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悄然落下。当时西方媒体大多聚焦于军事胜负，却很少有人看透：蒋家王朝的崩塌，与其说是被枪炮打垮的，不如说是被失控的资本浪潮彻底击沉的。从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到1949年仓皇退踞台湾，这二
被资本击沉的蒋家王朝
文/白鸽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悄然落下。当时西方媒体大多聚焦于军事胜负，却很少有人看透：蒋家王朝的崩塌，与其说是被枪炮打垮的，不如说是被失控的资本浪潮彻底击沉的。从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到1949年仓皇退踞台湾，这二十二年的统治史，本质上是一部官僚资本疯狂吸血、外国资本深度绑架、民族资本彻底绝望的衰败史。资本本应是政权的滋养剂，却在蒋家王朝这里变成了腐蚀根基的毒药，最终在军事溃败的表象下，完成了对这个政权的致命一击。
一、官僚资本：寄生在政权上的吸血毒瘤
蒋家王朝的资本体系里，最致命的癌细胞是“四大家族”主导的官僚资本。这种把国家权力当生意做的资本模式，从政权建立之初就埋下了祸根，随着时间推移长成了吞噬一切的巨兽。它不是通过正常的生产经营积累财富，而是靠着“枪杆子护着钱袋子”，用行政垄断、巧取豪夺的方式，把整个国统区的经济变成了私人提款机。
发家起步：靠“反革命生意”完成原始积累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刚在南京站稳脚跟，就迫不及待地把权力变现。他联合宋子文、孔祥熙这些姻亲，首先盯上了最赚钱的金融行业。1928年成立的中央银行，名义上是国家银行，实则成了蒋家的私人金库——发行货币、控制外汇、收取税收全由他们说了算。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时，直接规定所有公私款项必须存入中、中、交、农四家银行，这四家银行的实权全被四大家族把控，等于把全国的资金流攥在了手里。
这波原始积累充满了血腥味。1935年的“法币改革”看似是统一货币的进步举措，实则是一场赤裸裸的掠夺。国民政府强制将民间的白银收归国有，规定只能用法币兑换白银，一斤白银换3元法币。可没过多久法币就开始贬值，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3元法币连半斤白银都买不到了。仅这一项改革，四大家族就从民间搜刮了3亿多盎司白银，相当于当时全国白银储备的80%。有人算过账，这笔钱按当时的物价，能买1.2亿石大米，够全国百姓吃半年。
抗战前的十年里，四大家族靠着金融垄断疯狂扩张。孔祥熙利用行政权力，把中国农民银行变成了“孔家银行”，专门放贷给自家控制的企业；陈家兄弟（陈果夫、陈立夫）则通过“党营事业”，垄断了新闻出版、电影娱乐等行业。到1937年，四大家族控制的资产已达20多亿美元，而当时全国的工业总产值还不到10亿美元。这种靠权力掠夺的资本积累，注定了它从诞生起就带着腐朽的基因。
抗战横财：“国难财”养肥了特权阶层
1937年抗战爆发，本应是全国上下共赴国难的时刻，四大家族却把战争当成了发家的绝佳机会。他们打着“战时统制”的旗号，把钢铁、煤炭、棉纱等战略物资全部纳入管控，然后通过“官办企业”低价收购、高价卖出，中间的差价全进了私人腰包。
孔祥熙的操作堪称“教科书级”的贪腐。他担任行政院长期间，让儿子孔令侃开办扬子公司，专门负责进口抗战物资。美国援助的药品、钢材运到中国后，先由扬子公司加价50%卖给政府，再由政府按原价配给前线。前线士兵缺医少药，孔令侃却在上海租界开起了豪华夜总会，一场舞会的花费就够一个团的士兵吃三个月。1943年河南大饥荒，百姓饿死300多万人，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伟却从重庆空运口红、香水到上海，光运费就花了相当于2000个农民一年的收入。
最让人愤怒的是对军饷的克扣。宋美龄掌管空军期间，全国民众捐钱“献机祝寿”，凑够了能买1300架飞机的资金，最后实际买到的能用战机只有95架，剩下的钱全被她存到香港的外国银行吃利息。前线士兵吃的是掺沙子的米饭，穿的是露脚趾的草鞋，而四大家族在重庆的别墅里却摆满了进口奢侈品。美国记者白修德在报道中写道：“中国的特权阶层在战火中建造了天堂，而天堂的地基是千万百姓的尸骨。”
据美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估算，抗战期间四大家族的资产从20亿美元暴涨到80亿美元，增长了4倍。而同一时期，国统区的工人工资购买力下降了90%，农民的土地兼并率上升到35%。这种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路有冻死骨”的反差，让官僚资本彻底失去了道义基础。
胜利劫收：把“光复区”变成“掠夺区”
1945年日本投降，全国民众盼来的不是和平与重建，而是四大家族更疯狂的“劫收”。国民党大员打着“接收敌产”的旗号，像饿虎扑食一样冲进沦陷区，把日本人留下的工厂、房产、物资全部分赃。这场被时人称为“五子登科”的掠夺（抢金子、车子、房子、女子、票子），成了压垮民心的关键一根稻草。
接收过程的混乱与贪婪令人发指。上海的三菱工厂值2000万美元，被接收大员以200万美元的低价卖给了宋子文的公司；北平的1000多家商铺，有80%被官员以“敌产”名义霸占；南京的汪精卫公馆，竟被5个部门同时贴上封条，最后谁的后台硬归谁。更荒唐的是，有些汉奸提前给重庆官员送了礼，摇身一变就成了“地下工作者”，反而帮着接收大员搜刮百姓。
当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上滚来的，地上滚来的不如地里钻出来的”——乘飞机来的大员抢不过坐汽车的，坐汽车的抢不过当地潜伏的特务。著名记者陶菊隐用“饥鹰满天飞，饿虎就地滚”来形容这场景。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的劭毓麟后来回忆：“个人或有‘五子’而‘登科’，政府却因此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这场劫收让沦陷区的经济彻底崩溃。国民政府规定法币与伪中储券的比值为1:200，意味着沦陷区百姓手中的钱一夜之间贬值200倍。上海一位教师存了3000伪币，本来能买两头牛，兑换成法币后连一斤猪肉都买不起。而接收大员们却靠着这种汇率差，用一堆废纸换走了百姓的真金白银，仅上海一地就有10万家庭因此破产。
二、美国资本：从“援助”到“绑架”的致命陷阱
如果说官僚资本是蒋家王朝的内伤，那美国资本就是插在它身上的吸血导管。蒋介石从建立政权起就抱上了美国的大腿，把“美援”当成救命稻草，却没想到这根稻草最终变成了绞索。美国资本通过援助、条约、投资等多种手段，一步步控制了国统区的经济命脉，让蒋家王朝变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附庸，最终在依赖中走向毁灭。
条约陷阱：《中美商约》卖断国家主权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被后人称为“新二十一条”的条约，彻底把中国变成了美国资本的倾销市场。条约表面上规定“双方平等”，但当时中国的工业实力根本无法与美国抗衡，所谓的“平等”不过是个笑话。
条约里的每一条都藏着杀机：美国商品可以无限制进入中国，关税低至5%以下；美国企业可以在中国随便开厂、采矿、租地，享受“国民待遇”；美国军舰可以在中国的任何港口自由航行，包括军事禁区。更狠的是，美国资本还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全国总税务司由美国人李度担任，中国的税收政策得看美国脸色。
条约签订后，美国商品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市场。上海的永安公司里，美货占了80%，从牙膏、肥皂到汽车、机床，几乎垄断了所有品类。美国的面粉以低于中国成本价30%的价格倾销，让本来就艰难的中国面粉厂纷纷倒闭——1947年一年，上海就有120家面粉厂破产，占总数的70%。“无货不美，有美皆备”成了当时国统区的真实写照，而民族工业则在美货的冲击下奄奄一息。
美国资本还趁机控制了中国的战略资源。山东的铝矿、台湾的石油、云南的钨矿，全被美国公司以“合作开发”的名义霸占。粤汉铁路被卖给美国通用公司，沿海渔权被出让给美国渔业公司。到1948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0%以上，而1936年这个比例还只有8%。蒋家王朝为了换得美国的支持，几乎把国家主权打包卖掉了。
援助骗局：38亿美援喂肥了特权阶层
从抗战到内战，美国给了国民党政府38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本应用来改善民生、装备军队，却大部分进了四大家族的腰包。美国总统杜鲁门后来暴怒地说：“他们从美国援助中偷走了7.5亿美元，投资到了纽约和巴西的房地产。”
美援的分配全由四大家族把控，前线士兵能拿到的少得可怜。1947年，美国援助的10万吨面粉运到中国，其中6万吨被孔祥熙的公司倒卖，剩下的4万吨里，还有2万吨被官员们克扣带回家。淮海战役期间，美国援助的3000吨粮食，有80%被孔令侃调包倒卖，前线士兵三天没饭吃，只能啃树皮、吃皮带，而孔令侃却在上海搂着明星喝红酒。
更荒唐的是，宋美龄1943年去美国“求援”，募到4亿美元捐款，实际投入抗战的只有1亿美元，剩下的3亿美元不知所踪。美国联邦调查局后来查到，这些钱被宋美龄存在了宋家的私人账户里，一部分用来在纽约买了写字楼，一部分投资了巴西的咖啡园。杜鲁门得知后，公开骂宋家人是“窃贼”，说“美国的援助不是用来养肥中国特权阶层的”。
美援不仅没起到救命作用，反而加剧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拿到美援后，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用来印钞票打内战。1947年，国统区的财政支出有50%以上靠美援支撑，而这些钱最终都变成了废纸一样的法币，让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
战略绑架：为美国利益打一场必输的内战
美国对蒋家王朝的援助从来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带着明确的政治目的——让中国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前哨。1946年，美国力促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就是想把中国变成“反共堡垒”。蒋介石为了抱住美国这条大腿，不顾国内民生凋敝，硬是把国家拖进了内战的深渊。
美国不仅提供资金和物资，还直接介入中国内战。美国军事顾问团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编制、装备、训练和补给大权，甚至直接指挥作战。国民党的重要战役，都得先报美国顾问团批准，完全失去了战略自主权。1947年，美国顾问团强令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不顾后勤补给困难，结果导致西北战场全线溃败。
更致命的是，美国的援助总是“恰到好处”地吊着蒋介石的胃口。1948年淮海战役关键时期，美国突然暂停援助，理由是“国民党军队作战不力”。蒋介石派宋美龄去美国求援，杜鲁门根本不见她，只让国务卿艾奇逊带话：“美国不能把钱扔到无底洞里。”没有了美援的支撑，国民党军队的补给彻底中断，30万大军被解放军包围，最终全军覆没。
蒋家王朝把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却没想到美国只把它当成棋子。当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时，美国立刻开始“弃蒋保台”，把战略重心转向台湾。这种被抛弃的结局，从蒋介石决定依赖美援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
三、民生崩塌：资本狂欢下的百姓绝境
官僚资本的掠夺和美国资本的入侵，最终都转嫁到了普通百姓身上。从1945年到1949年，国统区的经济彻底崩溃，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失业潮、饥荒接踵而至。资本在顶层疯狂狂欢，而底层百姓却在死亡线上挣扎，这种强烈的反差让民心彻底背离，蒋家王朝失去了最根本的统治基础。
货币灾难：法币变废纸的疯狂岁月
1937年抗战爆发时，法币的发行额只有14亿元，到1945年8月涨到5569亿元，增加了394倍。可这还只是开始，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为了筹集军费，开始疯狂印钞票，法币发行量像坐火箭一样飙升：1946年底3.7万亿元，1947年底33万亿元，1948年8月更是达到663万亿元，三年间增加了1191倍。
货币超发带来了灾难性的通货膨胀。100元法币在1937年能买两头牛，1941年能买一口猪，1945年能买一条鱼，1946年能买一只鸡蛋，1947年只能买1/3盒火柴，到1948年8月，连一粒米都买不到了。上海街头流传着一个笑话：有人用一麻袋法币去买米，结果米没买到，麻袋还被小偷抢走了——小偷觉得麻袋比钱值钱。
物价上涨的速度让人绝望。1948年的上海，早上一碗面卖1万元，到了中午就涨到2万元，饭馆老板得随时改价目表。百姓拿着钱得赶紧花掉，不然过一会儿就贬值了。有人形容当时的生活：“早上是万元户，晚上变穷光蛋。”很多家庭把多年积蓄换成了实物，甚至有人囤积肥皂、火柴这些日用品，因为它们比钱更保值。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推出金圆券改革，想挽救经济。规定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强制百姓把黄金、白银、外汇换成金圆券，号称“发行限额20亿元”。可仅仅三个月，金圆券的发行额就突破了200亿元，物价再次暴涨。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金圆券发行额达到67万亿元，10个月涨了24万倍。这次改革成了对百姓的最后一次掠夺，政府从民间收走了165万两黄金、900多万两白银，这些财富后来被秘密运往台湾，而百姓手里的金圆券却变成了废纸。
生存危机：失业与饥荒的双重绞杀
经济崩溃带来了严重的失业问题。1947年，国统区的失业人数达到1600万，仅上海就有200万人找不到工作。民族工业的倒闭是失业的主要原因——1946到1948年，天津的工厂倒闭了70%，重庆倒闭了60%，武汉倒闭了50%。荣氏家族的申新纱厂，从抗战前的12家缩减到1948年的3家，工人从8万人减到1.2万人。
失业工人的生活苦不堪言。上海的街头到处都是流浪者，他们白天捡垃圾，晚上睡在桥洞下。有记者看到，冬天的黄浦江边，每天都有冻饿而死的人被拉走，最多的时候一天拉了300多具。那些还有工作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工人的工资赶不上物价上涨，1947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能买2袋面粉，到1948年只能买半斤。
农村的情况更惨。官僚资本和地主勾结，大量兼并土地，1947年国统区有40%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加上连年战乱和自然灾害，1946到1948年，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爆发了严重的饥荒。河南大饥荒时，百姓吃草根、树皮，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而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开仓放粮，还把粮食运到前线打内战。当时的《大公报》报道：“河南饿死300万人，而政府的粮库却堆满了粮食。”
百姓的绝望在1948年达到了顶点。上海的学生喊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工人举行大罢工，连公务员和教师都加入了抗议队伍——他们的工资根本养活不了家人。当一个政权连百姓的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时，它的覆灭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中间阶层的背叛：从希望到绝望的转身
蒋家王朝的崩溃，不仅在于失去了底层百姓的支持，还在于彻底失去了中间阶层的信任。民族资本家、知识分子、小商贩这些曾经对国民党抱有希望的群体，在资本的掠夺和压迫下，一步步从失望走向绝望，最终选择了抛弃这个政权。
民族资本家的遭遇最具代表性。荣氏企业的创始人荣德生1946年被绑架，绑匪索要100万美元赎金，而背后操纵绑架的竟是国民党军警。荣家花了60万美元“办案费”才把人救出来，这件事让荣德生彻底心寒。荣氏企业在美货倾销和官僚资本的挤压下，1948年几乎全面停产，荣毅仁后来回忆：“国民党政府对民族资本只有盘剥，没有支持，我们当时觉得，共产党再差也不会比他们更糟。”
知识分子群体也对国民党彻底失望。1947年，北平、天津585名教授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停止内战，却遭到国民党的打压。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常委杜斌丞被枪杀，主席张澜感慨：“老蒋的天下，就没中间力量的生路。”很多教授连饭都吃不上，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只能靠卖书、卖衣服度日，而四大家族却在大肆挥霍，这种反差让知识分子彻底站到了国民党的对立面。
小商贩和普通市民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们本来是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基础，却在通货膨胀和官员勒索中失去了生计。上海的小商贩说：“以前盼国民党，觉得能安稳做生意，现在天天被官员敲诈，被美货挤垮，这日子没法过了。”当解放军进入上海时，百姓们自发欢迎，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政权或许能给他们一条活路。
四、军事溃败：资本腐蚀下的军队垮台
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不仅取决于武器装备，更取决于内部的凝聚力。而蒋家王朝的军队，早已被资本腐蚀得千疮百孔。从军官克扣军饷、倒卖物资，到派系林立、各自为政，这支靠金钱维系的军队，在真正的战斗中不堪一击。淮海战役的惨败，本质上是资本腐蚀军队的必然结果。
军需黑洞：当官的发财，当兵的送命
国民党军队的军需系统，早已成了官员们发财的工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军官层层克扣军饷，士兵能拿到的只有零头。1948年，国民党士兵的名义月薪是50万金圆券，可实际到手的还不到10万，这点钱连一天的饭都买不起。很多士兵只能靠偷老百姓的东西度日，军纪涣散到了极点。
更可恨的是倒卖军需物资。淮海战役期间，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唯一的希望是空投补给。可孔令侃却利用家族关系，垄断了空军的运输舱位，把本该运往前线的粮食、弹药换成了富商的私人物品，高价倒卖。有美军顾问看到，运输机里装的不是军粮，而是高级红酒、化妆品，气得拍桌子骂人，却被宋美龄压了下来：“战争时期，大家都不容易。”
前线士兵的惨状让人落泪。第12兵团的士兵李德胜在日记里写道：“三天没吃饭了，长官说空投马上到，可只看到飞机飞过，没看到一粒米。”他的连队饿死了一半人，有人吞枪自杀，尸体被战友分食。黄维连发12封电报求援，南京的回复却是“运输紧张”。直到被俘后黄维才知道，那些本该救他们命的物资，全被孔家倒卖了。
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也成了官员们的摇钱树。1947年，美国援助了1000辆坦克，其中300辆被军官卖给了黑市，最后落到了解放军手里。有记者调查发现，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入库就少三成，运输又少三成，到前线只剩三成”，而这消失的七成全被官员们倒卖牟利了。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打胜仗？
派系林立：资本维系的利益共同体
蒋家王朝的军队从来不是一支统一的军队，而是由各个派系组成的利益共同体。蒋介石靠着“黄埔系”控制核心力量，却无法摆平桂系、滇系、晋系等地方军阀。这些军阀之所以听蒋介石的，不是因为“忠心”，而是因为能从蒋介石那里拿到军饷和物资，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交易”。
地方军阀把军队当成私产，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管国家死活。淮海战役时，蒋介石命令白崇禧出兵增援，白崇禧却因为和蒋介石有矛盾，硬是按兵不动。傅作义在北平拥兵自重，看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却只顾着和共产党谈判，保全自己的实力。就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存在严重的派系斗争——胡宗南、汤恩伯、杜聿明各自为战，互不配合。
这种派系林立的局面，在资本的腐蚀下更加严重。军官们为了争夺军饷、物资，不惜互相倾轧、陷害。1948年，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想调动邱清泉兵团增援黄维，邱清泉却因为杜聿明没给他足够的好处，迟迟不肯出兵，最终导致黄维兵团全军覆没。有士兵说：“我们不是被解放军打败的，是被自己人坑死的。”
更可笑的是，国民党军队里还流行“买官卖官”。一个师长的职位能卖50万美元，一个团长卖10万美元。买官的人上任后，自然要拼命克扣军饷、倒卖物资，把买官的钱赚回来。这样的军队，已经从根上烂透了，根本没有战斗力可言。
士气崩塌：失去信仰的军队不堪一击
一支军队的灵魂是信仰，而蒋家王朝的军队早已失去了灵魂。士兵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战，当官的只知道发财，当兵的只知道混日子，这样的军队在面对有信仰、有纪律的解放军时，自然一触即溃。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投降潮成了奇观。仅1948年11月，就有10万国民党士兵投降。这些士兵投降后，拿到解放军分发的粮食和衣物，感动得流泪说：“解放军才把我们当人看。”很多国民党军官也选择了起义，比如傅作义、陈明仁，他们看透了蒋家王朝的腐朽，不愿再为其卖命。
即便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士气也低落到了极点。第5军是国民党的“王牌军”，淮海战役时，士兵们在战壕里刻着“杀尽贪官”的字样，根本没有战斗意志。当解放军发起总攻时，很多士兵直接放下武器，有的甚至调转枪口打自己人。
美国军事顾问团在报告中写道：“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不是因为武器落后，而是因为士气崩溃。士兵们厌恶内战，痛恨腐败，他们不愿为一个腐朽的政权卖命。”这句话道破了关键：当资本腐蚀了军队的灵魂，再先进的武器也救不了它。
五、历史镜鉴：资本失控的必然结局
1949年12月，蒋介石在台湾发表“新年文告”，把失败归咎于“共匪叛乱”“国际形势不利”，却始终没反思根本原因——失控的资本彻底摧毁了他的政权。蒋家王朝的覆灭，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资本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推动发展，用不好就会反噬政权。
官僚资本与政权的共生毁灭
蒋家王朝的悲剧在于，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了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四大家族既是政权的掌控者，又是资本的所有者，这种“政商一体”的模式必然导致腐败。当权力可以随意变现，当资本可以不受约束地掠夺，政权就会失去民心，最终在腐败中崩溃。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明末的东林党集团，既是官僚又是大地主，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向富人征税，导致国家财政崩溃，最终在农民起义中灭亡。蒋家王朝重蹈了明末的覆辙，四大家族就像明末的东林党，只知敛财，不顾国家，最终被历史抛弃。
依附外国资本的致命危险
蒋家王朝把“美援”当成救命稻草，却没想到依附外国资本最终会失去自主权。美国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自身利益，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当蒋家王朝失去利用价值时，美国自然会弃之不顾。这种“靠人不如靠己”的道理，蒋介石到最后也没明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坚决废除了《中美商约》等不平等条约，提出“自力更生”的口号，就是吸取了蒋家王朝的教训。一个国家的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的基础，一旦失去了经济自主权，再强大的政权也会沦为他国的附庸。
民心向背是最终的裁判
蒋家王朝的覆灭最根本的原因，是失去了民心。官僚资本的掠夺、美国资本的压榨、经济的崩溃、军事的腐败，所有这些最终都指向了“民心向背”。当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当民族资本无法生存，当士兵不愿卖命，这个政权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解放军进入上海时，士兵们睡在街头，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和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荣毅仁看到这一幕后，下定决心留在上海，因为他知道，这个政权能给百姓带来希望。“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古老的箴言，在蒋家王朝的覆灭中得到了最深刻的印证。
结语：资本之上应有民生
蒋家王朝的历史，是一部资本失控的警示录。它告诉我们：资本从来不是目的，而是服务于民生的工具。当资本凌驾于民生之上，当权力沦为资本的附庸，当国家主权被用来换取短期利益，政权的崩塌就只是时间问题。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个新政权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打击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业，让资本回归服务民生的本质。这与蒋家王朝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注定了两个政权的不同命运。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教训永远值得铭记。蒋家王朝被资本击沉的悲剧，时刻提醒着后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让资本失控，都不能忘记“民生为本”的初心。因为最终裁判历史的，不是资本的多少，而是百姓的口碑。
来源：白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