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11 :食物生产的有与无藏着哪些疑问?

B站影视 电影资讯 2025-10-15 11:20 1

摘要:人类历史的核心冲突之一,是食物生产“有与无”“早与晚”的不平等斗争:有农业的族群凭借稳定食物供给对抗无农业的族群,早掌握农业技能的族群则依托技术积累压制晚掌握的族群。地球上诸多地区从未发展出食物生产技术,核心原因是生态条件先天不足,这类“无”的逻辑清晰易懂。比

1、人类历史的核心冲突之一,是食物生产“有与无”“早与晚”的不平等斗争:有农业的族群凭借稳定食物供给对抗无农业的族群,早掌握农业技能的族群则依托技术积累压制晚掌握的族群。地球上诸多地区从未发展出食物生产技术,核心原因是生态条件先天不足,这类“无”的逻辑清晰易懂。比如美洲北极圈,史前既无适合耕种的土壤,也无易驯化的牲畜,完全无法开展农牧;欧亚北极圈虽能生存,也仅靠驯鹿畜养——靠驯鹿的肉提供蛋白质、皮抵御严寒,勉强适配严寒环境。而澳大利亚中部、美国西部部分沙漠,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缺乏灌溉水源,即便到现代,若无人工引水,仍难开展规模化食物生产。

2、真正令人费解的是“生态优越却无农业”的矛盾,这一疑问至今仍牵动着考古学界。今日的全球农牧业重心,如美国加利福尼亚(气候湿润、土壤肥沃,野果与猎物充足)、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草原广袤,适合放牧),欧洲殖民者抵达时,当地土著竟仍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从未尝试食物生产。若回溯至公元前4000年,美国大部分地区、英国、印度尼西亚等“今日大谷仓”,当时更是毫无作物种植、牲畜饲养的痕迹;反观农业发源地,如伊拉克(两河流域边缘,降水稀少)、墨西哥(多山地,土壤肥力一般),以今天的生态标准看既干旱又普通,为何农业偏要发轫于这些“边陲区域”,而先天肥沃的土地反而在食物生产上落后千年?

3、各地获取食物生产的方式差异显著,这一现象同样充满疑问。少数地区的人能主动驯化本地动植物,独立发展出农牧业,比如中国黄河流域的先民,驯化野生粟形成农耕体系;但多数地区的食物生产,都依赖从原生地引进作物、牲口与技术。可那些“引进地区”,史前生态条件本就适配食物生产——比如欧洲西部,史前就有野生小麦、大麦生长,也有适合驯化的野生绵羊,当地人为何没能自行驯化这些物种?明明身边就有可利用的野生物种,却始终未迈出“从采集到种植、从狩猎到饲养”的第一步,这一选择背后的原因始终待解。

4、即便在“独立发展出农牧业”的少数地区,进度差距也极为悬殊,进一步加深了“有与无”的困惑。例如东亚(以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早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就驯化了粟与水稻,掌握了基础农耕技术;而美国东部,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才驯化向日葵、藜等作物,比东亚晚了整整6000年。更特殊的是澳大利亚东部,当地有适合驯化的野生草类与小型动物,生态条件与部分独立发源地相近,却从未有人自行发展出农牧业,始终停留在狩猎—采集阶段。这种“同是独立探索,为何有的早、有的晚,甚至有的无”的差异,至今仍需结合族群生存习惯、物种特性深入剖析。

5、对于依赖“引进”获取食物生产的地区,引进时间的先后毫无规律可言,这一疑问也关联着族群历史优势的走向。西欧从西南亚引进小麦、大麦等作物与农牧技术,始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而美国西南部从墨西哥引进玉米、豆类,却晚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两地引进时间相差4000年。更关键的是,西欧与美国西南部的史前生态条件极为相近——都有河谷平原、充足降水,适合农耕开展,为何会出现如此漫长的时间差?是地理阻隔、族群交流频率,还是其他因素导致了这种进度天差地别?

6、更复杂的是,同样是“引进农牧技术”的地区,当地土著族群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这一差异背后的逻辑至今引人深思。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引进墨西哥玉米后,结合当地河谷水源,发展出适配干旱环境的旱作农业,逐步放弃狩猎—采集,成功转型为农人,族群得以延续;而印度尼西亚、非洲近赤道地带的土著,面对外来农人的入侵时,却遭遇了灾难性冲击——外来农人带来高产水稻、金属农具,人口增长迅速,而土著狩猎—采集族群人口少、工具落后,既无法适配外来技术,也无力抗衡入侵,最终被取代。为何同样是接纳外来技术,有的族群能融入适应,有的却走向消亡?

7、要解答上述所有疑问,首要步骤是通过考古手段,精准确定食物生产的发源地、起源时间,以及物种驯化的具体细节,而核心证据便是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骸。人类驯化后的作物与牲畜,形态会与野生始祖产生显著差异,这些“形态标记”是判断是否存在食物生产的关键:家养牛、绵羊为了便于饲养,体型比野生种小30%左右;养殖鸡、种植苹果为了提升产量,体型比野生种大50%以上;栽种豌豆的种皮变薄、表面平滑,方便脱粒与储存;家养山羊的角呈拔酒瓶塞的螺旋状,而非野生山羊的弯刀状,避免饲养时伤人。因此,在年代可测定的遗址中,若出土这类驯化物种遗骸,便证明当时当地有食物生产活动;若仅出土野生物种,则更符合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

8、考古学家要确定动植物遗骸的年代,进而推算食物生产的起始时间,核心依赖碳14测年法,其原理围绕“碳元素的衰变规律”展开,易懂且科学。碳是构成生物的基本元素,大气中除了常见的碳12,还含有少量放射性碳14,碳14会缓慢衰变为无放射性的氮14,且大气中碳14与碳12的比例基本固定(约1:1万亿)。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碳,食草动物吃植物,食肉动物吃食草动物,沿着食物链,所有生物体内的碳14与碳12比例,都与大气保持一致。生物死亡后,便不再从外界吸收碳元素,体内已有的碳14会持续衰变,其半衰期约为5700年(即每过5700年,碳14含量减少一半),大约4万年后,生物体内的碳14含量就低到难以测量,考古学家通过检测遗存中两种碳的比例,就能反向估算出遗址的年代。

9、碳14测年法并非完美,存在诸多技术困难,“样本量要求高”便是20世纪80年代前的核心难题,曾导致大量年代误判。当时做一次碳14测年,至少需要好几克样本,可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关键证据——如植物种子、动物骨碎片,大多只有0.1-1克,根本不符合要求。考古学家只能退而求其次,取遗址附近燃烧过的木炭样本,默认这些木炭与食物遗存是“同时进入遗址”的,但遗址并非密封的“时间胶囊”:蚯蚓翻土、啮齿动物打洞,都会让不同年代的遗存混杂在一起,一块公元前8000年的木炭,旁边可能是公元前3000年的小麦种子,最终导致年代判断偏差数千年。直到加速器质谱法出现,仅需0.1克微量样本就能完成测年,可直接测定食物残渣的年代,这一难题才彻底解决。

10、碳14测年的第二个关键困难,是“大气碳比例不恒定”——大气中碳14与碳12的比例会随太阳活动、火山爆发等因素波动,若仍按“比例恒定”计算,结果会出现系统性误差,必须通过校正消除。树木年轮为校正提供了绝佳依据:树木每年增生一圈年轮,每一圈年轮都记录了当年大气中的碳比例,考古学家只需找到树龄悠久的古老树木(如北美西部的狐尾松,树龄可超5000年),逐一分析其年轮样本,就能绘制出过去数万年的大气碳比例变化曲线。借助这份曲线校正后,原本的年代数据会更精准:比如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碳14年代,校正后实际会早几百上千年;原先算出的公元前9000年,校正后则为公元前11000年,更贴近真实历史。

11、如今考古学界已形成共识,报道年代时会明确标注“校正过”或“未校正”,但仍有部分学者为图便捷,直接报道未校正的碳14年代,且不提醒读者,这极易造成认知偏差。为保证数据准确性,本书中所有过去1.5万年内的年代,均使用校正后的结果,且不加注明,这也导致本书中食物生产的年代,与部分标准教科书存在差异,读者需格外留意区分。比如在《史前考古学导论》中,西南亚农业的起始年代用未校正的碳14数据,标注为公元前7500年;而本书经校正后,标注为公元前8500年,二者相差1000年,若忽略“校正与否”的差异,很可能误解食物生产的发展节奏。

12、要确定某一物种是本地驯化还是外来品种,第一种核心方法是“追踪野生始祖的地理分布”——找到该物种野生始祖的唯一生长区域,再结合考古证据,就能推断出驯化的起始地,这一方法曾破解多个“驯化地误解”。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鹰嘴豆:古时鹰嘴豆的种植范围从地中海沿岸延伸至印度,如今全球80%的鹰嘴豆由印度生产,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其驯化地是印度。但考古学家发现,鹰嘴豆的野生始祖仅生长于土耳其东南部,且在土耳其东南部及邻近的叙利亚北部,公元前8000年的新石器遗址(如加泰土丘遗址)中,就出土了颗粒明显大于野生种、种皮更薄的鹰嘴豆,可确定为驯化种;而印度最早的鹰嘴豆遗存,出土于公元前3000年的遗址,且形态与土耳其的驯化种一致,证明鹰嘴豆是5000年后从土耳其传播至印度,其真正驯化地实为土耳其东南部。

来源:想念X戴X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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