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力坚,原籍广西博白,国籍新加坡,文革中有多年知青经历。广州暨南大学学士与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逾10年,现为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暨历史研究所特聘教授。曾任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台湾元智大学中语系兼任教授,以及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
作者简历
知青时代的作者
王力坚,原籍广西博白,国籍新加坡,文革中有多年知青经历。广州暨南大学学士与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逾10年,现为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暨历史研究所特聘教授。曾任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台湾元智大学中语系兼任教授,以及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广西大学访问教授。
52年前——1973年10月16日,我跟其他五名知青一起到广西博白县龙潭公社白树大队大路塘生产队插队落户。
该生产队由相邻的三个自然村白树新村(邹姓)、城肚村与新屋村(均为张姓)合成,生产队的主要干部职位队长、会计、记分员便由三村人分任及轮任。虽然不同姓,却都是客家人,为人诚恳机敏,做事勤勉踏实,跟我们知青的关系相当不错。五十多年过去,有些村里人的印象,总也忘不了。
乡路蜿蜒进村
01
队长
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姓邹,个头矮小、干瘦却干练,脸上的皱纹如千沟万壑,显赫且深刻,倒三角眼本来就不大,还常半眯着,透着狡黠与精明。队长大字不识俩,但口才极好,开起会来滔滔不绝,这在农村可不多见。最绝的是在会上的“报告”中,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引述“毛主席说”“党中央说”。
比如在村里欢迎我们下乡的讲话中,便兴致勃勃地说:“毛主席说了,你们到咱队里来,咱就要欢迎。毛主席的话不听听谁的?毛主席叫给你们盖房,钱一到手马上就盖……”你甭说,毛泽东的话还多少有点这样的意思,队长亦多少刻意(曲解)发挥毛泽东的那么点意思,“欢迎”中带着那么点“要挟”。我们当时就感觉出来,但也没人跟他叫真。而实际上队长也真的是拿到知青安置费后,很快就给我们盖了八间一天井的知青大院。
又如,“四人帮”倒台后,队长在村里批判会上义愤填膺地批判道:“‘四人帮’祸国殃民,腐化透顶,中央文件揭发了,江青那坏婆子,每天早餐都吃豆浆油条……”对这个“中央揭发”我们是很有疑问的,当村里人却坚信不疑,大概“每天吃豆浆油条”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不可思议的“腐化”,或者就是习惯于绝对相信队长讲话的权威性吧,总之,大家都跟着队长一起义愤填膺地高呼打倒“四人帮”。
其实,当时我们知青一直以来对队长十分不满,而且是在当时最尖锐的问题——阶级斗争大方向上。别看表面上队长左一句“毛主席”右一句“党中央”(他本人也是党员),但在平时却完全是我行我素。
比如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期,他居然能顶着大队公社乃至县的重重压力,坚持不让撤掉队里的猪场、鸡场、砖厂和烤烟炉;在队里的农活安排上,公开倚重全村最大的“地主户”老安,老安的几个儿子也被他视为队里的生力军;对待知青,别看他表面说得好听,但当我们在分口粮的问题上跟村里人闹冲突时,他却“旗帜鲜明”地站在农民一边,恶狠狠地骂我们是下来“抢口粮”……
为他这些表现,我不少在自己的日记中一再呼吁“阶级斗争鏖战正烈”、“警惕两面三刀的走资派”云云。但队长的位子始终稳稳当当。很简单,村里人多护着他。到我们知青全部返城时,仍然扳不倒他。这的确是一大遗憾。
2011年,我们知青组六人一起回访下乡地时,队长已经84岁了,似乎还是当年那个模样与习性,尤其是照相时将背心卷起到胸前的模样,完全就是当年的版本。但我对他的感觉,却似乎大不一样了——抢步上前,握手叫唤“队长”,喉头居然一阵发紧。
知青旧居前合影。前排左二为队长,右一为会计
02
会计
会计姓张,身材矮胖,团团脸上总是堆满了笑。在队里的,会计可算是最“新派”的人了。典型的事例是,他是唯一一位让儿女叫自己为“爸爸”的人。哥儿们,不要以为我在说昏话,我们下乡那带,农民们从不让自己的小孩叫自己“爸爸”,而是叫“叔”“伯”,甚至“哥”——那里的风俗,父亲的兄弟按辈分排名叫七伯八叔等,同理,小孩的弟兄便称七哥八弟等。
我们刚到村那天,村里人问我“叔”干什么的,我爸只有哥哥没弟弟,所以我不假思索回答没叔叔,村里人大笑,说没“叔”你哪来的?在这种“民俗”下,会计让他儿女叫他“爸爸”,的确很见“文明”新潮。而实际上,他也常跟我们来往、聊天,乃至讨论国内外大事,时时刻意表现出与一般村里人不一般之处。
可有一次,他相当少见地跟村里人保持了一致。那是我们跟他讨论村里的“阶级斗争”问题时,他却跟一般村里人一样维护队长,当我们激烈地反驳他,并指责他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时,他沉默良久,一反常态地阴着脸说:“农民贱过狗!还怕不让做农民么?”据此,我们认定会计的思想,仍然囿于传统小农意识。
2011年,我们回访时,六叔则是生产队长。六叔特别跟我们强调,仍然称“生产队”,不像别的地方称“组”。我想,“队长”肯定比“组长”好听多了。聊得兴起,六叔说他的叔叔就在桃园县的复兴区。我高兴道:是我同县乡里呀!跟中央大学所在的桃园中坜区就只隔着平镇和龙潭区!欸,龙潭耶,我们这里也是龙潭呀!一番跨时空的串联,不禁引起一阵惊呼。我突然想起:六叔你还有“海外关系”呀!六叔有些尴尬:是啊,所以文革时一直不能入党。
03
老安家
我们村不算小,却只有两户“地主”,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老安家。老安其实姓张,因名有安字,姑且称老安,其本人是旧社会过来的,即顶着“地主”帽子进入新社会的。但老安这个人,这么看也实在不像“南霸天”“黄世仁”之类,而是耕犁翻耙等“大把式”农活样样精通,春种秋收的全盘式农活安排更有一手,还独具木匠、烧砖、盖房等绝活,更让我们惶惑的是,他总是保持着一脸沉静、不卑不亢的神态,尽管被游村斗争时仍然如此,令人难以产生面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激情。
队长倚重的就是他!下乡初期,我们还试图跟他交锋,在斗争会上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但围观村人中响应者却寥寥,很令人沮丧。平心而论,如果不是他的出身成分,他倒是蛮像当时电影中的老农形象的。老安那几个儿子,更是抢眼的角色。老安有六个儿子,除外最小一个还在上小学外,其他五个都在队里干农活,而且是个顶个的一流强劳力,同样让人不安的是个个都是精壮帅哥,其中老三阿光简直就具备“高大全”英雄人物的外形与气质。
然而,由于他们的出身,都已到成家年龄仍找不到老婆(经济上他们绝对不成问题的)。虽然我们知青跟老安保持距离,但跟其几个儿子却关系满好,关键是他们都颇有知识文化(皆是中学毕业),待人处世甚是得体,跟我们交往也是落落大方,全无一般地富子女那种自卑畏缩状。到我们下乡后期,老安家为老大“买”进了媳妇,是个瞎子。不久,村里有传言,说既是瞎子,怎认得老公?言外之意不言而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青反而意见一致,认为传言无稽且无耻。
2011年我们回访时,没见着老安家的人,人走屋空,已经全家搬到南宁发展了。我相信,老安家的情况应该已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就凭老安与他的儿子们异于一般村人的神情、气质乃至形貌。
人走屋空,残旧的对联彰显着不凡心志
04
我的房东
我是下乡两年后才有房东的。刚下乡时,我们是三男三女六个知青分在一个生产队。贫下中农觉悟高啊,一语道破“阳谋”:“这是搭双配对哇,要你们扎根咧!”当然这“阳谋”最终并没有得逞,只不过让我们能组成个临时家庭,每天轮值做家务,所以啊,也就用不着什么“房东”了。
没想两年后,其他五位知青在两三个月内陆续被招生招工走了,只剩我独守八房一天井的知青大院。那阵子的我,悲天恨地愤世嫉俗咬牙切齿就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刻爆发!连着几天无心干活不愿见人,连饭也懒得做了。
这时,七哥佬——村里一个老实八交的老农给我送饭上门来了。开始我还不领情,七哥佬也不催不促,只管蹲在门槛上抽水烟,静静地等。耐不住,我吃了。七哥佬就笑了,说以后就让他家阿妹送饭来。过了几天饭来张口的日子后,我决定到七哥佬家搭伙了。于是,我就有了房东了。
七哥佬一家四口:夫妻俩和一儿一女,儿子阿五大我一岁,中学毕业后在生产队干活;女儿阿妹当时也就十三四岁吧,还在上学。我下乡那地方啊,虽不至于赤贫到要逃荒,但也够呛,我们知青算全劳力,一年下来的工分钱也最多是五六十元。农民们终年大半时间吃的是清水粥加杂粮如番薯芋头木薯等(至今我看到番薯便条件反射地胃食道逆流),要到过年过节才能吃上干饭,平时谁家破例吃干饭啊,那家的孩子肯定会端着饭碗满村游走,以不经意的方式让全村人羡慕他吃干饭的荣耀。
以我当时的经济状况,到七哥佬家搭伙,根本不可能给他们增加“财富”,只会添累赘。我到七哥佬家搭伙后,他们平时吃的当然还是清水粥加杂粮,但每顿都会给我捞出一碗干饭,还尽量弄些荤腥菜给我吃(如自家鸡下的蛋或七哥佬到村边河里捞的虾等),他们自己绝少吃,说是肠胃不习惯。
那时阿五正谈对象,那对象是邻县农家女,也是穷苦人家的女儿。或许是对穷的恐惧吧,聘礼要的特多,所以那一带管嫁女叫“卖女”,娶媳妇就叫“买女”了。于是,为了阿五“买”媳妇,他家的穷境可想而知了。
我们刚下乡时住的生产队农具房,透过几十年的风霜,仍可想见当时农民的穷境
有一次,我和阿五到邻县趁圩(即赶集),趁完圩后,顺路到他准媳妇家交部分聘金(用现在术语说是事先的分期付款)。到来村口,阿五却扭捏半天不肯进村,我还以为他害羞,最终才知道是他因身上的衣裳太破烂怕未来丈人家嫌弃。我当机立断将自己穿的旧军衣换给阿五,这才进村完成缴付部分聘金的大任。
出来时,阿五的准媳妇送到村口,分手之际,那准媳妇冲口对阿五说:“用不着穿阿力的衣服我也是你的人!”说完眼泛泪光扭头跑回村里,撂下呆若木鸡的阿五和我。一年后,当阿五最终将媳妇“买”过来举办婚礼时,我送的礼物就是一件崭新的的确良衬衣。
没想到我在七哥佬家搭伙,却引起村里人的闲言闲语,说七哥佬要招我做女婿。我那个气啊,便想要“退伙”。于是在一次回家探亲返乡后,就躲在知青大院借口不舒服不去七哥佬家吃饭了。七哥佬知道后二话不说就让阿妹给我送饭到知青大院来。我推辞,阿妹也不走,只是静静地站着等候。没法,我吃了,阿妹便静静收拾碗筷离去。下来几天都是如此,这不更像那么回事啦!
终于一天七哥佬跟阿妹一起送饭来了,看着我吃了饭后,七哥佬稳稳重重说了:“你终究不会是乡下人,管人家说什么!”旁边依旧静静地收拾碗筷的阿妹听着她阿爸的话,嘴角弯弯,漾起一丝天真无邪的笑意。我当时的窘疚啊,恨不得找条墙缝钻进去!
2011年我们回访时,刚进知青老屋,一位消瘦黝黑的农妇即上前握着我的手说“我就是五嫂”。跟随五嫂,穿越田峒、树林,来到一个颇具规模的果树园(主要是龙眼树),看到一栋两层楼房,这就是阿五的家了。阿五正在往一辆三轮摩托车上装花生与龙眼(后来给我们带回城)。一见面我们就很自然拥抱了,重感情的阿五眼眶已泛泪。阿五的模样还在,只是削瘦黝黑苍老不少。
七哥佬多年前就过世了,七婶穿着整齐等待在楼下,我赶紧上前紧握七婶的手,眼睛亦已发热。七婶看起来比以前精神甚至年轻了,大概是阿五与五嫂支撑了家庭,生活也比以前好太多太多了,或许更重要的是儿孙满堂且孝顺吧。
七哥佬与七婶只有一儿一女,这在当时不多见,到了这一代,儿子阿五生了五胎共三子三女(一对双胞胎),女儿阿妹居然也是生了六个子女。众多的子女又生了多少孙辈,搞不清楚了。阿五的子女都外出打工了,只有两个孙子女在家。阿妹嫁得远,未能及时回来,但我回到台湾后不久,就收到以阿妹语气发来的电邮(应是子孙辈代笔),述说家庭幸福子孙孝顺。
前右七婶;左五嫂;后右阿五
当时与七婶阿五到二楼客厅就座叙旧,了解到三十多年来的巨大变化,真为他们高兴。不过,大家似乎都有意无意避开了七哥佬的话题,或许有碍于久别重逢的欢愉气氛,或者因有外人(副队长)在场。我是很想问一下的,我也真应该问一下的,而且应该到七哥佬的坟前上香致意。
来源:玉宇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