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和叙利亚1956年就建交，但长期关系平淡。真正有点火花，是阿萨德家族执政，尤其是巴沙尔上台之后。2011年叙利亚战争打起来，中国在联合国几次投反对票，挡住西方推动的推翻阿萨德提案。这是基于一个一贯原则，反对外部干预别国内政。俄罗斯、伊朗在这一点上和中国站到

编辑：香瓜

2024年底叙利亚政权崩塌的速度令人震惊。

阿萨德家族统治超过半个世纪，从哈菲兹到巴沙尔，政权根基看似牢不可破，却在短短十二天内土崩瓦解。

11月27日，哈耶特·塔赫里尔·沙姆自伊德利卜发起攻势；12月8日，反对派武装已控制大马士革。

美、俄、伊朗、土耳其全都得重新摆位置。至于中国，外面看好像是丢了个朋友，仔细琢磨却没那么简单。

中国和叙利亚1956年就建交，但长期关系平淡。真正有点火花，是阿萨德家族执政，尤其是巴沙尔上台之后。2011年叙利亚战争打起来，中国在联合国几次投反对票，挡住西方推动的推翻阿萨德提案。这是基于一个一贯原则，反对外部干预别国内政。俄罗斯、伊朗在这一点上和中国站到了一边。

全世界的聚光灯瞬间打在了莫斯科和德黑兰身上，大家都在盘算着俄罗斯和伊朗这对旧日盟友的损失。然而，当旧棋盘被猛地掀翻，一个长期以来被视为“非玩家”的角色，却可能成为重塑牌局的关键。这张牌，就是中国。阿萨德的离去，对北京而言，并非战略挫败，反而像一把钥匙，意外打开了一个长期被压抑、独具中国特色的“危机介入工具箱”。

首先得把一件事说清楚，网上流传的所谓“中国损失三万亿市场”的说法，纯属夸大其词。根据2023年的数据，双边年贸易额撑死也就三四亿美元，这个规模，基本上和中国跟阿富汗的贸易量在一个水平线上。

这点“轻资产”反而成了北京现在最大的优势。没有历史包袱，意味着不用为旧政权的倒台而哀叹，更不必背负任何道德或经济上的债务。无论是谁在大马士革掌权，中国都可以像一张白纸一样，从零开始与对方建立合作关系。

过去，中国企业不是没动过心思。2017年就有公司计划投资20亿美元，但最终真正落地的项目寥寥无几，规模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美国在2019年推出的《凯撒法案》。

这个法案像一道紧箍咒，严禁任何实体参与阿萨德政权主导的重建，否则就会面临严厉制裁。这正是中国此前迟迟未大规模入场的核心原因。但现在，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随着阿萨德的离开，新政权的出现，等于在法理上为中国绕开这道枷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操作空间。法案的核心是“禁止与阿萨德政权合作”，而现在合作的对象变了。

中国人做生意的方式很直接，就像那个广为流传的比喻：美国人来了先问“你有没有自由”，而中国人来了先问“你有没有电”。这个看似玩笑的比喻，精准地道出了中国模式的核心竞争力——“需求驱动”，而非“价值观驱动”。

在叙利亚，这个模式的吸引力是致命的。常年战火导致全国约70%的基础设施被摧毁，世界银行估计重建成本超过4000亿美元。对于这样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什么人权、民主的宏大叙事都显得苍白无力，恢复供电、修好公路、重建医院才是最迫切的民生痛点。

中国的投资逻辑恰恰与此完美契合。我们提供贷款和投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只专注于项目本身。这种剥离了意识形态的“非政治化资本”，对于急需外部输血的战后国家来说，简直无法抗拒。它在各方势力眼中，都是风险最低、效率最高的重建伙伴。

当然，中国也没打算单打独斗。沙特阿拉伯已经放出风声，愿意投资数十亿美元用于重建。北京完全可以扮演一个“资金与项目整合者”的角色，利用自身强大的基建能力和工程经验，将沙特的资本、伊朗在该地区残存的影响力，以及叙利亚本地的需求整合起来，构建一个多方协调机制，既能分摊风险，又能放大效能。

如果说资本是中国的硬实力，那么一种独特的“等距离外交”就是北京的软实力。面对叙利亚内部派系林立、外部大国利益交错的碎片化格局，中国的策略非常明确：不选边，不站队。

这种中立姿态，让中国成为了唯一能与几乎所有关键方进行沟通的“桥梁”，从而获得了无可替代的斡旋地位。这不是空谈，2023年3月在北京上演的那一幕就是最好的证明。当中国成功促成沙特与伊朗这两个宿敌握手言和时，全世界都看到了北京作为中立调解者的能力和信誉。

如今，这个成功经验完全可以复制到叙利亚的牌桌上。对内，中国采取观察而非介入的策略。比如在苏韦达省，德鲁兹派与贝都因部落爆发冲突，中国的反应是呼吁对话，克制表态。这种“不干涉”的态度，反而赢得了各派系的初步信任，使北京成为一个各方都愿意接触的外部力量。

对外，中国更善于利用矛盾，而非试图去解决矛盾。比如土耳其和美国，虽然都与叙利亚反对派有联系，但在库尔德问题上却是针锋相对。安卡拉支持反对派，但极度反感美国扶植库尔德武装。华盛顿则需要库尔德人作为地区盟友。中国恰恰可以利用这种结构性冲突，在夹缝中寻找合作的切入点。

今年1月，北京已经通过非正式外交渠道，与艾哈迈德·沙拉领导的过渡政府进行了接触。这完美体现了中国“先做事、后表态”的务实风格。在不急于给予新政权完全合法性承认的同时，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为未来的深度合作预留了充足空间。

谈到叙利亚，中国的安全考量其实非常聚焦，甚至可以说是单一且具有防御性的。北京的核心目标，不是去争夺地缘控制权，也不是谋求军事存在，而是要建立一道坚固的“防火墙”，阻止极端主义思想和人员的外溢。

中国的核心关切，始终是与“东突”有关联的极端武装分子。北京深切担忧，这些分子可能利用叙利亚的权力真空和混乱局势，坐大成势，甚至回流至新疆，直接威胁中国的西部边境稳定。这才是中国介入叙利亚安全事务的首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动机。

这就从根本上将中国的策略与俄罗斯、伊朗区分开来。俄伊两国此前深度军事介入，是为了保住阿萨德政权这个战略盟友。而中国的安全策略是“非占领性”和“非结盟性”的，我们不想扶植任何代理人，只关心如何消除对自身的直接威胁。

在这个逻辑下，中国甚至可以找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战术盟友，比如土耳其。尽管在许多问题上立场不同，但在反恐这件事上，中土两国却有共同利益。双方都视盘踞在叙利亚北部的某些极端组织为心腹大患，这种共同威胁构成了超越政治分歧的合作基础，比如强化反恐情报的共享机制。

中国的介入将是渐进式和试探性的。初期可能只是提供技术援助、交换情报。如果局势趋于稳定，或许会发展到帮助新政府军进行人员培训和提供非进攻性装备。但有一条底线是明确的：绝不派驻一兵一卒的作战部队，始终将自身与直接的武装冲突隔离开来。

阿萨德的仓皇出走，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舞台，去展示一种完全不同于美俄模式的“建设性介入”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就是以“非政治化资本”为诱饵，以“等距离外交”为身段，以“安全防火墙”为底线。

叙利亚这片废墟，将成为检验“中国方案”能否在破碎国家生根发芽的关键试验田。如果成功，中国收获的将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和战略通道，更重要的是，它将向世界输出一套关于大国责任和国际秩序的新叙事。

这套叙事告诉世界，一个大国的影响力，不一定非要通过航空母舰和精确制导炸弹来构建，也可以通过公路、桥梁、电网和对话来实现。2024年12月8日，当一扇门在莫斯科为巴沙尔·阿萨德关闭时，另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或许正在大马士革为中国缓缓开启。

来源：影史奇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