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初夏的风带着一股子温吞的水汽，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像一张撕不掉的保鲜膜。手机在客厅的茶几上嗡嗡地震动，那声音隔着一道玻璃门，显得沉闷又执着，像一只被困在罐子里的飞蛾，拼了命地扑腾。

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正在阳台上侍弄我那几盆半死不活的绿萝。

初夏的风带着一股子温吞的水汽，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像一张撕不掉的保鲜膜。手机在客厅的茶几上嗡嗡地震动，那声音隔着一道玻璃门，显得沉闷又执着，像一只被困在罐子里的飞蛾，拼了命地扑腾。

我慢吞吞地擦干手上的泥，走进客厅。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大伯。

我的心，就像被那震动声搅乱的一池死水，猛地沉了一下。

十五年了。整整十五年，这个号码几乎没在我的手机上亮起过。我们像是活在两个被高墙隔开的世界里，彼此都心照不D宣地不去触碰那堵墙。

我划开接听键，没作声。

听筒里传来一阵混杂着电流声的、沉重的呼吸，像个破旧的风箱，呼啦呼啦地响。

“喂……是小川吗？”

声音苍老、沙哑，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我几乎没法把这个声音和我记忆里那个说话像打雷、走路像刮风的大伯联系在一起。

“嗯，是我。”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块冰。

那边沉默了几秒，似乎在组织语言，又或者是在掂量我的态度。

“那个……小川啊，你最近……还好吧？”

“挺好。”我看着窗外，一棵老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哗作响，“有事吗？”

我不想绕弯子。我和他之间，早就没有了可以用来绕弯子的亲情和寒暄。

“是……是这么个事儿。”他的声音更低了，带着一丝难以启齿的窘迫，“我听说……你那套老房子，拆了？”

“嗯，拆了。”

“那……赔了不少吧？”他问得更小心了，像是在雷区里踮着脚走路。

“还行。”我吐出两个字。

“我……我听人说，赔了……八百多万？”

“八百六十万。”我替他补全了。我就是要让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数字。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我想用它们钉住十五年前的那个 تابوت。

听筒那头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只有那破风箱似的呼吸声在持续。我能想象到他此刻的表情，一定是混杂着艳羡、嫉妒，还有一丝他自以为是的理所当然。

终于，他像是下定了巨大的决心，几乎是喃喃自语般地说了出来：“小川啊……你看，你堂弟……他要结婚了，女方那边要三十万彩礼，还要在县城买房……大伯这儿……实在是周转不开了。你看你现在……手头这么宽裕，能不能……先借给大伯三十万？等我们缓过来了，一定还，一定还……”

他的声音到最后，几乎带上了哀求的意味。

我听着，脸上却一点表情都没有。

我走到阳台，推开玻璃门，那股湿热的风立刻涌了进来，带着楼下花园里泥土和青草混合的气味。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对着话筒，一字一顿地，清晰地问出了那个在我心里埋了十五年的问题。

“大伯，”我说，“你配吗？”

电话那头，呼吸声戛然而止。

世界瞬间安静了。

我没等他回答，就挂了电话，然后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我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看着远方的天际线，那里灰蒙蒙的一片，像是积压了许久的尘埃。

八百六十万。

这个数字，在别人眼里是天降横财，是泼天的富贵。可是在我眼里，它是一座坟。一座用一百七十三万的砖，和一条年轻的命砌起来的坟。

而我，在这座坟里，住了整整十五年。

十五年前，我二十五岁，大学毕业没几年，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单位里混日子，工资不多不少，刚好够我一个人吃饱。我和女朋友谈了五年，从大学校园到社会，感情很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我们卡在了一样东西上：房子。

她家里的意思是，可以不要彩礼，但婚房必须有。哪怕小一点，偏一点，也得有个我们自己的窝。

这个要求，在当时的我看来，像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我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一辈子的积蓄加起来，连个首付的零头都凑不齐。我俩那点工资，更是杯水车薪。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种灰色的绝望里。我抽烟抽得越来越凶，常常一个人在阳台上站到半夜。烟头的火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像我那点可怜的希望。

女朋友看我这样，也跟着难受。她好几次跟我说，要不我们再等等，再攒几年。可我们都明白，“再攒几年”是个多么虚无缥缈的词。房价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蹿，我们的工资却像蜗牛一样在地上爬。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大伯找到了我。

那天是个周末的下午，阳光很好，透过老旧的玻璃窗照进我那间租来的小屋，把空气里的灰尘照得一清二楚。

大伯就坐在那片浮尘里，身板挺得笔直，像一棵老松。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手指粗壮，指甲缝里还带着些许黑泥，那是常年干农活留下的印记。

他没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抽着烟，一口接一口，整个屋子很快就烟雾缭绕。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他来找我干什么。我们两家虽然是亲兄弟，但因为我爸早早进城工作，大伯留在乡下，平时走动并不多。在我印象里，大伯是个沉默寡言、脾气有些古板的男人，我们之间，几乎没什么交流。

一根烟抽完，他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报纸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放在了桌上。

“小川，拿着。”他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硬邦邦的。

我愣了一下，“大伯，这是什么？”

“给你的。”他把报纸包推到我面前，“听你爸说，你要结婚，没钱买房？”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像被人当众揭开了伤疤，又窘迫又难堪。

“大...大伯，我……”我结结巴巴，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个男人，就得有个家。”他没看我，眼睛盯着桌上的报纸包，“这里面是钱，够你在城里买套像样的房子了。拿着，去把房定了，别让你女朋友跟着你受委屈。”

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像被一道雷劈中了天灵盖。我死死地盯着那个报纸包，感觉它烫手得像一块烙铁。

“大伯……这……这怎么行？这钱我不能要……”我拼命地摇头。我知道大伯家里的情况，他和我大妈在乡下种了几亩地，养了几头猪，堂哥阿明身体又不好，常年吃药，他们家怎么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

“让你拿着就拿着，哪儿那么多废话！”大伯的眉头皱了起来，语气也重了，“这是我们老张家的事，不能让人家姑娘看扁了！”

他站起身，不容我再拒绝，把报纸包硬塞进我怀里，转身就走。

我抱着那个沉甸甸的包裹，追到门口，只看到他坚硬的背影消失在楼梯的拐角。

回到屋里，我颤抖着手，一层一层地揭开报纸。里面是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串数字，是密码。

第二天，我揣着那张卡，怀着一种做梦般的不真实感，走进了银行。当柜员告诉我，卡里的余额是一百七十三万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一百七十三万。

在那个年代，对于我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拿着钱，在父母和女朋友的惊喜和催促下，很快就买下了一套房子。就是后来被拆迁的那套。地段不错，面积也够大。

领证，装修，办婚礼。一切都像按下了快进键，顺利得不可思议。

我成了亲戚朋友口中“有出息”的榜样，成了丈母娘口中“靠得住”的女婿。我的人生，仿佛一夜之间，从一条泥泞的小路，拐上了一条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我感激大伯。

我把他当成我们家的大恩人。我和老婆商量，以后一定要好好孝敬他。

房子装修好后，我第一时间开车回乡下，想把大伯和大妈接过来住一段时间。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大伯家还是老样子，一个朴素的农家小院，院子里晒着玉米和辣椒。但是，整个院子都笼罩在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和沉寂里。

大妈在厨房里忙活，看到我，只是勉强地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她的头发白了大半，整个人瘦得脱了形，像被风一吹就能刮跑。

我没看到阿明。

“大妈，我明哥呢？”我问。

大妈的身体僵了一下，手里的菜刀“哐当”一声掉在了案板上。她没说话，眼圈却一下子红了。

大伯从屋里走出来，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问他干什么？他在屋里躺着。”他冲我吼了一句，然后对我大妈说，“哭什么哭！客人来了，还不赶紧做饭！”

我被他吼得一愣。

那天中午的饭，吃得异常沉闷。桌上摆满了菜，但我一口都吃不下去。大伯一言不发地喝着闷酒，一杯接一杯，眼睛熬得通红。大妈则是不停地给我夹菜，嘴里念叨着“多吃点，多吃点”，眼泪却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我心里堵得慌，总觉得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

吃完饭，我借口上厕所，偷偷溜到了阿明的房间。

房间很小，光线昏暗，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中药味，混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腐朽的气息。

阿明就躺在床上。

我几乎认不出他了。

记忆里的阿明，虽然从小身体就弱，但总归是个爱笑爱闹的少年。他喜欢画画，他的课本上，墙壁上，所有能画的地方，都画满了各种天马行空的漫画人物。他说他长大了想当个漫画家。

可现在躺在床上的，只是一个枯瘦的、毫无生气的躯壳。他的脸颊深深地凹陷下去，皮肤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蜡黄色，嘴唇干裂，泛着青紫色。他闭着眼睛，呼吸微弱得几乎感觉不到。

床头柜上，放着一摞药瓶，还有一个搪瓷碗，碗里是黑乎乎的药渣。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了，疼得我喘不过气来。

“明哥……”我轻轻地叫了一声。

他没有反应。

我伸出手，想碰碰他，却又不敢。我怕我一碰，他就会像一堆尘土一样散掉。

就在这时，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大伯站在门口，高大的身影挡住了大部分的光线。他的脸隐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

“谁让你进来的？”他的声音低沉而压抑，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闷雷。

“大伯，明哥他……他这是怎么了？”我颤声问道。

“不关你的事。”他走进来，一把将我拽了出去，然后“砰”地一声关上了门，仿佛那扇门背后，是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

回到城里，我心里那股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我开始旁敲侧击地向我爸打听。我爸支支吾吾，最后被我问急了，才叹了口气，说：“你明哥他……心脏一直不好，老毛病了。最近……可能是严重了。”

“那为什么不送他去大医院看？”我急了，“乡下的医疗条件怎么行？”

“你大伯不让。”我爸摇了摇头，“他说……听天由命吧。”

“听天由命？”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能说这种话？钱不够吗？我这里有！”

我说的是实话。那时候，我刚结完婚，手里还剩下一些钱。我想，哪怕是把房子卖了，也得给阿明治病。

我爸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欣慰，有同情，还有一丝我当时看不懂的……愧疚。

“小川，这事……你别管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大伯的脾气，你不知道。他决定的事，谁也改不了。”

我怎么可能不管？

那是我哥，是小时候会把唯一的糖分我一半、会背着我走几里山路去看电影的哥。

我偷偷地联系了省城一家最好的心血管医院，把阿明的情况跟专家说了。专家说，还有希望，可以做心脏移植手术，但是费用很高，而且需要合适的供体。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伯。

我以为他会很高兴，会看到希望。

可我没想到，他的反应，是暴怒。

他在电话里对我大吼：“我说了，他的事不用你管！你安安分分过你自己的日子就行了！你是不是嫌我们家还不够乱？”

吼完，他就挂了电话。

我握着听筒，愣在原地，浑身冰凉。

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那可是他的亲生儿子啊！

从那以后，大过年的，我们两家的走动也几乎断了。每次我爸妈提议回老家看看，大伯总会找各种理由拒绝。

而我，也再没能见到阿明。

我只能通过我爸妈，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

“阿明不行了，现在连床都下不了了。”

“他妈天天以泪洗面，眼睛都快哭瞎了。”

“你大伯……唉，就跟个活死人一样，整天就知道喝酒，喝醉了就打你大妈。”

每一个消息，都像一把小刀，在我心上划下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我被一种巨大的、无力的负罪感包裹着。我住着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开着车，过着人人羡慕的体面生活。而我的堂哥，却在那个阴暗的小房间里，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我好几次都想冲回乡下，把他强行带到医院去。

可我没有。

我懦弱了，退缩了。我害怕面对大伯那张阴沉的脸，害怕面对那个死气沉沉的家。我甚至……我甚至自私地害怕，这一切会毁掉我现在安稳的生活。

人，大概都是这样吧。当幸福来得太容易，就会变得格外珍惜，格外害怕失去。

阿明是在两年后的一个秋天走的。

那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天色阴沉得像一块脏兮兮的抹布。

我接到我爸的电话，他的声音哽咽着：“小川，你明哥……没了。”

那一瞬间，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声音。我手里的杯子滑落在地，摔得粉碎，温热的水溅了我一裤腿，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走了。那个爱画画的少年，那个把梦想画在墙上的少年，走了。

我和我爸妈连夜赶回了老家。

灵堂就设在院子里，一口薄皮棺材停在正中央。大妈穿着一身孝服，跪在棺材前，已经哭不出声了，只是身体在不停地抽搐。

大伯坐在角落的一张小板凳上，背对着所有人，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走过去，跪在灵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头。额头撞在冰冷的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任何安慰的语言，在死亡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葬礼办得很简单。来送行的亲戚不多。整个过程，大伯一句话都没说。他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机械地完成着每一个流程。

直到棺材下葬，填上最后一铲土的那一刻，他才终于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野兽一样，发出一声压抑了许久的、撕心裂肺的嚎哭。

那哭声，不像是在哭儿子，更像是在哭他自己。

葬礼结束后，亲戚们都散了。

我留了下来，想陪陪大妈。

那天晚上，大伯又喝得酩酊大醉，在院子里撒酒疯，又哭又笑，像个疯子。

大妈把我拉到她的房间，反锁上门。

屋子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惨白的月光照进来，把她的脸照得像一张纸。

她拉着我的手，她的手很凉，还在不停地发抖。

“小川，”她看着我，眼睛里是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你是不是……一直都觉得，你大伯他……心狠？”

我沉默了。

“他不是心狠……他……他是没脸啊……”大妈的声音，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一样，破碎不堪，“他没脸去见阿明……更没脸……去见列祖列宗啊……”

我的心猛地一跳，一种不祥的预感，像毒蛇一样缠住了我的心脏。

“大妈……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妈看着我，浑浊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然后，她用一种近乎残忍的平静，告诉了我那个被掩埋了整整两年的，血淋淋的真相。

“小川……你大伯给你的那一百七十三万……是……是阿明的救命钱啊……”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了。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我只能听到自己心脏疯狂跳动的声音，咚，咚，咚，像一面被擂响的战鼓。

大妈的声音，还在继续，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狠狠地扎进我的身体里。

她说，阿明的心脏病，其实早就查出来了。医生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做移植手术，越快越好。手术的费用，加上后期的康复，大概需要一百七十多万。

这个数字，对于他们那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

但是，大伯没有放弃。

他像疯了一样，开始筹钱。他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卖掉了祖上留下来的老宅子，低声下气地去求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

他说，他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救他儿子的命。

那段时间，他瘦了三十多斤，头发大把大把地白了。

可即便这样，凑到的钱，离一百七十万，还差得很远很远。

就在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村里那片一直没人要的荒山，突然被一个开发商看中了，要建一个度假村。大伯家的地，正好在规划范围内。

拆迁款，加上各种补偿，算下来，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百七十三万。

所有人都说，这是老天爷开眼了，是阿明命不该绝。

大妈说，她一辈子都没见过大伯那么高兴过。他拿着那张存着巨款的银行卡，手都在抖，他说，阿明有救了，他的儿子有救了。

可是，就在他们联系好医院，准备带阿明去做手术的前一个星期。

我爸给大伯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我爸说了我准备结婚，但是没钱买房，女朋友家逼得紧，我甚至都动了分手的念头。我爸在电话里，唉声叹气，说他这个当爹的没本事，对不起我。

大...大伯听完，一晚上没睡。

他一个人，在院子里，抽了一整包的烟。

第二天早上，他对大妈说：“阿明的病……不治了。”

大妈当时就懵了，问他是不是疯了。

大伯说：“我没疯。这钱，我要给小川。他不能因为一套房子，就把婚事给耽误了。他是我们老张家第一个大学生，是我们家的希望。他得在城里站稳脚跟，得结婚生子，得给我们老张家传宗接代。”

大妈哭着求他，给他跪下，说阿明也是他的儿子啊，是他的亲骨肉啊。

大伯一脚踹开她，眼睛通红，像一头困兽。

他说：“一个病秧子，就算花钱治好了，以后能干什么？说不定哪天就复发了！小川不一样，他年轻，健康，有文化！这笔钱给他，是投资！是给我们老张家的未来投资！你懂个屁！”

大妈说，那一刻，她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觉得无比的陌生和恐惧。

她不明白，一个父亲，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一个父亲，怎么能用“投资”和“回报”来衡量自己两个儿子的价值。

可是，她反抗不了。

在这个家里，大伯就是天，他说的话，就是圣旨。

于是，那笔浸透了一个垂死少年最后希望的钱，被大伯亲手，送到了我的手上。

而阿明，就那样，在那个阴暗的房间里，在日复一日的痛苦和绝望中，被剥夺了最后一点活下去的权利，眼睁睁地，等着死亡的降临。

大妈说，阿明其实什么都知道。

他只是，什么都没说。

他不再画画了，也不再提当漫画家的梦想了。他只是每天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有时候，大妈喂他喝药，他会突然问一句：“妈，小川弟弟……结婚了吗？他的房子……漂亮吗？”

大...大妈每次听到，心都像被刀割一样。

阿明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好像回光返照一样，精神好了很多。

他把大妈叫到床前，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本画册。

那是他偷偷画的。

画册的第一页，画的是一座漂亮的大房子，房子前面，站着一对笑得很开心的年轻男女。旁边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祝小川弟弟，新婚快乐。

画册的最后一页，是一片漆黑。

在漆黑的正中央，有一个小小的、蜷缩着的人影。

人影旁边，也有一行字：妈，我好冷。

讲完这一切，大妈已经泣不成声。

而我，像一尊被抽走了灵魂的石像，僵在原地。

我的身体里，仿佛有无数只冰冷的手，在撕扯我的五脏六腑。我感觉不到疼痛，只感觉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无边无际的寒冷。

我终于明白了。

我明白了为什么大伯会性情大变，为什么大妈会一夜白头，为什么那个家会死气沉沉。

我也终于明白了，我住的这套房子，不是用钱买的。

它是用我堂哥的命换的。

那一百七十三万，不是恩赐，是血债。

我脚下的每一块地板，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沾着阿明的血，都刻着他无声的呐喊和不甘。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那个家的。

我只记得，我开着车，在无人的国道上疯狂地飙。窗外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我的脸上。我把音响开到最大，可我什么都听不见。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在反复地播放。

就是阿明画的那片漆黑，和那个蜷缩着的小小人影。

妈，我好冷。

我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那是我三十年来，哭得最凶的一次。

我哭阿明的命，哭他的不甘和善良。

我也哭我自己的愚蠢和无知。

我恨大伯。

我恨他的冷酷，恨他的残忍，恨他那套扭曲的、自以为是的价值观。

为了所谓的“家族希望”，为了所谓的“传宗接代”，他竟然可以亲手掐死自己的儿子！

这是何等的荒谬！何等的讽刺！

我也恨我自己。

如果……如果我当初没有那么懦弱，如果我能再坚持一下，如果我能早点发现真相……

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

可是，没有如果。

从那天起，我的人生，就彻底变了。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阿明那张蜡黄的脸，就是他画的那片无尽的黑暗。

我住在那座用他的命换来的房子里，感觉自己像一个无耻的窃贼，一个刽子手。

我不敢看镜子里的自己。我怕看到一个沾满鲜血的灵魂。

我和老婆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

她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郁郁寡欢。她问我，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怎么说？

我怎么能告诉她，我们这个幸福美满的家，是建立在另一个人的死亡之上的？

我怎么能告诉她，我们孩子的欢声笑语，是用另一个少年的生命换来的？

我不能。

这个秘密，像一颗毒瘤，长在了我的心里。它日日夜夜地折磨着我，让我不得安宁。

我开始用工作麻痹自己。我拼命地加班，出差，我只是不想回到那个让我窒息的家里。

我赚了很多钱。

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快乐。

钱越多，我的负罪感就越重。我觉得，这些钱，都是脏的。

我把大部分的钱，都匿名捐给了各种慈善机构，特别是那些救助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基金会。

这或许是一种自我救赎。

但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我只是在寻求一丝心安理得。

我救不回阿明了。我做什么，都换不回他那条年轻的命了。

这十五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像一个背着沉重枷锁的囚徒，在无尽的悔恨和自我折磨中，踽踽独行。

直到拆迁的消息传来。

那座承载了我十五年罪孽的房子，要被推倒了。

拿到八百六十万拆迁款的那天，我没有一丝喜悦。

我只是觉得，解脱了。

我终于可以，把这座用阿明的命换来的“坟”，亲手给埋了。

我早就想好了这笔钱的用处。

我不会留下一分。

我要用这笔钱，成立一个以阿明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专门用来资助那些和阿明一样，患有心脏病，却没钱治疗的孩子。

我要让阿明的名字，以另一种方式，活下去。

我要让他的善良和梦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点痕迹。

这或许，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了。

所以，当大伯打来电话，向我借那三十万的时候。

我心里的愤怒、怨恨、鄙夷，像火山一样，瞬间喷发了出来。

十五年了。

他竟然还敢来找我。

他竟然还觉得，他有资格，来分享这笔用他儿子的命换来的钱。

他凭什么？

他有什么脸？

他的小儿子要结婚了，需要三十万彩礼。

那我的阿明哥呢？

他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

他的人生，他的爱情，他的梦想，他的一切，都被他这个冷血的父亲，亲手断送了！

现在，他却为了另一个儿子的幸福，跑来向我这个“受益者”摇尾乞怜。

这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无耻！

“你配吗？”

这三个字，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说出口。

这是我十五年来，最想对他说的话。

挂掉电话后，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很久。

风吹干了我眼角的泪，却吹不散我心里的悲凉。

几天后，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

是我的堂弟，大伯的小儿子，阿健。

他是在我公司楼下等我的。

他比我记忆里长大了不少，但眉眼间，还是有几分小时候的影子。只是，他看起来很憔悴，眼窝深陷，胡子拉碴。

我们找了个咖啡馆坐下。

他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很久都没有说话。

“哥，”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我爸……他都跟我说了。”

我端着杯子的手，顿了一下。

“他说，他对不起你，更对不起……明哥。”阿健的眼圈红了，“他说，他不是人，他是个畜生。”

我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我这次来，不是来找你借钱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哥，这是我这几年攒下的所有钱，一共五万块。我知道，这远远不够。但是……我想求你一件事。”

他站起身，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哥，求你，带我去明哥的坟上，给他磕个头。我想跟他说声……对不起。”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

我看着眼前这个和我血脉相连的年轻人，他脸上的愧疚和痛苦，是那么的真实。

我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

“好。”

周末，我开着车，载着阿健，回了那个我十五年没有再踏足过的老家。

车子在乡间的小路上行驶，两旁的景象既熟悉又陌生。

阿明的坟，在一片向阳的山坡上。周围长满了青草，一座孤零零的土坟，一块冰冷的墓碑。

我和阿健清理掉坟前的杂草，摆上带来的水果和鲜花。

阿健跪在坟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磕头，额头很快就磕破了，渗出了血。

“哥……对不起……对不起……”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泪水和泥土混在一起，糊了满脸。

我站在他身后，看着墓碑上那张黑白的照片。

照片上的阿明，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笑得一脸灿烂，眼睛里有星星。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喜欢画画的少年，他坐在门槛上，一边画，一边跟我说，他以后要画出全世界最好看的漫画，让所有的小朋友都喜欢。

我的眼眶，又一次湿了。

哥，是我对不起你。

如果不是我，你不会走。

祭拜完阿明，阿健对我说：“哥，我决定了，这个婚，我不结了。”

我愣了一下，“为什么？”

“我没脸结。”他苦笑了一下，“我不能用我哥的命，去换我的幸福。那样，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

“那你女朋友……”

“我会跟她解释清楚。她能理解最好，不能理解……那就算我们有缘无分吧。”他说得很平静，眼神却异常坚定。

我看着他，心里百感交杂。

在来的路上，阿健断断续续地，跟我讲了大伯这十五年的生活。

阿明走后，大妈的精神就彻底垮了，整天疯疯癫癫，时而哭时而笑，嘴里念叨的，全是阿明的名字。

大伯一夜之间，仿佛老了二十岁。

他不再下地干活，也不再管家里的事。他每天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喝酒。从早上睁开眼，一直喝到晚上不省人事。

他喝醉了，也不再打人，只是一个人坐在阿明的房间里，看着满墙的涂鸦，一看就是一整夜。

这个家，早就散了。

阿健说，他爸这次找我借钱，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女方家里催得紧，他妈又天天在家闹，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哥，我知道，我爸他罪有应得。我也不求你能原谅他。”阿健看着我，诚恳地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他……也在赎罪。用他自己的方式。”

我没有说话。

原谅？

我有什么资格替阿明去原谅？

那条活生生的命，那些被偷走的岁月和梦想，又该由谁来偿还？

我送阿健回了县城。

临别时，我把那个装了五万块钱的信封，又塞回给了他。

“这个钱，你拿着。”我说，“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不要被任何人的罪孽绑架。你明哥在天有灵，也一定希望看到你过得好。”

阿健看着我，眼泪又流了下来。

“哥……”

“去吧。”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生活。这才是对你明哥，最好的告慰。”

回到城里，我立刻着手办理基金会的事情。

过程很繁琐，但我做得很投入。每办好一项手续，我心里那块压了十五年的大石头，就仿佛轻了一分。

基金会成立的那天，我没有搞任何仪式。

我只是一个人，去了阿明的墓前。

我把基金会的成立文件，在坟前，一页一页地烧给了他。

火光映着我的脸，也映着墓碑上他灿烂的笑脸。

“哥，”我轻声说，“你看，你的名字，以后会帮助很多很多像你一样的孩子。他们会替你，好好地活下去，去画画，去爱人，去实现那些你没来得及实现的梦想。”

“哥，以后……你就不会再冷了吧。”

一阵风吹过，吹起了纸钱的灰烬，像一只只黑色的蝴蝶，飞向了远方。

我以为，这件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我以为，我的人生，终于可以掀开新的一页了。

可我没想到，一个月后，我接到了阿健的电话。

电话里，他的声音充满了惊慌和恐惧。

“哥！你快来！我爸他……他喝农药了！”

我赶到县医院的时候，大伯正在抢救室里。

阿健和他女朋友，还有大妈，都守在门口。大妈还是一副痴痴呆呆的样子，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

阿健告诉我，自从上次我拒绝借钱后，大伯就彻底蔫了。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吃不喝，整天就是喝酒。

今天早上，阿健发现他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旁边放着一个空的农药瓶。

抢救室的灯，亮了很久很久。

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终于，门开了。医生疲惫地走了出来，摘下口罩，对我们摇了摇头。

“对不起，我们尽力了。”

那一刻，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快意，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悲伤。

我的心里，一片空白。

大伯的后事，是我和阿健一起办的。

整理遗物的时候，我们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用布包着的小木盒子。

打开盒子，里面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而是一沓画纸。

画纸已经泛黄，边角都卷了起来。

上面画的，全都是一个男孩。

从蹒跚学步的婴儿，到背着书包的孩童，再到意气风发的少年……

每一张画的旁边，都用铅笔，标注着日期。

那是阿明从小到大的成长记录。

画的笔触很笨拙，甚至有些可笑。但每一笔，都能看出画画的人，是多么的用心。

在盒子的最底下，压着一张纸条。

纸条上，是两行字，字迹潦草，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写的。

“阿明，爸对不起你。”

“下辈子，爸给你当牛做马。”

拿着那张纸条，我的手，在微微地颤抖。

我一直以为，大伯是个冷血无情的畜生。

我一直以为，他从来没有爱过阿明。

可现在我才知道，我错了。

他爱，只是他用了一种全世界最愚蠢、最残忍的方式。

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然后，用十五年的自我折磨，给自己判了死刑。

这是一种何等悲哀的父爱。

这是一种何等绝望的忏悔。

大伯和阿明，合葬在了一起。

两座坟，紧紧地挨着。

我不知道，在另一个世界，他们父子俩，是否能够和解。

我只知道，属于我们这三个人之间的恩怨、纠葛、罪与罚，在这一刻，终于，都结束了。

尘归尘，土归土。

离开墓地的时候，夕阳正红。

晚霞把整片天空都烧着了，绚烂得像一幅油画。

阿健对我说：“哥，我跟小慧商量好了，我们过段时间就去领证。婚礼不办了，就两家人一起吃个饭。”

小慧，是他的女朋友。一个很善良、很朴实的姑娘。

“我们想好了，”阿健看着远方的晚霞，眼睛里闪着光，“以后，我们就在县城，开个小小的画室，教孩子们画画。”

“画室的名字……就叫‘阿明画室’。”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我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好，真好。”

人生，就是这样吧。

充满了遗憾，也充满了希望。

有些人，有些事，我们永远无法忘记，也永远无法原谅。

但我们，终究还是要带着这些伤疤，继续往前走。

因为，活着的人，要替那些离开的人，更好地活着。

要把他们的那一份，也一起，活得精彩，活得热烈。

这，或许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回城的路上，我开得很慢。

车窗外，是飞速倒退的风景。

我的手机响了，是老婆打来的。

“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儿子说想你了，吵着要等你回来给他讲故事呢。”

电话那头，传来儿子清脆的、奶声奶气的喊声：“爸爸！爸爸！快回来！”

我握着方向盘，看着前方被夕阳染成金色的路，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这一次，不是因为悲伤，也不是因为悔恨。

而是因为，我终于感觉到，那压在我心头十五年的、冰冷的石头，彻底地，碎了。

阳光，终于照了进来。

“好，”我对着电话，笑着说，“我马上就回来。”

是的，回家。

回到那个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的地方。

回到那个，我真正的人生里去。

来源：情感的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