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题记：从1974年搜集第一份李约瑟资料时算起，我的“李约瑟情缘”已经持续40余年。当时作为一名军医的我，在《参考消息》上读到李约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的长篇演讲。后来，我的后半生与这位科学巨匠结缘，一路走到今天。我的古史兴趣自来甚浓，便发愿要深入

我的“李约瑟情缘”

王钱国忠

题记：从1974年搜集第一份李约瑟资料时算起，我的“李约瑟情缘”已经持续40余年。当时作为一名军医的我，在《参考消息》上读到李约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的长篇演讲。后来，我的后半生与这位科学巨匠结缘，一路走到今天。我的古史兴趣自来甚浓，便发愿要深入研究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传奇人物。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Dr.Jseph Needham,1900—1995）是多数文化人熟知的科学史巨匠、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上海科学界以前有不少他的故友。在艰苦的抗战岁月及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先后八次访华，并多次前来上海。他编写的世界上第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为中国古代科学“正名”作出过重大贡献，并受到新中国三代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从1974年搜集第一份李约瑟资料时算起，我的“李约瑟情缘”已经持续40余年。当时作为一名军医的我，在《参考消息》上读到李约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关于中国古代科学的长篇演讲。后来，我的后半生与这位科学巨匠结缘，一路走到今天。我的古史兴趣自来甚浓，便发愿要深入研究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传奇人物。

2007年，我应邀赴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作学术访问，鲜花盛开的五月，我怀着期待和兴奋的心情飞越重洋，来到魂牵梦萦的剑桥。当我在李约瑟研究所的庭园虔诚地向菩提树下李老及其两位夫人的“蓝碑”敬献花束时，不禁回忆起自己所走过的艰辛的研究历程，以及与李老多年交往的桩桩往事……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括学术界在内，人们对李约瑟的了解十分有限。当时，有关资料奇缺，相关当事人尚待梳理和联系，要对他进行全方位研究，难度不小。我最初从搜集、访问及积累资料入手，按照史料学及文献学的理论，寻找相关线索，向与李约瑟有关的人和机构，通过各种渠道四处搜集资料、采访相关当事人，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当然，第一位采访对象自然是千里之外的李约瑟。

为了开启研究工作的大门，在李约瑟九十高龄之际的1990年，我不得不去信打扰他，心想无论结果如何，即使石沉大海，总得一试。是年2月3日，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冒昧地给他发去一信，告知他，我正斗胆为其作传搜集资料，并介绍我的简历。李约瑟得知后很高兴，因为当时国际上没有一本他的传记著作，仅有一些简略的生平文章；现在有人要为这位“胚胎学之父”作传，当然是再好也不过了。2月25日，我意外地接到了他的回复，自然既激动又欣喜。李约瑟在回复中言简意赅地回顾了他在战时的援华经历、战后在巴黎联教组织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访华及1986年最后一次的中国之旅。他说：

▲ 剑桥大学凯斯学院门前，本文作者（右）与李约瑟研究所前所长何丙郁教授合影

1942年至1946年，我曾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与重庆的英国大使馆的科学参赞处合作这项工作需要在中国的城乡进行数以万里的跋涉，访问途经的每一处科学和技术研究机构，帮助科学家们与外部世界保持信息畅通。

1946年，我回到英国，担任联教组织自然科学部第一副主任，我的主要合作者鲁桂珍博士，后来的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召回教科文组织以前呆在中国，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营养学教授。

1952年，我应世界和平组织的邀请，回到中国参加调查在中国和朝鲜细菌战事实的国际委员会。经过在这个问题上相当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我和我的朋友钱三强草拟了一份报告……

从那时起，我几乎每年都来中国，访问许多人和城市最后一次是1986年。当时我和桂珍访问了四川大足佛教石窟寺庙，以证实火铳最早的一种形式的说法成立，得出了具有革命性的结论，尽管我原来估计其年代是在公元1250年左右，但有争议的石窟其本身的年代却是1128年。接着我们前往湖北的蕲州访问“药物之祖”李时珍的纪念馆，他的《本草纲目》自古以来名闻天下这次访问之后桂珍说，我们的旅行终于结束了。

▲ 本文作者出版的李约瑟研究及上海科技史著作

最后，他还为我介绍了上海出版的祝贺他80寿辰的纪念论文集《中国科技史探索》，其中有鲁桂珍撰写的《李约瑟的前半生》。该书我自然是知晓的，但难得的是，老博士给我寄来了书中鲁文的抽印本，供我参考，令我受宠若惊，很受感动。

与此同时，我还向与李约瑟有接触的人士采访，如李约瑟战时三位秘书，何丙郁、陈立夫、胡道静，李在欧美的多位《中国科学技术史》合作者，以及巴黎联教组织、中科院与有关分院，北京、南京、重庆、昆明等地档案馆及图书馆了解、搜集。1991年5月，因要了解李约瑟在战时重庆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交往情况，我向邓大姐去信了解5月16日，邓代请秘书赵炜给我回了信

邓颖超同志回忆：李夫妇同他们有来往，她和周恩来还曾去他家吃过一次饭。他夫人是中国人。说周恩来夫妇常常领他妻子去郊外一事，邓颖超同志说无有此事。特此转告

邓大姐在该信中有个误会，即所说“他（李）夫人是中国人”，其实“夫人’是当时从美国回国参加中英科学合作馆的鲁桂珍，因李与她经常双双出人、关系亲昵而致误会。当时，李的英国夫人李大斐并未在中国，她到中国是后来1944年2月之事。另1990年12月10——11日香港《新晚报》载史鉴《李约瑟当年在华四年间》一文云：“李约瑟在1981年说：当年在中国工作期间，‘我外出考察的时候，周恩来夫妇惯常带领我的妻子（李大斐）去郊游’。”此处，如非该文作者作失实报道，不排除李约瑟在此有夸大之嫌。为了进一步搜集资料和赴实地考察、感受，我还沿着当年李约瑟的来华路线——昆明、重庆、南京、北京走了一遭，考察并参观有关遗迹，以增加感性认识，这对后来的研究与写作受益匪浅。经过多年的搜集，迄今为止，我已收藏有关李约瑟的档案、文献、图片、名人书信、音像、视频及其部分实物数千件。如李在战时西南形成的援华档案，建国后历次访华档案，李、鲁各时期的照片近两千幅，李赠鲁的英文版《中国科学》与《凯斯学院史》签名本，鲁早年在故居的藏书9册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签名工作本，1984年李在台湾东海大学的演讲视频，以及陈立夫为筹备李约瑟文献馆亲书的条幅等，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成为我研究的基本素材。后因受媒体采访，我总结了史料搜集“八法”，即通过图书、档案、采访、考察、通信、会议、上网及积累等方式，长期坚持，必有所获。有这些雄厚的资料作支撑，撰写李约瑟传记的条件可说基本成熟。

李约瑟传记问世

历经多年的资料搜集和深入研究，46万字的《李约瑟与中国》终于杀青，1992年8月在上海正式出版。该书出版前的1991年6月18日，我请李约瑟为传记写序。邀请函发出后，我一直在静静地等待、期盼。要知道，我这一请求，势必要对他正在夜以继日撰写的巨著造成干扰。时间在流逝，作序一事，我也不再抱有希望。终于在三个月后的9月14日，李约瑟回复了带序的信件，我由衷的欣喜之情自然无需多说。来信中，他说：“您写了我的长篇中文传记，真是太好了，我十分期待着它到时候出版。我很抱歉，这么晚才给您6月18日友好的来信写回信，我只希望这不致会造成多大影响。”最后，他再次表示：“请允许我说，您写了我的中文传记，我是多么高兴！我真诚地期望本书畅销，您所做的工作将得到报偿。”热情与喜悦之情，充满字里行间

在这篇长序中，李约瑟回顾了自己早年的一些经历，如家庭成员、自己的身世、在父母间“搭桥”调和、中学校长对他的深刻影响、九岁时参与外科手术，以及在剑桥的生化研究工作，直至1937年三位中国留学生，尤其是鲁桂珍的到来，改变后半生命运等等。“从此，木已成舟”，他“一心一意钻研中国的科学和文化，变成一位历史学者”事隔两周后，李约瑟感到序文似有所遗，10月2日又来一函，补充了其宗教信仰及与两任妻子美满生活的重要内容。他说：“……我一直是一个依恋于宗教的人，“并在萨克斯特德长期以杂务修士的身份从事牧师工作。但我毕生都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这也许足以使我称赞毛泽东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我个人，在许多场合见过他，总是对他充满崇仰之情。”当时，这些重要内容虽未及补入书中，但我仍然在其他有关的书中引用，向读者介绍他的宗教信仰，以便探究他的世界观。当时，为健在的李约瑟写传，他身边也有不同意见者。据说思想十分传统的鲁桂珍，对此颇有微词，她认为替在世人作传不是吉利事。因此，她竭力反对别人为其作传，平时对别人绝不提及自己的身世，这当然是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对此，我事先也有思想准备，将该书名改称《李约瑟与中国》，而不称“李约瑟传”，只是在李约瑟过世多年后的2007年，《李约瑟与中国》出版修订本，方将书名改为《李约瑟传》。

正当《李约瑟与中国》付印之际，从剑桥传来噩耗：鲁桂珍于1991年11月28日在医院病逝。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中外学术界。她与李约瑟两人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刚刚共同幸福地生活了短暂的两年时间，现在却天人永隔，上天似乎太不公了。李约瑟曾说，鲁桂珍是他研究中国科技史的“阐说者、核校者和求证者”，是支持桥梁的拱门。何丙郁说，是鲁桂珍引出了一个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在世界现代医学史上，没有鲁桂珍传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她的学术地位实在太重要了。尽管她的身世鲜为人知，但如不及时钩沉、抢救，那么，她对国际医学界的贡献及其传奇的一生势将很快湮没于茫茫尘海之中。有关鲁桂珍的生平资料，仅在英国的《名人录》中有一篇她自己提供的简传，因而撰写鲁传要比为李约瑟作传难度更高。鲁桂珍的金陵女大校友、中科院自然史所的地理学家曹婉如，在其生前曾要为她作传而遭拒绝。现在正逢其时，相信在天国的她，不会再加拒绝，所以我后来历经艰辛，从国内外，包括其南京老家，四处搜罗有关她的资料，最后撰成20万字的传记《鲁桂珍与李约瑟》，使其非凡的事迹永留人世。

《李约瑟与中国》的出版得到了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前外交部长黄华同志及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并纳入该会的《国际友人丛书》之中。1992年11月12日，正当北京举办第四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期间，“《李约瑟与中国》首发式暨李约瑟博士事迹座谈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国内外知名人土黄华、雷洁琼、卢嘉锡、朱光亚、爱泼斯坦及科学史界席泽宗等出席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如此隆重的会议，作为传记作者在会上发表感言时不免有些紧张。10月30日，李约瑟从千里之外的英伦发来贺电说：“我很高兴地知道王国忠写了一本关于我和中国的书，我希望它能对中国和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作出贡献，而且也能鼓励今天年轻的中国科学家。作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的名誉顾问，我祝第四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取得成功。在这时候发行我与中国关系的这本书是最恰当不过。我希望这本书及和平周双双获得成功。”李约瑟92岁生日的前两天，又给我来了信，信上称：“……欣悉大作首发式的有关情况。伦敦中国大使馆已经给我送来大作，它看上去好极了我从他们那儿收到的一部书上还有所有首发式与会者的签名。”“致以最热烈的问候”“恭祝《李约瑟与中国》的出版。”可以看出，李约瑟对该书的出版及首发宣传活动是相当满意的，赞许之情溢于言表。一个中国学者为回报一位为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异国朋友，竟得到他如此高看和多次赏识，使我十分感动。我寻思，这倒不是因别人为他作传可名扬天下，况且他本身已是国际赫赫有名的生化学家，而是他孜孜不倦地为中国古代科学探索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朋友的肯定，体现了他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价值。

访问李约瑟研究所

1995年3月24日，一代科学史巨匠李约瑟博士在剑桥寓所平静去世。世界各地的唁电、唁函像雪片似地飞向剑桥，英国、中国海峡两岸、日本、澳洲等主流媒体纷纷以醒目位置予以报道当时心情沉重的我，若有所失，对这位科学家前辈与导师的离去深感悲痛，并发去唁函：“惊悉尊敬的李约瑟博士于3月24日不幸逝世，我和我的同事深感悲痛。我们深信贵所一定会将李博士所开创的东亚科技史大业继续下去。我们也一定早日将最近经李博士同意无偿转赠翻译版权的《科学前哨》和《中国科学》两书，在他生前一贯热爱的中国以中文全文出版。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家永远不会将他忘记。李博士对世界文明和东亚科技史的伟大业绩与世共存！”

▲ 李约瑟写给本文作者的函件

众所周知，麦加是穆斯林的朝圣之地，而在科技史学者的心目中，剑桥就是麦加。早在1992年12月7日，李约瑟曾来信希望我赴剑桥作研究访问。他说：“得知您有计划编辑有关拙作的选集和辞典，我很高兴。如果您能亲莅剑桥做些研究工作，并能与您会晤，我将不胜快慰。”1994年1月24日给我的来信中，他又提及此事，并告该所没有这方面的经费支出，要由我自行设法解决。由于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经费资助，我丧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我深知，错过这次机会，即使今后去剑桥，也不可能再见到这位剑桥老人了，要知道，当时距他离世仅仅一年多时间。2007年5月，我前往剑桥的夙愿终于实现。

剑桥位于伦敦正北80千米之处，与牛津一样，是个历史悠久的大学城。她风景优美，环境幽静，无论白天或夜晚，仅有数万人口的小镇，丝毫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汽车行驶在马路上的沙沙声，听来别有韵味：有时街上会传来嘹亮的苏格兰风笛声，乡土味十足：镇上有好几家华人经营的餐馆，常常为中国留学生所占据。但剑桥最诱人的还是这里绿草如茵的大草坪，在风和日丽的天气，有不少少男少女在草地上尽情休憩、看书，呼吸清新的空气，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剑桥最壮观的景色，当属夕阳西下的时刻。当金色的霞光撒遍国王学院的哥特式尖顶建筑时，整座古老斑驳的楼舍如魔幻般地被抹上了一层金色，金碧辉煌，富丽堂皇，如同宫殿一般，庄严又大气。在我到达伦敦希思罗机场后，从爱丁堡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该所图书馆长莫弗特亲自前来迎接。到剑桥后，他又马上为我租了一辆自行车，以便每天往返于宾馆和研究所之间，以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这位英国牧师的儿子，每天早晚骑车好客地陪我“上下班”。于是，我们每天穿过两岸垂柳飘拂的剑河，穿梭在小镇的大街小巷，莫君则边骑边向我介绍各处的景点，领略当地绮丽的风光。

李约瑟研究所本名为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在更名为研究所后，英国当地人便称其“李约瑟研究所”，意为李约瑟的研究所，而非研究李约瑟的机构，于是入乡随俗，“李约瑟研究所”成为该所的正式名称，沿用至今。研究所这座别具风格的建筑，是1986年由亚洲赞助人捐建、法国建筑师设计的一座中西合璧式的两层楼房。在研究所的大门右侧，安置着该所主人态度沉静、目光深邃的半身铜像，门前是翠绿的草地和果树，并不时有松鼠和孔雀前来作客。建筑的背面是一排环抱着一个中式小花园的回廊，园内的一池清水中常有小野鸭在闲游嬉耍。李约瑟戏称它为“中国庙”。

筹备已久的档案发布会举行，与会者除研究所董事会的全体董事外，还有剑桥凯斯学院院长、前英国驻华大使，剑桥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等“中国通”，以及来所作学术访问的近十位中外学者。我代表李约瑟文献中心在会上作了李约瑟研究与出版工作的演讲，包括前港督麦里浩及我驻英使馆科技参赞王葆青夫妇在内的中外人士，对我们取得的十几项李约瑟研究成果颇感意外，王参赞还对科技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夫妇俩在休息时不但围着我索书，还迫切希望指导他进行科技史研究。我想，这肯定是李约瑟传奇的无穷魅力所致，将这位年轻的科技参赞吸引至这门“显学”中来。在剑桥这段不长的日子，我顾不上外出参观游历，日以继夜地在该所图书馆浏览、查阅和复印。在我回国前，先后复印了有关资料1500页，翻拍照片500余幅，极大地丰富了后来出版的《李约瑟大典》的内容。并为2012年5月央视前来采访和拍摄《红色追梦人·李约瑟》增添了重要的素材。回国后，我给研究所寄赠了两函他们未收藏的《本草纲目》金陵版线装影印本，自己后来又买了一部自用。

在我数十年学术生涯中，得到过不少国内外学者及社会人士的帮助和支持。在2012年出版的《李约瑟大典》的扉页，我们题写了“谨以本书献给我们的引路人和支持者：张孟闻、席泽宗、谢希德、胡道静和吴德铎教授”的献词。其中席泽宗教授多次在百忙中，为我们撰序，申请出版基金，提供有关资料及线索，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令我深受鼓舞和感动。他在拙编的一篇序中，称我“一身肩负筹资者、组织者、宣传者和研究者四种职责”，并说“就李约瑟研究来说，他做的工作之多，大概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这些赞誉实令我汗颜。我一直认为，我们亏欠李约瑟的甚多，现在应是对他全部工作进行补偿和回报之时，对他做再多的工作也不为过，一如我在《李约瑟传》上所题：

他将一生献给了

生物化学

中国科学和

中国人民

他没有子女

也没有遗产

却留下了一所价值连城的图书馆

一尊中国科技史的千秋丰碑

这就是我的学术梦想和人生动力。

作者王钱国忠评介：从解放军某医院的麻醉医生，到出版了13本专著、传记的李约瑟研究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席宗泽这样评价王钱国忠——“30年来，他以火一般的热心，孜孜不倦地日益深入到李约瑟研究这一领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就李约瑟研究来说，他做的工作之多，大概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来源：中土岛SxY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