青年报》对此始终保持关注：
-2023年9月，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学与人类共同价值”为主题，莫言在发言中提出“作家的根本目的不是讲故事，而是表现人性”的观点。该报在报道中结合莫言的近作《晚熟的人》进行分析，指出这部短篇小说集通过“蒋二”“金希普”等人物，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如《晚熟的人》中，蒋二从“被欺负的弱者”到“投机取巧的商人”的转变，既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更深入探讨了“环境对人性的影响”。该报认为，这一观点体现了莫言“文学追求的深度”——他始终将“人性”作为创作的核心，而非单纯追求情节的曲折。
-2025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举办“AI时代，人类何为”对话会，莫言作为文学界代表参会，对“AI创作”提出批判性思考。他在发言中指出，“AI可以模仿文学的形式，写出符合语法、甚至有情节的文字，但它缺乏‘情感与思想’——文学中的‘共情’来自作家对生命的体验，‘思想’来自作家对社会的观察，这些是AI无法复制的”。《中国青年报》在报道中特别强调，莫言的观点“并非拒绝科技，而是坚守文学的本质”——在AI热潮下，许多人讨论“AI是否会取代作家”，而莫言的思考则引导青年读者回归根本：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的表达。
此外，该报还多次通过“转载访谈”“跟踪热点”的方式，展现莫言的“自我反思”与“创作动态”：2016年10月，转载莫言的《〈红高粱〉的两次亲密接触》一文，文中莫言回顾了《红高粱》的创作历程与两次“重要相遇”——第一次是1986年与罗强烈的通信（被《中国青年报》报道），第二次是1987年张艺谋将其改编为电影，他坦言“30年后再看《红高粱》，会觉得当时的语言有些华丽过头，但那种‘突破传统的勇气’是可贵的”，这种自我反思体现了作家的清醒；2025年5月，针对网络上泛滥的“莫言伪语录”（如“真正的强者是含着泪奔跑的人”“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该报转发莫言工作室的打假声明，并配发短评《守护作家的“创作自主权”》，指出伪语录不仅“扭曲作家观点”，更“消解文学的严肃性”，呼吁青年读者“通过原著理解莫言，而非轻信网络碎片信息”。
二、文学成就评价：魔幻现实主义、乡土叙事与历史视角
《中国青年报》对莫言文学成就的评价，始终围绕“如何将外来文学手法本土化、如何将乡土经验普遍化、如何将历史叙事人性化”三个核心维度展开，既肯定其在文学形式上的创新，也重视其作品的思想深度，避免了“只谈技巧、不谈内涵”或“只谈主题、不谈形式”的片面性。
（一）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外来手法的“本土化改造”
魔幻现实主义源于拉丁美洲（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为代表），其核心特征是“将魔幻场景与现实叙事融合，用超现实的手法反映现实问题”。莫言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早尝试这一手法的人之一，但他并未“照搬西方”，而是将其与中国民间文化、乡土经验深度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这一点得到《中国青年报》的高度认可。
2012年诺奖报道中，该报直接引用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强调莫言“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并在后续评论中进一步阐释这一“融合”的具体表现：在《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的“恋乳情结”既是“魔幻的夸张”（成年后仍依赖母亲的乳房），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对母性的依赖”；在《生死疲劳》中，地主西门闹“六世轮回”（从人到驴、牛、猪、狗、猴、人）的设定，既是“民间故事中的轮回观念”，也通过不同动物的视角，展现了1950年代至2000年代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该报指出，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不是‘洋气’的模仿，而是‘土气’的创新”——他将高密农村的“鬼怪故事”“民间传说”（如《红高粱》中的“鬼气”）融入叙事，让魔幻场景“有中国乡土的根基”，避免了外来手法的“水土不服”。
2023年北京文化论坛报道中，该报再次呼应这一观点，引用莫言的发言“即便我要写一个看起来和当下没有关系的历史题材作品，我依然要对现实给予高度关注”，并结合《檀香刑》进行分析：这部作品以清末“檀香刑”（一种残酷的死刑）为核心，表面是“历史题材”，但通过对“权力暴力”的描写，实则隐喻“现实社会中的权力对人的压迫”——这种“以历史写现实”的手法，正是莫言魔幻现实主义的深层价值：魔幻场景是“外壳”，现实关怀是“内核”，两者结合让作品既富有文学想象力，又具有社会批判性。
（二）乡土叙事与高密东北乡：地方经验的“普遍化表达”
“高密东北乡”是莫言文学创作的“精神原乡”——从《红高粱》到《晚熟的人》，他几乎所有作品都以这片土地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的乡土人物，构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世界”。《中国青年报》对这一“乡土叙事”的评价，既肯定其“地方特色”，也强调其“普遍价值”。
2012年10月，该报刊发《寻找高密》一文，记者深入高密东北乡实地采访，指出莫言“努力地要使高密东北乡成为中国的缩影”——这片土地上的“高粱地、胶河、土坯房”，不仅是高密的地理符号，更是中国农村的“共性象征”；这片土地上的人物（如《红高粱》中的余占鳌、《晚熟的人》中的王魁），其“对生存的渴望、对尊严的追求”，也是全人类共通的情感。文章特别提到，莫言在创作中并不“美化乡土”，而是真实展现其“复杂性”——既有红高粱地的“生命活力”，也有农村的“愚昧与落后”（如《蛙》中对重男轻女观念的描写），这种“不回避矛盾”的态度，让其乡土叙事更具深度。
2016年10月，该报转载莫言的访谈文章，重点分析《红高粱》的“跳跃式写法”——这部作品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时间线性”，时而讲述“爷爷”的抗日经历，时而闪回“奶奶”的少女时光，语言上更是“充满感官刺激”（如“高粱的香气像酒一样浓烈”“鲜血染红了高粱地”）。该报评论指出，这种“对语言的破坏”（打破传统语法与叙事逻辑）并非“刻意炫技”，而是为了“激活读者的感官体验”，让读者仿佛置身高密东北乡，感受到乡土的“野性与生命力”。这种“以感官写乡土”的方式，让“地方经验”突破了地域限制，成为“可被普遍感知”的文学体验。
同时，《中国青年报》也客观记录了“高密乡亲对莫言作品的不满”，展现了文学虚构与现实生活的冲突。2025年9月，该报在《莫言与高密：文学故乡的爱与怨》中提到，部分高密村民认为莫言的作品“把我们写得怪怪的”——有人说“我们这儿没有那么多‘鬼怪故事’，他写的不是真高密”，甚至有老人直言“他是背叛家乡的人，把家乡的‘丑事’都写出去了”。对此，该报并未简单否定村民的观点，而是引用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的话进行解读：“文学不是‘纪录片’，而是‘艺术重构’——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他基于现实创造的‘文学世界’，其价值不在于‘还原现实’，而在于通过这个世界表达对人性、对社会的思考。”这种客观报道既展现了莫言乡土叙事的“争议性”，也引导读者理解“文学虚构的本质”，避免了“非黑即白”的判断。
（三）历史视角与新历史主义：历史叙事的“人性化转向”
传统历史题材文学多以“宏大历史事件”为核心，聚焦帝王将相、英雄人物，而莫言的历史叙事则以“民间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展现历史变迁，这种“新历史主义”倾向得到《中国青年报》的高度认可。
2020年12月，该报刊发《本土、现实、小说的回归|莫言近作研讨会实录（下）》，重点分析莫言的《晚熟的人》，指出这部作品“处理的是与历史和解的问题”。文章提到，莫言早期作品（如《红高粱》《丰乳肥臀》）对历史的态度多是“批判性的”——通过民间人物的苦难，揭露历史的残酷与荒诞；而《晚熟的人》则展现出“更开阔的历史观”，如《左镰》中，主人公“西门闹”的后代不再“仇恨历史”，而是选择“理解历史、接纳历史”，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生活。该报认为，这种“从批判到和解”的转变，体现了莫言历史视角的“成熟”——历史不再是“非黑即白的事件”，而是“影响每个人命运的复杂过程”，而文学的责任，就是“通过小人物的故事，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温度”。
此外，该报也关注莫言对历史的“批判性思考”，尤其是其“艺术创新与历史表达的关系”。2013年11月，该报报道莫言在昆明亚洲艺术节的演讲，引述其观点：“艺术创新是要冒风险的，有的创新并不能让当时所有的人接受，但过了若干年，当时大逆不道的东西有可能会变成新的传承。”报道结合《檀香刑》的创作背景进行解读：这部作品以“酷刑”为核心，当时有评论者认为“过于血腥，不符合历史叙事的严肃性”，但莫言坚持认为，“酷刑是历史的一部分，回避它就是回避历史的真相”——他通过对“檀香刑”的细节描写，不仅揭露了封建权力的残暴，更展现了普通人在历史暴力下的“生命韧性”。该报评论指出，莫言的这种“敢于突破禁忌”的历史叙事，体现了“文学对历史的责任”——文学不应为历史“美化”，而应“真实地记录、深刻地反思”，这种态度对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具有重要启示。
三、创作风格与社会责任：从“作为老百姓写作”到“以作品发声”
《中国青年报》对莫言的评价，既关注其“创作风格”的演变，也重视其“社会责任”的践行，认为两者本质上是统一的——“作为老百姓写作”是其风格的核心，而“以作品发声”则是其社会责任的体现，两者共同构成了莫言“接地气、有温度”的作家形象。
（一）创作风格评价：从“老百姓视角”到“成熟反思”
1.“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核心立场
2002年6月，莫言在南京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一个作家只有作为老百姓来写作，作品才更容易被理解”的观点，《中国青年报》对这一演讲进行了详细报道，并将其视为莫言创作风格的“核心立场”。报道指出，莫言的“老百姓写作”并非“迎合大众口味”，而是“站在老百姓的视角观察世界、表达情感”——他出生于高密农村，有20余年的农村生活经历，种过地、放过牛、割过高粱，这些经历让他“懂老百姓的苦、懂老百姓的乐”，也让他的作品充满“烟火气”。
该报以《红高粱》为例，分析这种“老百姓视角”的具体表现：传统抗日小说多以“军人”“干部”为主角，而《红高粱》的主角是“农民余占鳌”——他不是“完美英雄”，而是有缺点、有欲望的普通人（如抢婚、酿酒），但他在抗日时的勇敢与担当，却让读者感到“真实、亲切”。这种“不写英雄写百姓”的视角，打破了传统文学的“精英叙事”，让老百姓在文学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报道还提到，莫言的语言风格也体现了“老百姓写作”——他善用高密方言中的“口语化表达”（如“杠子头”“呱嗒板”），避免了“书面语的生硬”，让作品更易被普通读者接受。
2.创作风格的“自然演变”
随着年龄增长与创作经验的积累，莫言的创作风格也在不断变化，《中国青年报》对这种变化的评价始终“客观理性”，既不否定早期的“激情与活力”，也不贬低后期的“沉稳与反思”。
2016年10月，该报转载莫言的《〈红高粱〉的两次亲密接触》，文中莫言坦言“30年后再看《红高粱》，会觉得当时的创作状态‘过于冲动’，语言也有些‘华丽得泛滥’”。该报在配发的评论中指出，这种变化是“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早期作家往往“充满突破传统的激情”，语言与叙事上更追求“冲击力”；而随着年龄增长，作家会逐渐“沉淀下来”，更注重“思想的深度”与“表达的克制”。报道以莫言的后期作品《晚熟的人》为例，指出这部作品的语言“简洁、平实”，不再有早期的“感官狂欢”，但通过“平淡的叙事”展现的“人性复杂”，却比早期作品更具“穿透力”。
2025年3月，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关注移民题材）展开对话，主题为“文学的故乡与他乡”，《中国青年报》对此次对话进行了全程报道。对话中，莫言提到“我的创作始终以‘故乡’为根，但‘他乡’的经历让我学会了‘跳出故乡看故乡’”——这种视角的转变也体现在其创作风格中：早期作品多聚焦“高密东北乡的本土故事”，而后期作品（如《晚熟的人》中的《贼指花》）则开始融入“城市与农村的碰撞”，展现了“更广阔的社会视野”。该报评论认为，这种“从本土到跨地域”的风格转变，体现了莫言创作的“成长性”——作家的“故乡”不应是“束缚”，而应是“起点”，通过“他乡”的视角，让“本土经验”更具“普遍意义”。
（二）社会责任与文学价值：“以作品为核心的担当”
莫言获奖后，曾有媒体报道其“不想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引发部分争议。《中国青年报》对此迅速回应，通过深度评论与报道，澄清误解，指出莫言的“社会责任”并非“参与公共事务、发表言论”，而是“以优秀作品承担责任”，这种“低调务实”的担当方式，更符合文学的本质。
1.澄清“社会责任”的误解
2013年4月，该报发表评论文章《不要误读了莫言的“没有义务”》，详细梳理了莫言“不想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上下文：莫言获奖后，大量亲戚朋友找他“找工作、打官司、借钱”，甚至有素不相识的人登门求助，让他无法正常创作，因此他才表示“没有义务”处理这些私人事务。文章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莫言“否定作家的社会责任”，而是“区分了‘私人事务’与‘作家责任’”——“一个作家的核心责任，是创作出优秀的作品，通过作品洞察社会、触摸人性、影响读者，这比‘用言论承担责任’更根本、更持久”。
文章以莫言的作品为例，论证其“以作品承担责任”的具体表现：《蛙》通过“姑姑”（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命运，反思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女性的影响，引发社会对“人口问题”的讨论；《丰乳肥臀》通过上官鲁氏的一生，展现了中国女性在历史变迁中的“苦难与坚韧”，呼吁社会对女性的尊重；《晚熟的人》通过一系列短篇故事，关注了“农村空心化”“诚信缺失”等现实问题。该报指出，这些作品“没有空洞的口号，却用故事传递了对社会的关怀”，这正是“作家社会责任的最佳体现”。
2.报道“低调务实”的公益行动
除了“以作品发声”，莫言的“社会责任”还体现在具体的公益行动中，《中国青年报》对这些行动的报道，始终聚焦“务实与真诚”，避免“高调宣传”。
2022年2月，该报以《莫言：用行动守护“心”希望》为题，报道了莫言出任“中华慈善总会慈善大使”，与云南白药集团合作捐助西部地区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活动。报道详细介绍了此次公益的“细节”：莫言不仅捐出100万元稿费，还亲自参与“患儿筛查”——他前往云南昭通的偏远农村，与医护人员一起为儿童做心脏检查，和患儿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困难。在采访中，莫言动情地说：“先天性心脏病不是绝症，只要有手术机会，这些孩子就能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玩耍。我只是做了一点小事，希望能带动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
该报在评论中指出，莫言的公益行动“没有签约仪式的闪光灯，没有媒体的刻意炒作”，而是“深入基层、直面需求”，这种“低调务实”的风格，与他的创作风格高度一致——“无论是写作还是公益，他都始终‘贴近老百姓’，用最实在的方式传递温暖”。报道还提到，此次公益活动带动了更多文学界人士参与——余华、苏童等作家纷纷捐出稿费，设立“儿童文学公益基金”，形成了“文学界关注公益”的良好氛围。
四、整体评价立场与价值取向
《中国青年报》对莫言的整体评价，始终坚守三个核心立场：以“文学价值”为唯一评判标准，平衡“本土化”与“国际化”视角，推动“文学批评的专业化”。这种立场既体现了主流媒体的文化担当，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性、客观”的价值导向。
（一）文学价值核心立场：拒绝“政治化”与“功利化”评判
莫言获奖后，国内舆论出现了一些“非文学”的解读——有人认为他获奖是“迎合西方视角，丑化中国”，也有人将其视为“国家文化实力的象征”，过度强调政治意义。《中国青年报》对此明确反对，坚持“以文学价值为核心”的评判标准，拒绝将文学“政治化”或“功利化”。
2012年12月，该报发表时评《中国青年报时评：“诺贝尔伦理”不适用于莫言》，直接回应“迎合西方”的质疑。文章指出，所谓“诺贝尔伦理”（即认为莫言获奖是因为符合西方对中国的“负面想象”）是“无中生有”，本质上是“用政治标准代替文学标准”。文章引用文学评论家唐晓渡的观点：“评价一部作品，首先要看它的艺术表达是否独特、思想内涵是否深刻，而不是看它是否符合某种‘政治立场’——莫言的作品之所以能获得国际认可，是因为他用汉语的独特韵律讲述了‘具有普遍人性的中国故事’，而不是因为‘迎合西方’。”
文章还以世界经典文学为例，论证“文学应超越政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涉及俄国与拿破仑的战争，但它的价值不在于“歌颂俄国”，而在于对人性与战争的深刻反思；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涉及拉丁美洲的历史，但它的价值不在于“批判殖民主义”，而在于对人类“孤独”本质的探索。同理，莫言的作品虽然涉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但它的核心价值是“文学的”，而非“政治的”。文章最后强调，“用‘诺贝尔伦理’贬低莫言，一是无知（不理解文学的本质），二是自以为是（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强加于文学）”，呼吁读者“回归作品本身，用文学的眼光看待莫言”。
（二）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平衡：“以本土为根，以国际为镜”
《中国青年报》认为，莫言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找到了平衡——既扎根中国乡土文化，又能被国际读者理解，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一方面，该报高度认可莫言的“本土化”根基。2012年10月，《寻找高密》一文指出，莫言的作品“充满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元素”——高密的茂腔、泥塑、民间故事（如《红高粱》中的“鬼气”）、方言词汇，这些“本土元素”是其作品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些元素，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就会“失去根基，变成空洞的模仿”。该报还提到，莫言对“本土化”的坚持，并非“封闭保守”，而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他相信，只有扎根本土文化，才能创作出“有特色、有深度”的作品，才能在国际文学界“站稳脚跟”。
另一方面，该报也关注莫言的“国际化”视野。2025年9月，该报报道莫言在人大“AI时代，人类何为”对话会上的发言，引述其观点“文学和科学最终的核心都是人”，并指出这一观点体现了“莫言的国际视野”——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地域差异”，而在于“对人类共同问题的关注”。莫言的作品虽然以中国为背景，但它探讨的“生命、苦难、人性、尊严”等主题，是全人类共通的，因此能被国际读者理解和共鸣。该报还提到，莫言的“国际化”并非“迎合西方”，而是“以国际为镜，反思本土”——通过与国际作家的交流（如与古尔纳的对话），他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让“本土故事”更具“普遍意义”。
该报在评论中总结：莫言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平衡”，为中国文学提供了重要启示——“本土化是根，国际化是镜”，只有扎根本土，才能有“独特性”；只有面向国际，才能有“开放性”，两者结合，才能让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
（三）对文学批评的专业化推动：“回归作品，理性讨论”
莫言获奖后，国内文学批评出现了一些“非理性”现象——要么盲目追捧，要么恶意贬低，要么过度关注奖项而忽略作品。《中国青年报》对此高度关注，通过报道与评论，积极推动文学批评的“专业化”与“理性化”，引导批评回归“作品本身”。
2012年10月，该报报道莫言获奖时，引用诗人、评论家欧阳江河的观点：“莫言获奖能让大家对‘货真价实的文学工作’（作家的创作、评论家的专业分析）有更多的理解和更深入的认识，也能释放中国文学界长期存在的‘被认同焦虑症’——之前很多作家渴望国际认可，却忽略了创作本身，莫言获奖后，这种焦虑会缓解，大家能更冷静地看待文学。”该报还引用雷达的评价：“基于莫言的写作性质，他的获奖对真正的本土作家是一种激励——它证明，只要扎根本土、坚持创新，中国作家也能创作出被国际认可的优秀作品，而不需要刻意迎合西方。”
此外，该报还通过“研讨会报道”“作品解读”等形式，推动“专业化批评”。2020年12月，该报刊发《本土、现实、小说的回归|莫言近作研讨会实录》，详细记录了李敬泽、格非、苏童等评论家对《晚熟的人》的分析——他们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思想内涵”等专业角度解读作品，既肯定其“对现实的关注”，也指出其“部分故事节奏略显拖沓”的不足，这种“客观、专业”的批评，为青年读者提供了“深入理解作品”的视角。
该报在评论中强调，文学批评的“专业化”不仅意味着“视角的专业”，更意味着“态度的理性”——批评不应是“个人情绪的发泄”，也不应是“政治立场的站队”，而应是“基于作品的客观分析”。莫言获奖后，《中国青年报》的批评报道始终秉持这一原则，既避免了“捧杀”，也避免了“棒杀”，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标杆”。
五、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
《中国青年报》认为，莫言的创作实践与获奖经历，不仅是个人的成功，更对中国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激发青年作家的“创作活力”，促进文学批评的“理性化”，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一）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从“边缘”到“中心”的跨越
在莫言获奖前，中国文学在国际文学界的地位相对“边缘”——虽然老舍、沈从文、王小波等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出版，但真正能进入“国际主流视野”的作品并不多，国际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也多停留在“猎奇式的了解”（如对中国“特殊历史”的关注）。莫言获奖后，这种局面得到了显著改变，《中国青年报》将其比喻为中国文学“加入WTO”，认为这是中国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重要跨越。
2012年10月，该报在《“红高粱”走入全世界的视野》中指出，莫言获奖的意义不仅在于“一个中国作家获得了诺奖”，更在于“中国文学经验被国际文学界认可”。文章提到，莫言获奖后，国际出版界掀起了“中国文学热”——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等作品被大量翻译出版，国际文学奖项（如国际布克奖、曼布克奖）也开始更多关注中国作家。这种“热”并非“短暂的炒作”，而是“长期的认可”——国际读者开始从“文学本身”理解中国作品，而非单纯关注“中国的特殊性”。
文章还客观分析了这种“跨越”的复杂性：一方面，莫言获奖确实让中国文学“被更多人看到”，这是积极的；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国际读者仍以“猎奇视角”看待中国文学，认为“中国文学只有写苦难、写历史，才能被认可”，这种“刻板印象”仍需打破。该报认为，莫言的意义在于“打开了一扇门”——他让国际读者知道，中国文学既有“本土特色”，也有“普遍价值”，后续中国作家需要做的，是“继续创作出优秀作品，让国际读者全面了解中国文学的多样性”。
（二）激发青年作家创作活力：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
莫言的创作实践，尤其是其“将本土文化与外来手法结合”的创新路径，为青年作家提供了重要启示，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活力”。《中国青年报》在报道中指出，莫言获奖后，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开始“扎根本土、大胆创新”，摆脱了“要么模仿西方、要么固守传统”的困境。
2020年12月，该报在《莫言与青年作家：一场跨越代际的文学对话》中，引用评论家李敬泽的观点：“莫言对民间文化资源的发掘和重构，为青年作家提供了重要范本——他让青年作家意识到，本土的民间故事、方言、民俗，不是‘落后的符号’，而是‘创作的富矿’。”文章举例说明：青年作家徐则臣的《北上》，挖掘京杭大运河的民间文化，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展现运河的历史变迁，这种“以民间视角写历史”的手法，明显受到莫言的影响；青年作家双雪涛的《飞行家》，融入东北的地域文化，用“魔幻与现实结合”的手法，展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转型，这种“本土化与创新结合”的风格，也与莫言的创作理念一脉相承。
该报还提到，莫言对青年作家的影响，不仅在于“创作手法”，更在于“创作态度”——他“敢于突破传统、敢于直面现实”的态度，鼓励青年作家“不回避矛盾、不迎合市场”，坚持“文学的独立性”。例如，青年作家班宇的《冬泳》，直面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下岗潮”，用冷峻的语言描写普通人的苦难，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正是对莫言创作态度的继承。
（三）促进文学批评的理性化：从“关注奖项”到“关注作品”的回归
在莫言获奖前，国内文学批评存在一个明显误区——过度关注“奖项”与“作家身份”，而忽略“作品本身”。例如，一部作品是否优秀，往往取决于它是否获得过奖项，或作家是否有“国际知名度”，而非作品的艺术价值。莫言获奖后，《中国青年报》通过一系列报道与评论，引导文学批评“回归作品”，促进了批评的“理性化”。
2012年10月，该报引用欧阳江河的观点：“对诺贝尔奖太热的关注，种种压力、不正常的炒作、期待，甚至是谩骂，都一次性地排解掉了——莫言获奖后，大家会意识到，诺奖只是一个奖项，不是文学的‘终极标准’。”文章还提到，欧阳江河预测“鉴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规律，10年内一般不会再花落中国”，这一预测后来被验证（2012年后至2025年，无中国作家获诺奖），而这种“冷静期”恰好让文学批评摆脱了“诺奖绑架”，开始“认真讨论作家和作品，关心文学本身”。
该报在后续报道中，始终践行这一理念——对莫言的批评，不再围绕“诺奖得主”这一身份，而是聚焦其作品的“艺术手法”与“思想内涵”；对其他作家的批评，也不再以“是否可能获诺奖”为标准，而是以“作品是否优秀”为核心。例如，2023年，该报报道青年作家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重点分析其“想象力与语言风格”，而非讨论他“是否是下一个莫言”；2025年，该报报道余华的《文城》，聚焦其“对乡土中国的描写”，而非关注其“国际知名度”。
该报在评论中指出，文学批评的“理性化”是中国文学健康发展的“关键”——只有当批评回归作品本身，才能为作家提供“有价值的反馈”，才能引导读者“深入理解文学”，才能让中国文学摆脱“浮躁心态”，走向“成熟”。
六、评价的局限与启示
《中国青年报》对莫言的评价虽然整体“客观、理性”，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同时，这种评价也为中国文学界提供了重要启示，值得深入思考。
（一）评价的局限性
1.对“文学与现实冲突”的探讨不够深入
《中国青年报》虽然客观记录了高密乡亲对莫言作品的不满（如认为“把我们写得怪怪的”），但并未深入探讨“文学虚构与现实生活的冲突”这一核心问题。例如，为何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与村民眼中的“真实高密”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本质是什么？文学是否有“美化或丑化现实”的权利？这些问题都需要更深入的分析，而该报的报道多停留在“记录现象”层面，缺乏“理论深度”的解读。
2.对“争议性作品”的关注不足
莫言的部分作品存在争议，如《丰乳肥臀》的标题被部分读者认为“低俗”，《檀香刑》的“酷刑描写”被认为“过于血腥”。这些争议不仅涉及“文学表达”，还涉及“社会接受度”，是理解莫言作品的重要维度。但《中国青年报》对这些争议的关注较少，更多聚焦于作品的“文学价值”，而忽略了“社会接受度”对作品传播的影响——事实上，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需要有高的文学价值，也需要考虑如何与社会读者“有效沟通”，避免因“争议”影响其价值的传递。
3.对“创作状态变化”的分析较为表面
《中国青年报》提到莫言获奖后“失去了30年前的那种创作状态”，但并未深入分析这种变化的“具体原因”与“影响”。例如，这种变化是因为“获奖后社会事务增多，创作时间减少”，还是因为“文学观念的转变”？这种变化对莫言的创作质量有何影响？是“质量下降”还是“风格成熟”？这些问题需要更具体的作品分析与背景梳理，而该报的分析多停留在“现象描述”，缺乏“深度挖掘”。
（二）对中国文学界的启示
尽管存在局限，《中国青年报》对莫言的评价仍为中国文学界提供了三大重要启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文学创作应坚持“独立性与创新性”
莫言的成功证明，文学创作的核心是“独立性”与“创新性”——独立性意味着不被政治标准、市场需求或社会期待所束缚，坚持“以作品为核心”；创新性意味着敢于突破传统，将外来手法与本土文化结合，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中国青年报》的评价强调，中国作家应向莫言学习，既要“扎根本土文化”，从民间故事、方言、民俗中汲取养分，又要“敢于创新”，不固守传统叙事模式，用新的手法表达对现实与人性的思考。例如，青年作家可以借鉴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但不应“照搬”，而应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创造出“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风格。
2.文学批评应回归“作品本身”
《中国青年报》对莫言的评价始终以“作品”为核心，这为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重要启示——批评不应关注“作家身份”“奖项”或“政治立场”，而应聚焦作品的“艺术手法”“思想内涵”与“社会价值”。具体而言，批评家应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等专业角度分析作品，既肯定优点，也指出不足，为作家提供“有价值的反馈”；同时，批评应保持“理性与客观”，避免“个人情绪的发泄”或“盲目追捧/贬低”。只有这样，文学批评才能真正“服务于文学发展”，引导读者“深入理解作品”。
3.中国文学应保持“文化多样性与国际视野”
莫言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平衡，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文学不应“封闭保守”，也不应“迎合西方”，而应保持“文化多样性”与“国际视野”。一方面，要坚守“本土文化”，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让国际读者通过文学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另一方面，要具备“国际视野”，关注人类共同的问题（如生命、苦难、人性、环保），让中国故事具有“普遍意义”，被国际读者理解和共鸣。例如，中国作家可以写“中国的农村”，但不应只写“农村的苦难”，而应通过农村故事，展现“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种“普遍价值”才能跨越地域限制，打动国际读者。
结论
《中国青年报》对莫言的评价，构建了一个“立体、多元”的作家形象——从1986年的“文学新锐”，到2012年的“诺奖得主”，再到2025年的“文化守护者”，莫言的每一步成长都被该报清晰记录。这种评价始终秉持“以文学价值为核心、以理性客观为准则”的立场，既肯定莫言在文学创新上的突破性贡献（如魔幻现实主义的本土化、乡土叙事的普遍化），也关注其社会责任的践行（如以作品反思社会、以行动助力公益）；既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也引导文学批评“回归作品”。
莫言现象已超越单纯的“文学事件”，成为中国文化自信与国际传播的重要符号——他证明，中国作家无需“迎合西方”，只需扎根本土文化、坚持文学创新，就能创作出被国际认可的优秀作品；中国文学也无需“封闭保守”，只需保持文化多样性与国际视野，就能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青年报》作为主流媒体，通过对莫言的理性报道与专业评论，既维护了文学批评的独立性，也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在AI时代，这种“坚持文学本质、尊重创作自由”的态度，更具有重要意义——它提醒中国作家与读者，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文学的核心始终是“人”的表达，是对生命、人性与社会的深刻思考。未来，中国文学应继续以莫言为榜样，在创新中传承传统，在开放中保持特色，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特色”的优秀作品，为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国际传播贡献力量。
来源：玉宇清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