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遇到过的每个有幸去过中国的聪明人，都曾倾倒在那神奇的人民和神奇的土地的魔力之下。我十分希望，通过用我的钢笔和画笔尽力准确和生动地展示中国的真实面容，这种魔力能将即使从来没到过那里的人也迷住。只要贴得足够近，人们就有可能成功地描述一个民族的心灵，然而一辈子熟悉

斜阳：大清王朝的最后十年

我遇到过的每个有幸去过中国的聪明人，都曾倾倒在那神奇的人民和神奇的土地的魔力之下。我十分希望，通过用我的钢笔和画笔尽力准确和生动地展示中国的真实面容，这种魔力能将即使从来没到过那里的人也迷住。只要贴得足够近，人们就有可能成功地描述一个民族的心灵，然而一辈子熟悉和热爱中国的外国人会第一个否定这种做法对中国的可行性。我宁愿采取勃朗宁的观点——“心灵帮不了躯体，躯体也帮不了心灵”——力图忠实地记录下我的所见，这样可以让别人自己去研究中国。

——艾米丽·乔治亚娜·坎普，1909年。

公 元1901年9月7日上午11时30分，在北京东交民巷的西班牙使馆，随着清王朝全权代表奕劻和李鸿章同英、美、日、俄、法、德、意、奥、比、西、荷等十一国代表分别在和约上签字，为处理去年庚子事变引发的争端，持续了将近一年的谈判终于宣告结束了。根据各方达成的协议，条约共12项条款，外加19项附件，其主要内容包括道歉、赔款、惩凶等事项。由于李鸿章的据理力争，列强勉强同意对义和团事件负主要责任的慈禧太后不再追究，并保证在“惩办祸首”的条款中不提及她的名字。而在千里之外的西安，慈禧太后及手下大臣正翘首企盼，焦急得等待着谈判的结果。当天下午，《辛丑和约》签署的消息和具体内容通过电报传到西安。接到电报后，此前还一直提心吊胆的慈禧太后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整整一个月后，慈禧与光绪皇帝一行收拾停当，正式从西安起驾踏上返回北京的旅程，即所谓的两宫回銮。经过了长达三个多月的长途奔波，1902年1月8日，慈禧与光绪皇帝一行终于 回到北京。

尽管时值隆冬季节，但北京城外还是挤满了前来迎驾的官员及百姓，甚至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大批外国人也前来看热闹——毕竟在此之前他们很少有机会近距离看到大清皇太后的尊容。时任《泰晤士报》记者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就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这一幕：

今天上午去前门观看朝廷回銮典礼……等了好几个小时。到处都挤满了中国人。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才看到皇家车队蜂拥而来。先出现在视野里的是步兵队伍，举着许多銮旗，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紧接着是手持长矛的骑兵，骑着从德国人手中买来的澳大利亚战马（看到这样的马上骑着这样的骑手，我感到非常惊讶，有万马奔腾之势。）而后才是銮驾。肃亲王身着崭新的黄马褂。通往皇城西北角一座庙宇的路都铺上了黄沙。庙里的僧人都穿上精美的袈裟。皇帝乘坐的黄色轿子装饰得并不豪华，停在寺门外后。皇帝捧着啐壶下了轿子后就朝庙里走去，神情十分尊严，但又不显得趾高气扬。他双颊深陷，肩窄胸扁，面孔瘦长，满脸戚容，看起来很虚弱。他只在庙里呆了一会儿，就回到轿子里。他的穿着很朴素，和一般的中国绅士一样。接踵而来的是慈禧太后的全副车仗，富丽堂皇，盛况空前…… 慈禧太后也来到这座庙，不同的是她乘着轿子进了庙门。庙不大，勉强能容的下她的随行人员。她的轿子比皇帝的豪华，上面装饰着许多孔雀翎。她昂首阔步走到殿里。烧香拜佛后，她在侍从的簇拥下走了出来。在庙门口，她挥手让他们退下。一名侍从替她撑起一把銮伞，她也挥手让他离开。她独自站在那里，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们。她衣着华丽，戴着满族的头饰，牙齿脱落，显得苍老，没有给人留下好印象。面对城墙上十多个国家穿各种各样稀奇古怪服装的人，她面不改色，显得勇敢自如，真令人情不自禁地感到钦佩。所有随从都对她毕恭毕敬，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随从之间却洋溢着友好、亲密无间的民主气氛。慈禧太后上了轿子就离开了，没有再到另一座庙去，那里还有许多人站在城墙上恭候她。我在一片烟尘中回了家。

或许是对去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的恐惧仍心有余悸，或许是真想利用此次难得的机会向西方世界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当天的慈禧太后格外随和，甚至专门对人群中混杂着的洋人含笑示好。对于这一点，当时几家较有影响的西方报纸都予以了特别关注。例如《字林西报》就报道称“皇帝乘黄舆入正阳门，端坐轩昂，皇太后黄舆方入正阳门时向东注视片刻，皇后端坐无视，两宫行经城甕关帝庙，入庙拈香。西人携照相镜恭待见，两宫出，摘帽高举致敬，两宫掀簾微笑点首者三。”几乎所有媒体都提到了一个细节，即慈禧回銮抵达正阳门后，当她下轿前往关帝庙上香时，抬头看见了正在城楼上对着她拍照的洋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具历史意味的瞬间。就在一年多前，这位以顽固保守著称于世的清朝最高统治者还将洋人视为万恶的洪水猛兽，不顾一切地宣布与列国开战。而如今，面对与自己仅仅相隔十来米的居高临下的洋人，老佛爷却竟然笑脸相向，任其对着自己拍照，这一切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想象的。

图3-1-1：慈禧太后在正阳门下向城楼上的外国人招手。1902年1月，照片为城楼上看热闹的西方人所摄。

更令西方人惊奇的是，正是在这次旅途中，受到庚子国难刺激的慈禧太后开始反思帝国的前途命运，并出台了包括新政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从而奠定了清王朝最后十年的基调。而在许多西方人眼中，这个古老帝国的形象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她不仅在上世纪后半叶统治了大清帝国，她的统治推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她还把中国政治家们所能想到的某些改革措施也付诸实践了。和满族的其他妇女相比，她可谓鹤立鸡群，出类拔萃。和其他民族的妇女相比，她同样毫不逊色。就性格的坚强和能力而言，她和任何人相比都不差。我们不由自主地钦佩这个女人，她小时候在家里帮母亲干杂活，后来被选入宫做了个‘贵人’；她是一个皇帝的生母，一个皇帝的妻子，她立了一个皇帝，她还废了一个皇帝，她统治了中国将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利的国度。说她是19世纪后半叶最了不起的女人，这不算是夸张吧？”这段话出自美国传教士I.T.赫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所著的《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Court Life in China）。

赫德兰是美国传教士，1888年来到中国，在北京汇文书院任职文科和神科教习。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中，赫德兰详细描述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秘闻，以及宫廷中的女性、格格们的学校、汉族女子的生活和社交等方面的情况。他提到了光绪皇帝对西洋事物的好奇，以及慈禧太后在与外国公使夫人交往时的社交手腕。书中还记录了宫廷礼仪对洋人的照顾，以及满汉之间的分别，这些内容反映了清朝末期中国社会面临的复杂局势和挑战。赫德兰的这本书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因为当时的清廷对西方世界来说非常神秘。对于慈禧太后在外交场合的表现，赫德兰曾在其著作中赞叹道：“只有在私下接受某外国公使夫人的觐见时，这位非同寻常的女人才会表现出她的机智，她的女人味儿，和她作为女主人的吸引力与魅力。她与每一位客人握手，非常关切地嘘寒问暖；她也抱怨天气的炎热或寒冷；如果茶点不合我们的口味，她会非常着急。她十分真诚地说，能和我们见面是她的一种福气。她还有办法让每一位客人都为她着迷，即使她们以前对她存有偏见。她对每一个客人都很关照，这也充分表现了她作为一朝之主的能力。”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年在与慈禧太后的接触中，西方人对她的看法是多么得令我们感到诧异。关于慈禧太后身上所体现出的这种新变化，康格夫人恐怕是最有感触的了。

康格夫人本名萨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她的丈夫爱德温·赫德·康格（Edwin Hurd Conger,1843—1907）是美国外交官，1898年任驻华公使，1905年辞职回美。1898年，萨拉·康格跟随丈夫来到中国，在北京住了7年。1909年，她将自己在北京期间写给家人的书信结集，名为《北京信札》。该书与绝大多数西方来华人士的视角不同，表达了与众不同的中国观。在华期间，康格夫人曾经多次觐见慈禧太后。在《北京信札》一书中，她以女人特有的细腻，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展现了慈禧太后的另一个侧面。

原来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痛定思痛，慈禧开始大力调整对外政策。与原先极力躲避洋人不同，在生命中的最后八年，这位当朝皇太后热衷于接见各国公使夫人，试图用“夫人外交”修补与列强的关系。康格夫人高兴地发现：“慈禧太后第一次接见来自外交使团的七位女士是在外交大臣的努力和督促之下才得以实现的。1900年的动乱结束之后，宫廷回到北京，太后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她主动发起了很多次会见的邀请，大家自然都接受了这些邀请。我到宫中出席午宴，格格王妃们也到我家共进午餐。由此，格格、福晋与大臣的夫人们开始邀请款待我们，也受到我们的邀请和款待。”

1902年2月1日，刚刚返回紫禁城没多久，慈禧太后就和光绪在皇宫接见了外交使团的公使夫人和孩子们。康格夫人在北京期间前后共九次觐见慈禧，其中仅1902年就有三次。随着交往的增多，慈禧在西方公使夫人们心中的形象似乎也越来越正面，越来越富有人情味。例如在1903年6月15日第六次觐见后，康格夫人说：“除了王室的优雅气度外，太后女性的温柔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太后在召见过程中还热忱地祝贺我喜添外孙女。”1905年4月，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离任回国，临行前他率四名使馆工作人员觐见了光绪皇帝，而康格夫人随后也带着私人翻译去觐见慈禧。或许是格外珍惜这最后一次的会面，在正式行过皇家礼仪后，康格夫人和慈禧以两个普通女人身份谈心。为了表彰康格夫人对中美友谊所作出的贡献，慈禧还授予康格夫人“女官”名号。之后还发生了最感人的一幕：“我与太后道别，正要告退时，她又把我叫回去。太后的翻译把一块用鸡血石制成的护身玉佩放在我手中，说道：‘这是太后随身佩戴的，现在太后想送给你，希望你能一直戴着它渡过重洋，它会保佑你平安到达祖国的。’”在回到美国后，康格夫人一直对慈禧太后的厚爱念念不忘，她一方面为“繁文缛节使一个女人无法对另一个女人吐露心声”而感到遗憾，一方面又称赞“太后陛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性格鲜明的女性之一”。1908年11月15日慈禧去世后，康格夫人在第一时间写了题为《国丧》的纪念文章。

图3-1-2：慈禧太后与驻华公使夫人合影，右二为康格夫人，1903年，裕勋龄摄。

实际上不仅仅在外交领域，清王朝在最后的十年间所表现出新气象几乎是全方位的。1901年1月29日，《辛丑条约》签订仅仅半个月之后，慈禧太后便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4月21日，朝廷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同时任命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为参与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这场由朝廷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几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军事方面编练“新军”，经济方面全力振兴商务，文化教育方面，1905年大办学堂，甚至断然废除沿袭了千余年的科举。

1905年7月16日，为向西方学习先进经验，清王朝朝廷特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大员分别带队出洋考察。12月19日，端方和戴鸿慈带领首批考察团一行共33人登上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西伯利亚”号驶向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日本。大约一个月后，由载泽、李盛铎和尚其亨率领的第二批考察团乘坐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扬帆启程。对于这两支中国出洋考察团，国际舆论表现出了高度关注。1906年2月12日，英国《泰晤士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中国》的文章，该文评论说：“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当端方、戴鸿慈使团访问波士顿时，市政府还特意升起了清朝的龙旗。1906年1月24日，适逢中国的除夕，当天，端方、戴鸿慈以、驻美公使梁诚等乘马车到白宫拜访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总统在接见完考察团之后，还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信。稍后，载泽团也在美国考察了一番。离开美国，两支考察团又相继抵达欧洲，访问了英、法、比、德、奥、丹麦、瑞典、挪威等国，最终于1906年7月回国。

图3-1-3：端方考察团在意大利留影，1906年。

关于清王朝末年的种种变化，在中国活动多年的莫理循作为近距离观察者，曾向多次西方世界介绍自己的新发现。这位《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对中国社会的变化表现出敏锐的观察力，他捕捉到了“新政”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变化。总体上看，莫理循对清末“新政”持有积极的态度，并认为这是中国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他看来，晚清十年，“新政”改革使得教育、军制、官制、法制、工商实业、政治体制以及社会风俗都呈现向近代的变迁。莫理循看到了清政府所作的改革努力，并且从觉醒了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受西方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希望与未来。他一改过去漠视中国的态度，开始以乐观的态度来报道中国呈现出的新景象。他在日记中欣喜地写道:“北京展现出一个发展中城市的骄傲，处处呈现出比较健康的道德观念。北京在各方面都在取得进步：道路在改善，警力在加强，马车和人力车满街跑，电信事业蒸蒸日上，沿街修造了许多公共厕所，对有伤风化的广告进行大清洗……”，甚至把清末“新政”比作日本的明治维新，认为前途无限。 1907年9月莫理循回伦敦期间，他在中国协会的年会上发表演说，内容充满了对中国的乐观情绪。他认为中国虽然有许多方面需要批评，但值得赞扬的地方更多，如民族意识的觉醒、西式教育的传播、改变军队的尝试以及国内新闻界的成长等。不仅如此，莫理循还通过实地旅行，亲眼目睹了清末“新政”的成果，并对这些成果进行了报道，为西方社会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且充满希望的中国形象。1910年，莫理循以《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的身份，对中国西部的陕西、甘肃、新疆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考察，在《泰晤士报》上连续发表了12篇报道，在使广大西方读者了解中国西部的历史和现实、宣传中国近代化进程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对中国“新政”改革中的点滴进步都给以高度的重视和称颂，认为“不论把它设想得多么不成熟，改革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可以有把握把全部信心寄托于中国人民的未来。”在1910年的西北行中，莫理循拍摄了近千张照片，不仅记录了自然风光，还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民族特色，为后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在清王朝“新政”引起西方社会广泛关注之外，这个古老国度的百姓也以其全新的面貌令西方人刮目相看。

图3-1-4：满清王公拜访西方驻华使馆，清末，莫理循摄。

图3-1-5：清末新军训练，莫理循摄。

图3-1-6：1906年11月25日，广西桂林举行庆祝立宪大会，主席台横额上写着“立宪万岁”，照片系容芳斋照相馆拍摄，莫理循收藏，现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立图书馆。

1905年7月下旬，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在美国引起了轰动。据称，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人们因抗议美国施行多年的排华法案，正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运动的浪潮已迅速蔓延在上海、天津、北京、广州、南京、苏州、杭州等各大城市。令美国人困惑的是，在这个一向被他们所漠视的国度，突然就爆发出空前的力量。一时之间，各界民众纷纷结成抵制美货团体，相约不买不用美货，商号不卖美货，码头工人不装卸美货，制造工人不用美国原料，邮政工人不收美国标本，学生也不再去美国人办的学校读书。

最让华人感到耻辱的，美国移民局还对华人实行“背屉笼”制度。所谓“背屉笼”制度，是法国在20世纪初发明的一种机器，主要用来测量并记录囚犯的身体特征。1902年，美国财政部长首先提议对华人使用这个机器，其理由居然是因为美国人不太熟悉华人面貌特征，导致常有冒用证件的情况。1903年6月30日，国会竟对此提议批准实行。从此，每当华人在美国登岸时，所被要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光衣服，由移民官员进行量身。

尽管当时，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际上，都不断有人对这种政策予以谴责，但顽固的美国政府却从没有停止排华法案的意思。1904年，当限制华工条约又一次期满10年时，西奥多•罗斯福为在大选中赢得力主排华的西部的支持，再次在国会通过延长排华法案的决定。于是日益觉醒的中国民众再也无法忍耐，他们心中长期积压的愤怒将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1904年12月，随着华工禁约的期满，旅美华侨10余万人联名上书清政府，要求与美国政府交涉废约，然而美国政府却蛮横地拒绝了中方的要求，反而决定继续延长该条约的有效期。消息一经传出，立刻激起了中国各界人民的强烈愤慨。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铸提出，以两个月时间为期限，如果美国仍旧拒绝修订条约，中国商民将实行抵制美货运动，并通电全国各大商埠，这一立场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民众的热烈响应。7月20日，眼看美方对中方的呼声无动于衷，中国民众决定采取行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正义维权运动从此拉开了序幕。在爱国商人和学生的推动下，这场运动迅速蔓延到各大城市。美国人很快就发现，在中国，搬运工人拒绝运送有美国标识的货物，众多中国客户也断绝了与他们的商务往来，甚至连那些在居华美国人家里干活的中国仆人也纷纷辞职。

在天津、上海等地，那些本来十分畅销的美国牌香烟，由于市民的抵制，都霉烂在了仓库里，有些烟摊前还竖起了“本摊不卖美国烟卷”的木牌。在长沙，著名爱国志士禹之谟等组织领导学界，分赴各地进行抵制美货的宣传。在他们的努力下，像《奉劝中国的众同胞勿买美国的货物》之类的小册子，在民众间广为流传。在福州，由美国教会开办的鹤龄英华书院，为抗议曾有三名学生赴美时遭受侮辱，全校两百多名学生公请校长致电美国国务院修改工约，否则将全体退学，学生们还直接致书美国总统质问道：“我们很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在中国大讲爱的信条，而在美国，中国人享受的待遇不如任何一个国家，甚至连黑人都不如？”在天津，租界里的美国商店，也变得门可罗雀。天津商务总会宣布：“美国禁止华工条约一日不废除，美货一日不售卖”。各商界代表还号召各行各业不购办美货，不售卖美货，违者将罚款五百元。著名爱国商人、郭庆隆绸缎庄经理宋则久率先出售国产土布，以代替美国花旗布，各布商随之争相效仿。学生则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他们走上街头，散发传单、集会演说，向市民揭露美国迫害华工的事实，有的还组织起来监督销毁美货，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坚持到底。著名的《大公报》，也站在了抵制美货的前沿，不但增辟“抵制美约要闻专栏”，还宣布拒绝刊登美商广告。而在广州，据说在珠江上靠摆渡为生的一位船妇，在发现旅客携带着美国货物时，断然拒绝其上船！

1905年的这场抵制美货运动持续了近半年的时间，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面对中国民众的怒潮，早在上海商人酝酿抵制美货时，著名的美孚石油公司就曾警告美国政府，预言抵制运动将对美国煤油工业带来一场巨大的灾难。果然抵制运动开始后，美国人就发现他们在中国的商务几乎是一落千丈。从事后的统计来看，抵制运动直接导致了美国的对华出口明显地下降。1905年4月时，美国每月对华出口额约为800万美元；而在抵制运动高潮的1905年10月，则只有375万美元。在运动最为激烈的广州，据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的报告称，正常年份美国面粉在广东的销售量是50万袋，而在抵制运动开始以后在广州的销售量竟为零；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量也下降了50%以上。

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极大震动了美国当局，一些美国人为此惊呼：“这是真正的一场伟大的民众运动”。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被迫表态：既然引起抵制的原因是美国对华人不公正，那么国会应当同意修改排华法。正是慑于民众的威力，清政府最终拒绝了美国政府续签华工禁约的无理要求。抵制美货运动，第一次让美国政府行政部门进行了自我检讨，尽管最终整个排华法案并没有被废除。美国政府终于认识到，过于严厉的排华政策，不但直接践踏了华工的人权，同时也会损害自己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所以不得不建议修改以往的法律，于1906年废除臭名昭著的“背屉笼”制度。

受权刊发，选自《画龙 : 西方传世影像里的中国形象（1500-1949）》， 杨红林 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25年6月。

鉴于中国人民掀起的这种抗议浪潮，美国政府不得不史无前例地予以高度重视。为了平息这场风波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冲击，美国一方面从外交层面向清朝施加压力，一方面也通过民间交流的方式试图向中国释放“善意”。在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亲自推动下，美国政府于1905年向中国派出了史上首个大型官方访问团。代表团由时任美国陆军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后成为美国第27任总统）率领，包括了35名美国国会议员、7名美国参议员等社会知名人士，而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儿爱丽丝·罗斯福（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1884—1980）竟也赫然在列。代表团的访华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解决当时中美之间的贸易僵局，特别是针对美国排华法案所引发的中国抵制美货运动。

1905年7月8日，这支美国代表团乘坐“满洲里”号远洋轮船从华盛顿出发，途径旧金山、夏威夷，7月25日抵达日本，团长塔夫脱作为调停人成功说服日本与战败的沙俄通过和平谈判结束日俄战争。不久代表团前往菲律宾和中国进行访问。代表团抵达广州后一分为二，一路由团长塔夫脱带队到广州和上海与当地官员就解除抵制美国货进行磋商；另一路则由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爱丽丝带队北上前往北京。9月11日，爱丽丝一行抵达天津，受到清朝新军仪仗队的列队欢迎。次日，爱丽丝一行从天津坐火车来到北京。在北京，爱丽丝一行的访问足迹遍及了天坛、国子监、雍和宫以及南口、八达岭长城、十三陵等名胜古迹。

当然，由于将爱丽丝视为“美国公主”，慈禧太后对这支代表团的到来格外重视，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抵达北京当晚，爱丽丝一行被安排住在颐和园内，慈禧太后甚至特意给爱丽丝专门安排了轿子。在颐和园，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不仅一同接见了爱丽丝一行，还给她们安排了丰盛的晚宴。爱丽丝的日记中记述道：“各种中西食物交替不断，我只吃了我喜欢的中国菜，特别是鲨鱼翅，是用玫瑰酒把它冲洗过的，而玫瑰酒味道非常棒，类似清酒或非常顺滑的利口酒，且酒劲非常强……”至于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评价，爱丽丝则称慈禧太后“精干、敏锐和威严”，而光绪皇帝则“目光呆滞”。会见结束后，慈禧太后甚至邀请爱丽丝一同游览颐和园，并赏赐其贵重的礼物，表达罗斯福总统的问候。”9月18日，爱丽丝结束了对北京的访问返回天津，随即从天津乘船回国。

在这次访问途中，代表团中的哈里·福勒·伍兹（Harry Fowler Woods，1859—1955）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见证了代表团访问途中的各种活动、城市风光以及广大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

图3-1-7：中国官员在车站迎接爱丽丝。1905年9月，哈里·福勒·伍兹摄。

图3-1-8：美国代表团在天津。1905年9月，哈里·福勒·伍兹摄。

图3-1-9：美国代表团在北京游览名胜古迹。1905年9月，哈里·福勒·伍兹摄。

图3-1-10：美国代表团在北京游览名胜古迹，美国代表团成员将手打在中国向导的肩上。这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非常耐人寻味。1905年9月，哈里·福勒·伍兹摄。

自19世纪以来，西方来华传教士一向抱有对中国诸多负面看法，并成为构建西方中国形象的主力军。不过到清王朝末年，特别是在经历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大规模冲击之后，许多传教士也开始自我反省，主动调整观察中国的视角，以一种相对积极的立场看待这个古老的国家。

众所周知，1900年发生的那场中西方之间的大冲突，究其根本原因，实际上基督教传播过程中积压的种种矛盾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导火索的作用。正因如此，在事件平息之后，在华传教士遭到多方舆论的批评，他们被认为是侵略者，应该对义和团负主要责任。即便是西方社会内部也不乏这种声音。痛定思痛，许多来华传教士更加反省自己在中国的角色，逐渐有意识地改变以往一味对中国进行批评的习惯。许多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著述及文章等，更多讨论中国的正面形象，不再片面地将中国人民视为等待拯救的4亿异教徒。

例如在清末中国最为活跃的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就是一个对华看法转变非常明显的传教士。自从1850年受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来中国宁波传教以来，丁韪良前后在中国活动时间长达62年。由于熟谙汉语，甚至善操方言，这位传教士在传教之余，不但翻译了大量有关基督教、自然科学、国际法方面的著述，还曾担任同文馆教习、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要职，被朝廷授予二品官衔，被视为清末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在清末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作为一名传教士，由于经常对中国提出尖锐批评，并多次参与外交纷争，丁韪良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在1900年，由于对义和团充满敌意，他甚至态度激烈地主张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罢黜慈禧太后。不过在清王朝开始推行“新政”后，丁韪良的对华态度迅速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在其1907年出版的《中国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书中表现地非常明显。《中国觉醒》着重描述了作者亲历的1902至1907年间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和改革，试图解释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并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光明未来的极大期盼。丁韪良认为，只要宪政和改革的势头继续保持，中国社会注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也必将能够强盛起来，并融入国际社会。他坚信“只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民将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据一个重要位置。”在当时来华传教士群体中，丁韪良这种“中国觉醒”观的形成颇具代表性，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艰难变革的客观现实，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西方人对华观念的某种重大变化。

另一位著名来华传教士明恩溥，之前也是基本上对中国形象持完全否定态度的，其撰写的一系列著述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同样是在1907年，明恩溥出版了《中国的进步》（The Uplift of China）一书，该书出版后当年就售出了75,000本，之后又多次再版。在书中，明恩溥列举了一系列中国的新变化，包括教育、交通、邮政及日常生活、社会风俗等方面。虽然当时中国的新式教育面临很多问题，甚至很多学校没有足够的课本，但他相信有着无尽耐心和忍耐力的中国人最终会克服所有的困难障碍；对于反缠足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他表示喜悦；对于立宪运动，他认为中国民众虽然还没准备好，但相信中国人早晚都会实现自治的政府；对于禁烟运动，他认为如能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将会是这个世纪最惊人的经济和道德的改革。总之，来华传教士们对清朝末年的中国维持着乐观和积极的态度，直到1911年革命的到来。

图3-1-11：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版画，法国《十字架画报》（法文），1907年10月6日。

除了丁韪良、明恩溥等在西方世界知名度颇高的来华传教士外，实际上当时生活在中国的不少传教士都对清末社会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用业余时间拍摄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流传至今，成为研究当时西方中国形象的珍贵视觉资料。

梅荫华（Michel De Maynard）是圣方济会的法国传教士，他1906至1912年间在中国北方地区（主要是陕西，也包括山东和北京）拍摄了大量照，记录了那个时代激烈变化的中国，内容包括风景、建筑、文化古迹、以及宗教、习俗等，还有一些反映“新政”时期中国军队新面貌的照片。

图3-1-12：清末中国新式军队。1906—1912，梅荫华摄。

还有不少来到中国进行考察和旅行的西方人，尽管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有限，缺乏细致深入的观察，也曾用手中的照相机或画笔也对清王朝覆灭之前的“回光返照”留下了自己的记录。

1908年，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成立东方教育调查委员会，并计划协助在中国建立一所类似芝加哥大学规模的大学，为此需先到中国调查教育、社会和宗教状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该委员会组建考察团，并于1909年1月初考察团一行从芝加哥启程，开始了近半年的中国之行。考察团共由四人组成：欧内斯特·伯顿博士担任团长，成员包括著名的地质学家、时任芝加哥大学教授托马斯·张柏林（Thomas Chrowder Chamberlin），担任日常联络、生活起居及摄影师工作的是张柏林唯一的儿子罗林·张柏林（Rollin T. Chamberlin）和一位年轻的华裔翻译王先生（Y T Wang）。在中国的考察期间，他们访问了十三个省份。考察结束后，罗林·张柏林留下来一部包含675幅照片的摄影集，这些照片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旅行考察行程，包括香港、广州、广西、湖北、四川、重庆、江西、上海、河南、河北、北京、沈阳等地，内容涵盖山川地理、道路村舍、人文风貌等等。由于很多照片拍摄于四川、广西等偏远的内地，因此也为后人观察晚清中国社会提供了独特视角。作为一名地质学者，一个西方年轻人，罗林在日记中并没有对沿途吃住条件如何进行叙述，更多的是以新奇的眼光对沿途地理风光和人文方面的记述。1911年12月，著名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风刊登罗林·张柏林撰写的文章《人口稠密的美丽四川》，并配有20幅他拍摄的照片及相关地图。

图3-1-13：四川地区劳作的纤夫。1909年，罗林·张柏林摄。

图3-1-14：四川地区的庙会。1909年，罗林·张柏林摄。

菲尔曼·拉里贝（Firmin Laribe，1855—1942）是一位法国军官，同时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拉里贝在1900至1910年期间在北京担任法国公使馆内的安全保卫工作。在北京的十年间，他利用工作之余拍摄了大量照片，主要拍摄地在北京及附近，内容涉及清末中国社会的种种方面。拉里贝的摄影作品记录了清末中国的各种人物、家具、服饰、戏剧、建筑街道、佛像石刻等，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了解清末社会和文化的窗口。他留下的照片不仅记录了清末中国的社会面貌，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冲突。据拉里贝的女儿博德罗克回忆：其父在华期间拍摄的很多照片有相当一部分直接发回到法国国防部，法国著名的《画报》（Le illustration）杂志在当时发表的许多图片新闻均出于拉里贝之手。

图3-1-15：清末政府官员。1900—1910，拉里贝摄。

图3-1-16：清末军队乐手。1900—1910，拉里贝摄。

与上述几人相比，来自美国的专业摄影师雷尼诺恩（Clarence Eugene Lemunyon，1860—1929）在这一时期拍摄的中国照片显然艺术性更高。雷尼诺恩在1900年曾作为美国军队的随军摄影来到北京，后返回菲律宾，大约1902年到香港开设照相馆，经营从纽约进口的照相器材，大约1905来北京经营相馆，一直从事摄影活动到去世。在北京期间，他拍摄了清末民初的北京及周边地区一系列照片，其中部分为手工上色，这些照片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民生及风貌。凭借外国人的身份，雷尼诺恩甚至在1909年拍摄了慈禧葬礼。雷尼诺恩的摄影风格对后世不少同行都有很大影响，其中就包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长居北京的德国女摄影师海达·莫理循。

图3-1-17：北京城外的驼队。约1910，雷尼诺恩摄。

图3-1-18：北京街头的理发师。约1910年，雷尼诺恩摄。

清朝末期，一些来华西方旅行者还用画笔对自己的见闻进行了描绘，这些画作也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当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艾米丽·乔治亚娜·坎普（Emily Georgiana Kemp，1860—1939）是一位英国旅行家、画家和作家，以其对中国的旅行记述而知名，还到缅甸、朝鲜及中亚等地游历，曾因其探险经历被法国地理学会授予勋章。她是清末民初少数到中国内地旅行的外国女性之一，曾先后两次来中国长途旅行，第一次是1893—1894在山西，第二次则上述1907—1908年，先从上海到青岛，然后途径山东、河北、湖北、四川、云南，最终到达缅甸。她1909年出版的作品《晚清中华面貌》（The Face of China）记录了她在中国东部、北部、中部和西部的旅行经历，以及对当时新兴学校和大学的描述，及反映了她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包括对政治和教育状况以及改革的评论。作为一名西方女性，坎普很少抱有19世纪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惯有的那种傲慢和偏见，而是用充满了同情、平等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和中国人，正如她在该书序言中写到的：“力图忠实地记录下我的所见，这样可以让别人自己去研究中国。”在亲眼目睹前后两次旅行中国时发现的一些变化，坎普认为：“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从该国的东北旅行到西南，发现那伟大的觉醒触及了每一个村庄。第一次的时候，我一直觉察到这里的人民对外国人态度上有某种敌意，这次情况恰恰相反。考虑到许多旅行者对中国人的行为，这在我看来好像实在令人惊讶；不过他们在察觉心理状态时非常敏感，我们通过将自己完全无保留地托付给他们而对他们的求助，得到了他们毫不迟疑的响应。不止一次有人告诫我们别这么做，但事实证明我们的信任是对的。没有一个欧洲国家里我们会得到更殷勤的对待了，很少欧洲国家让我旅行得这么快乐、这么无忧无虑。”基于这些细微的改变，坎普甚至对充满信心地表示：“整个文明世界惊讶而钦佩地看着日本国最近的迅速演进，现在中华帝国决心作一个相似的改变。这是个困难得多的任务，而且由于中国的规模，对于整个世界很可能重要得多。中国人受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强烈鼓舞；他们有优良的心智，有将必要的改革进行到底的执着的决心。在过去的黑暗时代，他们是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先锋；所以我们可以满怀希望地期待一个更辉煌的未来，相信刚开始的新纪元对于中国也许是个越来越伟大的纪元。”

作为一名风景画家，坎普还在书中附有60余张手绘素描和彩绘插图。透过这些绘画，可以明显感受到坎普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善意：“我遇到过的每个有幸去过中国的聪明人。都曾倾倒在那神奇的人民和神奇的土地的魔力之下。我十分希望，通过用我的钢笔和画笔尽力准确和生动地展示中国的真实面容，这种魔力能将即使从来没到过那里的人也迷住。只要贴得足够近，人们就有可能成功地描述一个民族的心灵，然而一辈子熟悉和热爱中国的外国人会第一个否定这种做法对中国的可行性。我宁愿采取勃朗宁的观点——‘心灵帮不了躯体，躯体也帮不了心灵’——力图忠实地记录下我的所见，这样可以让别人自己去研究中国。也许有人反对道这幅画的色彩过于鲜艳，因为我没有对事物的阴暗面着墨太多。然而眼睑和眼睛是一样有用的。”——当然，这种对中国形象高度美化的情况在当时整个西方世界也属少见。

图3-1-20：美丽的中式庭院。1907—1908年，《晚清中华面貌》，艾米丽·乔治亚娜·坎普绘。

另一位英国画家李通和（Thomas Hodgson Liddell，1860-1925）也曾于20世纪初来中国的旅行和创作。李通和是不列颠皇家艺术家学会成员，其作品被法国奥赛博物馆收藏。1907年，他从香港一路北上先后到上海、杭州、天津、北京以及山海关、北戴河等地旅行并沿途写生作画。1909年他出版了游记《帝国丽影》（China, Its Marvel and Mystery），书中记录了自己在中国的旅行经历，表达了对中国山水景色的热爱和对中国文明的尊重，颇具怀旧色彩。书中附有35幅作者创作的水彩画，生动展现了清末中国的自然风光、城市景观和日常生活。

图3-1-21：长城景色。1907年，《帝国丽影》，李通和绘。

以历史的眼光看，20世纪最初十年间，清王朝的确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变化。然而这一幕就好像上述这些西方观察者所描绘的水彩画一样，画面中绚烂的色彩注定将成为大清帝国最后的夕阳。因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仅仅从细枝末叶进行变革已经无法挽救封建王朝的命运。恰恰相反，这个古老国度需要的是一场更深层次的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彻底带来新生。只不过无论如何作为旁观者，无论是短期来华旅行的匆匆过客，还是久居中国多年的外交官、记者还是传教士，这些西方人士或许看到只能是浮光掠影的中国形象。

1908年11月14至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逝逝世！当时的法国报纸第一时间刊登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图画报道。而荷兰阿姆斯特丹《电讯报》驻北京记者亨利•博雷尔所写的文字报道中也不乏惋惜之情：“1853年，慈禧被咸丰皇帝选作懿妃，后又为咸丰帝生下一子，即后来的同治皇帝，深得咸丰帝宠爱。当她的外甥光绪继同治成为皇帝时，慈禧垂帘听政，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女皇，在她的统治下，大清帝国走到了尽头。慈禧太后死于一个现代科学文明已经光临中国的年代，但她死后葬礼上所演出的却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礼仪。 慈禧太后就这样辞别了人世。这位一生充满传奇，其意志即是法律的女人，是神圣和古老理念的最后一位代表。我深信随着她堕入冥世，眼前这一切也成为了神圣皇权的一个葬礼。”至于太平洋彼岸的《纽约时报》记者汤玛斯·米拉德，则颇为乐观地认为，相信来自清国体制内部的力量，已经足够推动清国政治改革的继续深化，而像袁世凯这样的“务实型”改革家，则会成为这个体制自我修复运动的领袖：

人类总喜欢预先推定历史高潮的到来。长期以来，很多研究清国问题的专家都非常自信地断言，大清国会在慈禧皇太后死后发生一场政治大灾难，十年前当我到东方时这种假设性的推定就已为人们所熟知和公认了。

好，现在那个权势显赫的女人已经死了，并且，人们普遍认为是她统御天下之工具的大清皇帝几乎同时也断气了。人们先前针对慈禧皇太后之死会对清国证据产生何种影响做出推断时，大概没有预料到会有这种巧合。事已如此，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断定这种巧合很可能会加剧清国政局的动荡不定。

然而，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分析，大清国在其如此紧要的历史关头却表现得非常镇静，并且没有显示出任何要歇斯底里发作的倾向。当初人们的判断，实际我本人也持这种判断，并没有获得验证。大清国从整体上表现出了其社会体质的稳定性，并且清国政治家们在面对紧急事态时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和能力。显然，他们对这个紧急事态的出现绝对是早有预料。

上周清国政局发生的不事声张的变动。其原因可以从目前正在大清国进行的所谓“改革变动”中找到答案。有关这次改革的低声议论我们早就听说了，但这次运动取得发展进步还只是最近这十年间的事。即使在这段短暂的十年时间内，运动也呈现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把这两个阶段分为“理论上的”和“行动上的”。

朝廷和改革运动之间的关系十分耐人寻味。但我想，这种关系并没有某些评论家们认为的那么重要。在过去的五年中，这种关系经历了重大变化，就连慈禧皇太后本人都感受到了持续不断的外界压力所带给她的影响。

很明显地，在最近几年中，朝廷已经意识到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一直关心这种改革到目前为止已对满清王朝的通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即使在不久前刚刚逝世的两个位君主的通知下，朝廷官员们都没有反对改革。朝廷所坚决反对的，仅仅限于两点：改革的目的是废除满族人的统治；或者有任何汉人觊觎皇位。

慈禧皇太后对改革计划持相对宽容的态度，这可以从她对一下事情所持的态度显示出来，即她赞成袁世凯以及以袁世凯为首的那个受过外国教育的汉人政治团体在权利上跃升。其实，毫无疑问，在慈禧太后死前至少一年时间里，她实际上所拥有的权势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她已经不敢把自己直接地置于进步分子的对立面虽然反对改革的派别一直敦促她这样做。保守派发现进步分子已经在朝廷和中央的政权机构中掌握了权利，并且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一场真正的改革最终将彻底结束他们的统治，不让现今政权继续存在下去。

遗憾的是，西方观察者的乐观预言并无法使清王朝获得新生。由于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已病入膏肓，统治者所有的努力最终也难以挽回颓势。整整十年后，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清王朝迅速走向了覆灭。

来源：万象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