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8月，北平街头的欢呼还没散，上海纺织厂的李秀莲已经抱着最后一卷棉纱蹲在厂门口哭——三个月前工头拍着胸脯说“抗战胜利就有饭吃”，现在机器早停了，仓库外头堆着美国布，白花花的像雪，她连孩子下个月的学费都凑不齐。

1945年8月，北平街头的欢呼还没散，上海纺织厂的李秀莲已经抱着最后一卷棉纱蹲在厂门口哭——三个月前工头拍着胸脯说“抗战胜利就有饭吃”，现在机器早停了，仓库外头堆着美国布，白花花的像雪，她连孩子下个月的学费都凑不齐。

南京政府的报纸天天印“中美友好”，可她摸着手里的棉纱想不通：说好的朋友，怎么先把自家饭碗砸了？

转年春天，1946年5月，《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南京签字，上海荣氏纺织厂的老板荣德生把钢笔摔在桌上："这哪是通商？是把中国的产业连根刨了！"

美国棉布以关税减半的特权涌进来，一尺布的价格比国产布低一半，上海民族纺织业半年就倒了七成。

青岛的面粉厂老板蹲在机器旁抽烟，最后把磨盘当废铁卖；重庆钢铁厂的工人扛着工具箱蹲在码头，等了三天没等到活。

街头的"失业登记处"从早排到晚，哭喊声比抗战时的防空警报还让人揪心。

可条约里写着呢：美国企业能在华设厂、购地、走内河航运，中国的关税自己说了不算，本土厂子拿什么跟人家拼？

1946年12月24日，北平东单的路灯刚亮，北大女生沈崇抱着书本往宿舍走，胡同口突然窜出两个美军士兵，一左一右架住她胳膊就往里拖。她拼命喊，声音被风刮碎，二十多个路人贴着墙根走，攥着拳头不敢上前——前几天警察刚在街头贴告示：“美军享有治外法权，军民不得冲突”。

拖到胡同深处，沈崇的棉袄被撕烂，哭喊着挣扎，直到天亮才被扫街的大爷发现。这事捅到报社，七天后美军军事法庭开庭，法官敲着木槌说“证据不足”，当场放人。南京政府的电报跟着到了北平：“学生不得滋事，以免影响中美邦交”，连登了消息的《新民报》都被查封，主编蹲在报社门口叹气：“这哪是办报，是给人家捂嘴”。

可百姓心里有本账。1945年秋天重庆菜园坝车站，一个工人为抢回被美军抢走的米袋，当场被开枪打死，家属去领事馆哭了三天，最后只拿到句“误会”；天津估衣街的绸缎庄被五个美国兵砸了个稀巴烂，老板报官，警察说“管不了”，眼睁睁看着他们扛着布料上车走了。

北平警察署的老档案里记着，光是1946年，城里就有三百多个女人被美军堵着巷子欺负，最小的才十五岁，最后都不了了之——美方来人带走士兵，说是“内部教育”，转头就塞进兵营接着喝酒。国民党外交部的“抗议照会”递了几十次，最后都堆在档案室蒙灰，外长在会上拍桌子骂“岂有此理”，散了会照样陪美国顾问吃饭。

上海的失业工人举着“要饭吃、要活路”的纸牌，从外滩一路堵到市政府门口，领头的老纺织工嗓子喊哑了，手里还攥着被机器轧断的半截手指——那是抗战时为赶工留下的疤，现在连抚恤金都没着落。

南京的学生罢了课，几百人挤在金陵大学门口，举着“美军滚出中国”的白布，风一吹呼啦啦响。

北平更热闹，沈崇事件刚过一个月，学生们从北大红楼出发，喊着“还我主权”往天安门走，警察拿水龙冲，冻得人直哆嗦，可第二天街上的人比前一天还多，连拉黄包车的都停了车，站在路边给学生递热水。

李秀莲把孩子塞给邻居张婶，揣着半个窝头就跟着队伍走。她看不懂标语上的字，只记得昨天女儿放学路上，看见美国兵吹口哨就往家跑，鞋都跑丢了一只。

“美国布让我没饭吃，美国兵让我闺女不敢出门”，她跟旁边的女工念叨，手里攥着那卷没卖出去的棉纱，棉纱边角磨得她手心发疼。

队伍走到法租界口，警察举着警棍喊“维持秩序”，可没人动，一个戴眼镜的学生突然喊：“他们哪是维持秩序？是帮着外人欺负自家百姓！”

这话像点了火，人群里的哭声、骂声混在一起，像开春化冻的冰棱，咔嚓咔嚓往下掉。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的炮声刚响，山东沂蒙的农民王德才已经推着独轮车出门了，车上的小米袋用红漆写着“俺村凑的，战士吃饱打胜仗”，车把上还挂着给伤员熬汤的铜锅。

这样的独轮车从山东、河南、安徽的村子里涌出来，一共600万辆，车夫们蹚过结着薄冰的河，顶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往前送弹药，有的把自家门板拆了给伤员当担架，有的把棉衣撕了给机枪手擦枪管。

有个国民党军官在日记里写：“共军没粮，老百姓把最后一口口粮匀给他们；我们有美械，士兵却要自己去村里挑水——民心早被那边拿去了”。

1949年1月天津解放那天，美军顾问团的汽车刚开出营地，就被市民围起来扔菜叶，司机想按喇叭驱散人群，车窗玻璃先被一块冻硬的窝头砸出裂纹。

之前吹“三个月荡平共军”的蒋介石，看着地图上标红的“共军控制区”从东北一直连到淮河，才发现桌上的“美械师装备清单”根本抵不过街头的民心——山东的国民党兵成批往解放军那边跑，排长问为啥，士兵抹把脸说“俺娘托人带信，说解放军到村里不抢粮，还帮着修水渠”；上海的绸缎庄老板趁着夜色，让伙计扛着几匹洋布往郊外送，见了解放军干部就说“这是俺们凑的，国民党和美国绑在一起吸咱们的血，再不换天，中国就成殖民地了”。

城防工事里的机枪手盯着城外，见老百姓挑着担子往共军阵地送鸡蛋，自己水壶里的水却要靠长官用金条去黑市换，枪栓拉得再响，心里早没了底气。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顺着无线电波飘到上海时，李秀莲正抱着刚背上书包的儿子蹲在弄堂口，手里攥着刚领到的工资袋，零钱从袋角掉出来，她笑着去捡，眼泪却砸在儿子手背上。

纺织厂的机器又转起来了，她管的那台织布机上，棉纱印着“上海制造”，再没见过美国布堆在仓库；女儿上学路上，美国兵吹口哨的日子早过去了，街面上巡逻的是戴八角帽的解放军，见了孩子还会笑；前几天报纸头版印着“废除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她不识字，听车间主任念时，手里的梭子差点掉地上，想起三年前蹲在厂门口哭的那天，突然觉得这眼泪跟那时候不一样了。

后来孙子问她“奶奶，当年那么多人推独轮车帮解放军，图啥呀？”她摸着孙子书包上的红星，手指在磨破的补丁上蹭了蹭：“不图啥，就图自己能吃饱饭，孩子能安心上学。谁让老百姓过不上好日子，谁就得被撵走，这不是谁规定的，是人心长着眼睛呢。”

来源：哦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