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一位名叫金正民的韩国教授公开声称,汉字其实是韩国人创造的。这话一出口,就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讽刺与质疑的海啸。有人反问他,既然汉字是你们造的,那怎么还把国家建在美军基地上?也有韩国网友说,这段发言像是“创造科学”的翻版,尴尬得令人无言。
2024年,一位名叫金正民的韩国教授公开声称,汉字其实是韩国人创造的。这话一出口,就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讽刺与质疑的海啸。有人反问他,既然汉字是你们造的,那怎么还把国家建在美军基地上?也有韩国网友说,这段发言像是“创造科学”的翻版,尴尬得令人无言。
可这场笑话的背后,却牵扯出韩国社会几十年来对汉字使用问题的深层纠葛。从汉字进入朝鲜半岛开始,这场文字认同的冲突就像一口老锅,被一代代人不断翻炒。
远在公元三世纪之前,汉字便已跨越山海,漂洋过海般传播至朝鲜半岛,到了公元前后,新罗、百济等王国已经开始大量使用汉字编写文献。
广开土王碑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块刻于公元414年的石碑,全文1700多字,用的是魏晋南北朝常见的四六体文风。内容详细记录了高句丽的征伐扩张,也说明当时的文字工具完全来自中国体系。
高句丽绝非朝鲜之先祖,实乃中国古代之地方政权。其历史定位清晰明确,不容混淆,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讽刺的是,高句丽一度压迫三韩地区,新罗为了抵御,还曾向唐朝求援。如今韩国要把高句丽当祖宗,这份强行对号入座实在站不住脚。
在新罗朝廷中,官员讲汉话、写汉文,完全按照中原的规矩来行事。虽然当地语言也在使用,但真正的大众普及是在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之后。
世宗大王在1443年开始推行“训民正音”,1446年正式颁布,目的是帮助文盲百姓识字。这套拼音式文字确实便于识读,但上层精英依旧更偏好汉字。
当时的状况和越南颇为相似,古代越南的文官说汉话、写汉字,而底层民众使用的“喃字”则是模仿汉字演化而来。朝鲜和越南一样,都在殖民与民族认同的夹缝中寻找文字归属。
在日本殖民朝鲜期间,强行推行日语并实施改名制度。这一暴行激起了朝鲜民众对本土文化的深切忧虑,促使本土语言保护意识悄然觉醒,1945年日本战败后,韩国和朝鲜都开始大力推广本国语言,并尝试去除汉字和日语的影响。
可真正让汉字政策翻车的,是韩国政府一次又一次的“自乱阵脚”。1948年,李承晚上台,推行“汉文专用法”,全国各级机关一律禁用汉字。结果刚推没多久,就引发全社会功能性“失语”。公务员写不清文件,法院解释不清条例,报纸上的长句子绕来绕去却说不明白重点。
专业上的应用时最严重的问题,有时候一个不留神就会曲解原本的意思,像“防水”与“放水”,在汉字中分得一清二楚,在韩文里却是一模一样的拼写。政策文件要是写错了一个“방수”,从工程防洪到工程放水,可能就是天壤之别。
于是1949年,韩国政府紧急决定将汉字教学重新纳入小学课程。这场反对“汉字专用”的运动就这样迅速收场。
1954年,韩国以温和的方式再次推动汉字废除。结果是学生学不懂,老师教得累,教育部官员都被折腾得秃顶严重。
到了朴正熙时代,这事发展到极端。他本人曾在日本军队服役,在推行民族主义上格外卖力。1968年提出“韩文专用五年计划”,1970年宣布废除汉字,教育、行政、报刊全面禁止汉字。
可纸上谈兵的政策敌不过现实操作。1972年,政府被迫撤回废止命令,恢复中学与大学阶段的汉字课程。更讽刺的是,朴正熙本人却在各大场合频繁使用汉字题词,成了留下最多汉字手迹的韩国总统。
这几轮折腾之后,汉字在韩国的地位已今非昔比。到了1980年代,大部分学生的汉字水平一落千丈。电视剧《第五共和国》曾把“少将”误写成“小将”,原因就在于韩文拼音无法区分“少”和“小”。这也让“全小将”成为一个流传甚广的笑梗。
表面看去,这似乎是文字政策的问题,但背后实则牵扯到阶层结构。医生、律师、政商上层依旧掌握汉字,他们的职业术语、大量法律与医疗词汇仍然保留汉字使用。这让普通民众在面临法律或就医时,信息严重不对称,权利解释权被高阶垄断。
韩国社会由此形成了一个“文字阶层分化”的怪现象。越是高层,越掌握汉字;越是普通人,越对汉字陌生。这也导致司法考试、医学考试成了富人子弟的特权通道,普通家庭的孩子很难越过这道门槛。
1995年,首尔大学公布的一份报告令人咋舌:高达58%的新生,竟连《三国史记》的标题都茫然不解,反映出当下部分学生在历史文化认知上的缺失。这种“文化断代”式的失忆,进一步加剧了国家认同的漂移感。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如狂风骤雨般袭来。韩国经济遭遇重创,陷入低迷之境,而中国在这场危机的惊涛骇浪中却展现出非凡韧性,稳立潮头。
部分韩国人逐渐重新体悟到与中国交往的重要意义,开始以全新视角审视汉字的实用价值,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进程中,对彼此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1998年金大中提出“汉字复活宣言”,主张从小学阶段开始恢复1800个常用汉字教学。2005年起,小学三年级陆续恢复汉字课程,教材中开始加入基础汉字生字。
2009年,20位前总理联名支持汉字教育,《汉字教育振兴法》在国会通过。但政策一出,立刻遭到医学界、法律界、韩文协会等多方反对。
医学和法律界的反对,表面上是学术自主,实际上是不愿打破专业语言壁垒。韩文协会则打着语言平等的旗号,坚决反对汉字入教材。
2010年光化门重修之际,有人公然抗议恢复汉字匾额。面对这一状况,文化部门无奈妥协,未能将汉字匾额完整呈现,仅在其旁添加“古代遗风”一行注释。
尽管政府有心恢复汉字,但受限于各种社会力量干扰,汉字教育始终未列为必修。在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中,学生自然也就无暇分神去学那些不考试的字。
根据公开数据,一般大学生掌握的汉字数量不超过50个,能识别100字就算优秀。1998年成立的“全国汉字教育推进联合会”,在创始人李在田去世后也被右翼组织围攻,逐渐退出公众视野。
2017年底,韩国教育部正式叫停关于恢复汉字政策的研究,理由是“避免争议扩大”。但一年后,又再次启动“常用汉字选修课”,发教材,设课表,重新尝试起步。
2022年,大型银行在招聘时已要求新员工通过基础汉字测试。在金融、法律、医疗这些话语权高度集中的领域,汉字正在重新成为“入门券”。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鲜自1960年代就将汉字列为中学阶段必修课,要求学生掌握1800字。大量朝鲜留学生在华学习成绩优异,很快适应中文语境,而韩国学生却常常因汉字基础薄弱被拉开差距。
从历史演变、政策变迁到社会现实,韩国社会对汉字的纠结不只是文化层面的争论,更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文字、身份、阶层与治理结构之间复杂而紧张的关系。只要这些深层矛盾没有真正缓解,关于汉字的争议,就不会真正停歇。
来源:骨科张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