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末年的宋徽宗和宋钦宗时期是宋朝政治形势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宋朝对内处于政治斗争的高发期，对外又有金朝灭辽后欲图南侵的军事压力，所以国家的政局不稳，朝野对于国家的未来也议论纷纷。在此危局的环境之下，太学生陈东带头上书宋钦宗赵桓，弹劾宋徽宗赵佶执掌朝政
北宋末年的宋徽宗和宋钦宗时期是宋朝政治形势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宋朝对内处于政治斗争的高发期，对外又有金朝灭辽后欲图南侵的军事压力，所以国家的政局不稳，朝野对于国家的未来也议论纷纷。在此危局的环境之下，太学生陈东带头上书宋钦宗赵桓，弹劾宋徽宗赵佶执掌朝政的六位重臣，将北宋末年的政治斗争推向了高潮。当时陈东弹劾的这六位朝廷重臣分别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被士大夫们称之为“六贼”。让人很意外的是，在民间颇有民愤的殿前司指挥使高俅却不在这六人行列之中。
为什么高俅没有被太学生陈东所弹劾，他死后也没有象高俅等人那样被追求历史责任呢？很多人认为是当时处于南北两宋之交的乱世，宋朝政权出现连续的更迭，先后经历了宋徽宗、宋钦宗和宋高宗三个时代，所以对于这些旧时代的奸臣就没有被完全的处理，使其逃过一劫。从各种史料来分析，这种说法其实是非常笼统的，也是不完全的。高俅没有被追究历史责任，固然有当时乱世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是当时士大夫集团针对的对象。代表士大夫集团的太学生陈东上书弹劾“六贼”，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高俅这个人物。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本质上看，陈东的弹劾并不是单纯的为了国家，而是宋徽宗时代政治斗争的延续。高俅虽然是宋徽宗赵佶宠信的大臣，但并不在这些政治斗争的范围之内，所以不会成为陈东首先弹劾的对象。陈东弹劾的六贼有着非常鲜明的政治特点，那就是他们既属于宋徽宗集团的核心大臣，又是东南小朝廷的代理人，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他们在陈东所代理的北方士大夫集团的弹劾范围内。高俅虽然是赵佶的宠臣，被赋予了殿前司的最高指挥权，但并不是东南小朝廷的参与者之一，所以他并不是陈东的主要弹劾对象。
宋徽宗赵佶即位后，重用奸臣蔡京为宰相，以权宦童贯为枢密使，构成了当时最基础的政治架构。蔡京执掌朝廷大权，童贯主导军事政策，内外相和控制了宋朝的国家路线。为了让两人能够掌握国家朝政，赵佶授予与了两人突破性的官职和权力。首先蔡京成为了，继赵普、章惇后，又一位宋朝罕有的独相。而童贯以太监的身份出任枢密使，打破了宋朝枢密使一直由文官担任的传统，恢复到了唐朝末年以宦官担任枢密使的格局。于是朝廷中出现了权相和权宦搭配的政治架构，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都是亡国之兆。
为了防范这两人的权力太大，宋徽宗赵佶有提拔了一系列官员与之制衡，于是成立了北宋末年的影子政府，也就是东南小朝廷。其中负责为赵佶收集天下字画的太监受到重用，与童贯形成了宦官集团内的制衡。然后赵佶又提拔了朱勔父子负责花石纲，和皇家园林的建造事务，简洁明了削弱了蔡京对江南经济大权的掌控。最后赵佶安排王黼为少宰，辅佐以太宰之位治国的蔡京，形成政治上的制衡。于是这些人便团结在赵佶的周围，形成了新的政治集团，史称徽宗集团。因为这些人的政治根基都在东南和江南各地，所以被称为东南小朝廷。
这个小朝廷垄断国家政治，让所有关于朝廷要职的官员都出自于这个集团门下，来自南方的官员大量掌控了朝廷的要职，这对北方士大夫集团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除此之外，他们还仗着手中的权力，在国家资源分配上向东南和江南各地大量倾斜，使得北方和西北各地日渐贫瘠，社会矛盾不断增加。不论是放手金辽一线的北方官员，还是防御西夏一线的西北官员，对他们都是怨声载道。太学生陈东上疏弹劾，本质上就是为了替这些北方和西北的官员发声，颠覆宋徽宗赵佶制定的这个体系，让宋钦宗赵桓重新组织政治架构。
高俅虽然是宋徽宗赵佶宠信的大臣，却不是东南小朝廷利益链上的一环。首先高俅是军人出身，不是文臣出身，所以并不在士大夫集团范围内，更不是东南士大夫。其次高俅最早当兵是在西北，上司刘仲武是泾原军出身的名将，先后在对西夏和吐蕃的战争中立功，而高俅也都参加了这些战役。所以高俅的政治基础在西北和禁军之中，与东南小朝廷并不是一路。陈东在代表北方官员和将领说话时，自然不会去弹劾自己的东家。在加上高俅在军队中与童贯关系并不好，政治上是和陈东站在一个阵营的，自然不会是陈东弹劾的对象。
除了政治根基和立场的原因外，高俅在朝廷中还有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直属于皇帝的殿前司的最高指挥官。熟悉宋朝军事制度的朋友都知道，北宋禁军以三衙为首，而三衙以殿前司为首。殿前司指挥使直接听命于皇帝，负责东京汴梁城和皇宫内外的宿卫安全，并不受枢密院的调遣。因此高俅与童贯的关系非常差，即便是在宋徽宗赵佶跑路期间，两人还因为行军发生冲突，使得高俅一怒率军回到东京汴梁城。因为这样的政治关系，所以弹劾高俅需要非常过硬的理由。而高俅的行为都是受皇帝指派，很容易把弹劾高俅搞成了弹劾皇帝。
陈东作为士大夫集团的代表，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才是他们的基础原则，而其中“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他们做事的宗旨。如果把高俅列入了“六贼”之中，而高俅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迎合宋徽宗赵佶，这就成了事实上的弹劾皇帝。当时宋钦宗赵桓刚刚登基称帝，宋徽宗赵佶在往东南跑路的路上，并且以东南小朝廷遥控东京汴梁城的政局。如果把弹劾引到赵佶身上，这事情就干不下去了，刚刚即位的赵桓也不敢拿父亲开刀。而”六贼“就不同，他们所做所为是有朝廷决议的，可以把赵佶摘开，单独的列出职务犯罪的项目。
从事情发生的历史背景来看，陈东上书弹劾的时机非常的敏感，正是金军南侵在即，宋徽宗赵佶吓得皇位传给宋钦宗赵桓就匆忙跑路的关键时刻。此时赶鸭子上架的赵桓六神无主，既不知道该怎么当皇帝，也不知道如何准备抵御金军南侵。陈东的弹劾既是帮赵桓抓紧朝廷大权，也是促使他开始为金军的到来进行战备。既然要打仗了，对军队的依靠自然是重中之重。高俅虽然能力很差，但好歹是殿前司指挥使，又在西北军打过仗，他的存在是稳定东京汴梁禁军的关键。而且要抵御军军，西北军是主力外援，这也需要高俅来协调。
因此在陈东弹劾的设计中，高俅是抵御金军入侵，防守东京汴梁城不可或缺的人物。这样的人物保护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在弹劾的名单上？可是让陈东没想到的是，金军还没有到来，高俅先病逝了，这个设计却落了空。后来陈东又率领太学生二次上书，推荐李纲统帅东京汴梁的所有禁军抵抗金军，一度还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与西北种家军内外相合，与南下的金国粘罕的军队出现了对峙的局面。可惜的是宋钦宗赵桓昏庸无能，比其父赵佶还不如。为了与赵佶争权夺利听信谗言剥夺了李纲的兵权，最终才酿成了“靖康之变”的惨祸。
综上所述，太学生陈东弹劾“六贼”，是在宋徽宗和宋钦宗时代政权更迭期的重要操作。其目的是打破宋徽宗时代东南小朝廷对朝廷政治的垄断，建立宋钦宗时代新的政治架构。这个政治架构需要对宋徽宗时代的弊政进行拨乱反正，也要对即将到来的金国军队南侵做好防御准备。这些政治策略的最终利益诉求将会落在北方和西北士大夫将领家族身上，削弱东南士大夫文官集团的利益。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弹劾的重点肯定是组成东南小朝廷的蔡京等六位朝廷重臣身上。而高俅不仅是西北出身的将领，又不是东南小朝廷的成员，自然不在其中。
从根本上看，陈东带领太学生弹劾蔡京等“六贼”，还是延续了宋神宗和宋哲宗时代党争的路线，维护的是士大夫党派的利益。这种做法不会将整个宋徽宗时代的奸佞都放入到弹劾名单中，而是只选取与自己所在士大夫党派对立的那一部分。所以“六贼”的标准之时陈东所在阵营决定的，而他没有弹劾的高俅，未必就是忠臣良将。这种反贪官不反做法，本质上就是政治秀，最多治标不治本，不可能实质性的解决国家所面临的矛盾和危机。而且这种做法还会形成虚幻感，使人忽略了国家真正的危机，错过危机最佳救援时期，加速国破家亡的降临。
来源：历史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