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光十七年（1837年）巡抚吴荣光邀请七次考第一的得意门生左宗棠，到醴陵渌江书院当山长。书院招收青少年和儿童，每人给少许膏火费。山长相当于现在的中小学校长兼主任教师，待遇菲薄。书院很穷，经常请不到教师。宗棠不在乎生活清苦，对教学抓得很紧，管理严格，他发给每个学

道光十七年（1837年）巡抚吴荣光邀请七次考第一的得意门生左宗棠，到醴陵渌江书院当山长。书院招收青少年和儿童，每人给少许膏火费。山长相当于现在的中小学校长兼主任教师，待遇菲薄。书院很穷，经常请不到教师。宗棠不在乎生活清苦，对教学抓得很紧，管理严格，他发给每个学生一本日记，命他们将所学功课随时记载。太阳落山后，将学院大门上锁，他亲自查阅功课，奖勤罚懒，对不用功和说假话的学生，就停发膏火费，用它奖给潜心苦读的人。学生进步很快。

他在书院那年，遇到了一位大人物﹣﹣两江总督陶澍。陶澍字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道光两朝名臣。他在两江任上办理盐务、漕运、水利等，为地方做过许多好事。他手下有许多能人，如林则徐、贺长龄、贺熙龄、胡林翼等。林则徐任江苏布政使时，屡受陶的提拔，升任巡抚，陶还保荐林则徐之才可当两江总督。如果不是他的提拔，林则徐可能出不了头，近代史可能又是一番模样。所以单凭这点，陶澍也确是历史有功人物。那年陶澍到江西阅兵，顺便请假回原籍扫墓，道经醴陵，住在行馆中。他在休息时，看到厅中挂了几副对联，是知县为欢迎他而准备的，其中有一副联语是：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室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印心石屋是陶澍年轻时随父亲读书的地方，在家乡小淹石门潭边。因为潭中有一块石头，矗立在巨流中，形状像一颗印章，陶家书室就取名为"印心石屋"。道光皇帝在召见陶澍时，听他谈起幼年读书的事，亲笔为他题写了"印心石屋"的匾，这是陶澍很引为荣幸的一段故事。他看了这副对联，很是赏识，就问是何人所撰。知县告诉他是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写的。陶澍是爱才的人，就命请来见见。

知县赶紧去找左宗棠，通知他陶宫保请去会见。宗棠素性戆直、倨傲，从来不阿附权贵，奔竞干谒，他回答说："他做他的总督，我做我的山长，他想见我，他来看我好了。我又无求于他，为何要去见他？"知县劝了几次也无用，知道他的犟脾气，只得回去禀报陶澍。

陶公是极为宽厚的人，即改容往书院，二人虽然地位悬殊，一见却极为投机。第二天宗棠才到行馆回拜。陶澍和左宗棠纵论古今大事，谈到晚上，还留他在行馆住一宿。陶澍赏识左宗棠是位"奇才"，他得知宗棠次年将赴京会试，临别时再三嘱咐："会试毕，不论中与不中，务必绕道南京，来督署衙门盘桓几天。"陶澍对宗棠能不能考中进士并不在意。即使宗棠不中进士，依然是一位值得爱惜的人才。陶澍本来就是一位注重实学的人。

次年宗棠会试又落第，秋天回家时就绕道南京，拜会了陶澍。陶澍留他在总督署中住了几天。陶澍虽然公务很忙，但有暇就来看左宗棠，无所不谈。临别时，他提出要和宗棠结为姻亲，他的幼子桄（字少云）年方六岁，宗棠长女孝瑜五岁，二人年龄相当。当时陶澍是名倾天下的总督，又比宗棠年长很多，而宗棠是乡村塾师，落第举子，无论在年龄、资望、门第等方面都相差悬殊。宗棠认为"齐大非偶"，辞谢了陶公。陶澍说："季翁之言差矣，若论门第名位，你将来功业必在我之上。至于年龄，只要儿女相当就行了。"他还恳切地说："我已年老，将来幼子和家事都要托付于你。"宗棠还是推辞，因为在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中，门第悬殊的婚姻常会带来不愉快的后果。陶澍只得作罢。但是他的识人之明和打破旧俗、偏见的勇气，实在是少有的。

这次是左陶第二次会见，也是最后一次。虽然只会见两次，但交情之深，却古今罕有。第二年陶澍死于南京任所。家眷回到湖南家乡后，贺熙龄写信给左宗棠，要他去安化陶家教孤子陶桄读书。熙龄是陶的亲戚，又是宗棠的老师，宗棠于是遵命到安化小淹陶家坐馆，一去前后有八年之久。陶家藏书很多，还有清朝宪章和陶澍的奏疏、书信等。宗棠在教课之余，遍览了所有图书文献，对世事的了解、政治的得失，又有了很多的收获，对他后来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30余年后，他在新疆征途中，和人家谈起，在陶家看到过一件疏稿，那时就知道英国已和浩罕暗中勾结，不知何以朝廷诸公都没有注意到这样的重大事件？他办洋务、造枪炮时，又回忆说："在陶家曾看到一份档案，有个洋人名雷壬士，曾制造一枚水雷献给朝廷，那还是道光年间，不解何以后来仿制洋枪炮的人谁也不记得这件事了？"他认为这都是些极为重要的事。

陶府中有一大部头《图书集成》，左宗棠找到其中的《康熙舆图》和《乾隆内府舆图》，又继续钻研地理，将在周氏西楼绘制的地图加以考订修改。他从《图书集成》中看到有"英圭黎来朝"的记载，考证是康熙朝英吉利就曾派使节来过。可见他读书认真、细心，而且涉及的都是与军事、地理、外交等有关国家命运的学问。

陶家每年送他束脩金200两银子，他的经济状况比以前好得多。每到年底回湘潭周家，可以带点钱回去过年了。以后他做了督抚等大官，每年薪俸2万两银子，他仍只寄家中200两，作为一年用度。其余钱都捐散掉。他说："在陶家坐馆就只200两，省吃俭用足够了，断不能多寄。"

陶澍的寡妇孤儿带着一大笔家资回到穷乡僻壤的小淹，当地的本家和邻里以为他们可欺，都想来侵占财产。贺熙龄早看到这点。左宗棠到陶家后，贺熙龄和他、胡林翼一同商量，他们劝陶夫人取出一部分钱财，主动分送给族间和邻里中的穷苦人家。遇到有无赖来敲诈，就以诚意相待，能帮助的酌情帮助，非分的要求以理说服，严词拒绝。族人和邻居既受到陶家恩惠，又无隙可乘，以后一直能和善相处。贺熙龄和胡林翼偶尔来小淹看看。左宗棠不仅是陶家教师，主要是靠他的帮助，陶家得以平安无事。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宗棠在陶家教课已是第八个年头。那年第二子孝宽出生了，长女已15岁。陶桄也已16岁，在旧社会已是可以结婚的年龄。陶夫人命女婿王师璞和左宗棠说："是陶澍的遗命，愿两家结成秦晋之好。"贺熙龄也劝左宗棠不要再推辞。那时陶澍已去世多年，门第悬殊的问题消除了。左宗棠感念陶公的知遇，加之老师的敦促，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距陶公初次提出已时隔九年了。

那年八月，孝瑜和陶桃完婚，次年陶家搬到长沙。宗棠也在长沙徽国朱文公祠设馆授徒，陶桄仍跟他学习，学生中还有制炮专家黄冕的三个儿子黄瑜、黄上达、黄济和益阳周振之（字华甫）的儿子开锡等。振之是位"名宦"，道光十八年宗棠在京会试时，曾住在他家。开锡（号受山）后来跟随宗棠西征。

几年以后，太平军起义，攻占了江南各地。曾国藩率领湘军东征，因为军饷缺乏，向各省募捐。湖南当道决定要有钱人家捐输。大家认为陶家当了二十几年的督抚，是个大户头，非捐巨款不行，左宗棠正在巡抚幕府，他就秉公办理，对陶家来一次清产核资，把陶家所有房产券等拿出来上交，核算结果，一共不到5万两银子。5万两银在当地算一个富户，但是督抚每年的正当收入就有二三万两，干了20余年，只积下这点钱，大家才知道陶澍真正是个清官！

几十年后，左宗棠也去世了，他留下的钱比陶澍还要少得多，当时的舆论对此感叹不已！

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宗棠正在小淹教书，发生了一件大事：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了。西方列强的炮声震惊了沉睡几千年的神州大地。中央之国的人民擦擦眼睛，昏昏然，惶惶不知所措。皇帝和王公大臣们更是惊恐万分。也有少数明智之士事先已预见到"夷祸之可虑"，曾做过一点介绍"夷情""夷务"的工作。而今听到炮声，知道他们担心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左宗棠可算是后者之一，也是这些人中最年轻、默默无闻的一个。

道光皇帝和文武大臣被英国几条军舰吓慌了，派了一个昏庸卖国的大臣琦善去和英国人交涉，初步结果是，英方答应将军舰撤出天津，而清朝廷却将坚决禁烟的林则徐和邓廷桢扣上"误国病民"的罪名，撤职查办，后来又流放到新疆，由卖国投降的琦善去广州接任两广总督，继续与英国人办理交涉。

当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后来林则徐被撤职拿问，大家的心都凉了，惶惶然也不知今后将是何结局。左宗棠在小淹听到广州禁烟、英军挑衅时，已预感到西方列强侵略。他对西方情况还不熟悉，就去详细查阅自汉唐以来有关外国的记载和历代对外交涉的书籍。好在陶家的藏书很多，他从文籍中了解到，英国当时是西方列强中最富强的国家，而且一贯四处掠夺，包藏祸心，为时已久，决不可轻视。但是，他认为只要全国上下一心，积极奋战，敌人是可以击退的。

后来他听到坚决抗战的林则徐被撤职，投降卖国的琦善反被重用，十分忧愤。接着又传来英军索取香港，并且攻占了沿海一些领土的消息，他感到事态严重。小淹是偏僻的乡村，消息闭塞。那时贺熙龄正从北京告假回长沙。贺熙龄也是一位爱国派，反对议和。长沙消息较灵通，他又与京师官员们有书信来往。因此左宗棠常写信给贺熙龄，请他将时局发展情况随时告知，他的一些牢骚和愤懑无处发泄，也就都向这位尊敬的老师倾诉，他还认真研究对付英军的战守机宜，写了六篇军事策略：

一、《料敌》。对敌人有全面、正确的了解：国力、军员、军械、运输、后备力量等。

二、《定策》。确定军事、外交策略。

三、《海屯》。沿海军舰、炮台、兵员等的配备。

四、《器械》。增强军舰、枪炮、弹药等力量。

五、《用间》。重视对敌人的情报、侦察工作，了解敌人虚实、动向。

六、《善后》。计划好战后事宜。

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抗敌措施，如增设碉堡，简练兵卒，更造船炮等。并建议发动海上渔民、水勇，乘坐小艇，用木炮黑夜袭击英舰。他认为英军劳师远征，舰只、兵员不多，补给不足，只要严阵以待，是可以击退的。决不可屈膝投降。他以为他提的策略对战争有用，但却无处投诉，没有人会采纳他这样一个乡村穷教师的意见。他写信告知贺熙龄，贺熙龄很同情他。但自己是一个退休官员，也丝毫无能为力。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局势更恶化了。琦善的投降政策彻底失败，英军占领了香港，又向广州进逼，清军节节败退。道光皇帝于是又仓皇将琦善革职拿问。左宗棠对投降派气恨极了，写信给贺熙龄说："琦善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应当斩首军前。"他认为投降派的所作所为，长了敌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从此西方人更蔑视中国，中国将士丧失了信心，以后东南海隅可能会长期遭受敌人的侵略了。他的判断不幸而言中。

他的友人黎光曙（后改名吉云）任御史，是一位敢说话的官，对英军人侵一直很关心，上过几次奏疏。他比左宗棠年长许多，但很器重宗棠，写信征求他的意见。宗棠说："当前要务是严惩那些主和、投降的人，也要追究那些作战失误的将领。不这样办，人心就不能振作，国威也从此不振。"他也知道，世局已如此糜烂，黎光曙也不过一名小官，人微言轻，朝廷哪能听得进去？

那年左宗棠正30岁，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写了四首《感事诗》发抒他的愤懑。

在第一首诗中，左宗棠明确摆出自己的观点："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对付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卑躬屈膝求和决不是可行的策略。

第二首诗是赞抗英英雄林则徐、邓廷桢等。他们坚决抗敌，并不是为了"封侯"等私心杂念，而是为了爱国。"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不仅是林则徐，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外敌入侵时，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敌。

第三、四首既叹奸佞之徒引狼入室，朝中衮衮诸公束手无策，又叹自己空有一番才略，报国无门。"一尊山馆共谁论？"一名乡村穷塾师，谁能听取你的意见呢？

时局不仅没有好转，不久英军舰又驶往浙江沿海，相继占领了镇海、宁波。左宗棠在山村中听到了这些消息，越发忧虑。他写信给贺熙龄说："国家就败坏在几个庸臣、奸佞之手。竟没有一个敢说话的人。时局坏到这样，真是古今未有！"他还抱希望于林则徐，认为只有林则徐复出，收拾局面，还能固守东南半壁。但他也慨叹："恐怕通翁是出不来了。"他还说："天下没有不能办好的事，没有不能战胜的敌人，也不是缺乏会办事、能克敌制胜的人物。"无疑，他认为西方列强是可以战胜的，他也有雄心为国驰驱，求长治久安之策。但他也认识到："目前局势败坏到这样，要改变朝廷中昏庸腐朽的现状，一时是不可能的。"他只有慨叹"国家前途茫茫"，也渐渐由积极变为消极。

第二年（1842年），英国军舰由吴淞口沿长江长驱直入，开到南京城下。清朝廷在大炮口下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偿鸦片烟款，五口通商，承认领事裁判权和内河航行权等。鸦片战争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一战。实际上清军并没有认真作战，只是挨打。《南京条约》签订，从此我神州大好河山就陷入英、法、俄、日、德等西方列强包围、瓜分的局面。

左宗棠在小淹听到这一连串不幸的消息，既气愤又忧伤，他向贺熙龄说："时局到了这步田地，真梦想不到，古今所未有，纵有能人出来，也无能为力了。"他感到世事茫茫，前途黯淡，思想变得十分消沉，想找深山僻处，隐居下来。

鸦片战争中，左宗棠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乡村教师，"身无半亩"的平民，但也是"心忧天下"的爱国者，怀着满腔报国热情，积极地为抵抗外国侵略出谋划策，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难道没有考虑到他自己的卑微的地位吗？他恐怕是太不自量力了。但是，他的哲学是"尽其在我"，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儒教传统下的一项优良品德。当然，他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他的善良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于是，他想逃避这丑恶的现实。"苟全性命于乱世"，这是诸葛亮的哲学。但是时代已不同，要找一个桃花源已不可能了。诸葛亮终究会被请出来。这是时代的不幸，也是时代的大幸！

鸦片战争之后，左宗棠想"买山而隐"，但他是个"无产者"，祖传的几十亩薄田已送给了寡嫂。他在陶家坐馆，每年得到束脩200两银子，省吃俭用，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手中有了些积蓄，于是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了70亩地。他自己设计、建造了一座小庄园。园内除了稻田外，还有坡地和水塘。他在屋门前题署了"柳庄"二字。他高兴地说："从此我才有个家了。"

第二年秋天，周夫人率领三个女儿从湘潭迁来。王太夫人疼爱女儿和外孙女，也带了孙女同来。左宗棠虽然仍在安化教书，但也经常回家，一家人热热闹闹。王太夫人从前教儿女读诗，现在又教孙儿女、外孙女读书。每天晚上，全家欢聚在一起。孩子们朗诵唐诗，一会儿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隔会儿又是"床前明月光……""慈母手中线……"引起全家一阵阵的欢笑。念诗声和欢笑声一直传到大门外。

周夫人来柳庄后两年，孝威出生。那年正值久旱。左宗棠在安化教馆，八月的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中雷电大作，似乎紧紧缠绕了他的身体，窗外大雨如注。醒来后很高兴，以为久旱该下雨了。几天后柳庄的信到，正是做梦的那天周夫人产下一男婴。因此宗棠给他取个号，名"霖生"。因为得子迟，夫妇二人都很钟爱。宗棠不常在家，周夫人亲自管教孝威。三岁就教识字。周夫人用薄木片削成一寸见方的字片，写上《千字文》，每天教孝威认几个字。她又找了一本旧书《养正图》讲解给他听。那是一本讲述历代好人好事的书，一边有文，一边有图。她对儿子很严格，坐立姿势不规矩，衣履不整洁，都要教导他改正。

周夫人自得了肝病后，一般都素食。家中省俭度日，平时也少吃鱼肉，只有逢年过节，祭祀祖先，或是来了客人，这才宰鸡杀鸭。初一、十五是"打牙祭"的日子，全家上下都有肉吃。这时总是烧一大锅厚厚肥肥、五花三层的"拳块肉"，加上青葱和调料，香喷喷、热腾腾的，这是孩子们最高的时候了。周夫人总是将肉先送给工人和仆妇们吃。平日她对仆妇们很慈爱体贴，仆妇患病时，她必去看望，并送药去。仆妇们和她感情很好，当她们辞工回家时，常常是含着一泡眼泪离开。周夫人对邻里中的贫苦残疾人，总想法周济他们一些，虽然自己也并不富有。

左宗棠是在农村长大的，自幼就在田头劳动，对农业既爱好也熟悉。会试三次失败后，就开始钻研农业，勤读古今农书，还亲自从事农业试验。在湘潭周家时，就种植桑树，养蚕、缫丝。周夫人也理解和支持他。她认为，民以食为天，宗棠重视农业，具有远见。他们写诗互相唱和，歌颂种桑、养蚕和从事农业的乐趣，周夫人诗说："树艺养蚕皆远略，从来王道重农桑。"周夫人最了解宗棠，当时局势昏暗，暂时退藏溪山。她安慰宗棠："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了此生。"(《秋夜偶书寄外》）尽管农业十分重要，也有无穷乐趣，但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危急存亡之际，左宗棠满腔爱国热情，他决不可能一辈子退隐深山的。

左宗棠那时大部分时间还在安化，每次回到柳庄，他就专心钻研农事，兴致勃勃，似乎忘了自己曾一再嗟叹的时事。柳庄虽小，总是自己占有的一块试验基地，除了水稻外，还种茶、桑、竹和其他树木，也养蚕、种菜、种花等。他雇用了少数有农业经验的长工师傅，农忙时还雇用短工帮忙。每次从安化回来，就和雇工一起下地，进行各项农业试验。每天早晚在田垄上巡视农作物生长情况，自己起了一个别号："湘上农人"。他准备在种桑、竹、蔬菜的经验成功后，推广到农民中去，让广大农民都获得利益。他的农桑业都很成功，茶园收入可以了清当年的农业税。湘阴现在盛产茶，就是他那时首倡和推广的。

在柳庄的生活，是他一生中从事农业活动比较集中和频繁的一段时期，他说，"少小从事陇亩"，"于农书探讨颇勤","于农事颇有所窥"。从农书上学到一些方法，作为理论指导；同时向老农学习，通过亲自种植来验证其效果，这是一种科学种田的方法。他自认在所钻研的学问中最优长的是农学，而不是地理、军事、政治等。他俨然以农学家自居，还批评当时的农学家与当时各类学者犯了同样的毛病："急于求成，目光短浅，自误误人。"他写信给同学罗研生说："近人著书，多选那些易于成名的空洞内容，有关实用者绝少。我近来读了不少新书，真正好书不过数种而已。可见学问之敝和人才之衰！我认为农事为人生第一要务。这方面的书又特别少。我早就想写一部农书，这也是人世间不可少的书。"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刚27岁时，就写过一篇《广区田图说》，极力推广古代分区种田的区田制，他认为有六善三便，可以节水、省肥、积水保墒、防虫害、省劳力、亩产高等。到柳庄后，他的农业经验更为丰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写了一部《朴存阁农书》,"朴存"是他自己起的别号，书共十余卷，分门别类叙述各种农事。他去世后，这部残稿还存留在家中，以后几经变乱，已失散了。

柳庄是个美丽的地方，有山有水，左宗棠很爱柳庄，也从农业劳动中充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他曾把这段田园生活描绘给贺仲肃（贺熙龄的儿子）听，他说："我每天和工人们忙忙碌碌，在田间劳动。看到秧苗茁壮地长出来，田水琮琤流过，鸟儿在枝头乱鸣，湿润的泥土里露出一片片新草。多么美好的景象！我真想邀请知心好友到柳庄来，一同领受这段乐趣呢。"

他在柳庄村前屋后种了十来棵梅树。每到冬尽春来，梅花盛开，一片红艳，幽香扑鼻，给寂寥的山村增添了无限生机。他从安化乘舟归来，风雪载途，看到村前梅花在寒风中怒放，妻女迎候门前，真正感受到天伦之乐了。后来他请友人杨季鸾（字紫卿）将梅花画下来，题了一首诗，诗中有句云：

柳庄一十二梅树，腊后春前花满枝。

······

大雪湘江归卧晚，幽怀定许山妻知。

他是想将柳庄经营成一个桃花源吧？这是不可能的。他当时的志趣是，一辈子做个农夫，后来曾向友人说："自戊戌（1838年）罢第归来，即拟长为农夫没世。"若干年后他还谈起柳庄这段往事，说："早年我爱好种田种菜，不愿做官，要求不高，容易满足，也不想外出经营活动。这样我才心安理得。"但是，他早年这个希望，后来因时局的迅速变化，终未能实现。

左景伊（1918年5月-2006年8月），左宗棠曾孙，湖南湘阴人，出生于长沙，是我国腐蚀与防护领域的著名科学家，曾任北京化工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金属腐蚀研究所开放实验室（院外）学术委员；曾任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副理事长，化工防腐蚀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全国防腐蚀工程标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高校南迁，毕业于重庆兵工专门学校大学部，后赴美留学。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北京市政协委员、沈阳市政协委员、兰州市政协委员。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