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茫茫沙漠上，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威力震撼了全球。原子弹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充分显示出原子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苏联奋起直追，于1949年8月成功爆炸了原子弹。作为刚从“
“两弹一星”凭什么震惊世界
“中国闪电般的进步
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胡新民
1945年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茫茫沙漠上，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威力震撼了全球。原子弹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充分显示出原子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苏联奋起直追，于1949年8月成功爆炸了原子弹。作为刚从“一穷二白”基础上站起来的东方大国的领袖，毛泽东在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访苏期间，就萌生了制造原子弹的想法。但是，由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国家财政困难，没有技术来源，再加上战争环境等客观因素，这个事情就拖了下来。在随后的朝鲜战场上，美国多次对中国发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并认真制定了详细的核打击计划。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新中国再次受到来自美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1955年1月15日决策研制原子弹。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同和支援下，经过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的共同努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相继拥有了原子弹和氢弹、导弹以及人造地球卫星，即通常所说的“两弹一星”。
声震寰宇 一个新的核大国崛起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国外广播：“今天最大的新闻是，在华盛顿时间早上三点钟的时候，红色中国在大气层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信号环绕地球无声地在世界各国面前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10月17日到日本，10月18日到阿留申群岛，10月19日到太平洋北部上空，10月20日到加拿大和美国西部。新中国的国威随着这信号传递到她的四邻和远处的国家。有了原子弹，就有了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力量，中国是不可欺辱的。毛泽东一语道破天机：“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
爆炸当天，美国总统约翰逊在白宫召集了紧急会议。总统询问：“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说些什么?”情报局长卡尔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在说，现在应该接受中国参加联合国。”法国总统蓬皮杜坦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地位。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的判断是准确的。1971年7月15日联合国“两阿提案”指出：把中国这个核大国和宇宙大国排斥在联合国外，“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
香港《新晚报》1964年10月18日在“夕夕谈”栏目里，发表了标题为“石破天惊是此声”的文章。文章称：“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值得自豪的一天。”“1964年10月16日这几个字应该用金字记载在中国的历史上。”香港的《新闽报》载：“中华民族不是次等民族，白种人第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香港的《晨报》以“中国人的光荣”为题，说：“中国之月亮原来也是圆的。”
世界很多地方的媒体，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媒体一片赞扬声。有的报纸文章题目直接就是“中国之光，亚洲之光”。美国黑人领袖马尔科姆·爱克斯说：“这是二十世纪黑色人类最大的一件事。”他还说：“中国核爆，帮助了美国黑人事业。”印尼和平委员会主席拉都阿米拉说得十分透彻：“中国掌握的核弹为进步人类所共有。”
与此同时，一些外国人的心情是复杂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先是发表声明：“不应过高估计这次爆炸的军事意义。”两天后他又告诫说，“不应该把这件事等闲视之。”有些不愿正视事实的人们，出于一贯的偏见立场，想当然地以为那“只不过是一个低水平的玩意儿”。然而，重视测试数据的内行人，当他们看了分析结果后，情况出乎意外——中国比当初几个核大国的工作做得更加完善。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G.T.西博格评述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对放射性烟云分析的结果使我们惊奇，也使我们信服的是中国人爆炸的装置是使用了铀-235（其他四个核武器大国，在他们的第一次核试验中使用的是钚装置）。而且使我们相信中国的核弹要比我们投在广岛的铀-235原子弹设计得更加完善，他们使用了先进的内爆型设计来起爆裂变材料。
中科院院士、曾任北大校长的物理学家陈佳洱，上世纪60年代初作为公派学者到英国学习。他在2013年10月撰文写道：“10月16日的那一天晚上，突然电视上大量的竞选宣传都停了，打出一行字：中国爆炸了原子弹。这个消息震惊了所有人，大家都来问我这消息是不是真的。我也吃不准，连夜赶到使馆去询问情况。当我知道祖国真的爆炸了原子弹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第二天，泰晤士报头版以《成吉思汗又回来了》为题，进行了报道。”
毛泽东向钱三强敬酒
此后，每当中国发表关于“两弹一星”的新闻公报，世界舆论总要轰动一次，惊诧一番。
2019年9月，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与国际法专家熊玠教授。熊玠表示，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好多人都不看好”。可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连美国在内的国家都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了。从这时候起，美国、苏联、中国这三个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的关系就有了变化”。
中国给了世界一个“双倍的震惊”
原子弹有了，但没有有效的运载工具是无法形成核威慑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预言：“中国五年内不会有原子弹运载工具，没有足够射程的导弹，原子弹也无从发挥作用。”他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在现代化战争中，飞机很难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如果没有导弹作为运载工具，核弹将形同虚设。“毛泽东强调要同时研制核弹头和运载工具，这是很独特的。这个决策为我国赢得了时间，赢得了主动。”（李捷：《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6月，第246页）因此，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的3个月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研制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为解决原子弹的运载工具奠定了基础。这是外国人根本没有想到的。1966年10月27日，中国在本国的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罗布泊的巨响又一次震动了世界，外电纷纷评论说，这好像是亚洲上空的一声春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核导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中国竟然只用了2年！
东风二号导弹
日本共同社10月28日发文指出：“中国用导弹进行实战用核爆炸试验取得成功的消息，在中国发展核武装的速度快得超出预料这一点上，大大地震惊了全世界。”文章引用了日本火箭工程学权威明治大学教授新罗一郎的评价：“要有精确度高的制导，又要有高度发达的电子技术和精密机械，而中国各种机械，一般说来，水平比日本差的东西很多。但是，在第一次试验时就精确地命中了目标。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这枚导弹集中地反映了中国高度的技术；也许中国已经掌握了精确度高的制导技术。”
法国的《世界报》10月28日发表了题为《发射带核弹头导弹是中国新的核跃进》的文章，开篇写道：“人民中国10月27日进行了核试验爆炸。试验再次表明，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是迅速的。根据北京的公报，是两种试验合为一次进行：一个是核弹试验，另一个是运载核弹的火箭试验。中国刚刚给世界带来了双倍的震惊。”为什么是“双倍的震惊”？因为“实际上，直到目前，美国和苏联，还有英国和法国，原子弹和运载原子弹的火箭是分开来试验的：人们只让火箭带有模拟的核弹头，只限于通过用飞机来运载核炸弹或热核炸弹的办法，或者更经常的是通过这些核炸弹在地面上爆炸的办法来试验这些导弹的弹头”。
法国的《国际论坛》则在11月4日发文展示了美苏两国的反应。指出美国国防部“同往常一样，企图贬低这个消息的意义”，但美国媒体的报道说明：“同五角大楼的预料恰恰相反，中国的进步比预料的快得多，没有人能否认这种进步的事实。”“莫斯科表现的是震惊和尴尬。”该文还特别指出：“中国的进步使人目瞪口呆：那就是中国人制造计算机的水平和美、苏并驾齐驱，而法国应该努力争取获得这种计算机。”
《纽约时报》对中国核试验的相关报道
11月14日，阿尔及利亚的《非洲革命》周刊在欢呼“这一胜利不仅是中国的重大胜利，也是第三世界的胜利”后特别强调：“在1949年的胜利之后，中国原子科学家的核心人物回到中国，他们在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卓越的学习，使得他们能够自己继续进行研究和培养新一代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但是，特别重要的新因素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实行了群众性的科学教育政策，这一政策实现了1966年10月27日的成就。”
《非洲革命》的文章与西方国家的文章的不同之处是提到了“特别重要的新因素”：人民群众的作用。人民群众受到科学教育、特别是国防科学教育，对“两弹一星”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两弹结合”发射前的确保“万无一失”时得到充分的体现。不同于美国在海上进行，也不同于苏联在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进行，中国的导弹核武器不得不飞过有5万居民的甘肃柳园地区。政府一声令下，大家都毫无怨言地疏散到了安全地区。只有一个单位因为担心影响生产而不愿疏散。钱学森亲自上门做工作。“大科学家”的身份，使干部群众没有再犹豫，立即进行疏散，为确保按计划顺利进行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没有哪个国家进展得有这样快。”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后，英国6月18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的《中国不惜一切代价研制氢弹》的文章指出：“中国每试验一次都使西方专家不得不缩短他们对于中国成为一个十足的核国家所需要的时间的估计。昨天的爆炸也不例外。这离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的第1次原子弹爆炸还不到3年。没有哪个国家进展得有这样快。法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4年，但是仍然没有试验氢弹。”该文还提到：“中国科学家能够使西方科学家感到惊讶的还不仅仅在武器方面。去年一批中国化学家宣布，他们已经制造蛋白质胰岛素成功，这是许多高级科学家还在尝试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成就。这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内的成就，这就表明并没有把中国所有最优秀的科学家都投入核计划。”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伦敦出版的《每日简报》6月19日报道说：“在朗读毛主席语录和用糨糊抹英国外交官员以及互相戴纸帽子的当儿，中国人却有时间在核弹事业中从原子弹发展到氢弹，其速度比任何其他初搞核弹的国家都快。”
法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早4年8个月（1960年2月）爆炸，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了，法国的氢弹还不见动静（后于1968年8月试爆）。法新社6月18日发的电讯称：人民中国爆炸热核炸弹的惊人成就，使最有经验和最了解情况的专家感到惊诧。还有消息从巴黎传出，说戴高乐总统为法国落在了中国后面而大发雷霆。十几年后，钱三强就戴高乐“大发雷霆”一事两次向来华访问的法国同行求证，得知戴高乐确实发了火。大体内容是说，当年中国第一颗氢弹那么快爆炸后，法国科学界和政界都感到惊诧，一天戴高乐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和主要科学家叫到他的办公室，质问法国的氢弹为什么迟迟搞不出来，而让中国抢在前面了。在场的人无言以对，因为谁也说不清楚中国这样超常的原因。他们说，戴高乐怒气冲冲地拍了桌子。
中国核武器之所以能以超常速度发展，钱三强在1980年的《温故而知新》一文中提到了一个重要因素：预为谋。钱三强在文章中总结自己的体会：“早做科学储备，总比临渴挖井好。多做点科学储备，一旦有了任务，就可以有多一点的选择余地。那时谁掌握多一点规律，谁就领先，也就是科学储备越来越显得重要。”文章还说，“毛主席在论述如何取得战争胜利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一句古人的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无论做什么事情，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能成功；如果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要失败。科学研究对工业生产来说就有个‘预’的关系。”
“ 这不是‘大跃进’，而是‘飞跃而进’之势”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顺利升空。这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尽管在发射时间上排第五，仍然使各国感到震惊，因为中国是继苏美之后的第三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法国和日本都是通过国际合作研制的。更重要的是，东方红一号卫星重173公斤，比苏、美、法、日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重量加起来还重，证明了中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很大。卫星的跟踪手段、信号传递方式、星上的试验系统都超过上述国家第一颗卫星的水平。顺便提一下，先于中国2个月发射的日本卫星，不但由美国提供了关键部件“陀螺仪”，而且只有24公斤，进入太空工作6圈即出现热控系统故障而失灵。
日本在4月26日的《读卖新闻》刊登了藤山爱一郎、田川诚一两位国会议员就中国发射人造卫星发表的谈话。藤山爱一郎说：“如果没有综合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不可能成功地发射人造卫星。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受文化革命和世界怀疑的影响而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可以说，这件事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科学技术有着高度的综合水平。我认为，尽管发射本身是一项科学问题，但它在政治与军事上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同时对世界也将产生重大影响。”田川诚一感叹道：“总而言之，当今的中国是拥有何等巨大的国力！”
科研人员正在厂房内测试东方红一号卫星
4月27日新加坡《民报》在《从发射人造卫星看中国的动向》的评论中写道：“这颗重173公斤的人造卫星已经‘腾空而起’，带着《东方红》的歌声，环绕地球而转。从‘天外飞来’的音波，不但震荡了举世的人心，也使美、苏两国闻之相顾失色。”“从过去多方的迹象也可以反映出，中国在发展太空技术方面，是以一日千里之势在进展。在1964年就已挤进世界第五核子强国之列，于1966年10月27日试射首枚核子弹头导向飞弹，1967年6月17日进行首次氢弹试炸，这一系列突飞猛进的进展，在西方的专家眼中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并且认为，这不是‘大跃进’，而是‘飞跃而进’之势。”
1971年3月3日，我国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卫星：实践一号卫星。这颗卫星无论在空间科学还是空间技术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瑞士1971年3月18日的《自由报》发表了《从发射第二颗卫星看人民中国的科学进步》。文章指出：“第二颗卫星的发射表明，中国人已经拥有极其完善的电子装备，如果没有这种装备，1970年4月24日和1971年3月3日两次空间发射便不可能成功。”“此外，卫星的其他部分也证明，中国人在机械、化学、冶金方面已达到先进技术阶段，因为研制卫星不是仅有最细心的态度就能够办到的，卫星是用数千个零件、器件、器具，以最精确的组装水平制造出来的东西。由此可见，不管中国国内政局如何变化，中国的科学一直在正常地发展。”“中国想向世界，更确切地说是向第三世界的国家证明，一个贫穷和不发达的国家，当它想达到最先进的国家的水平时，那是可能的。”文章最后写道：“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教授——他在1955年回到中国之前曾在联邦德国和美国留学——已把他的知识用于为他的国家服务，这便使维尔纳·冯·布劳恩在此次发射后的第2天说：‘他将是我最大的对手。’冯·布劳恩的夸奖令人惊奇！”
1975年11月26日，长征二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并于11月29日成功回收，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泰国《星暹日报》1975年12月18日评论在提到为什么“国际人士表示震惊”时指出：原因之一是，中国并没有得自外国科学家或其他有关的协助，而能够在短短的6年时间就有那么重大的成就！这是值得自豪的奇迹。中国自力更生的不论在任何一方面的成就，都是伟大的，超出过去历史所有事迹，那又怎能不使人惊奇？！
法国1975年12月21日的《航空与宇宙》写道：“在法国，中国卫星回收成功使法国感到难堪。因为，中国在卫星重量方面已成为世界第三宇宙强国，超过法国。同样，中国在空间技术方面也成为第三位。而法国到目前为止，尚未能回收卫星。效率方面，中国则居首位。中国回收一次成功，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两弹一星”凭什么震惊世界？1977年9月28日钱三强在北京市作报告时道出了其中的缘由。他说：“我国从原子弹到氢弹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而外国要用五年、六年、七年，速度上我们一下子就超过去了。1970年人造卫星上天，世界上两大尖端我们都有了。正是由于各方面的胜利，尼克松往我们国家跑了……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没有实力支持，说了半天也是空的。有时候不说，实力摆在那儿，这些实力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形成的，人家无形之中就对你尊重。”
在世界进入现代以后，工业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体现。“两弹一星”是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作出的战略性选择。抓住了“两弹一星”这个“近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的高度结晶”（聂荣臻语），对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起了“技术乘数”的效应，实现了新中国工业化跨越式发展。它不仅解决了国防安全问题，更是只用了短短二十几年时间就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两弹一星”的成功既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至关重要的一步，更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特别是这种跨越式发展是在被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封锁下，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现的，引起世界的震惊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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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方志四川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