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间范围：1928 年 - 1931 年，其中 1929 年灾情尤为严重，与同期陕西饥荒并存，但甘肃灾情更惨绝人寰。死亡规模：甘肃全省超 200 万人因饥荒死亡，部分县死亡率超 70%；如会宁县灾前 13 万人、灾后仅剩 3 万，通渭县灾前 15 万人、灾后不

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惨剧并非遥远传说，而是九十多年前西北大地真实的创伤记忆。

在历史的长河中，饥荒如同一场无情的风暴，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满目疮痍。民国时期甘肃爆发的这场饥荒，便是这样一场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剧，它的爆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持续的恶化过程，犹如一场逐渐逼近的噩梦，将甘肃人民拖入了无尽的深渊。

灾荒的阴影早在民国十四年（1925 年）就已悄然显现。当时，皋兰、金县、会宁等 17 个县仿佛被命运之神抛弃，土地颗粒无收。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些地区的农民们一年到头的辛勤劳作化为泡影。他们依靠土地生存，庄稼绝收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根基。对于家庭而言，这是断了口粮；对于社会来说，粮食供应开始出现紧张的端倪。

到了民国十七年（1928 年），情况急转直下，甘肃全境遭遇了空前的大旱。春夏连月无雨，这对农业生产是致命的打击。黄河，这条孕育了华夏文明的母亲河，水位骤降，往日奔腾不息的河水变得瘦弱不堪。庄浪河等河流更是直接断流，干涸的河床如同大地裂开的伤口。土地在烈日的炙烤下龟裂，一道道裂痕仿佛是大地痛苦的呐喊。庄稼在幼苗期便彻底枯死，农民们眼睁睁地看着希望破灭。

根据记载，甘肃全省 64 个县中，有 58 个县受灾，如此高的受灾比例意味着几乎整个甘肃都被这场旱灾笼罩。灾民总数高达 250 万人，仅兰州一地的灾民就约有 11 万之众。250 万灾民，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粮食，面临着饥饿、疾病和死亡的威胁。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无数家庭的破碎和无数生命的挣扎。

关于具体的死亡人数，不同统计略有出入，但都揭示了这场灾难的毁灭性。直接饿死约 140 余万人，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这些人因为没有食物而慢慢耗尽生命的最后一丝力气，他们的死亡是饥荒最直接的后果。瘟疫致死约 60 万人，在饥荒的环境下，人们身体抵抗力下降，卫生条件恶劣，瘟疫很容易传播。兵匪致死约 30 万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兵匪横行，他们的掠夺和杀戮让本就脆弱的灾民雪上加霜。总计死亡约 230 万 - 300 万人，这是一个巨大的生命损失，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全部消失。

一些地区的局部数据更为触目惊心。例如，原有 6 万人口的定西县，灾后仅剩 3000 人，人口锐减了 95%。这意味着在这场灾难中，定西县几乎被摧毁，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兰州地区人口从近 40 万减少到约 31.88 万，

约230万-300万的死亡人数，在当时甘肃全省约600万人口中，占比接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比例。定西县从6万人锐减至3000人，死亡率高达95%，这几乎是区域性灭绝的级别，充分揭示了灾难的极端残酷性。

这场饥荒并非孤立的中国事件，它发生在1928-1930年全球性的气候异常背景下。同期，苏联的乌克兰地区也发生了著名的“霍尔姆饥荒”，中国华北、陕西等地也遭受了严重旱灾。这提醒我们，这场灾难有着全球气候周期的背景（如厄尔尼诺现象），但其惨烈程度之所以远超其他地区，根本原因在于甘肃地区叠加了更为深重的“人祸”——腐败的吏治、残酷的军阀割据和连年的战乱。

总结而言，民国十八年甘肃大饥荒是一个典型的“天灾人祸”共振的悲剧范例。 它告诉我们，自然规律的周期性（大旱）是无法避免的客观事实，但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一套高效廉洁的救灾体系，是抵御和减轻灾难、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决定性力量。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