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老人就是曾经的中共红色特工沈安娜，被誉为“按住老蒋脉搏的女人”。她潜伏敌营14年，其中在老蒋身边工作11年，最终全身而退。

2010年6月16日，一个95岁的老太太在弥留之际嘴里还在喃喃自语：

“我暴露了？他们抓人了，从后门跑......”

这个老人就是曾经的中共红色特工沈安娜，被誉为“按住老蒋脉搏的女人”。她潜伏敌营14年，其中在老蒋身边工作11年，最终全身而退。

沈安娜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她的丈夫华明之功不可没。

陪姐姐逃婚，遇到革命引路人

沈安娜原名沈琬，1915年出生在江苏泰兴一个封建思想浓厚的书香门第。

从小她就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意识和反叛精神，不甘于屈服命运的安排。7岁那年，家里强行让她裹足，她拼命反抗、誓死抗争，终于家人不得不妥协。

毕竟是书香门第，对孩子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视的，但沈琬和姐姐沈珉一样，坚决要求接受新式教育。

笼中的鸟儿一旦见识了广阔的天地，再想让它们回到禁锢的笼中绝无可能。

1931年，家里又故技重演，要给姐姐沈珉包办婚姻。新式教育已经让她们大开眼界，她们对于民主自由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追求。姐姐沈珉决定逃婚，而沈琬也担心姐姐的命运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于是，她们相约一起离家，去上海闯世界。

1932年沈琬入读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由于是离家出走本，两姐妹手头并不宽裕，日子只能凑合过。

1934年春节，她们没办法也不敢回家，苦闷彷徨，又百无聊赖，就前往老师毛啸岑家里拜年。在那里，她们意外地结识了也来给老师拜年的舒日信、华明之，从此，两姐妹不仅找到了真爱，也改变了命运。

舒日信和华明之在学校就入了党，现在是中央特科的秘密情报员。在他们的引导下，两姐妹走上了革命道路。

不久，姐姐沈珉与舒曰信结为夫妻。

1934年，上到高二的沈琬，由于盘缠花尽，没钱缴纳学费，辍学了。为了生存，她只能去学技术，报考了学费低廉、为期半年的炳勋中文速记学校。

本来只为了获取谋生手段，没想到这个技术却改变了沈琬的命运。

真是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这年冬天，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要招一名速记员。校长推荐了三个学习最好的学生去应考，而沈琬成绩优秀又聪明勤奋被排在第一个。

可听说要为国民党工作，一直要求进步的沈琬不高兴了。

中央特科的王学文（化名“老李”）在听取了舒日信、华明之的汇报后，喜出望外，当即指示：

“这是个好机会。她不仅要去，而且要力争得到那份工作，为党搜集情报。”

经过考试，1935年1月，沈琬被正式录用为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

在实习期，沈琬格外珍惜这份工作。一来可以为党工作，二来她不用再为生计发愁，因此，只要有时间，她就坚持练习速记。勤奋加上天赋，她很快脱颖而出，一分钟记录200字，而且她的字体端庄娟秀，让人叹为观止，就这样，沈琬很快从实习生变为正式工，并成为业务骨干。

两个月后，沈琬接到了姐姐的暗语密信，希望她“回上海一趟”。

她心领神会，偷偷带了几份印得不好待销毁的油印件，拎着小皮箱大摇大摆地去了上海（注：这个见证了沈安娜的革命历程的小皮箱，现存放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老李”从舒曰信手中接过报废的“文件”，如获至宝，失声叫道：

“这情报太重要了！”

原来沈琬带回的竟然是浙江省保安司令宣铁吾部署的作战计划！

从此，沈琬化名沈安娜，正式成为中共情报员。

“讨好”上司夫妇，她成了“特别党员”

沈安娜深知，会议级别越高，获取的情报也就价值越大，而作为速记员，能否参加更高级别的会议，科室负责人有很大的决定权。

于是，沈安娜通过“小恩小惠”搭上了议事科薛元燕科长夫人，又通过走夫人路线攀上了薛科长这棵“大树”。

在没有录音笔和电脑的时代，速记工作就是个没人愿干的苦差事，不仅要听懂“南腔北调”，而且经常要加班加点。沈安娜不仅技术过硬，还不计得失，自然薛科长就投桃报李，顺水推舟地把更多的高等级的会议记录工作，放心地交给自己的“心腹”沈安娜去做。

沈安娜也借助薛科长的美言，给时任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留下了好印象。

由于情报传递工作频率加大，这时候党组织决定派她的如意郎君、一直以恋爱作掩护在上海、杭州之间负责传递情报的华明之，到杭州去协助她，并在1935年批准他们结婚。

华明之原来在国民党交通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当业务员，来到杭州后也在浙赣铁路找到了工作。

一对“夫妻情报组”诞生了。沈安娜在前台，白天负责取得文件、速记稿等情报，回到家里夜深人静时，就把原始速记稿翻译成文字。华明之在后台，常常在后半夜负责整编、浓缩、密写、密藏和传递情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了，杭州也即将沦陷，沈安娜夫妇在浙江省政府无法与上海党组织联系传递情报，在情急之下，沈安娜只身前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周恩来，希望到抗日第一线工作。

得知朱家骅升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长，周恩来指示沈安娜想办法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朱家骅刚上任，就见到了风尘仆仆赶来的沈安娜，口口声声说要追随他到中央党部工作。

朱家骅大为感动，当然到一个新的环境中，他也希望有自己的心腹，便满口答应。

但随即问题来了，这个职位必须是国民党党员。

这个问题对别人来说是“天大的事”，但在朱家骅看来，这是“小菜一碟”，因为中央党部本来就管这个的。国民党的“特别入党”，必须要有3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作为介绍人，在党证编号前有个“特”字。

正在这时，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被迫撤往重庆。按照董必武的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跟随国民党转移。

1938年10月，已经办理特别入党的沈安娜踏进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开始了他在蒋介石身边长达11年的机要速记员生涯。而华明之也经人介绍，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电讯总台工作。

因为朱家骅的原因，处长张寿贤和科长徐漂萍看她字迹清秀、速记能力高超，都很信任和器重她，因此，沈安娜常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最高军事会议以及国民政府委员会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外界甚至认为他就是蒋介石的专署速记员，这也无形中给她增加了一层保险。

就这样，前几年情报工作顺风顺水，这边国民党的高层会议开完不久，那边相关情报就出现在毛泽东的案头。

1939年，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讨论了《防治异党活动办法》和《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沈安娜前往印刷股，趁人不备获取了多份文件的油印废弃件，特别是获得了未在大会讨论、由蒋介石秘密颁发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华明之对油印不清楚的地方一一小心描清，剪边缩小后，将之交给联络人吴克坚，上报党组织。

中共及时将这些计划公之于众，并揭露了国民党反共的巨大阴谋，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

没过多久，经卢竞如（沈安娜的直接领导、重庆时期《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的夫人）介绍，沈安娜入党。

1940年，朱家骅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中统局长，因为身边有个勤快的沈安娜，于是他就将很多任务都交给沈安娜做。

上行下效，朱家骅的秘书看沈安娜勤快又好说话，很多文件也都交给沈安娜去整理，这为她获取情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1941年“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又召开了五届九中全会，为了掌握国民党的新动向，怀孕的沈安娜大着肚子前去参加会议做记录。

看着沈安娜这么“爱岗敬业”，处里的同仁也大为感动，纷纷给她提供方便。

除了蒋介石外，沈安娜还凭借出众的实力受到宋美龄的青睐。宋美龄演讲时，沈安娜也经常做会议记录。跟在宋美龄身边，得到的情报可不比从蒋介石那儿少。

沉着应对，巧妙度过难关

生活在敌营，就如同在刀刃上行走，除了随时有暴露的危险外，还要做“双面人”，表面上要说国民党的话，做国民党的事，这种心理的煎熬，更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尤其是孩子还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他们一家四口住在一栋老楼二层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老楼隔壁就是宪兵队驻地。警车日夜号叫着外出捕人，拷打“犯人”的声音也昼夜不绝。

沈安娜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除了心理压力，贫困的生活也在无休止地折磨着他们。夫妇俩都是小职员，薪水微薄，在那个物价飞涨的年月里，生活是捉襟见肘。孩子患上百日咳，没药，常咳出血来，夫妇俩只能拍打孩子的后背，硬挨着。

沈安娜的情况更糟，她得了肺结核，但是为了能继续工作获取情报，只能千方百计隐瞒病情，因为如果被人知道得了肺痨，就会失业，也就失去了为党工作的可能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她就捂着嘴到厕所里头去咳一会儿，咳得手绢上都是血，平息下来一点，再回到速记的位子上，继续工作。

那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准备调配给沈安娜一间面积稍大、条件较好的住房。夫妻听到消息高兴得要命，可冷静一想，组织派人来找怎么办？而且，新邻居可能大多是中央党部的人，将来与党组织联络、传递情报很不安全。

第二天，沈安娜便谢绝了搬家的提议。

尽管他们夫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还是差点暴露。

1942年秋，突然有两名国民党特务不请自来，他们拿出一封信，劈头盖脸就质问沈安娜：

“你为什么向共党借钱，是不是被收买了？”

沈安娜一头雾水，接过信一看，才恍然大悟：自己的联络上级徐仲航，可能暴露了。

但转念一想，事情还有转圜余地。因为既然特务没有直接逮捕自己，说明还没有证据。

她迅速在脑子里过了一下，可能有两件事，引起了敌人的怀疑。

徐仲航曾请她弄个“特别党证”来掩护自己；另一件是，徐仲航突然“失踪”，情急之下，她发了一封信到他工作的国民党官办出版机构正中书局（徐在总管理处任业务处长），信上说“孩子有病，借他的钱，下月再还”，作为试探。

理清了前因后果，沈安娜仗着自己有“特别党证”（“特别党证”在国民党内部被认为是有后台、有来头的。），又是蒋介石夫妇身边“红人”，故意“仗势欺人”地说道：

“我们只是小职员，孩子生病，找人借几个钱，这点钱就能收买人？再说，人家是正中书局堂堂的处长，你们凭什么说人家是共产党？”

特务立刻回答说：

“他藏有好多反动书籍！”

沈安娜一下就知道了他们的底牌，斥责道：

“信的内容你们知道，有事你们向朱局长去报告好了！”

说完，她扬长而去。

朱家骅时任中统局局长，正是特务们的顶头上司。

然而，特务们并不甘心线索就此中断，一方面继续派人来试探沈安娜，另一方面，派人暗中监视沈安娜。

第二天下班时，中央党部的收发员破例来到沈家，借口帮着哄孩子，赖在沈家不走。一连好几天，发现没什么可疑的情况后，就不来了。

很快，中央党部财务处长兼正中书局的董事长就“特别入党”的事找沈安娜正式谈话了。

因为中统局已调查过，这位速记员又是朱局长的老部下，更何况她还拖家带口，这样的人会冒险通共？

沈安娜巧妙应对，涉险过关。

一连数月，没人再来找麻烦，机要处长仍派沈安娜记录“中常会”等小范围的机密会议，这就证明那场“危机”确实已经过去。

但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为提防沈安娜和华明之被长期监视，决定暂时不再分派任务给他们，也不再派人联络他们。

这一中断就长达三年。

三年中，他们最痛苦的是大量的情报无法传递出去。反反复复地获取情报、密藏起来、等待时机，情报失去时效后又无奈地销毁，眼睁睁地看着数不清的情报在自己手中化为灰烬……

沈安娜也曾经非常冲动，要想到红岩去接头。可华明之阻止了她。

直到1945年10月老领导吴克坚才与他们联系。得知他们在这三年中，凭着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依然自觉地搜集情报，吴克坚深受感动。

此后，沈安娜从国民党即将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的预备文件中，看出国民党将在这次全会上制定反共战略决策。

为了全面收集情报，她主动提出让让自己的丈夫华明之来帮忙。因为这是惯例，以往召开大会，机要处忙不过来时，都会按规定临时聘请本处职员的直系家属前来帮忙。处里的人都认识华明之，而且对他印象很好。

沈安娜一说，大伙儿就同意了。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

尽管为了保密，军警宪特把会场围得铁桶一般，但共产党的两名情报员却依然能在那里尽情地搜集着情报：沈安娜仍干老本行；华明之做记录稿编校工作，所有速记员记录的材料，华明之都能看到。

沈安娜还常以孩子尚小需要回家照顾为由，申请把速记材料带回家去整理。夫妇俩回家后整夜地摘编情报，并且由华明之连夜送出。

1949年4月，解放军的炮火打到了长江边，国民党政府开始南撤。这时吴克坚通知沈安娜夫妇：

趁机撤出南京，到上海等待建设新中国！

接此指令，夫妇俩激动得难以自持。打入敌阵14年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1949年，沈安娜获中共中央集体通令嘉奖。

新中国成立后，夫妻二人一同进入了国家安全局工作，继续在新的岗位发光发热。

1983年，已经68岁的沈安娜从国家安全局退休。

1989年沈安娜获国家安全部为长期坚持在隐蔽战线作出贡献的无名英雄颁发的荣誉奖章及荣誉证书。

2010年，沈安娜因病去世。

在长达近半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的故事，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被尘封在历史档案中。就连他们的孩子，也只晓得父母早年参加过革命，具体做了些什么却一无所知。

虽然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来源：历史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