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夏夜停电，我被35岁的女邻居叫去，她说一个人在家害怕

摘要：当着她那位哭得呼天抢地、一脸悲痛的丈夫葛建国的面，我径直走到灵前，没有鞠躬，也没有上香。我从怀里掏出三支沉香，那种上千块一克的顶级货色，点燃后，恭恭敬敬地插在了香炉里。青烟袅袅升起，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清甜，瞬间盖过了灵堂里劣质檀香的呛人味道。葛建国那张悲伤的脸

在柏婉清的葬礼上，我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事。

当着她那位哭得呼天抢地、一脸悲痛的丈夫葛建国的面，我径直走到灵前，没有鞠躬，也没有上香。我从怀里掏出三支沉香，那种上千块一克的顶级货色，点燃后，恭恭敬敬地插在了香炉里。青烟袅袅升起，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清甜，瞬间盖过了灵堂里劣质檀香的呛人味道。葛建国那张悲伤的脸僵住了，看我的眼神像淬了毒。我没理他，只是对着柏婉清的遗像，深深地、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把那香气吸进肺里，替她闻一闻这自由的味道。在场亲友的窃窃私语像蚊子一样嗡嗡作响，但都无所谓了。因为只有我知道，这股香气，是她梦了一辈子的味道。而这一切，都要从35年前，那个燥热黏腻的夏夜说起。

那年是1985年，我17岁，正在读高二，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和无处安放的荷尔蒙。我们家住在国营纺织厂的老式筒子楼里，一栋楼就是一个小社会。那个夏天格外热，知了从天亮扯着嗓子喊到天黑，空气里全是黏糊糊的汗味和饭菜的混合味道。晚上八点多，正是全楼最热闹的时候，电风扇拼了命地摇头，男人们光着膀子在楼道里下棋，女人们聚在一起摇着蒲扇，东家长西家短。突然，“啪”的一声，整栋楼陷入了一片死寂和黑暗。停电了。

咒骂声和孩子的哭闹声瞬间四起。我爸摸黑从屋里搬出小板凳，嘴里骂骂咧咧：“这破电网，比我这老骨头还虚！”我妈则拿出蚊香点上，那股廉价的艾草味很快就弥漫开来。我们一家三口就这么坐在楼道里，借着窗外一点微弱的月光，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就在我被热得昏昏欲睡时，一个轻柔的声音在我家门口响起：“卫东在家吗？”

我一个激灵就清醒了。是柏婉清，我们这栋楼里最特别的女人。她当时35岁，是厂办葛建国科长的老婆。她不像厂里其他的女人，嗓门大，皮肤糙，身上总有股机油味。柏婉清皮肤白皙，说话总是细声细语，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雪花膏香气。她不怎么和邻居们扎堆聊天，总是独来独往，眼神里总带着一丝淡淡的忧郁，像画里走出来的人。我们这些半大小子，私底下都叫她“白娘子”，觉得她美得不像凡人。

我妈赶紧站起来，热情地问：“是婉清啊，找我们卫东有事？”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脸，但能感觉到她的局促不安。她小声说：“叔，婶，不好意思啊。建国今晚去外地开会了，回不来。这突然停电，我……我一个人在家有点害怕。能不能让卫东过去陪我坐会儿，等来电了就行。”

这话一出，楼道里瞬间安静下来。几个正在聊天的阿姨都竖起了耳朵。我爸妈倒是没多想，那个年代的邻里关系淳朴，互相帮衬是常事。我爸一挥手，特豪爽地说：“去吧，卫东！大小伙子一个，保护阿姨是应该的！快去！”我妈也叮嘱我：“机灵点，多跟柏阿姨说说话，别让人家害怕。”

我的心“咚咚”地开始狂跳，一半是紧张，一半是莫名的兴奋。我就像领了圣旨的士兵，晕乎乎地跟着柏婉清，走向了她家。她家在走廊尽头，一路上，我能感觉到背后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一进她家门，一股和楼道里完全不同的气息扑面而来。没有汗味和油烟味，而是一股干净的皂角香和书卷气。她摸黑找到蜡烛点上，昏黄的烛光下，我才看清她家的陈设。地板擦得锃亮，家具虽然老旧，但都蒙着干净的白布罩子。最显眼的是墙角一台“百灵”牌的落地式收音机，旁边还有一个书架，上面整整齐齐码着好多书。这在我们厂区是顶级的配置了。

“坐吧，卫东。”她指了指一张竹椅，然后转身去厨房，端来一杯橘子汽水，还插了根吸管。“家里没什么好招待的，喝点这个解解暑。”那杯汽水在烛光下冒着泡，对我来说，简直是琼浆玉液。我拘谨地道了谢，双手捧着杯子，小口小口地喝着，眼睛却不敢乱看。

屋里很静，只有窗外不知疲倦的蝉鸣和蜡烛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柏婉清坐在我对面，双手捧着脸，静静地看着烛火，长长的睫毛在脸上投下两片阴影。她好像真的只是害怕，并没有要和我说话的意思。我一个毛头小子，更不知道该说什么，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过了好久，她才幽幽地开口：“卫东，你是不是觉得阿姨很奇怪？”我吓了一跳，嘴里的汽水差点呛出来，赶紧摇头：“没、没有，阿姨。”她自嘲地笑了笑，那笑容在跳动的烛光里显得特别凄美。“一个人待在黑漆漆的屋子里，时间长了，什么牛鬼蛇神都能想出来。人啊，还是得有点光才行。”她的话说得没头没尾，我听不懂，只能傻傻地点头。

她又问我：“你喜欢看书吗？”我老实回答：“就看看《故事会》和武侠小说。”她站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泰戈尔的诗集，翻开一页，轻声念道：“‘我相信，你的爱会像阳光一样，包围着我，然而又给我光辉灿烂的自由。’”她的声音真好听，像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念完，她把书递给我，说：“有空可以看看这个，比那些打打杀杀的有意思。”

我接过书，书页上还残留着她指尖的温度，一股奇异的电流从我手指窜遍全身。就在这时，她忽然伸出手，轻轻覆在了我拿着书的手背上。她的手很凉，和这闷热的夏夜格格不入。我像被电击了一样，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我能闻到她身上那股越来越近的雪花膏香味，能看到她烛光下深不见底的眼睛。我才17岁，哪里经过这个阵仗，一颗心差点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是跑，还是不跑？

就在我脑子乱成一锅粥，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的时候，“砰”的一声巨响，房门被人一脚踹开了。一个高大的黑影裹挟着一身酒气冲了进来，嘴里还骂骂咧咧：“妈的，我就知道有鬼！”是葛建国！他不是去外地开会了吗？

他一眼就看到了屋里的情景：烛光下，他的老婆和一个半大小子坐在一起，手还“碰”在一起。他那张平时在厂里人五人六的脸，瞬间扭曲得像个恶鬼。柏婉清闪电般地缩回手，脸色“刷”地一下变得惨白，毫无血色，身体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好啊你个柏婉清！老子前脚走，你后脚就敢往家带野男人！还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崽子！”葛建国的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我吓得从椅子上弹起来，结结巴巴地解释：“葛科长，不是的，是柏阿姨她害怕……”

“你给我闭嘴！”他根本不听，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骂，“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动我葛建国的人？嗯？”他的眼睛通红，像要吃人。我当时虽然个子不矮，但在他这个成年男人面前，气势上完全被压垮了。

柏婉清冲过来，挡在我身前，声音颤抖却带着一丝决绝：“葛建国！你发什么疯！是我叫卫东来的！跟孩子没关系！”“跟你没关系？”葛建国一把推开她，柏婉清踉跄着撞在桌角上，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他从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扔在我脚下，语气里充满了侮辱：“小崽子，这是给你的辛苦费！拿着钱赶紧滚！以后再让我看见你靠近这屋半步，我打断你的腿！”

那一刻，屈辱、愤怒、恐惧，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我看着地上那几张被他酒气熏过的钱，又看了看缩在墙角，用惊恐和绝望的眼神看着我的柏婉清，忽然明白了什么。她的害怕是真的，但她怕的不是黑暗，而是眼前这个男人。我什么也没说，涨红着脸，看都没看地上的钱，转身就跑出了那个让我窒息的屋子。身后，传来了葛建国更加恶毒的咒骂和女人的抽泣声。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柏婉清那双绝望的眼睛。第二天，我妈问我昨晚怎么回事，我只说是葛科长喝多了，误会了。从那以后，我刻意躲着柏婉清，在楼道里碰见，也只是飞快地低下头走过去。我不敢看她的眼睛，我怕看到那晚的恐惧，也怕看到她眼里的伤。偶尔，我能看见她眼角的淤青，或是胳膊上被衣服遮住的伤痕。楼道里那些长舌妇们开始窃窃私语，说葛科长脾气大，在外面装孙子，回家就打老婆。但没人敢管，也没人想管。那是人家的家事。

很快，我考上大学，离开了那座压抑的筒子楼。后来参加工作，下海经商，几经沉浮，也算小有成就。我再也没回过那个老厂区。关于柏婉清的记忆，就像一张泛黄的旧照片，被我压在了心底最深的角落。我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直到半个月前，我接到老家一个发小的电话，他说：“卫东，‘白娘子’没了，肝癌，走的时候很痛苦。”

挂了电话，我在办公室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35年前那个夏夜，像电影一样在我脑中一遍遍回放。我终于明白，那晚她叫我去，或许根本不是什么害怕，也不是什么勾引。她只是太孤独，太绝望了。她可能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找一个还没被生活磨平棱角的少年，看一下他眼睛里的光，来证明这个世界不全是黑暗。而我，却因为年少的怯懦，在她和那个恶魔之间，选择了逃跑。这分愧疚，像毒蛇一样，噬咬了我三十多年。我必须去她的葬礼，用我自己的方式，跟她说一声迟到了35年的对不起。

就在我上完香，准备离开灵堂的时候，一个戴着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拦住了我。他说他姓王，是柏婉清女士生前委托的律师。“请问是卫东先生吗？”他问。我点了点头。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这是柏女士留给您的。”

我愣住了。葛建国也看到了这一幕，他冲过来想抢那个信封，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她能给你留什么？黄鼠狼给鸡拜年！你们俩当年就有一腿！”王律师身子一侧，挡住了他，严肃地说：“葛先生，请您自重。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执行。如果您再骚扰，我就要报警了。”葛建国悻悻地退了回去，但那双怨毒的眼睛一直死死盯着我。

我拿着信封，走到车里，颤抖着双手拆开。里面是一封长长的信，和一把小小的保险箱钥匙。信是柏婉清的笔迹，娟秀又带着一丝颤抖。“卫东，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了这个让我痛苦了一辈子的世界。请原谅我当年的唐突，也谢谢你当年的善良。你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理解，那个停电的夜晚，对我意味着什么。”

信里，她把一切都说了。葛建国是个在外谦卑温和，在家却凶残暴戾的虐待狂。他仕途不顺，就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她身上。停电的夜晚尤其可怕，因为没有电视和灯光分散他的注意力，他的暴力会变本加厉。那天晚上，他根本不是去外地开会，而是跟厂里一个寡妇出去鬼混，被她无意中撞见了。她知道他晚上回来一定不会放过她。她绝望之下，看到了在楼道里乘凉的我。她说，看到我那双清澈的、还没被世俗污染的眼睛，她忽然生出一个念头：她想让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哪怕只有一个人，知道她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不是想勾引你，孩子，”信里写道，“我只是想在我被黑暗吞噬之前，把一丝求救的信号，传递给一个善良的人。我碰你的手，是想让你记住那个时刻，记住我的恐惧。你跑了，我一点都不怪你。换做任何人，都会跑。但你没有拿地上的钱，那一刻，我知道我没有看错人。”

信的她写道：“我这一生，没什么留下的。这个保险箱里，是我攒下的一些东西，还有我这么多年写的日记，里面记录了葛建国每一次的暴行。如果你愿意，就让它们公之于众，算是我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交代。如果你觉得麻烦，就把它扔进江里，让我的一切都随风而去吧。钥匙和笔，送给你。那支笔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物，他曾希望我能用它写出锦绣文章。我没能做到，希望你能用它，写一个光明磊落的前程。卫东，替我……好好活下去。”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原来，我误会了她35年。她不是风情万种的荡妇，也不是逆来顺受的怨妇，她是一个用自己微弱的方式，进行着绝望抗争的勇士。我以为我是那个被引诱的少年，其实，我只是被她选中的，一个见证者。第二天，我带着王律师，用那把钥匙打开了银行的保险箱。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一个铁皮盒子。盒子里，是十几本厚厚的日记，和一支派克金笔。日记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她每一天的血和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