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医院的白墙，晃得人眼睛发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镜片后的眼睛里没有一丝温度，他说的话像北风一样刮在我脸上：“肝病晚期，腹水严重，没治了。回家吧，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准备后事吧。”
引子
我攥着那张薄薄的诊断书，手心全是汗。
县医院的白墙，晃得人眼睛发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镜片后的眼睛里没有一丝温度，他说的话像北风一样刮在我脸上：“肝病晚期，腹水严重，没治了。回家吧，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准备后事吧。”
准备后事。这四个字像四颗钉子，狠狠地钉进了我的脑子里。
我爹才五十二岁，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在镇上的木器厂干了三十年，手上全是刨花磨出的茧子。他怎么就……没治了呢？
我娘扶着墙，身子软得像一摊泥。我妹妹卫红，才十六岁，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
“医生，求求你，再想想办法。”我把兜里所有钱都掏了出来，皱巴巴的三十七块六毛钱，还有几张粮票，一股脑地推到医生面前，“我们有钱，我们能凑钱！”
医生推开我的手，摇了摇头，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这不是钱的事。回吧，别在医院占着床位了。”
他的话，彻底浇灭了我们心里的最后一丝火星。
钱，我们确实没有了。为了给爹看病，家里能卖的都卖了，亲戚朋友能借的也都借遍了。这张诊断书，就是用我下个月的工资预支出来的钱换的。
回家的路，格外漫长。
我们借了一辆板车，爹就躺在上面，盖着一床洗得发白的旧被子。他的肚子鼓得像一面小鼓，脸色蜡黄，眼睛紧紧闭着，呼吸微弱得像随时会断掉的线。
我娘在车子旁边走着，一声不吭，只是时不时伸手探一下爹的鼻息，然后攥紧了衣角。卫红跟在后面，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砸在黄土路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我拉着车，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车轮碾过石子，咯噔一下，爹的眉头就痛苦地皱了起来。我的心也跟着咯噔一下，疼得喘不过气。
我恨自己没本事。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在厂里当学徒，一个月二十四块钱工资，连爹的命都保不住。我算什么儿子？
心里堵得慌，像塞了一大团湿棉花。我爹这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小时候他总把我扛在肩上，说，“卫东，以后你长大了，要有出息，让爹娘跟着你享福。”可现在，我却要拉着他，走上这条回家的绝路。
回到村里，天已经擦黑了。邻居们看见我们这副光景，都远远地站着，小声议论着，眼神里有同情，有怜悯，也有躲闪。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我爹已经是半个死人了。
家还是那个家，三间土坯房，院子里一棵老槐树。可踏进院门的那一刻，我却觉得无比陌生和寒冷。这地方，再也不是那个能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家了。它现在，像一个张着口的黑洞，等着吞噬我爹最后一点生气。
我们把爹抬到炕上。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娘烧了点热水，想给他擦擦身子，可手刚碰到他的胳膊，眼泪就绷不住了，哗哗地往下流。
“他爹，你醒醒啊……你看看我……”我娘的哭声压抑又绝望，像一只受伤的杜鹃。
卫红扑到炕边，拉着爹的手，也跟着哭了起来。
我站在屋子中央，看着墙上那面挂钟，钟摆一下一下地晃着，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那声音不大，却像重锤一样，一下下砸在我的心上。它在提醒我，爹的时间，不多了。
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爹走吗？我不甘心。
就在我们一家人被绝望彻底淹没的时候，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一个身影站在门口，背着光，看不清脸。他手里提着一个旧药箱，声音有些沙哑，却异常沉稳。
“我听说，李师傅不行了？”
我们都愣住了。
那人走了进来，昏黄的灯光照亮了他的脸。大概四十多岁的年纪，面容清瘦，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脚上是一双草鞋。他是邻村的赤脚医生，姓陈，大家都叫他陈医生。听说以前是城里来的知识分子，懂点医术，平时给乡亲们看个头疼脑热。
我娘止住哭，站了起来，有些不知所措。“陈医生，你……你怎么来了？”
陈医生把药箱放在桌上，目光落在我爹身上，他走过去，仔细看了看我爹的脸色，又伸手按了按他鼓胀的肚子，最后搭上了脉。
屋子里静得可怕，只有墙上的挂钟还在不紧不慢地响着。
过了好一会儿，陈医生才直起身子，看着我们，缓缓开口。
“让我试试吧。”
我们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医院都说……没救了。”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在摩擦。
陈医生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淡淡地说：“医院是医院，我是我。人还没咽气，就不能说没救。我来试试，不要钱。”
不要钱。这三个字，像一道微弱的光，突然照进了我们这个漆黑的屋子。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双平静得不起一丝波澜的眼睛，心里乱成一团麻。是抓住这根不知所谓的救命稻草，还是接受现实？
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呐喊：试试！哪怕是骗子，也得试试！
我咬了咬牙，对着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陈医生，我爹……就拜托您了。”
第一章 四壁漏风的家
爹被我们抬回了家，安顿在东屋的土炕上。
这间屋子，四面墙壁都是黄泥糊的，墙皮有些地方已经脱落，露出里面的麦草。屋顶的角落里，结着一张硕大的蜘蛛网。一阵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桌上的煤油灯火苗一阵摇晃，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投在斑驳的墙上，像几个挣扎的鬼影。
家，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
爹躺在炕上，胸口微弱地起伏着。我娘坐在炕沿边，手里拿着一块湿毛巾，一遍遍地给他擦脸、擦手。她的动作很轻，很慢，仿佛爹是一件易碎的瓷器。她不说话，也不哭，只是那么专注地擦着，好像要把爹从那个昏沉的世界里擦醒过来。
我知道，我娘的心里，比谁都苦。她把眼泪都咽进了肚子里。这个家，爹是顶梁柱，爹要是倒了，天就塌了。她得撑着，不能先倒下。
卫红蹲在灶台边烧水，炉膛里的火光映着她满是泪痕的小脸。她时不时地抬头看一眼炕上的爹，然后又低下头，用力地往灶里添着柴火。柴火烧得“噼啪”作响，像是这个死寂的家里唯一有生命的声音。
我心里乱糟糟的，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我想去安慰娘，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任何安慰的话，在现实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想去帮卫红烧火，可脚下像灌了铅一样，挪不动步。
我恨自己，恨自己的无能为力。如果我有钱，爹是不是就不用躺在这里等死？如果我早点发现爹身体不舒服，是不是就不会拖到今天这个地步？无数个“如果”在我脑子里盘旋，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搅得我头痛欲裂。
陈医生说要试试，可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一个赤脚医生，能比县医院的专家还厉害？我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可又忍不住去想那个万一。万一呢？万一他真有办法呢？这种矛盾的心情，像两只手在撕扯我的心。
“卫东，去把咱家那只老母鸡抓来，给陈医生炖上。”我娘突然开口，声音沙哑。
我愣了一下。“娘，那鸡是留着给您和卫红下蛋补身子的……”
“让你去就去！”我娘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严厉，“人家的情分，咱得记着。不管成不成，这锅鸡汤，咱都得炖。”
我没再说话，默默地转身出了屋。
夜色像浓墨一样，把整个村子都罩住了。邻居家的灯火，星星点点地亮着，隐约还能听到几声犬吠。我家的院子，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我摸索着走到鸡窝前，那只老母鸡感觉到了危险，在窝里“咯咯咯”地叫着，扑腾着翅膀。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抓住。鸡在我怀里拼命挣扎，我能感觉到它心脏在剧烈地跳动。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这只鸡，多像我爹。都在为活命而挣扎。
我提着鸡回到屋里，卫红已经烧好了热水。我动手把鸡收拾干净，放进锅里。不一会儿，屋子里就飘起了鸡汤的香味。这香味，在平时是那么诱人，可现在闻起来，却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心酸。
陈医生背着药箱又来了。他没说什么客气话，直接走到炕边，又给我爹把了脉。
他从药箱里拿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排长短不一的银针。他捻起一根最长的，在煤油灯上烤了烤，然后对我说：“卫东，把你爹的衣服解开，扶他坐起来。”
我心里一紧。这是要干什么？
“陈医生，这……”
“别怕。”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很镇定，“他现在体内浊气淤积，水湿不化，我先用针灸给他疏通一下经络，把气理顺了。”
我虽然不懂，但看他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心里的疑虑消散了几分。我按照他的吩咐，和我娘一起，小心翼翼地把我爹扶了起来，让他靠在我身上。爹的身体很沉，骨头硌得我生疼。
陈医生捏着银针，找准穴位，稳稳地刺了下去。他的动作不快，但每一下都异常精准。一连扎了七八根针，分布在爹的后背和腹部。
我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些银针。我怕，怕他一针下去，我爹就……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屋子里安静得只剩下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和我爹微弱的呼吸声。
大概过了一顿饭的功夫，我突然感觉到，靠在我身上的爹，身体似乎动了一下。紧接着，他喉咙里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然后“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大口黑褐色的东西，带着一股难闻的腥臭味。
我和我娘都吓了一跳。
陈医生却像是早就料到了一样，他迅速地拔下银针，然后让我把爹放平躺好。他拿过毛巾，擦干净我爹嘴角的污物，又探了探他的脉搏。
“吐出来就好了。”陈医生松了口气，对我们说，“这是淤积在体内的毒血。吐出来，人就能松快一些。”
我凑到炕边，借着灯光，看到爹的脸色，似乎……似乎没有刚才那么蜡黄了。他的呼吸，也好像顺畅了一些。
我娘激动得抓住陈医生的手，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陈医生……他爹……他爹他……”
“婶子，别急。”陈医生扶住我娘，“这只是第一步。他的病根在肝上，病得太久了，不是一天两天能好的。我给他开了个方子，你让卫东明天去山里采药，一天三顿，按时熬给他喝。”
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上面用毛笔写着一串药名，什么白术、茯苓、车前子……大多是我没听过的名字。
“这些药，山里都能找到吗？”我急切地问。
“能。”陈医生点点头，“具体长在什么地方，我都给你画在后面了。”
我把纸翻过来，背面果然画着几幅简易的地图，还标注着各种草药的图形。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他想得太周到了。这哪里像个赤脚医生，分明就是个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鸡汤炖好了，我娘给陈医生盛了满满一大碗。他也没推辞，接过来，坐在小板凳上，呼噜呼噜地喝了起来。
看着他吃饭的样子，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个人，或许真的能救我爹的命。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像一棵小草，在我荒芜的心里，顽强地钻出了地面。
这是爹回家后，我心里第一次，有了一丝光亮。
第二章 悬崖上的草药
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
娘和卫红已经在院子里忙活了。娘在淘米准备做早饭，卫红在劈柴。她们的动作都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我蹑手蹑脚地走到东屋，爹还在睡着，呼吸比昨天平稳了许多。他的脸色虽然还是不好看，但嘴唇似乎有了一点血色。我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不烫。
我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
吃过早饭，我揣上陈医生给的药方和地图，拿上镰刀和背篓，就准备上山了。
“哥，我跟你一起去！”卫红跑过来，手里拿着两个窝窝头。
“山路不好走，你留在家里照顾爹和娘。”我摸了摸她的头，“听话。”
我娘从屋里出来，递给我一个水壶。“路上小心点，早去早回。家里……有我呢。”
我点点头，没再多说，转身大步朝村后的南山走去。
南山很高，很陡。以前我跟爹上山砍过柴，知道哪里的路难走。陈医生画的地图很详细，第一味药叫“车前子”，就在山脚下的小溪边。我很快就找到了，一片一片的，叶子长得像猪耳朵。我按照图上的样子，采了满满一把，放进背篓。
心里有了底，我继续往山上走。
山路越来越崎岖，两边都是半人高的杂草，沾满了露水，很快就把我的裤腿打湿了。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我找到了第二味药，“茯苓”。它长在松树根下，需要用镰刀把土刨开才能挖出来。
我一边挖，一边想着心事。陈医生为什么不要钱？他跟我们家非亲非故，这么尽心尽力，图什么呢？村里人说他是从城里下放来的，是个“有问题”的人。可我看到的，却是一个沉稳、善良，有真本事的医生。
这个世道，真是让人看不懂。医院里那些穿着白大褂的，把人往门外推。一个被大家另眼相看的赤脚医生，却愿意伸出援手。
我心里对他充满了感激，也暗暗下定决心，等爹的病好了，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他。哪怕是给他当牛做马，我也愿意。
正想着，脚下一滑，我整个人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幸好被一棵小树挡住了。胳膊和腿上被划了好几道口子，火辣辣地疼。
我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继续找药。
最后一味药最难找，叫“石上莲”，长在悬崖峭壁的石缝里。地图上标注的位置，在南山最险要的“鹰愁崖”。那个地方，连砍柴的山民都很少去。
我站在鹰愁崖下面，抬头往上看。悬崖像被刀劈过一样，直上直下。风从山谷里吹过来，发出“呜呜”的声响，像鬼哭一样。
我心里有点发怵。这要是掉下去，可就粉身碎骨了。
可一想到躺在炕上的爹，我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别说是鹰愁崖，就是刀山火海，我也得闯一闯。
我把背篓和镰刀放在山脚下，找了一根结实的藤条缠在手腕上，然后开始手脚并用地往上爬。
岩石很滑，上面长满了青苔。我每爬一步，都小心翼翼，用尽全身的力气。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滴进眼睛里，又涩又疼。有好几次，脚下踩空，整个人悬在半空中，全靠手上的力气撑着。
那一刻，我真的怕了。我怕我就这么掉下去，那爹怎么办？娘和卫红怎么办？
我咬紧牙关，心里默念着：李卫东，你不能死，你得活着，你爹还等着你救命呢！
不知道爬了多久，我终于在一个石缝里，看到了一丛绿色的植物。它的叶子像莲花一样，一瓣一瓣的，跟图上画的一模一样。
是石上莲！我心里一阵狂喜。
我小心地挪过去，用随身带着的小铲子，连根带土地把它挖了出来，仔仔细细地包好，放进怀里。
下山比上山更难。我几乎是蹭着岩壁一点点滑下去的。等我回到山脚下的时候，天已经快中午了。我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又被山风吹干，变得硬邦邦的。两条腿抖得像筛糠一样，站都站不稳了。
可我心里，却是踏实的。
我背着一背篓的草药，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走。快到村口的时候，碰到了我们车间的王主任。
王主任是个热心肠，看到我这副狼狈的样子，连忙问：“卫东，你这是怎么了？不是请假说你爹病了吗，怎么还上山去了？”
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王主任听了，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唉，难为你了。厂里都知道你家的情况，大家凑了点钱和粮票，你拿着，先解燃眉眉之急。”
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塞到我手里。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十几块钱和一沓粮票。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
“王主任，这……我不能要。”
“拿着！”王主任把我的手推了回去，语气很坚决，“一个车间的兄弟，有难处就得互相帮衬。你爹以前在厂里，也是个老好人，谁家有事他都搭把手。这点心意，你就别推辞了。”
我攥着那个沉甸甸的布包，心里五味杂陈。有感动，有温暖，也有一丝心酸。
人情，有时候比钱更重。
我回到家，娘和卫红看到我平安回来，都松了一口气。我把草药倒在院子里，娘接过去，仔细地清洗、晾晒。
卫红端来一盆水，让我洗脸。她看到我胳膊上的伤口，心疼得眼圈都红了。“哥，疼不疼？”
“不疼。”我笑了笑，“一点小伤。”
屋子里，传来了爹的咳嗽声。我们赶紧跑进去。
爹醒了。他靠在炕头，虽然还是很虚弱，但眼睛里，有了神采。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沙哑地叫了一声：“卫东……”
“爹！”我扑到炕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凉，但很有力。
“我……这是在哪儿？”
“在家，爹，你在家。”我娘的眼泪又下来了，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
爹看着我们，又看了看这间熟悉的屋子，浑浊的眼睛里，慢慢地，流下两行泪。
我知道，他什么都明白了。
那天下午，我用采回来的草药，熬了第一碗药。我端着碗，一勺一勺地喂给爹喝。药很苦，爹却一口没剩，全喝了下去。
喝完药，他又睡着了。
晚上，陈医生又来了。他给爹把了脉，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脉象稳住了。药喝下去，能睡着，就是好事。”他对我们说，“坚持喝，一天都不能断。七天一个疗程，先看看情况。”
送走陈医生，我们一家人围在煤油灯下，谁都没有说话。
可我能感觉到，这个家里，那股压得人喘不过气的绝望，正在一点点地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叫作“希望”的东西，正在悄悄地生根、发芽。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着，不再像催命的鼓点，反而像一颗平稳跳动的心脏，告诉我们，这个家，还活着。
第三章 钱比纸薄
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虽然还不能下地，但已经能靠着被子坐一会儿了。肚子里的腹水，在陈医生的针灸和草药调理下，也消下去了不少。最重要的是，他开始有胃口了，能喝下一小碗米粥。
每次看到爹端起碗，我娘的眼睛里就有了光。她总是一边看着爹吃饭，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慢点吃，别噎着。锅里还有呢。”
家里又有了烟火气。
可新的问题，也跟着来了。
没钱了。
王主任给的十几块钱，买米买面，很快就见了底。家里那点存粮，也快吃光了。爹的病需要营养，可我们连买个鸡蛋的钱都拿不出来了。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娘把我叫到院子里。
月光下，娘的头发，白得刺眼。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对银耳环。那是我爹当年托人从上海带回来，送给我娘的定情信物。我娘宝贝得不行，只有逢年过节才舍得戴一下。
“卫东，明天你拿这个，去镇上的当铺问问，看能当多少钱。”娘的声音很平静，但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我心里一酸。“娘，这是爹给你的念想，不能当。”
“念想能当饭吃吗？”娘把耳环塞到我手里，攥紧我的手，“人活着，比什么都强。等你爹好了，你再有出息了，娘想要什么样的耳环，你买不起？”
我捏着那对冰凉的耳环，感觉有千斤重。
第二天，我揣着耳环去了镇上。当铺的朝奉，是个戴着眼镜的山羊胡老头。他把耳环拿在手里掂了掂，又用小镊子夹起来，对着光看了半天。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年头久了，样式老了点。”他慢悠悠地说，“死当，八块钱。”
“八块？”我急了，“这可是纯银的，怎么也得值个十五块吧？”
“小伙子，现在是什么年头？金银这些东西，都是‘四旧’，我们收了也是担风险的。”朝奉把耳环往柜台上一推，“八块，要当就当，不当就算了。”
我看着他那副爱答不理的样子，心里窝着一团火。可我没办法。我需要钱，急需。
我咬了咬牙。“当。”
拿着那八块钱，我心里不是滋味。钱，有时候真比纸还薄。我娘珍藏了二十多年的东西，就换来这几张票子。
我没敢直接回家，先去供销社买了二斤白面，又割了一小块肉。我想让爹和娘高兴一下。
回到家，我把剩下的钱交给娘，谎称当了十二块。娘没说什么，只是接过钱，转身进了屋。我看到她偷偷地用衣袖擦了擦眼睛。
有了钱，家里的伙食好了点。爹每天能吃上一个鸡蛋羹，脸色也红润了不少。
可这八块钱，也撑不了几天。
我决定去找厂里领导，看看能不能预支几个月工资。
我找到了王主任，跟他说了家里的情况。王主任很同情我，带着我去找了厂长。
厂长姓赵，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干部，平时不苟言笑。他听完我的情况，皱着眉头，抽了半天烟。
“卫东啊，你的困难，厂里都知道。按规定，工资是不能预支的。这口子一开，以后大家都来预支，厂里就乱套了。”赵厂长弹了弹烟灰，说。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不过……”赵厂长话锋一转，“考虑到你家的特殊情况，厂里可以给你批一个困难补助。五十块钱，你看行不行？”
五十块钱！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对我来说，可是一笔巨款。
“行！行！谢谢厂长！谢谢王主任！”我激动得语无伦次，一个劲地鞠躬。
“别谢我，要谢就谢组织。”赵厂长摆了摆手，“你也是厂里的老职工子弟了，好好干活，把技术学好，以后有的是出路。家里的困难是暂时的，要挺过去。”
我拿着财务科开的条子，领了五十块钱。捏着那厚厚的一沓钱，我感觉像在做梦一样。
回家的路上，我脚步都轻快了不少。天是蓝的，路边的野花是香的，连风吹在脸上都是暖的。
我甚至开始计划，这笔钱该怎么花。要给爹买点麦乳精补补身子，要给娘和卫红扯块新布做身衣裳，剩下的钱，得省着点花，留着给爹买药。
我心里盘算着，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家门口。
还没进院子，我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嘈杂的争吵声。
我心里一惊，赶紧推门进去。
院子里站着好几个人，是我二叔一家。我二叔李更民，叉着腰，正对着我娘大声嚷嚷。
“大嫂，不是我说你。大哥这病，医院都说不行了，你们还折腾个什么劲？找个不知哪来的赤脚医生，乱花钱。你们家现在都这样了，还欠着我们家二十块钱呢，什么时候还？”
我二婶也在一旁帮腔：“就是啊。人都快不行了，还吃肉吃白面，这不是糟蹋钱吗？我看，还不如省下钱来，早点准备后事，办得风光点，也算对得起大哥了。”
他们的话，像一把把刀子，狠狠地戳在我娘心上。
我娘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们说：“更民，你……你说的这是人话吗？你大哥还没死呢！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我就得救他！”
“救？拿什么救？你们家还有钱吗？”二叔冷笑着，“我今天来，就是把话说明白了。那二十块钱，下个月必须还。不然，我们就去厂里找卫东要去！”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
我冲了过去，挡在我娘身前，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二叔。
“二叔，那钱我们会还的。但你今天说的这些话，我记下了！”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
二叔被我的眼神吓了一跳，但很快又挺直了腰板。“怎么？你还想打人不成？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我从兜里掏出那五十块钱，抽出两张十块的，狠狠地摔在他脸上。
“钱，我还你！现在就还！从今往后，我们家，跟你们家再没任何关系！”
钱散落一地。
二叔和我二婶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我身上会有这么多钱。
他们手忙脚乱地把钱捡起来，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
“你……你哪来这么多钱？”二叔结结巴巴地问。
“你管不着！”我指着院门，一字一句地说，“拿着你的钱，滚！”
二叔一家人，灰溜溜地走了。
院子里，终于安静了下来。
我娘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转身回了屋。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手里剩下的三十块钱，心里一片冰凉。
钱，能救命，也能伤人。它能让陌生人变得像亲人，也能让亲人变得像仇人。
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个家，以后只能靠我了。我必须尽快地长-大，尽快地强大起来，才能为我爹，为我娘，为卫红，撑起一片天。
我转过身，看到东屋的窗户里，爹正看着我。他的眼神里，有心疼，有欣慰，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坚定的光芒。
第四章 尘封的木箱
二叔一家来闹过之后，家里的气氛变得有些沉闷。
娘的话更少了，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我知道，二叔的话伤了她的心。卫红也变得小心翼翼的，不敢大声说话。
只有爹，精神头反而好了一些。他开始主动要求喝药，吃饭也比以前多了。他总是在我们面前，努力表现出自己正在好转的样子。
我知道，他是怕我们担心，怕我们失去信心。
陈医生还是每天都来。他不仅给爹针灸、换药方，有时候还会带一些自己种的青菜过来。他从不提钱的事，也从不问我们家的难处。他只是默默地做着他该做的事。
有一天，他看见我胳膊上还没好利索的伤口，从药箱里拿出一瓶黑乎乎的药膏，让我涂上。那药膏涂上去凉飕飕的，没过两天，伤口就结痂了。
我对他的感激，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可家里的钱，又快用完了。剩下的三十块钱，撑不了多久。我不能再去找厂里了，组织的照顾，不能当成理所当然。
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琢磨着怎么才能挣点钱。
这天下午，爹把我叫到炕边。
“卫东，你去把西屋那个大木箱子，给我抬过来。”爹的声音虽然还有些虚弱，但很清晰。
我愣了一下。那个木箱子，是爹的宝贝。
箱子是爹亲手做的，用的是上好的椿木。上面雕着精细的花纹，还上了好几遍桐油，锃亮锃亮的。箱子里装的，都是爹做木工活的家当，什么刨子、凿子、墨斗、斧子，一应俱全。这些工具，爹平时连我都不让碰，每天都要拿出来擦拭一遍。
自从他病倒后，那个箱子就一直放在西屋的角落里，落满了灰尘。
我不知道爹要干什么，但还是依言，和卫红一起，把那个沉重的木箱子抬到了东屋。
“打开。”爹说。
我打开了箱子。一股好闻的木头和桐油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里面的工具，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每一件都像新的一样。
爹伸出颤抖的手，从里面拿起一把刨子。他用手指轻轻地摩挲着光滑的刨身，眼神里充满了留恋和不舍。
“卫东啊，爹这辈子，没给你留下什么家产。”他看着我，缓缓地说，“就剩下这点吃饭的家伙了。”
我的心一沉，隐约猜到了爹的想法。
“爹，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把这些工具，拿到镇上的木器厂，找你们的老师傅看看。”爹的声音很平静，“这些工具，都是我亲手打的，用的都是好钢。让他们给估个价，卖了吧。”
“不行！”我脱口而出，“爹，这是你的命根子，不能卖！”
“傻孩子。”爹笑了，笑得有些苦涩，“工具是死的，人是活的。人要是没了，留着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再说了，我这身体，以后也拿不动它们了。卖了，换点钱，给你娘和卫红买点吃的，也算是它们最后派上用场了。”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爹，一个那么要强，那么爱惜自己手艺的人，现在却要亲手卖掉自己的“命根子”。他的心里，该有多疼啊。
“爹……”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去吧。”爹把刨子放回箱子里，盖上盖子。“别让你娘看见。她要是知道了，又该哭了。”
我擦干眼泪，点了点头。
我没敢告诉我娘，第二天一早，就用板车拉着那个木箱子，去了镇上的木器厂。
木器厂里，刨花飞舞，机杼轰鸣。我找到了厂里技术最好的张师傅。张师傅和我爹是老相识了，以前经常在一起切磋手艺。
我说明了来意。
张师傅听了，半天没说话。他打开箱子，一件一件地把工具拿出来看。他看得特别仔细，一会儿用手试试凿子的锋刃，一会儿又看看刨子的平整度。
“你爹……他怎么样了？”张师傅头也不抬地问。
“好多了，陈医生说，只要好好调养，能好起来。”我说。
张师傅点点头，叹了口气。“你爹是个好木匠，可惜了。这些工具，都是他一手一手磨出来的。你看这把鲁班尺，上面的刻度，比机器刻的还准。”
他把所有工具都看了一遍，然后对我说：“卫东，这些东西，我不能收。”
我急了。“张师傅，您就帮帮忙吧。家里实在是……没办法了。”
“你听我说完。”张师傅摆了摆手，“我收了，是趁人之危。你爹知道了，得在背后骂我。这样吧，我个人先借给你一百块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这些工具，你先拉回去。等你爹病好了，你再让他来找我。我们厂正好缺个技术指导，你爹这手艺，不能就这么荒废了。”
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张师傅会这么说。
他看我发愣，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拿着。别跟你爹说是我借的，就说……就说是工具卖的钱。老李那脾气，倔得很，他不愿意欠人情。”
我捏着那个厚厚的信封，手在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对着张师傅，深深地鞠了一躬。
“张师傅，谢谢您。这份情，我们家记一辈子。”
“快回去吧。”张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照顾你爹。”
我拉着板车，把木箱子原封不动地拉了回去。
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里翻江倒海。
从王主任，到赵厂长，再到张师傅，还有陈医生。这些和我家非亲非故的人，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伸出了援手。
这个世界，并不总是冷冰冰的。
我把钱交给爹，告诉他是卖工具的钱。爹没怀疑，只是看着那个木箱子，眼神黯淡了许多。
“卖了也好，卖了也好。”他喃喃自语。
晚上，我娘知道了这件事，把我拉到一边，悄悄问我：“卫东，你跟娘说实话，那些工具，真卖了？”
我点了点头。
娘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爹心里，肯定不好受。你以后，多陪他说说话。”
我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爹的病好了，他又拿起了他的刨子和凿子，在院子里做家具。阳光照在他身上，他的脸上，是久违的笑容。
我多希望，这个梦，能快点变成现实。
而我不知道的是，一场新的风波，正在悄悄地向我们这个刚刚看到一丝希望的家庭，逼近。
第五章 流言如刀
有了张师傅借的一百块钱，家里的光景顿时宽裕了不少。
我娘每天变着法地给爹做好吃的，鱼汤、肉粥、鸡蛋羹，轮着来。爹的身体，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转起来。他能下地走几步了，虽然走不远，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好消息。
家里的笑声，也渐渐多了起来。
卫红放学回家，总会叽叽喳喳地跟爹说学校里的趣事。爹就靠在炕头，笑眯眯地听着。我娘在一旁纳鞋底，脸上也总是挂着笑。
我看着这一切，觉得日子有了盼头。
我每天除了上山采药，就是去厂里上班。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学技术上。我知道，只有自己有本事了，才能让这个家真正好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
村子里，开始有了一些风言风语。
一开始，是有人说，我们家不知道从哪儿发了笔横财。不然怎么可能又是吃肉又是喝鱼汤的。
后来，流言变得越来越难听。
有人说，我们家是靠那个赤脚医生发的财。说那个陈医生，根本不是什么好人，是个骗子，专门骗我们这种病急乱投医的人家。他用的药，都是些不值钱的野草，却收了我们一大笔钱。
还有人说得更难听，说我娘……说我娘为了给爹治病，跟陈医生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
这些话，像长了腿一样，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
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话，是在村口的井边。几个妇女在那里一边洗衣服，一边交头接耳。她们看到我，立刻就闭上了嘴，眼神躲躲闪闪的。
我当时没在意。可后来，听到的次数多了，我心里就犯了嘀咕。
最先受不了的，是我娘。
她去村里的小卖部买盐，老板娘看她的眼神都怪怪的。她走在路上，背后总有人指指点点。我娘是个要强的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哪里受得了这个。
她开始不出门了，整天待在家里。脸上的笑容，也没了。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我娘坐在院子里，眼睛红红的。
“娘，你怎么了？”我问。
娘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卫红从屋里跑出来，气冲冲地对我说：“哥，她们都欺负娘！今天下午，邻居家的三婶子，当着娘的面，说些不干不净的话。娘跟她吵了几句，被气哭了。”
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冒了起来。
我转身就要去找那个三婶子算账。
“你站住！”我娘叫住了我，“你去干什么？跟她们吵吗？你一张嘴，说得过她们那么多张嘴吗？”
“那也不能让她们这么欺负你！”我红着眼睛说。
“卫东，嘴长在别人身上，她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娘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疲惫，“只要你爹能好起来，娘受点委屈，不算什么。”
我看着我娘，心里又疼又气。
这些流言，不仅伤害了我娘，也传到了陈医生的耳朵里。
那天，他来给爹复诊，脸色很不好看。他没像往常一样跟我们说话，只是默默地把了脉，开了药方，就要走。
我送他到门口，忍不住说：“陈医生，村里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他们都是胡说八道。”
陈医生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我。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愤怒，有无奈，也有一丝失望。
“卫东，我不在乎他们说我什么。我是个什么人，我自己清楚。”他顿了顿，说，“我只是……我只是怕这些话，耽误了你爹的病。也怕，毁了你们家的名声。”
他说完，就走了。
看着他落寞的背影，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家欠他的，太多了。我们不仅没能报答他，反而还让他受了这么多委屈。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我想了很多。我想到了二叔一家的冷漠，想到了王主任和张师傅的热心，想到了村民们的闲言碎语，也想到了陈医生的默默付出。
我发现，人性，真是个复杂的东西。有的人，见不得别人好。你穷的时候，他可怜你。你稍微好一点了，他又开始嫉妒你，中伤你。
我不能再这么沉默下去了。我要保护我的家人，也要为陈医生正名。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去找到了村里的书记。
书记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在村里很有威望。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跟他说了一遍。从我们家怎么没钱治病，到陈医生怎么分文不取地救了我爹，再到村里的流言蜚语。
书记听完，狠狠地一拍桌子。
“不像话！这简直是恩将仇报！”他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我们村的民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坏了？”
他看着我，说：“卫东，你放心。这件事，我来处理。我们不能让好人寒了心！”
有了书记这句话，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我不知道书记会怎么处理。但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我相信，那些乌七八糟的流言，总有被驱散的一天。就像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芒。
而我爹的病，就是最好的证明。只要他能站起来，走到村里人面前，所有不实的言论，都会不攻自破。
我无比地期盼着那一天的到来。
第六章 挺直的脊梁
村书记的办事效率很高。
第二天下午，村里的大喇叭就响了。书记把所有村民都召集到了村委会大院里，开了一个全体社员大会。
我和我娘也去了。
大院里站满了人，大家都在交头接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书记站在台子上，清了清嗓子，拿起铁皮喇叭，开始讲话。
他没有直接提流言的事，而是先从我们家说起。他说，李更生同志，是我们村的老实人，是木器厂的好工人，现在他病了，家里有困难，我们作为乡里乡亲，理应帮助。
然后，他又提到了陈医生。
“有的同志，在背后说三道四，说陈医生是骗子，图我们村的钱。”书记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陈医生给更生同志治病，到现在为止，一分钱都没收过！不仅没收钱，他还自己掏钱买药，自己上山采药！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精神！”
台下的人群，开始有些骚动。
“还有些人，思想肮脏，说一些不负责任的浑话，破坏人家家庭的名誉！”书记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扫过人群，“我告诉你们，谁要是再敢在背后嚼舌根子，破坏我们村的团结，一经查实，就以破坏生产、扰乱社会秩序论处！到时候，直接报到公社去！”
书记的话，掷地有声。
台下，顿时鸦雀无声。
之前那几个说闲话最起劲的妇女，都低下了头，不敢看台上的书记，也不敢看我们。
“最后，我提议。”书记放缓了语气，“我们村委会，代表全体社民，向陈医生，表示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
说着，他带头鼓起了掌。
掌声，稀稀拉拉地响了起来，然后越来越响，越来越热烈。
我看到我娘，站在人群里，眼泪又流了下来。这一次，是委屈的泪，也是感动的泪。
开完会，村里的风气，一下子就变了。
再也没人敢在背后说三道四了。邻居们见到我们，也都变得客气起来。有的人，还会主动送一些自家种的菜过来。
那个之前和我娘吵架的三婶子，特意提着一篮子鸡蛋，上门来道歉。我娘什么也没说，收下了鸡蛋，算是原谅了她。
一场风波，就这么平息了。
而对我们家来说，更大的喜事，还在后头。
又过了一个月，爹的身体，基本康复了。
他肚子里的腹水全消了，脸色红润，说话中气十足。除了人消瘦了一些，几乎看不出是个生过大病的人。
那天，是个大晴天。
爹穿上了一件干净的蓝布褂子，让我扶着他，走出了院门。
他要在村里，走一圈。
他走得很慢，但腰杆挺得笔直。
他走到村口的大槐树下，那里正有一群老头在下棋聊天。他们看到我爹，都愣住了，像是见了鬼一样。
“老李？真是你？”一个大爷揉了揉眼睛，不敢相信地问。
“是我。”我爹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我好了，又能出来晒太阳了。”
所有人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问着。
我爹就把他生病治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他说到陈医生，语气里充满了感激。
“是陈医生，救了我的命。他是个好人，是个有真本事的医生。”
大家听了，都唏嘘不已。
我爹在村里走了一圈，所有看到他的人，都震惊了。一个被县医院判了死刑的人，居然真的活了过来。
这件事，成了我们村最大的新闻。
陈医生，也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名人。以前大家找他，都是看个头疼脑热。现在，不管大病小病，都愿意来找他看看。
陈医生的药箱，也换成了一个新的。那是我们村委会，用集体的钱，给他买的。
我们家，也彻底走出了阴霾。
我爹的身体好了，我的心里也亮堂了。我把张师傅借的一百块钱，还了回去。我爹亲自提着家里养的鸡，去感谢了张师傅。
张师傅见到我爹，拉着他的手，高兴得不得了。他当场就拍板，聘请我爹做木器厂的技术顾问，一个月三十块钱工资。
我爹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一个木匠，最怕的就是手艺没了用武之地。现在，他又能重新拿起他心爱的工具了。
那天，我爹回来，喝了点酒。他喝得不多，但脸颊通红。
他拉着我的手，说：“卫东，爹这辈子，没白活。生了一场大病，我看明白了很多事。钱，够花就行。人情，比天大。做人，什么时候都得把腰杆挺直了。”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是啊，挺直的脊梁。
我爹用他的生命，给我上了最深刻的一课。
我看着他，这个曾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形的男人，现在又重新变回了那个能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父亲。
他的脊梁，就是我们这个家，重新立起来的顶梁柱。
第七章 挂钟下的新生
日子，就像村口那条缓缓流淌的小河，平静而又充满希望地向前走着。
爹去木器厂当了技术顾问。他不用每天都去，一个星期去两三天，指导一下厂里的年轻人。他很珍惜这份工作，每次去之前，都要把自己的工具擦得锃亮。他总说，手艺人的脸面，全在这些家伙事儿上了。
他的身体，也越来越硬朗。每天早上，他都会在院子里打一套拳，那是他年轻时跟一个走江湖的拳师学的。他打得很慢，一招一式，却很有力道。
娘脸上的笑容，也彻底回来了。她又开始在院子里养鸡，在门前的空地上种菜。她总说，人啊，还是得靠自己的双手，才能活得踏实。
卫红也考上了镇上的高中。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她高兴得又蹦又跳。我们一家人，围着那张薄薄的纸，看了半天。那上面，仿佛印着我们家未来的希望。
我的工作，也越来越顺手。因为肯学肯干，车间的老师傅们都愿意教我。我的技术，在同龄的学徒里，算是最好的。王主任好几次在车间大会上表扬我，说我是年轻人的榜样。
我们家，好像把之前受的苦，都变成了好运气。
只有一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
那就是陈医生。
我们家不止一次地想要报答他。给他送钱，他不要。给他送东西，他也不收。他说，他是个医生，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
我爹说，陈医生是真正的君子。我们不能用钱物去玷污他。这份恩情，只能记在心里，以后找机会，用行动来报。
机会，很快就来了。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雪。雪封了山，村里和镇上的路，都断了。
陈医生的妻子，突然得了急病，高烧不退，说胡话。陈医生自己用尽了办法，也不见好转。他判断，是急性肺炎，必须马上去县医院，用西药才行。
可路断了，车根本出不去。
陈医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一个救了无数人的医生，却救不了自己的妻子。
我爹知道了这件事，二话没说，从西屋里拖出了那辆我们家早就不用了的板车。
“卫东，把车拾掇拾掇，套上咱家那头驴。”我爹对我说，“今天，就是爬，也得把陈医生媳妇送到县医院去！”
我点了点头。
我们爷俩，加上村里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拉着板车，顶着风雪，出发了。
雪下得太大了，路上积雪有一尺多厚。驴车根本走不动，我们只能靠人推，靠人拉。
路很滑，我们摔倒了无数次。爬起来，拍拍身上的雪，继续往前走。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我们的眉毛上、头发上，都结了冰。
陈医生和他妻子，就躺在板车上，盖着厚厚的被子。陈医生好几次要下来跟我们一起推车，都被我爹按了回去。
“你给我老实待着！”我爹冲他吼，“你媳妇还指望你呢！你要是冻出个好歹，谁来救她？”
我们走了整整一天一夜。
饿了，就啃几口怀里揣着的干粮。渴了，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终于看到县医院那栋白色大楼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累得瘫倒在了地上。
陈医生的妻子，得救了。
因为送得及时，没有留下后遗症。
出院那天，陈医生在我们家门口，对着我爹，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爹连忙扶住他。“陈医生，你这是干什么？你救了我一命，我们为你做这点事，算得了什么？”
“老李，谢谢你。”陈医生眼圈红了，“也谢谢大家。我以前总觉得，我一个人，也能活得很好。现在我明白了，人，是不能离开大家的。”
那天之后，陈医生变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沉默寡言，开始主动和村里人来往。谁家有困难，他都第一个去帮忙。他成了我们村，最受欢迎的人。
转眼，又是一年春天。
院子里的老槐树，发了新芽。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吃饭。桌上，是我娘做的手擀面，卧着两个金黄的荷包蛋。
爹端起酒杯，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平平安安。来，都喝一口。”
我们都举起了碗。
我看着爹，看着娘，看着卫红，心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满足。
我想起了一年多以前，那个绝望的傍晚。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家的天，塌了。可现在，天又晴了。
是那些善良的人，用他们的情义和担当，帮我们把这片天，重新撑了起来。
我转过头，看到东屋的墙上，那面老挂钟，还在“滴答、滴答”地响着。
它的声音，沉稳而有力，像我们这个家，重新跳动起来的心脏。
它告诉我们，无论经历过怎样的风雨，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只要心里还有希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生活，就是这样。它会给你最沉重的打击，也会给你最温暖的馈赠。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挺直脊梁，好好地，活下去。
来源：云朵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