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其中，莫基尔因揭示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而获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其中，莫基尔因揭示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而获得一半奖金；阿吉翁和豪伊特则因共同提出了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分享另一半奖金。

不过如果熊彼特知道他们把“创造性破坏”包装成政府干预的理论依据，恐怕棺材板都压不住了。这位“创新经济学之父”当年在提出“创造性破坏”这个概念时，本是要揭示资本主义“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活力。而阿吉翁和豪伊特却用华丽的数学模型将其曲解为“市场失灵需政府纠正”的证据，甚至据此为法国债务高企的政策背书。这不是在“发展理论”，而是对熊彼特思想的“创造性背叛”。

“创造性破坏”的两种面孔

阿吉翁和豪伊特1990年发表的论文《通过创造性破坏的增长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号称“首次将熊彼特理论模型化”。在他们的方程里，“创造性破坏”成了可计算的“增长引擎”：企业投入研发劳动，创新按泊松过程随机出现，每次创新都让生产成本下降，创新者赚走垄断租金，直到下一次创新将其“破坏”。

这套模型看似精巧，却把熊彼特的“范式革命”降格成了“成本算术”。创新不再是企业家“建立新生产函数”的冒险，而是研发投入的机械产出。“破坏”也不是旧技术的自然迭代，而是需要政府用补贴和税收“调节”的外部性。阿吉翁甚至算出“市场会产生过多或过少创新”，结论却是政府得下场“纠正”。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系统提出“创造性破坏”概念，并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机制。这一概念的本质是，企业家通过“创新”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破坏旧的生产模式与产业形态，同时创造新的技术、市场与组织形式，最终推动经济动态演化。

在熊彼特眼里，“破坏”从来不是目的，而是“创造”的必要环节。他强调“资本主义本质是经济变动的形式，从来不是静止的”，所谓“破坏”，不过是生产范式从“旧组合”向“新组合”的跃迁。没有这种跃迁，就没有工业革命，没有电力时代，更没有今天的数字经济。

熊彼特从未把“创造性破坏”中的“破坏”视为损失，反而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最伟大的“自我更新机制”。“新组合”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旧要素的重生”。创新不是凭空创造，而是对现有资源的重新发现。比如福特流水线，没有发明钢铁、橡胶，只是把“零件标准化+传送带+分工协作”组合起来，就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

熊彼特说“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变动”，意思是：增长不靠外部输血，而靠内部要素的“重组激活”。旧技术被淘汰，不是资源浪费，而是要素被解放出来投入更高效的新用途。就像马车夫转行开火车，不是失业，而是技能升级。

垄断租金是“创新的奖金”，不是“市场失灵”。阿吉翁盯着“垄断导致静态效率损失”，熊彼特却把垄断视为“企业家冒险的合理回报”。在他看来，企业家之所以敢赌上全部身家搞创新，正是因为预期能暂时垄断市场、赚取租金。

比如爱迪生的电灯专利让他赚得盆满钵满，但这笔钱又投入了留声机、电影放映机的研发；乔布斯靠iPhone垄断高端手机市场，利润反哺了芯片、AI的研发。这种“垄断-创新-再垄断-再创新”的循环，才是增长的真相。

从“创造性破坏”到“破坏性干预”

阿吉翁从模型中推导出“自由市场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创新”，于是开出了三大“干预药方”，但实际上每一个熊彼特恐怕都不会同意。

比如阿吉翁认为“创造性破坏会导致失业和地位丧失”，主张政府用“慷慨的失业保险和职业培训”缓冲冲击。这看似“人道主义”，实则是给创新踩刹车。企业知道解雇员工要付高额社保，就不敢冒险尝试颠覆性技术；劳动者有了“铁饭碗”，就懒得学习新技能。

熊彼特早就警告“资本主义的活力依赖企业家敢于承担风险”，而福利国家恰恰削弱了这种冒险精神。法国青年失业率常年高企，这正是“保障过度”让企业不敢雇人、年轻人不愿奋斗的恶果。

再比如，为了推动绿色转型，阿吉翁主张政府“补贴企业搞绿色创新”，甚至建立类似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的机构“定向突破技术”。但熊彼特会反问：官员凭什么比企业家更懂“该创新什么”？企业家的创新是“消费者用钱包投票”，而政府补贴是“官员用纳税人的钱豪赌”，前者失败了自己承担，后者失败了全民埋单。

另外，阿吉翁的“倒U形创新曲线”声称“适度竞争最能激发创新”，于是主张反垄断机构“拆分垄断企业”。这纯属本末倒置，垄断是创新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当年美国司法部要拆分微软，理由就是这样，一个司法部门会比市场更懂创新吗？

阿吉翁作为法国经济学家，是马克龙的“座上宾”。2017年马克龙首次竞选总统时期，阿吉翁作为“经济学家团队”核心成员，为马克龙阵营的经济计划提供理论支撑。这个合作并非短期顾问关系，而是深度融入政策框架设计。

结果呢？马克龙政府依赖举债刺激经济，导致债务率从2017年的97%升至2025年二季度的115.6%。马克龙执政八年，法国经济呈现“债务飙升-增长停滞-创新疲软”的恶性循环，GDP增速从2017年的2.3%，一路下滑到2025年预期增长0.7%，沦为“高福利-高税收-低增长”的欧洲末流国家。

如果熊彼特看到这一幕，恐怕都会哀叹“这不是资本主义，是披着创新外衣的干预主义”。

数学的胜利，思想的溃败

阿吉翁用微分方程和随机过程把“创造性破坏”打扮得看上去很“科学”，却丢掉了熊彼特最核心的洞见：创新是企业家的“主观冒险”，不是数学的“客观最优”；市场是“自发地发现过程”，不是政府的“调控对象”；破坏是创造的“序曲”，不是需要治疗的“疾病”。

熊彼特曾预言“资本主义会因过度干预走向某种主义”，而阿吉翁的政策建议正在应验这一点。当法国债务率屡破新高，当企业被社保和补贴捆住手脚，当年轻人躺平在福利体系里，我们才能看清楚，真正的“破坏”不是来自创新，而是来自对创新的恐惧。他们恐惧变革，所以用政府干预来“维稳”；他们恐惧不确定性，所以用债务堆砌“安全垫”。

阿吉翁的模型越“精确”，离经济现实越远；政策越“贴心”，对市场活力的破坏越彻底。创造性破坏，本质上从未破坏什么，它只是让旧时代体面退场，给新时代腾出舞台。而试图阻止这一过程的政策，才是最危险的“破坏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阿吉翁，是数学模型的胜利，但却是思想价值的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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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是之

责编 辛省志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