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龙治民，1950年出生于陕西商县杨峪河镇王墹村的一个贫苦农家。六岁那年，母亲如风中残烛般病逝，让我觉着家中最后一点温暖也随风消逝。父亲，那个沉默寡言的汉子，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我身上，仿佛我是他在这世间唯一的寄托。他下地干活时，总用背篓背着我，生怕我有丝毫闪
我叫龙治民，1950年出生于陕西商县杨峪河镇王墹村的一个贫苦农家。六岁那年，母亲如风中残烛般病逝，让我觉着家中最后一点温暖也随风消逝。父亲，那个沉默寡言的汉子，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我身上，仿佛我是他在这世间唯一的寄托。他下地干活时，总用背篓背着我，生怕我有丝毫闪失。在村里人眼中，“老龙家这娃，金贵得像颗宝。”可他们又怎会知晓，这份过度的溺爱，在我心中悄然种下了一颗扭曲的种子——我渐渐习惯于被特殊对待，视不劳而获为理所当然，甚至荒谬地认为世界理应围绕我旋转。这颗种子，在日后岁月的滋养下，逐渐生根发芽，长成一棵畸形的树。
妹妹比我小几岁，却早早地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洗衣、做饭、喂猪……她忙碌的身影穿梭在简陋的屋子里。而我，只是悠闲地坐在门槛上，仰望天空，看云卷云舒，对妹妹的辛劳视若无睹。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我是“男丁”，是龙家的“根”，似乎理应被供着。然而，这份“理所应当”的待遇，却成了束缚我灵魂的枷锁，让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上学后，我成了同学们眼中的“异类”。矮小的身材、迟缓的发育、迟钝的反应，让我在班级里格格不入。每当老师提问，我答不上来时，换来的总是哄堂大笑。“矮子龙”“傻龙”“废物一个”……那些尖锐的称呼如利刃般刺进我的自尊。我满心仇恨，恨那些嘲笑我的同学，恨那些老师对我不够关心呵护。
我开始逃避学校，躲在山沟里，对着冰冷的石头倾诉，对着潺潺的溪水发誓：“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都怕我。”校园的霸凌，如同一场无情的暴风雨，将我本就脆弱的自尊心彻底摧毁，孤独与无助如影随形，我的心理也在痛苦中逐渐扭曲。
1966年，那场风暴席卷而来，十五六岁的我仿佛找到了一个可以宣泄情绪的出口。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我摇身一变，成了“英雄”。我组织“造反队”，带头批斗村里的干部，砸祠堂，贴大字报。站在高台上，我挥舞着语录，声嘶力竭地喊口号，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掌控着他人的命运，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涌上心头。
但好景不长，革委会成立后，我的“组织”被定为“非法”，我又被打回原形，重新沦为那个被人轻视的懒汉。这段经历，让我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也让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扭曲的价值观在心中进一步扎根。
成年后的我，成了村里出了名的“懒虫”。生产队规定一年要挣400个工分，我却连100都挣不到。别人天不亮就辛勤上工，我却慵懒地躺在炕上，直至日上三竿。队里分粮，我背不动，便理所当然地让人送到门口。村干部前来劝说，我置若罔闻，翻个身继续沉睡。我并非不能劳作，而是不愿，我内心深处认定自己与众不同，不应像牛马般辛苦劳作。
1977年的冬天，我干了一件自认为“聪明”的事。在车站，我发现一个眼神空洞、衣衫褴褛的痴呆女子。我心生邪念，骗她说：“跟我回家，有饭吃，有炕睡。”她傻笑着跟我走了。我将她关在楼上小屋，几天后，民兵闻讯赶来，将她解救。我虽然受到了批评教育，但并未受到重罚。那一刻，我似乎洞察了社会的某种“规则”：这世道，对痴呆的这类弱者缺乏保护，而对所谓的“聪明人”却格外宽容，而我就是那个“聪明人”。我开始陷入沉思：若我能利用这些被社会遗忘的“废人”，是否能过上我梦寐以求的生活？
1978年，妹妹为我张罗婚事。她介绍的对象是邻村的闫淑霞——一个因脑膜炎留下后遗症的瘫痪女子，痴傻、口齿不清、走路歪斜。我暴跳如雷：“这种废人，怎么能过日子？怎么能传宗接代？”妹妹冷笑一声：“你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房子漏雨十几年，谁肯嫁你？她至少能给你生个娃！”我无言以对，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这段不幸的婚姻，让我对生活陷入了更深的绝望。
婚后，闫淑霞为我生下了一个女儿。然而，她自己连饭都吃不稳，更无法抚养孩子。女儿被送回娘家抚养，我与闫淑霞在那间破旧的土屋里相依为命。我恨她，恨她的无能，恨她的痴傻，更恨妹妹和妹夫——我觉得是他们把我推进了这无尽的深渊。但同时，我又依赖闫淑霞，我无论做什么，她都不会反抗，不会指责，只会在我回家时，傻笑着递来一碗凉水。这种复杂而扭曲的情感交织，让我在心理上更加混乱。
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集体食堂解散，每家每户需自食其力。望着分到的几亩荒地，我心如死灰。我从未真正下过地，对耕种一窍不通，更无气力劳作。我尝试翻土，可锄头刚举起，手臂便酸痛难忍。我坐在田埂上，望着远处辛勤劳作的村民，一种被世界抛弃的绝望涌上心头。
在这绝望的深渊中，一个邪恶的念头如毒蛇般钻进了我的脑海：既然我不能劳作，为何不让别人替我劳作？既然我无法生存，为何不让那些“废人”为我牺牲？于是，我开始在商县汽车站、火车站游荡。我穿着相对整齐的衣服，说话温和，自称“包工头”“介绍对象”“招长期雇工”。我专门挑选那些流浪汉、智力低下者、残障人作为目标——他们无亲无故，无人寻觅，如同被社会遗弃的尘埃。
我许以他们“每月三十元工钱”“管吃管住”“介绍媳妇”等诱人承诺，我看到他们眼中闪出希望的光芒，然后就会毫不犹豫地跟我走。
到家后，我先让他们卖力干活：翻地、挑粪、盖房。当夜深人静，我确认他们已无利用价值，或稍有反抗之意时，我便举起那把磨得锋利的镢头，无情地砸向他们的后脑。
闫淑霞从不询问，也不害怕，只是默默地帮我拖尸、挖坑、掩埋。她甚至会在尸体旁坐下，傻笑着自言自语：“吃肉，吃肉……”
在犯罪的过程中，我的变态心理不断得到强化，我将他人的生命视为草芥，完全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和人性，沉浸在一种扭曲的满足感和控制感中，仿佛自己成了主宰他人生死的恶魔。每当我成功地控制并利用一个人，我内心的那种扭曲的满足感就会增强，让我更加沉迷于这种邪恶的行为，无法自拔。
随着犯罪次数的增加，我的心理逐渐变得麻木和冷漠。起初，在杀害第一个人后，我内心还会有些许不安和恐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绪越来越淡。我开始享受那种掌控他人生命的感觉，觉得自己仿佛拥有了无上的权力。我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对他人的痛苦和绝望视而不见，只想着满足自己的私欲。
同时，我也产生了一种扭曲的自豪感，认为自己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能够巧妙地利用那些弱者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我开始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甚至是有意义的，这种错误的认知让我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不断地自我安慰，试图说服自己我的行为是被生活所迫，是社会的错，而不是我的错。这种自我欺骗让我更加心安理得地继续犯罪，完全忽视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然而，在内心深处，我还是会偶尔感到一丝恐惧和不安。每当夜深人静，我会想起那些被我杀害的人的面孔，他们的眼神和表情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但我很快就把这些念头压下去，用更多的犯罪来麻痹自己，让自己陷入一种疯狂的循环中无法自拔。
我给自己定下了“规矩”：不杀干部，他们是服务人民的；不杀工人，他们要造机器；不杀科技人员，他们都是科学家。我只杀那些“憨傻”“残废”“流浪汉”——那些被社会视为“累赘”的人。
定下这些“规矩”后，我竟自诩为“清道夫”，荒谬地认为自己在“替天行道”，在“为国家减轻负担”。我搜刮他们身上的几毛钱、几斤粮票，换些猪肉回来，与闫淑霞分食。我曾对她说：“这些人活着也是浪费粮食，死了，反倒能养活我们。”她麻木地点头，傻笑。这种错误的自我认知和扭曲的价值观，让我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1983年到1985年，四十八条无辜的生命，在我的魔掌下先后消逝在我家的院落里。尸体一层叠一层，被埋在猪圈下、灶台旁、床底下。每埋一具尸体，我就用石灰覆盖，再撒上煤渣。我甚至在上面种菜，种出的白菜格外肥硕。村里人夸赞我：“龙治民，你这菜种得真好！”我笑而不语，心中却暗想：这土，可是用血肉滋养的。我享受着这种隐藏秘密的刺激感，同时也对自己的罪行感到一种扭曲的自豪，这种心理的扭曲已经达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我并非没有恐惧，每到深夜，风穿过窗缝，发出诡异的呜咽声，我总觉得有冤魂在哭泣。我时常梦见那些死不瞑目的脸，梦见他们伸出冰冷的手，抓我的脚踝。可第二天太阳升起，我又强装镇定，恢复平静。我不断地自我安慰：我不是杀人犯，我是被逼到绝境的“聪明人”。我试图用各种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试图说服自己我的行为是合理的，但这种自我欺骗并不能真正消除我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1985年7月，一个叫杜长英的男子失踪。他的哥哥四处打听，最终追查到我家。他质问我时，我强作镇定，但眼神中已露出慌乱。几天后，警察如神兵天降般来到我家。他们在我家院中挖出了第一具尸体，接着是第二具、第三具……最终，十一具完整的尸体被挖出，另有三十七具尸骨残骸，因时间久远、腐烂严重，已无法辨认。
当大批警车鸣笛驶入村庄时，我站在门口，望着围观的村民。他们脸上交织着震惊、愤怒与恐惧。我忽然笑了——这笑，是对命运荒诞的嘲讽。我这一生，从未被真正爱过，也从未真正活过。我用四十八条人命，换来了短暂的“安稳”，却换不来一丝内心的平静。那一刻，我知道我的罪行终于被揭露，我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
在法庭上，法官庄严地宣读判决：“龙治民，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我平静地听完判决，没有挣扎，没有哭喊。我望向旁听席上的闫淑霞——她和我一样，也被判处死刑。我不知道她是否真正理解所发生的一切，但我知道，我们都被命运的漩涡卷入了黑暗的深渊。
我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果不是父亲的溺爱，如果没有校园霸凌，我或许，也不会走上这条路。”这句话或许并不能为我的罪行开脱，但它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深知自己的错误，但我也希望人们能够看到我所经历的困境和扭曲的成长环境，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如何避免青少年形成变态心理
龙治民的悲剧宛如一面镜子，警示着我们避免形成变态心理需从多方面着力。家庭环境乃关键基石，父母应给予孩子恰当的教育与关爱，切不可过度溺爱或忽视不管，要悉心培养孩子健康的人格与价值观，让孩子深知尊重他人、承担责任和努力奋斗的意义，在温暖且正确的家庭氛围中茁壮成长。
学校和社会亦肩负重要责任，需强化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密切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及时察觉并干预心理问题，全力营造一个积极、健康、包容的成长环境，使青少年能在良好的氛围中塑造健全心理。对于遭受挫折和困境之人，应及时伸出援手，给予帮助与支持，引导他们以正确的方式面对困难，避免其陷入绝望和扭曲的心理状态。
同时，社会必须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救助机制，减少社会不公和歧视现象，确保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尊重。此外，个人也应不断自我反思与成长，提升自我认知和情绪管理能力，学会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在自我修炼中塑造健康心灵。
唯有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有效预防变态心理的形成，让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康、美好的心灵和生活，在阳光下绽放生命的光彩。
郑重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基于真实案件改编，旨在通过文学手法深刻反思人性、社会与制度的复杂关系，绝非为任何暴力行为开脱或美化。尊重生命，敬畏法律，是我们不可逾越的底线。我们应当以史为鉴，从中汲取教训，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美好的社会，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来源：班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