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和九年（814年）深秋，长安城外的终南山已染霜色，城中的国子监却仍是一派喧腾。贡院东侧的红墙下，围满了等待解试放榜的举子，人群中，二十出头的武翊黄身着青布襕衫，手中紧攥着一方素色绢帕，指节因用力而泛白。他身旁的举子们或交头接耳，或神色焦灼，唯有他站姿挺拔，目
大唐“武三头”：元和状元武翊黄的科场传奇与时代浮沉
一、长安秋闱：解元榜前的少年意气
元和九年（814年）深秋，长安城外的终南山已染霜色，城中的国子监却仍是一派喧腾。贡院东侧的红墙下，围满了等待解试放榜的举子，人群中，二十出头的武翊黄身着青布襕衫，手中紧攥着一方素色绢帕，指节因用力而泛白。他身旁的举子们或交头接耳，或神色焦灼，唯有他站姿挺拔，目光落在红墙尽头的榜文处，眉宇间藏着几分与年龄不符的沉静。
武翊黄出身的河南武氏，虽非贞观年间的“太原王氏、清河崔氏”那般顶级门阀，却也是累世为官的书香世家。祖父武平一是武则天时期的著名文人，曾官至考功员外郎，以“文辞清婉”著称；父亲武就则在德宗朝任殿中侍御史，以刚正不阿闻名。这样的家世，既给了武翊黄自幼浸润典籍的条件，也让他背负着“重振家声”的期待——自祖父去世后，武氏家族在朝堂的影响力日渐式微，父亲虽清廉，却因不善钻营，始终未能进入中枢。
“武郎！武郎！榜出来了！”一阵急促的呼喊打断了武翊黄的思绪，他循声望去，只见同寓居在“长安客舍”的举子李郃挥着手跑来，脸上满是喜色，“你看！解元！你是解元！”
武翊黄快步挤到榜前，目光扫过密密麻麻的名字，最终停在榜首——“解元：河南武翊黄”七个朱红大字，在秋日的阳光下格外醒目。他深吸一口气，紧绷的肩膀缓缓放松，抬手将绢帕塞进袖中，那帕子上绣着的“雁塔题名”图样，是母亲临行前亲手所绣。周围的举子们纷纷围拢过来道贺，有人感叹“武氏有子如此，不愧文苑世家”，也有人暗自发誓“来岁省试，定当与武郎一较高下”。
这年的解试，主考官是时任京兆尹的裴武。裴武素以“识人善任”闻名，阅卷时看到武翊黄的策论《论藩镇之弊》，当即拍案叫好。文中“藩镇之祸，非在兵强，而在君弱臣疑；欲平之，当以忠贤为盾，以法度为矛”的观点，既切中了当时朝廷与藩镇对峙的要害，又显露出超越年龄的政治远见。裴武在评语中写道：“其文如利刃，剖时事如解牛；其志如青松，挺风骨若凌云。此子若登科，必为社稷之器。”
放榜后第三日，裴武在府中设宴，邀请长安解试前十名的举子赴宴。席间，裴武特意将武翊黄引至上座，问道：“贤侄对策中言‘平藩当用忠贤’，今淮西吴元济叛乱已逾三载，朝廷屡战屡败，依你之见，当用何人？”
武翊黄起身拱手，从容答道：“中丞明鉴，淮西之乱，非兵力不足，而在将帅不一。今韩弘为都统，虽有威望，却持重观望；李光颜虽勇，却孤军深入。若陛下能任一人总揽兵权，许其便宜行事，再辅以严绶、乌重胤等将，淮西可平。”
这番话恰好与裴武心中所想不谋而合——当时宰相裴度正力主讨伐淮西，却因朝中反对声浪甚高，迟迟未能获准。裴武闻言，对武翊黄更添赏识，席间便许诺：“来岁省试，若贤侄仍有今日之才，老夫定当为你力荐。”
这场秋闱的胜利，不仅让武翊黄在长安举子中崭露头角，更让他得到了朝中重臣的青睐。但他深知，解元只是科场之路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省试与殿试，才是真正的考验——自大唐开国以来，能连中解元、省元、状元者，寥寥无几，而他的目标，正是这“三元及第”的至高荣誉。
二、洛阳省试：千名举子中的“文场之冠”
元和十年（815年）春，武翊黄与其他通过解试的举子一同前往洛阳，参加尚书省礼部主持的省试。彼时的洛阳，虽已不是都城，却因地处中原腹地，仍是唐朝的文化重镇，每逢省试之年，四方举子云集，城中的客舍、寺庙都挤满了备考的读书人。
这年的省试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崔群。崔群是贞元八年的进士，以“公正严明”著称，曾多次担任考官，所取之士多为当时名士，如后来的宰相牛僧孺、李德裕，都曾是他的门生。崔群在考前便对左右说：“今岁举子中，长安解元武翊黄声名甚盛，老夫倒要看看，他是否真如传闻中那般才学过人。”
省试的科目分为“帖经”“杂文”“策论”三科，其中“杂文”（即诗赋）与“策论”最能体现举子的才学与见识。帖经考试中，武翊黄对《礼记》《左传》的内容烂熟于心，考官所帖之经，他皆能准确默写，无一错漏；而在杂文考试中，他以《御沟新柳》为题作赋，开篇“御沟春水绿，新柳拂金銮。嫩色含烟翠，轻丝带露寒”一句，便引得阅卷官连连称赞，认为其“辞藻清丽，意境悠远，有盛唐之风”。
最关键的策论考试，题目是《请罢诸道监军使疏》。当时，唐朝的宦官势力已逐渐膨胀，各地藩镇皆设有监军使，这些监军使多由宦官担任，不仅干预军政，还常常与藩镇将领勾结，成为朝廷平叛的阻碍。崔群出这道题，既是想考察举子对时政的了解，也是想借此试探朝中对宦官的态度。
武翊黄在策论中写道：“自安史之乱后，宦官典兵，监军诸道，此乃国之大患。监军者，非将帅之才，却握生杀之权；非谋国之臣，却干军政之务。将帅畏其谗言，士卒怨其苛扰，故淮西久不平，河北难归服。今欲平藩镇，必先罢监军；欲安天下，必先抑宦官。”
这番话直指时弊，言辞犀利，却又有理有据。阅卷官看到后，既赞叹其勇气，又担心其过于激进，便将策论呈给崔群定夺。崔群读罢，沉吟良久，最终说道：“此子有胆有识，虽言辞尖锐，却句句切中要害。我大唐需要的，正是这样敢于直言的贤才，而非只会阿谀奉承的庸人。”
省试放榜那日，洛阳城的定鼎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当“省元：河南武翊黄”的名字被唱出来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连中解元、省元的年轻人，距离“三元及第”只剩下最后一步：殿试。
消息传回长安，武翊黄的父亲武就激动得老泪纵横，特意派人快马加鞭送往洛阳，送来一封家书和一方祖传的端砚。信中写道：“吾儿今日之成，乃武氏之幸，亦乃大唐之幸。殿试之上，当谨言慎行，莫负皇恩，莫负初心。”武翊黄捧着那方温润的端砚，心中暗下决心：定要在殿试中拔得头筹，不辜负家人的期望，也不辜负自己多年的苦读。
此时的长安，却因淮西战事的紧张而笼罩在一片压抑之中。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在早朝途中被藩镇刺客刺杀，御史中丞裴度也被刺伤。消息传来，朝野震动，唐宪宗震怒之下，终于下定决心，任命裴度为宰相，主持讨伐淮西的战事。这场风波，也为次年的殿试埋下了伏笔——宪宗急需选拔一批有才干、有胆识的年轻人，为平定藩镇、重振朝纲所用。
三、大明宫殿试：“武三头”的诞生
元和十一年（816年）正月，春寒料峭，大明宫紫宸殿内却暖意融融。唐宪宗李纯身着龙袍，端坐在御座之上，两侧分列着宰相裴度、礼部尚书李绛等重臣，而殿下文武百官之首，便是即将参加殿试的三十名省试合格者，武翊黄站在最前列，神色平静，目光沉稳。
唐朝的殿试，自武则天时期开始设立，最初只是皇帝对省试合格者的“恩科”，后来逐渐成为定制，殿试的成绩将直接决定状元、榜眼、探花的归属。这年的殿试，因淮西战事正酣，宪宗格外重视，亲自拟定了殿试题目：《平淮西策》。
当内侍将题目宣读完毕，举子们纷纷低头沉思，殿内只剩下毛笔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武翊黄略一沉吟，便提笔写下开篇：“淮西者，大唐之腹心，今为吴元济所据，如人腹中有痈，不除则终成大患。然平淮西非一日之功，当以‘三策’行之：一曰选将，二曰筹粮，三曰抚民。”
在“选将”部分，他主张“不拘一格用人才”，认为“李光颜骁勇善战，可任先锋；李愬深谋远虑，可出奇兵；韩弘虽持重，若许其节度之权，必能尽力”——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李愬率领奇兵夜袭蔡州，才最终平定了淮西之乱，武翊黄的识人之明，可见一斑。
在“筹粮”部分，他提出“以关中、河东之粮，输之淮西前线，同时在陈、许等州募民屯田，既解军粮之困，又安流民之心”，这一建议与裴度当时推行的“军屯制度”不谋而合，让御座上的宪宗频频点头。
而在“抚民”部分，他写道：“淮西百姓久遭战乱，流离失所，若官军入境，当严禁劫掠，安抚老弱，许其复业，免其赋税。如此，则百姓归心，吴元济必成孤家寡人。”这番话体现出的民本思想，更是让宪宗赞不绝口。
武翊黄写完策论时，殿内还有不少举子仍在苦思冥想。他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无错漏后，才起身将试卷呈给内侍。宪宗接过试卷，越看越满意，当看到“天下之患，不在外而在内；在内者，一为宦官专权，二为朋党之争。若陛下能除这二患，则平淮西易如反掌”时，不禁拍案道：“此子不仅有治国之才，更有忧国之心，真乃栋梁之材！”
殿试结束后，宪宗召集裴度、李绛等重臣商议状元人选。裴度奏道：“武翊黄连中解元、省元，今殿试策论又如此出色，其才学、见识皆为诸生之首，若取为状元，实至名归。”李绛也附和道：“自大唐开国以来，三元及第者不过数人，今武翊黄若能得此荣誉，不仅能激励天下读书人，更能彰显陛下求贤若渴之心。”
宪宗闻言，欣然应允：“朕意已决，状元就定为武翊黄！”
二月初，殿试放榜，武翊黄以“连中解元、省元、状元”的成绩，成为唐朝开国以来的第十一位“三元及第”者。长安百姓闻讯，纷纷涌上街头，想要一睹这位“武三头”的风采——“三头”之名，便是从此刻开始流传，既指他连中三元，也赞他才学出众，堪称“文场之三头”。
放榜当日，按照惯例，新科进士要在曲江池参加“曲江宴”，之后还要前往慈恩寺大雁塔下题名。武翊黄作为状元，站在进士队伍的最前列，接受百官的祝贺。裴度亲自为他斟酒，说道：“贤弟年少有为，今科三元及第，将来定能辅佐陛下，平定藩镇，重振大唐雄风。”武翊黄举杯回敬：“蒙相爷厚爱，晚生定当竭尽所能，为大唐效力，为百姓谋福。”
在大雁塔下题名时，武翊黄提笔写下“河南武翊黄，元和十一年状元”，笔力遒劲，气势磅礴。周围的进士们纷纷赞叹：“状元公不仅文才好，书法也如此出色，真乃全才！”而此刻的武翊黄，站在大雁塔下，望着远处的长安城墙，心中充满了憧憬——他知道，科场的胜利只是开始，未来的仕途之路，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待着他。
四、初入仕途：从校书郎到监察御史
殿试结束后，武翊黄按照唐朝的官制，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秘书省是唐朝的中央藏书机构，校书郎的职责是整理、校对国家藏书，官阶虽低（从九品上），却是很多进士出身官员的“起家之官”——因为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典籍文献，为日后的仕途积累知识。
武翊黄在秘书省任职期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当时秘书省藏有的许多古籍，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甚至有不少错漏之处。武翊黄便利用自己精通经史的优势，逐一校对，遇到有争议的地方，便查阅大量文献，反复考证，常常工作到深夜。他还主动向秘书监建议，将一些珍贵的孤本典籍抄写副本，以防失传。秘书监将他的建议上奏给宪宗，宪宗称赞道：“武翊黄虽年少，却有如此远见，真乃难得之才。”
在秘书省任职一年后，武翊黄因工作出色，被提拔为“左拾遗”。左拾遗是门下省的官员，官阶为从八品上，职责是“供奉讽谏，扈从乘舆”，简单来说，就是负责向皇帝提意见，纠正朝政中的错误。这一职位虽然官阶不高，却能直接接触到皇帝和中枢重臣，是朝廷培养年轻官员的重要岗位。
武翊黄担任左拾遗期间，多次针对时政提出建议。当时裴度正在主持淮西战事，因军费开支巨大，朝廷便向百姓征收“榷酒钱”（酒类专卖税），导致民间怨声载道。武翊黄便上奏宪宗，建议“罢榷酒钱，改由富商大贾缴纳‘商税’，既不加重百姓负担，又能增加国库收入”。宪宗将他的建议交给裴度商议，裴度认为可行，便下令推行，果然缓解了民间的不满。
元和十二年（817年）冬，李愬率领唐军夜袭蔡州，成功俘获吴元济，淮西之乱终于平定。消息传回长安，朝野欢腾，宪宗下令大赦天下，并提拔了一批在平淮西之战中立功的官员。武翊黄因之前在《平淮西策》中提出的建议多被采纳，也被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是御史台的官员，官阶为正八品下，职责是“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相当于现在的纪检监察官员。武翊黄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弹劾“淮西监军使”吐突承璀——吐突承璀是当时的大宦官，在淮西之战中多次干预军政，甚至私吞军粮，导致唐军损失惨重。武翊黄在弹劾奏疏中列举了吐突承璀的十大罪状，证据确凿，言辞恳切。
宪宗看到奏疏后，虽有顾虑（吐突承璀是他的亲信宦官），但在裴度等重臣的劝说下，最终还是下令将吐突承璀贬为淮南监军使。这场弹劾，让武翊黄在朝中声名鹊起，人们都称赞他“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甚至有人将他与贞观年间的名臣魏徵相提并论。
但武翊黄也因此得罪了宦官集团。当时的宦
大唐“武三头”：元和状元武翊黄的科场传奇与时代浮沉
（续）
五、党争漩涡：刚直者的仕途困局
江南巡按归来后，武翊黄明显察觉到朝堂氛围的变化。宦官集团对他的敌意愈发明显，而更让他措手不及的是，他竟无意间卷入了“牛李党争”的漩涡。
当时，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与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虽尚未形成后来水火不容的局面，却已因政见分歧产生裂痕。武翊黄的祖父武平一曾与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共事，两家素有旧交，而他在省试时的主考官崔群，又与牛僧孺交好——这般复杂的人脉关联，让他成了两党都想拉拢的对象。
先是牛党重臣、户部侍郎李宗闵派人送来书信，以“同科情谊”（李宗闵为贞元二十一年进士）为由，邀请他赴府中宴饮，席间隐晦提及“若愿共辅朝政，将来必委以重任”；不久后，李党核心人物、御史大夫李绅也亲自登门，以“平定藩镇、重振朝纲”为话题，劝说他“远离投机之徒，方能不负初心”。
武翊黄深知党争之害，祖父武平一曾在他幼时提及“武周以来，党争如刀，卷入者多无善终”，父亲也反复叮嘱“为官当守正道，不攀附、不结党”。因此，他对两党的拉拢始终保持距离：李宗闵的宴饮，他以“巡按归京需整理文书”为由婉拒；李绅的登门，他虽热情接待，却绝口不谈论党争之事，只说“愿为大唐效力，不问党属”。
这般“中立”的态度，看似稳妥，却让他成了两党都不信任的对象。牛党认为他“背靠李党，故作清高”，暗中阻挠他的升迁；李党则觉得他“摇摆不定，难当大用”，渐渐疏远了他。而宦官集团见状，更是趁机落井下石——元和十四年（819年），朝廷商议提拔一批监察御史为“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武翊黄本在举荐名单之首，却因宦官在宪宗面前进谗“武翊黄不结众臣，恐难协调政务”，最终被排除在外，改任“著作佐郎”（从六品下），看似官阶提升，实则从有实权的监察岗位，调往了负责编撰国史的清闲部门。
调任那日，裴度特意在相府设宴为他送行。席间，裴度看着眼前虽面带平静、眼底却藏着失落的年轻人，叹息道：“贤弟之才，老夫深知，只是如今朝堂局势复杂，你这般刚直，难免受挫。”
武翊黄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沉声道：“相爷放心，晚生虽调任著作佐郎，却不会荒废时日。编撰国史，既能研读前朝兴衰，也能以史为鉴，看清当下利弊，也算另一种‘为大唐效力’。”
这番话让裴度深感欣慰，却也暗自担忧——他知道，在党争与宦官专权的双重挤压下，即便武翊黄再有才学，若不能学会变通，未来的仕途恐怕会更加艰难。
果然，在著作佐郎任上的三年里，武翊黄虽兢兢业业，编撰出《元和君臣行事录》三卷，详细记录了宪宗平定藩镇的功绩与朝臣的施政举措，却始终未获提拔。期间，宪宗因服用丹药暴毙，穆宗即位，宦官势力愈发膨胀，牛李党争也逐渐白热化，朝堂之上，无人再关注这位“三元及第”的状元郎，只将他视作“不合时宜的刚直者”。
六、外放岳州：江湖之远的民生之责
长庆二年（822年），武翊黄终于迎来了调任的消息，却不是他期盼的回京任职，而是外放岳州（今湖南岳阳），任“岳州刺史”（从三品下）。
岳州地处江南西道，虽毗邻洞庭湖，水产丰富，却因近年频发水患，加上地方官治理不力，百姓生活困苦。武翊黄接到任命时，妻子韦氏忍不住落泪：“长安距岳州千里之遥，你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归来，家中父母年事已高，可如何是好？”
武翊黄握住妻子的手，温声道：“我知你担忧，可岳州百姓正处于困境，朝廷派我前去，便是对我的信任。父母那边，我已托付兄长照料，你若不愿随行，便留在长安，待我治理好岳州，再接你团聚。”
韦氏擦干眼泪，坚定道：“你去哪，我便去哪。你为百姓做事，我便为你打理家事，让你无后顾之忧。”
这年深秋，武翊黄带着妻子与几名随从，踏上了前往岳州的路途。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抵达岳州时，正值洞庭湖水位暴涨，城郊的农田被淹，不少百姓流离失所，挤在岳州城的城门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武翊黄见状，当即下令打开州府的粮仓，赈济灾民。岳州司马劝阻道：“刺史大人，粮仓之粮需上报朝廷，擅自发放，恐遭弹劾啊！”
“百姓都快饿死了，还顾得上弹劾？”武翊黄目光坚定，“若朝廷怪罪，我一力承担！”
随后，他又召集岳州的官吏与乡绅，商议治水之策。经过实地勘察，他发现岳州水患频发，根源在于洞庭湖沿岸的堤坝年久失修，加上河道被泥沙堵塞。于是，他制定了“修堤、疏河、劝农”三策：
其一，组织灾民修堤。他下令“凡参与修堤者，每日供给两餐，额外发放粮食两斗”，既解决了灾民的温饱，又加快了堤坝修建的进度。短短三个月，便修复了洞庭湖沿岸长达三十里的堤坝，并在堤坝两侧种植柳树，加固堤岸。
其二，招募工匠疏河。他从州府的财政中拨出专款，招募当地工匠，疏通被泥沙堵塞的河道，同时修建排水渠，确保雨季时农田不会积水。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他亲自到工地巡查，对偷工减料的工匠严惩不贷。
其三，劝农桑，兴水利。水患平息后，他又下令“免岳州百姓今年赋税，发放种子与农具”，鼓励百姓恢复农业生产。同时，他在农村推广“龙骨水车”，方便百姓灌溉农田，还亲自到田间地头，向老农请教种植技巧，将北方的小麦种植技术引入岳州，提高了粮食产量。
在武翊黄的治理下，岳州的局势逐渐好转。到了长庆三年（823年）秋收时，岳州的粮食产量比往年翻了一番，百姓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能有余粮出售。城郊的灾民纷纷返回家乡，重建家园，岳州城也恢复了往日的繁华。
当地百姓为了感谢武翊黄，自发在洞庭湖岸边修建了一座“武公祠”，供奉他的牌位，每逢初一十五，都有人前往祭拜。武翊黄得知后，多次派人前去劝阻，说：“我只是做了刺史该做的事，无需百姓如此记挂。”可百姓们却执意保留，说：“武刺史为岳州百姓办实事，我们世代都要记得您的恩情。”
在岳州任职的四年里，武翊黄除了治理水患、发展农业，还重视教育。他下令修复岳州的“岳州学宫”，聘请当地的名士担任教授，招收贫寒子弟入学，并从州府财政中拨出专款，为学宫购置典籍。在他的推动下，岳州的文风日渐兴盛，长庆四年（824年）的科举考试中，岳州有三名举子考中进士，创下了岳州科举史上的最好成绩。
七、暮年归京：繁华落尽的初心坚守
宝历二年（826年），武翊黄因治理岳州有功，被调回长安，任“吏部郎中”（从五品上），负责官员的考核与任免。此时的长安，早已不是他年少时熟悉的模样——穆宗驾崩后，敬宗即位，不久后被宦官杀害，文宗即位，宦官专权达到顶峰，牛李党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朝堂之上，人人自危。
武翊黄回到长安后，并未因多年外放而改变初心。在吏部任职期间，他严格按照“德、才、劳”三项标准考核官员，从不徇私舞弊。当时，牛党重臣、吏部尚书李宗闵想提拔自己的亲信为“湖州刺史”，却因该亲信“政绩平平，民怨颇多”，被武翊黄驳回。李宗闵派人向他施压，说：“武郎中若识时务，将来必有重谢；若执意阻拦，恐对你不利。”
武翊黄却不为所动，回复道：“刺史乃一方父母官，需为百姓负责。若仅凭私人关系提拔，置百姓于不顾，我便是失职，即便遭报复，也绝不妥协。”
此事传开后，朝中不少官员都称赞他“刚直不阿”，却也让他彻底得罪了牛党。不久后，李宗闵便以“武翊黄在岳州任上擅自开仓，虽为赈灾，却违制”为由，将他贬为“太子右庶子”（从四品下），虽官阶略有提升，却成了无实权的东宫官员，负责教导太子读书。
武翊黄对此并不在意，反而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教导太子上。他深知太子是大唐的未来，便常常以《贞观政要》为教材，向太子讲述唐太宗如何任贤纳谏、如何轻徭薄赋，希望太子将来即位后，能重振大唐雄风。太子对这位“三元及第”的老师十分敬重，常常与他探讨时政，甚至在朝堂之上，也会引用武翊黄的观点。
然而，好景不长。开成五年（840年），文宗驾崩，武宗即位，李党领袖李德裕被任命为宰相，开始打压牛党。有人劝武翊黄“趁机向李党靠拢，恢复实权”，他却摇头拒绝：“我为官一生，从不结党，如今李党执政，若我趁机攀附，与之前的牛党有何区别？”
也正因这份“不攀附”，武翊黄在武宗朝始终未能得到重用，一直担任太子右庶子、秘书监等清闲官职。直到会昌六年（846年），武宗驾崩，宣宗即位，牛党重新掌权，他因“与李党有旧交”，被彻底排挤出朝堂，以“秘书监致仕”（退休），时年五十四岁。
退休后的武翊黄，回到了长安城南的一处宅院。院中有他亲手栽种的柳树，有他妻子韦氏打理的菜园，还有一间摆满典籍的书房。每日清晨，他便在书房中研读典籍，偶尔写下一些关于时政的评论，却从不外传；午后，他会与妻子在院中散步，或是与来访的老友下棋聊天，谈及年少时“三元及第”的风光，谈及岳州治理水患的艰辛，他总是淡然一笑：“人生起落，皆是常事，只要我守住了初心，为百姓做过实事，便无憾了。”
大中十三年（859年），武翊黄病逝于长安，享年六十九岁。临终前，他握着儿子武彦恭的手，留下遗言：“我一生为官，未积家财，唯有书房中的典籍与这颗为民之心，留给你。将来你若为官，切记‘刚直’二字，莫负百姓，莫负大唐。”
武翊黄去世后，宣宗感念他一生刚直、政绩卓著，追赠他为“礼部尚书”（正三品），并派官员前往吊唁。岳州百姓得知消息后，纷纷前往“武公祠”祭拜，哭声震天。
这位大唐的“武三头”，虽未能在朝堂之上实现“平定藩镇、重振朝纲”的抱负，却以自己的刚直与坚守，在科场写下传奇，在地方留下政绩，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了大唐盛世余晖中一道永不褪色的身影。他的故事，也告诉后人：真正的状元，不仅是科场的胜利者，更是初心的坚守者，是百姓的守护者。
来源：中土岛SxYd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