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4年12月的一天夜里,京城的冷风很硬。一位军医守在中南海门口,踩着薄冰,悄声嘀咕:“唐教授怎么还没到?”——时间紧、身份特殊、任务又极保密,他只能干等。十分钟后,身形清瘦的唐由之拎着公文包出现,领命进门,这才揭开了毛主席白内障诊疗过程的序幕。
1974年12月的一天夜里,京城的冷风很硬。一位军医守在中南海门口,踩着薄冰,悄声嘀咕:“唐教授怎么还没到?”——时间紧、身份特殊、任务又极保密,他只能干等。十分钟后,身形清瘦的唐由之拎着公文包出现,领命进门,这才揭开了毛主席白内障诊疗过程的序幕。
会诊地点并不在医院,而在305医院临时封闭的会议室。几十名眼科骨干围着灯箱低声讨论,可病历上却没有姓名,只写了“高龄男性,双眼晶体浑浊,视力0.02”。唐由之心里咯噔一下:光看数据,这是一例进展期老年性白内障,但为何要如此遮掩?他没多问,照流程汇报——手术为佳,但高龄合并慢性咳嗽,风险大。
紧接着的数周里,唐由之每隔三两天就被叫去完善方案,却始终见不到患者。春节前夕,他才从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口中得知真相:“病人是主席。”一句话让人瞬间明白所有保密环节的来历,同时也让所有决策变得更慎重——这可不是普通的白内障病例。
1975年2月5日清晨,唐由之第一次走进主席书房。巨大的书架被昏黄灯光照着,毛主席坐在靠椅里,文件摊成一堆。老人抬头时眯着眼,神情却照旧幽默:“唐大夫,你离我多远?”“大概三米。”唐由之回答。“三米?我只能看见一团影子。”主席笑了笑。几句轻松的话,化掉了初见时的拘谨,也让唐由之迅速掌握了病情:双眼视力几乎失用,阅读完全依赖口述。
药物保守疗法已试遍,效果可忽略。针拔套出术才是根本解决办法,可问题卡在主席本人——老人认定手术会耽误政务。周总理、汪东兴轮番劝说,仍不得要领。责任落在唐由之肩上,他得想别招。
接下来一周,他白天查房,晚上坐在资料室挑灯记录各类成功案例。可说得再多,主席都摇头:“动刀子,总得考虑恢复时间。”医患博弈被拖成拉锯战。偏偏主席夜咳不止,若再拖,晶体硬化,手术窗口会进一步收窄。唐由之心里急,却不敢表露。
一个午后,谈话再次陷入僵局。唐由之灵机一动,提到唐代针拨术渊源,随口念道:“万般灵药皆无效,金针一拔日当空。”毛主席愣了两秒,放下茶杯:“白居易写的?”“是。白老晚年白内障,用的正是针拨术。”唐由之抓紧补充:手术五分钟,伤口不用缝合,恢复快,只需注意咳嗽控制。主席沉吟片刻,忽而说道:“诗人都去拔针,我这点勇气总得有。行,就按你说的做。”
决定一出,一切飞速运转。主席提出唯一要求:设备全用国产。唐由之暗自犯难,进口显微镊子确实好用,但转念想到“国产”二字的分量,立即联系上海、天津器械厂连夜赶制。不到一周,单孔显微刀、角膜镊子、前房针全部到位,虽不够精美,却扎实可靠。
1975年7月23日上午,书房临时改成手术间。术前准备只用了二十分钟。主席躺好后忽然问:“放首《满江红》,镇镇场。”一句话让众人笑意绽开,紧张气氛减半。音乐刚起,唐由之动针。操作极快:角膜切口、晶体囊破口、针拨晶体、负压吸除。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五分钟,结束。纱布包扎完毕,唐由之低声道:“主席,完成了。”老人侧头:“才几分钟?我没感觉。”
术后三天复查,视力恢复至0.3。主席摘掉纱布,自嘲道:“总算能自己看报纸了。”可按照医嘱,还得包扎数日。主席嫌麻烦,坚持戴单片镜。唐由之妥协:左眼加镜片,既遮尘又可阅读。老人满意:“你小唐总有主意。”
八月初,因连续批阅文件,主席眼内异物感加重,再次召唐由之到府。检查后确认仅是轻微炎症,清洗、点药即可。事毕主席说:“另一只眼,也要麻烦你。”唐由之答得干脆:“您喊我随到。”
遗憾的是,第二眼手术最终没能实施。1976年9月9日凌晨,电台播送特急讣告,全国哀鸣。听到消息时,唐由之还守在病房值夜,他靠在墙角沉默良久,喃喃一句:“金针已拔,日仍当空。”
历史留给后人的,往往是定格瞬间:五分钟手术、白居易诗句、国产器械、满江红伴奏。这些细节,拼合出医疗技术与政治抉择交织的独特场景,也折射出那代人执着、谨慎和担当。否则,一句“金针一拔”也不会在关键时刻改变最高领袖的决定。
来源:话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