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这位以严苛著称的君主，临终前却留下了一道奇怪的遗命，郑重其事地写进遗诏，不得追究一个叫曾静的书生的罪责。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操劳一生，留给后世一个铁腕、多疑的印象。

可这位以严苛著称的君主，临终前却留下了一道奇怪的遗命，郑重其事地写进遗诏，不得追究一个叫曾静的书生的罪责。

这个曾静，曾写信痛骂雍正十大罪状，策动封疆大吏造反，是板上钉钉的大逆要犯。

雍正不仅没杀他，反而赦免了他。

龙椅上的余温未散，刚刚继位的儿子乾隆，就把父亲的遗命抛到了九霄云外。

登基不过百日，一道圣旨从紫禁城发出，曾静被从湖南老家抓回京城，处以凌迟。

父亲要保的人，儿子偏要杀。

曾静四十多岁，功名无望，靠着教几个蒙童糊口，是那种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的普通人。

但他有个爱好，爱看禁书，尤其痴迷明末学者吕留良的文章。

吕留良是出了名的硬骨头，坚决不仕清，文章里那股“反清复明”的劲儿，看得曾静热血沸腾。

看久了，曾静便生出一种念头，觉得自己该干点大事。

他秘密写了一本叫《日新录》的书，把道听途说来的各种宫廷秘闻和民间谣言，加上自己的想象，汇编成册，矛头直指当朝天子雍正，痛斥他“弑兄、屠弟、谋父、逼母”。

光写书骂还不过瘾，曾静需要一个能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人。

他把目光投向了时任川陕总督岳钟琪。

这个选择，在曾静看来是天赐良机。

岳钟琪手握重兵，又是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人。

岳飞的后代，能给满清皇帝卖命吗？

他断定，岳钟琪心里一定憋着火。

于是，曾静派自己的学生张熙，化名张倬，带着一封他亲笔写的策反信，千里迢迢去找岳钟琪。

信里，曾静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叫“夏靓”的神秘人物，历数雍正十大罪状，言辞恳切地劝说岳钟琪，要他继承先祖遗志，起兵造反，恢复汉人江山。

这封信对岳钟琪来说，不啻于一颗从天而降的炸雷。

他确实是岳飞后人，但也正因如此，他的处境才格外微妙。

朝廷里盯着他的眼睛不在少数，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

这封信，简直是个烫手的山芋。

岳钟琪辗转一夜，决定将计就计。

他一边好酒好肉稳住张熙，假装对造反很感兴趣，一边套取幕后主使的实情。

天真的张熙以为大事将成，三言两语就把老师曾静卖了个底朝天。

拿到口供，岳钟琪立刻写了一封八百里加急奏折，连同那封要命的信，火速送往京城。

奏折送到紫禁城时，雍正正在批阅奏章。

看完信的内容，据说这位一向深沉的皇帝气得浑身发抖，甚至流下了眼泪。

信里的指控，每一条都精准地戳在他的痛处，尤其是关于他得位不正的谣言，更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按大清律例，曾静这种行为，夷三族都算轻的。

可雍正接下来的操作，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他没有下令就地处决，而是让人把曾静押解到北京，他要亲自审问。

这场审问，不像审问，倒像是一场皇帝对平民的思想辩论会。

雍正没用大刑，反而和曾静坐下来谈。

他让曾静看堆积如山的奏折，看他在上面用朱笔写下的密密麻麻的批示，让他看自己简陋的寝宫。

雍正用事实告诉这个书生，自己每天只睡四个时辰，宵衣旰食，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干那些荒唐事。

曾静彻底懵了。他本以为必死无疑，没想到皇帝竟如此耐心地跟他“讲道理”。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他渐渐相信，自己过去深信不疑的“真相”，不过是些捕风捉影的谣言。

雍正见他态度转变，便让他写悔过书。

曾静写得声泪俱下，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说全是被吕留良的邪说蛊惑了。

雍正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他把曾静的供词、悔过书，连同自己对各项指控的辩驳，亲自整理润色，编成了一本奇书——《大义觉迷录》。

这本书被大量刊印，发往全国各地，要求上至官员下至读书人，人手一册，认真学习。

曾静本人，也被赦免了死罪，摇身一变，成了现身说法的“宣讲员”，到各地巡回演讲，讲述自己是如何被皇帝“感化”的。

当然，雍正的“仁慈”是有选择的。

他放过了活着的曾静，却把屠刀挥向了死了几十年的吕留良。

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挫骨扬灰，其子被斩首，家人学生皆受牵连，著作尽数焚毁。

一宽一严，尽显帝王心术。

雍正十三年，这位勤勉的皇帝突然驾崩。

临终前，他念念不忘曾静一案，特意在遗诏中嘱咐儿子弘历（即乾隆），曾静、张熙二人既已悔过，便无需再追究。

这道赦免令，随着遗诏昭告天下，曾静似乎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乾隆刚即位时，确实没动他。

新皇登基，千头万绪，还顾不上去理会这个湖南乡下的老书生。

可几个月后，当乾隆闲下来，翻开他父亲那本引以为傲的《大义觉迷录》时，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在他看来，这本书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

一个皇帝，居然需要和一个平民去辩论自己皇位的合法性？

这本身就是对皇权至高无上尊严的损害。

书里把那些宫闱秘闻、夺嫡旧事写得清清楚楚，非但没能辟谣，反而等于向天下人广播了一遍，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一个需要费力解释的皇帝，在乾隆看来，是有瑕疵的。

皇权，不需要解释，只需要服从。

父亲留下的这个“仁政”样本，在他眼里，成了一个必须尽快抹去的污点和隐患。

乾隆元年，也就是雍正去世后仅三个多月，一道与先帝遗愿完全相悖的圣旨发出。

乾隆以曾静、张熙“悖乱凶顽，大逆不道”为由，下令将二人重新逮捕归案。

正在湖南老家的曾静接到消息时，瘫倒在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头顶上明明有先帝的“免死金牌”，怎么新皇帝说翻脸就翻脸。

这一次被押解进京，再没有皇帝的促膝长谈。

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审判。

乾隆元年正月，曾静和张熙被押赴菜市口，凌迟处死。

行刑之残酷，史书记载都让人不忍卒读。

他们的家人也未能幸免，男丁充军，女眷为奴。

处死曾静的同时，乾隆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全国范围内收缴并销毁《大义觉迷录》，凡私藏者，一律问罪。

短短数月，这本曾被雍正大力推广、风行一时的“红宝书”，就从世间彻底消失。

雍正想用辩论来征服人心，却反而暴露了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

乾隆则用最酷烈的手段，宣告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天子的是非，不容臣民议论。

一个书生的生死，一本奇书的存废，就这样成了父子两代帝王权力观交接时，最无情也最清晰的注脚。

来源：明镜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