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5年8月12日，四川省民政厅至函乐至县佛星镇玉金村8组91岁的蒲秀英老人，询问老人的生活现状。一个山沟里的普通老人，何以会受到省民政厅关注？原来，这个老人非同寻常。老人的人生经历，竟与中央电视台一频道播放的电视剧《格达活佛》有其深刻联系。日前，记者专程前

2005年8月12日，四川省民政厅至函乐至县佛星镇玉金村8组91岁的蒲秀英老人，询问老人的生活现状。一个山沟里的普通老人，何以会受到省民政厅关注？原来，这个老人非同寻常。老人的人生经历，竟与中央电视台一频道播放的电视剧《格达活佛》有其深刻联系。日前，记者专程前往玉金村采访了——

時年91岁的蒲老，因患白内障已双目失明，但精神状态却很好，说话声音十分洪亮，听力也好。听说记者专程前去采访她，老人十分激动，连说她这么大岁数了，还有那么多人关心她，记者还来采访她，她感到很过意不去。记者问起民政厅给老人写信是什么内容，老人说，省上很关心她，写信问她住上新房没有。老人的儿媳黄红英立即拿出民政厅的来信，大意是：乐至县为老人修房给了补助金，现在房子是否已修好，老人是否住进了新房，请将情况及时回复民政厅。

随即，老人给记者讲起了她的人生经历。

自幼父母双亡，花季参加红军

1914年9月26日，我出生在四川省梓潼县一个叫施家山的地方，父亲蒲应兴，给地主当长工，母亲蒲鲁氏，随父亲住在地主家的牛棚里，给这家地主做小工。

我3岁时，伤寒夺去了母亲的生命，5岁时父亲也撒手而去。父亲死后三个月（1919年12月），地主把我送给一个姓罗的人家当童养媳。这个罗姓人家也很穷，靠帮人、打柴卖维持生计。罗家的娃儿也就是我的“丈夫”罗万伟，大我6岁。16岁那年，罗万伟上山打柴，不幸摔下山崖死了，当时我年仅10岁，便被罗家退回了原来的那个地主家。

我不是这家的人，没地方住，就住阶檐边边，一堆谷草铺个窝，冬天象狗一样倦缩在谷草窝里。生活则靠扯牛草换点包谷粉搅野菜。三块石头，支个砂罐就是锅，连个碗都没有，煮好了野菜糊，就在砂罐里吃。

11岁那年，一对叫周家洪、何秀英的山民见我十分可怜，就收留了我，我为周家看山扯草，上山打柴，然后背到梓潼县城去卖。16岁的时候，我就长成大姑娘了，常年在山里滚打，劳力很好，人也较高，当时大约已有1. 6米，那个时候，算是女人中的高人了。

1930年，川东北的梓潼、宣汉、达县、南部、阆中、武连、剑阁等地成立了川北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这年中秋节的前几天，我去县城卖柴，有几个当兵的来买我的木柴，其中一个姓刘的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一五一十说了自己的苦难。那个当兵的问我愿不愿意参加红军，我说我是女的，怎么能参加红军。那人说，军队上有很多女兵。说着就把我带到女兵住地，一个叫李素清的红军女干部来给我做工作，叫我参加红军。我说我要回去给“家里”说一声。红军留我住了一夜，那个女干部给我讲了很多当红军的道理，当时我虽然听不大懂，但却觉得红军很亲热，就同意参加红军。

第二天，我回到“家”，讲了要当红军的愿望，周家洪、何秀英夫妇很支持，给我收拾了两套衣服，当天就把我送到了游击队。从此，我参加了红军，成了一名红军游击队员。随后我才知道，那个姓刘的红军是连长，叫刘连波。而李素清则是连里的政治指导员。我参加红军的时候，还差50天才满17岁。

崇山峻岭转战 甘孜州里落难

参加红军后，我被派到中共四川省委妇女学校学习。所谓学习，主要是进行军事训练，舞刀弄棒（枪很少）、伤员急救、抬担架、爬坡训练等等。

在妇女学校学了不到一个月，学员就被拖出去打了一仗。当时，连长安排我和几名红军女战士，负责照顾20多名红军家属和儿童，转移到一座山神庙里隐藏。我个子大，劳力好，嗓门也大，跑前跑后，特别出色。别人背一个儿童上山还吃力，我从小在山里打柴受过磨炼，背上背一个，怀里抱一个，还要空出一只手来搀扶行动困难的妇女。我在红军“家属队”表现很出色，于是连里就指定我为后勤班长，专门负责家属队，还负责买柴买米。

那个时候，没有公路，更没听说过什么车辆，运输全靠肩挑背扛。我是全连出了名的“大个子”（已是1.70米左右），无论肩挑还是背扛，我一个人总是要当两个人干活。指导员十分喜欢我，参军三个月就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不到五个月，指导员又问我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我说 ：“我们红军不就是共产党吗？”指导员说，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红军战士是共产党的同志，加入了党组织才是共产党，你是红军战士，还不是共产党员。我说，“那我现在就加入，入了党才算共产党，我当然要入党了！”指导员就给我讲了许多入党的要求，过了几天，我就进行了宣誓，加入了共产党。

1930年到1932年，我所在的红军游击队，主要转战在江油的厚坝和剑阁的武连山一带。部队曾打过北川、广汉、绵竹，因为牺牲很大，只好仍然退到广元和剑阁一带的大山上，东躲西藏。我的工作是做后勤，背米背锅和扶带红军家属，今天走东，明天走西，从没一个固定处所。就是这样，还经常遇到国民党军队的清剿。

1932年冬，红军第四方面军来到川东北，我所在的游击队编入川陕革命军第四方面军，随即便在通江、南江、巴中、旺苍、广元等打了不少仗，占据了很大的地盘，重新建立了川陕苏维埃政权。我在后勤方面表现出色，参加红四军后，仍是负责后勤，我带了20多个女兵，当起了班长，来来回回，随转战红军把一批一批物资和家属运送到大部队所在驻地。

我不知道部队都打了些什么样的仗，只知道带着红军家属和物资，不停地走，不断地转移，从冬走到春，从夏走到秋，好象永远都走不完。很多地方有大路却不敢走，只能跋山涉水，钻树林，走草丛，过河沟，渡险滩，晚上从不脱衣，倒地就睡，衣服被露水打湿了穿干，穿干了又打湿。凡是红军走过的地方，能吃的野菜、树叶、草根都吃光了。不少地方没有水喝，有水也不敢喝。当地老百姓说，遭了灾，水有毒，喝了要中毒。

一次在茂县，我所在部队遭遇敌机轰炸扫射，红军被打死一大片，我负责的红军家属也死了十几人。幸好我命大，躲过了劫难。

1936年，红四军在甘孜一带活动，我被分配到供给部，与6个女兵负责为红军烤牛肉干，准备北上长征。（指党中央纠正了张国焘错误路线之后，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甘孜，准备二次长征——记者注）。

我和高秀英、高云先等6个女兵，没日没夜地用杠炭烧烤牛肉干，就在部队准备出发的关键时刻，我却得了“寒老二”（伤寒），几天几夜昏迷不醒。部队临走时，只好把我和一些伤病红军留下，交给了甘孜白利寺，要求格达活佛以及甘孜头人夏克刀巴（曾任红军苏维埃博巴政府军事部长）德格土司达总管（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康省副主席、甘孜州副州长）等，对滞留红军加强保护，并留下红军女战士高秀英、高云先等照顾被留下的伤病红军。红军北上的时候告诉高秀英、高云先，叫她们好好照顾留下来的红军战士，等着红军回来，说红军一定还会回来！

红军大部队走后，国民党的部人就到甘孜清剿。他们有刘湘的部队，也有青海来的国民党兵。刘湘的部队还好一些，只抢钱，不杀人。红军临走时给我们每个滞留的红军都发了数额不等的大洋，通通被刘湘的部队抢了去 。

可恶的青海兵，抢不到钱就杀人。官兵勾结反动土司，到处搜山，抓到失散红军就杀。不少留下来的红军伤病员都被抓去杀掉了。

我们躲藏的寺庙也经常遭到搜查，一些和尚遭到关押和拷打，逼他们交出隐藏的“霉老二”（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辱骂）。为了不给寺庙带来灾难，我、高秀英、高云先等人提出要去找红军，但是格达活佛坚决不同意，说我们人生地不熟，失去当地人的保护，只有死路一条。

为了保护我们女红军，格达活佛把我们装扮成当地的民族，混在当地人当中。为了长期隐藏下去，格达活佛又联通当地进步头人，要求我们女红军找当地男人结婚。1936年冬，我便与一个年近50岁名叫康文华的人（康系国民党驻军一名老兵，受了伤离开部队留在甘孜做小生意）结了婚，1937年便生了个儿子，取名康久高。女红军高秀英、高云先也都先后结了婚，慢慢地等待着红军大部队回来。

然而好景不长，我结婚仅仅三年，康文华在遂宁原籍的前妻带着一个20多岁的儿子找了来，康文华的大老婆和大儿子对我又打又骂，还报告当地反动派，说我是红军，叫人来抓我，我赶紧逃走，儿子康久高则留给了康文华。

我逃到一个叫三岔河的地方开了个小面馆隐居下来，仍然苦苦盼着红军回来。直到民国38年（1949）年，刘湘起义部队里一个名叫王青云的乐至人，来到我开的面馆吃面时，认识了我，我觉得王青云老实可靠，便和他结成了夫妻。

1950年，全国解放，王青云要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为使我有个归宿，王青云便把我送到原籍乐至县兴隆场落了户。后来，王青云从朝鲜回国，退伍回乡，当过贫协主席、生产队长，我则当过妇女代表、乡妇女委员。1958年生育一子，取名王福伦。50年代，我认为自己没文化，当不了干部，不能为党做贡献，但自己劳动力好，很适合种地干农活，于是便在现在的佛星镇金玉村8组定居下来，一辈子当了农民。我的那段红军经历——算起来我整整当了6年红军——也从没对人提起，当地也就没人知道我曾经是红军。

千里认亲遇惊喜 确认红军享晚年

1964年秋，我已50岁，时常想起留在甘孜州的儿子康久高。如果儿子还活着，都快30岁了。我想念儿子心切，决定去甘孜寻找儿子，找到了，就叫儿子到乐至县来定居，母子也可团聚。

这年8月，我来到甘孜，找到我和康文华结婚生活过的地方。当地人告诉我，康文华和他老婆早就死了，康久高解放后参了军，退伍在甘孜按排了工作，并与一个叫方秀英的姑娘结了婚，家庭生活很幸福。

我没费多少事就找到了儿子，母子团聚，十分激动。当年有不少留在甘孜的失散红军，有人还知道我曾是红四军供给部的女班长，就来看望我，问起我享受红军待遇没有。我说，乐至当地根本没人知道我是红军，甘孜当地政府民政局就把我找了去，问了我的情况，居然在民政局相关档案材料里查到了我参加红军的情况。

原来，解放后，甘孜成立了落实红军政策的工作组，不少失散红军落实了政策，我当年的战友把我的情况向工作组作了反映，因此档案里还有记载。

当地政府把我奉为上宾，见我身体有病，马上就拿钱给我治病。病好以后，我要回乐至，当地政府不仅安排了我坐的车，付给了全程车费，还给了我粮票和钱。临走，当地政府给我出具了失散红军的证明，叫我拿着证明回乐至县落实相关政策。

回到乐至后，我把证明交到县委龚正才书记手里，龚书记要求民政局具体落实。民政局说，我的事情太久远了，需要调查，搞清楚了才能落实政策，叫我回家等待。

可是，民政局还没来得及调查，“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要求落实政策的问题就此搁到了一边，再没人过问。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直到80年代初，我的儿子王福伦已经20多岁，听说我曾是女红军，觉得应该找政府落实相关政策。于是，我又才重新向乐至县民政局提出落实政策的要求。民政局和乡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甘孜州进行调查，甘孜州民政部门证明我确实是失散老红军。于是，1987年，我终于被确认为失散老红军，当时每月领取20元优抚金。后来又逐步增加，2005年7月，已增加到每月领取265元。

2004年，乐至县民政局的同志来看望我，见我住的房子快倒了，就给我申请了5000元补助金，特批了屋基，我儿子和孙子筹资5万多元，修起了一楼一底的楼房，2005年5月，我和儿孙们终于搬进了新居。如今，我的生活很幸福，我感到很满足。至今我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个红军老战士。我要永远站稳自己的脚步，就是闭了眼睛，我也记得住：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

来源：妙笔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