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多元文明的内部动态与外部关系所塑造的国际体系之中。美国和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呼吁坚决捍卫“犹太—基督教西方（Judeo-Christian West）”；伊朗的哈塔米、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以及诸如“伊斯兰国”（ISIS）等圣战组织，一贯以文明的视

从“历史终结”到“文明归来”：国际秩序变迁的逻辑变了

Gregorio Bettiza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高级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主任

Derek Bolton

英国雷丁大学国际关系学讲师，

发表本文时为英国巴斯大学国际安全学讲师

David Lewis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5, No. 2, 2023, viad006.

导读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多元文明的内部动态与外部关系所塑造的国际体系之中。美国和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呼吁坚决捍卫“犹太—基督教西方（Judeo-Christian West）”；伊朗的哈塔米、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以及诸如“伊斯兰国”（ISIS）等圣战组织，一贯以文明的视角来理解“穆斯林世界”。普京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也倾向于把俄罗斯视作泛斯拉夫、东正教或欧亚文明的中心。文明想象正在影响世界政治的方方面面。本文探讨的问题是：在当下这一历史节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文明政治（Civilizational Politics）”的崛起？

本文提出，文明政治话语与实践的崛起应当被理解为是对自由国际秩序的一种意识形态反应与抗争。在广泛借鉴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理论和意识形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将文明政治话语与实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即“文明主义（Civilizationism）”的分析框架，并据此对西方、伊斯兰、中国和俄罗斯的文明主义话语和实践进行了案例分析。通过强调意识形态的建构性权力（Constitutive Power），文章拓展了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际秩序建构与重构的研究视野，为理解当代文明话语的兴起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理论框架

（一）自由国际秩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由国际秩序是一个区域性秩序。它旨在保护、推进、构成和界定美国及其盟友——即“自由西方”——的价值与利益。随着苏联解体，自由主义秩序开始从欧美的跨大西洋核心扩展至全球。这一进程在自由国际秩序的三大支柱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发展：政治上，体现为人权规范和民主治理的传播与合法性提升；经济上，表现为在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思想推动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扩散；政府间层面，表现为国际制度与机制的扩张。虽然这些转型在许多情况下受到全球各国与社会力量的欢迎和推动，但是它们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普世化。相反，它们往往与意识形态的建构性权力的运作密切交织。

建构性权力是指塑造“作为社会存在的行为体是什么（即他们的社会身份与能力）”的权力。这种通过社会建构关系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性权力，始终涉及界定哪些主体性、意义、利益与实践被视为合法和正常。作为一种普遍主义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建构性权力构成了一种 “文明标准（Standard of Civilization）”。这种标准在冷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深化与扩展过程中发挥了深远作用，它界定了何种存在与行为被视为“文明的”，因而具有价值与权威，以及何种存在与行为被视为“非文明的”，因而是有问题或异常的。

“文明标准”要求低于这一标准的对象必须被卷入“文明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包含特定形式的建构性权力，其目的在于将行为体社会化为被认为是“文明”的身份、规范与实践。这种社会化可能会让某些行为体感到赋能，尤其是那些希望成为自由秩序“完全合格成员”的国家。然而，对其他行为体而言，成为“文明的自由主义者”却可能削弱其身份的延续性与独特性，侵蚀其规范体系，从而限制其自主性与能动性，它们常被称为“勉强的社会化接受者”。

这些“勉强的社会化接受者”会以两种方式表达忧虑：（1）差异被压制，导致同质化；（2）“自我”被抹去以成为“他者”。若抵制自由国际秩序的社会化，他们就会被视为未达到现代文明标准的“非文明者”，因此成为污名化的对象。污名化是自由主义“文明标准”运作的另一面。通过羞辱或排斥不合规范的偏离者，污名化反而强化了共享的规范与身份。总的来说，冷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全球化与特定形式的意识形态和建构性权力密切交织，产生了一种现代的、非正式的、普遍的自由主义“文明标准”。这一标准象征性地赋权于“文明”的行为体，同时也通过社会化与污名化过程，将非（完全）自由主义行为体困入权力的不对称关系之中。

（二）文明主义作为反霸权意识形态

在自由主义文明标准所产生的建构性权力与意识形态困境背景下，文明主义逐渐崛起，成为当今国际体系中多种非（完全）自由主义行为体的反霸权意识形态。文明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危机叙事：文明主义为非（完全）自由主义行为体提供了一种解释与表达在自由主义社会化或污名化下,感到无力与危机的意识形态框架。这种危机叙事不仅界定威胁的来源，也界定哪些价值与身份正处于威胁之中。

2. 本体安全与抵制社会化：文明主义通过唤起“文明”作为文化与规范个体的原初主义（primordialism）形象，帮助建构一个看似连续而稳定的集体身份，以抵制自由主义“文明化”的社会化压力。这与本体安全理论相呼应，即通过“他者化”来维持自我的确定性。

3. 污名管理：文明主义不仅拒绝自由主义标准对其“非文明”身份的负面描绘，还提出一套替代性的价值体系，以反制自由主义的污名化。通过诉诸独特而“辉煌”的文明历史与传统，它为集体自我重塑合法性。

4. 替代性国际秩序愿景：文明主义提出一种与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不同的秩序逻辑，主张多元的文明路径与区域秩序，而非单一的自由主义现代性与全球秩序。这不仅质疑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假设，还提供了一种克服其建构性权力的方式。

文明主义最可能出现在那些具备悠久文化历史、自视为地区或全球大国、具有跨越国界的共同身份与规范、并拥有自身文明意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将文明政治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文化实体、身份建构或话语形式，有助于揭示：文明资源如何被有选择地动员来推动特定的政治项目。

案例研究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来展示文明主义在应对自由主义文明标准的建构性权力时，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逻辑。本文从三个视角分析四个案例：第一，探讨文明危机叙事如何兴起；第二，分析文明主义在建构身份和价值体系中的逻辑；第三，揭示这一意识形态如何在阐释另一种世界秩序愿景。

（一）西方文明主义

1.危机叙事

在欧美右翼当中，西方文明处于危机之中的观念已广泛流行。尽管这种危机意识有着悠久的思想渊源，但关于西方衰落的焦虑在近几十年强烈浮现，不仅关注经济或安全威胁，更根本的是西方身份、文化与价值的式微。

西方文明主义者主要集中在三个批判方向：第一，自由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与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干预，导致移民涌入，被视为侵蚀西方的身份与传统；第二，自由主义精英抛弃地方共同体纽带，转而推崇“无根的世界公民”身份与超国家治理安排；第三，自由主义推动世俗化、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削弱了西方的宗教与道德基础，动摇了传统家庭、性别与社会角色。

2.文明身份、价值与价值观

文明主义者通过强调西方从古典到中世纪再到现代的历史连续性，来建构一个时间上稳定、文化上独特的文明身份。他们通过教育、出版、乃至修筑边境墙来强化自我与他者的区隔。在规范层面，他们拒绝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价值，转而强调共同体、集体主义与多数主义的观念，并强调宗教、家庭与“尊严”作为西方文明的核心。

3.文明世界秩序

西方文明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的开放与普遍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它主张一种基于大文明群体的多极世界秩序，强调宏观集体身份的捍卫，反对自由主义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普遍保护。

（二）伊斯兰文明主义

1.危机叙事

“穆斯林世界”这一概念在19世纪末诞生之初就与危机叙事相伴随。随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扩展，许多穆斯林社会感到其价值与传统受到侵蚀。拒绝或抵制社会化的行为体往往成为 “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话语下的污名对象。伊朗的哈塔米、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提出了“文明对话”等构想，旨在应对西方的“文明霸权”。圣战组织（如基地组织、ISIS）则表达了极端的“冲突型文明主义”，彻底拒绝自由文明标准，将西方描绘为“堕落、腐化、非文明”的敌人。

2.文明身份与价值观

哈塔米等人强调伊斯兰文明的独特性与历史连续性，核心价值包括《古兰经》所阐释的“智慧、理性、团结与互助”。土耳其文明主义则强调奥斯曼帝国的辉煌，以彰显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ISIS则通过极端手段重构穆斯林身份，主张重建哈里发国。

3.世界秩序

对话型文明主义强调伊斯兰文明与普遍价值（如正义）相容，主张跨文明的多元秩序。它坚持文明多元论，要求改革现有自由主义秩序，保障伊斯兰文明的身份与价值。

（三）中国文明主义

1.危机叙事

冷战后，中国知识界对“西化”、“价值渗透”的担忧日益加剧。“什么是中国？”的问题被视为事关国家认同与合法性的核心。

2.文明身份与价值观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官方与学术话语逐渐转向强调“文化”和“文明”主题。通过挖掘儒家等传统思想资源，文明主义论述构建了一个本质化的区分：中国文明强调共同体、和谐与公正，而西方则代表个人主义、竞争与帝国主义。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提法，都体现出这种通过文化传统与历史连续性来对抗自由主义价值的努力。

3.世界秩序

中国文明主义既强调“文明平等”、“多元共存”，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又包含例外主义倾向，即强调中华文明的独特与中心地位，支撑一带一路、“天下”等国际秩序设想，在全球治理中主张“去西方化”。

（四）俄罗斯文明主义

1.危机叙事

文明主义在俄罗斯经历了从边缘思想到官方话语的转变，尤其在普京第三任期（2012–2018）出现“文明转向”。俄罗斯精英普遍认为，自由主义秩序威胁其身份，可能导致俄罗斯被边缘化甚至“消亡”。

2.文明身份与价值观

俄罗斯文明主义的两大叙事包括：“俄罗斯世界”：以东正教、语言与种族为核心的文明空间，延伸至乌克兰与白俄罗斯；欧亚主义：将中亚穆斯林民族纳入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文明体。这些叙事强调等级、稳定、权威，推崇“传统价值”，如家庭、性别与宗教角色，明确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人权话语。

3.世界秩序

俄罗斯文明主义倡导一个基于文明多元、宏观区域的多极世界秩序，宏观区域由大国主导。这种思路与俄罗斯在格鲁吉亚与乌克兰的军事干预紧密相连，凸显了文明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地缘政治风险。

结论

在过去三十年中，关于多元文明的论述与实践逐渐兴起。本文提出，这些现象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特定意识形态的表现，即“文明主义”。它在冷战后自由国际秩序全球化的背景下兴起，并作为对这一进程的反应而逐渐获得力量。

文明主义体现出一套独特的意识形态逻辑，旨在通过建构一个本质化和有价值的集体归属感，以及一套替代性的规范体系与世界秩序愿景，来抵抗并克服自由文明标准。它们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并借助了两方面的资源：（1）既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与思想传统；（2）“文明”这一概念所承载的象征意义。由于其反霸权的取向，文明主义有时会展现出解放性的主题。

译者：吴文博，国政学人编译员，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硕士。

来源：Gregorio Bettiza, Derek Bolton and David Lewis, “Civilizationism and the Ideological Contestation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5, No. 2, 2023, viad006.

审核 | 饶趋

校对丨陈扬

排版 | 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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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