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11月14日清早，山城雾浓，报童扯着嗓子叫卖《新民报》。“毛润之《沁园春·雪》首度刊出！”茶馆里的人一愣神，纷纷伸手掏币。短短几个时辰，一张副刊把整个重庆搅得人声鼎沸，这场关于词牌《沁园春》的较量自此悄然点火。
1945年11月14日清早，山城雾浓，报童扯着嗓子叫卖《新民报》。“毛润之《沁园春·雪》首度刊出！”茶馆里的人一愣神，纷纷伸手掏币。短短几个时辰，一张副刊把整个重庆搅得人声鼎沸，这场关于词牌《沁园春》的较量自此悄然点火。
拿到报的读书人先被题目吸住，随后被气势吞没。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场景扑面而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被一笔带过，末尾一句“还看今朝”收得铿锵。茶客压低声音：“这才是真正的大手笔！”
消息飞快传进国民政府的林园官邸。蒋介石翻着报纸，眉头紧皱。他不懂填词，却能看得出这种格局和胆识，一番沉默后把报纸递给陈布雷：“这首词怎么样？”陈布雷低头，半晌只回一句：“气势磅礴。”这话不算吹捧，更像无奈。
蒋的火气瞬间被点着，他在屋里踱步，靴尖敲得地板哐哐作响，心里一万个不服。此刻的蒋介石还不知道，这首咏雪词其实早在1936年便已成稿，只是迟迟未见天日，如今一现身就直刺国民党要害——气短。
报纸排版之前，副刊编辑吴祖光已仔细比对了三份手抄本，又专门问了几位在延安跑过新闻的记者，确认确是毛泽东旧作才敢发稿。过后他拍着桌子说：“这玩意儿不发，对不起读者。”也正因为这份胆气，现代报坛留下一个首发传奇。
两天后，《大公报》转载，更多版本跟进。茶楼、书局、码头……只要有人群，就有人朗诵。几位爱好文事的中学生干脆把词句抄在竹简上，卖给游客。短短一周，《沁园春·雪》从山城飘向南京、北平，再传到上海滩，几成热门口号。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坐不住，紧急电召各地擅长诗词的幕僚。文件写得很直白：写《沁园春》，要在气势、意境和笔力上压倒毛润之。电报末句硬邦邦：“最佳稿件可署委员长名义发表。”对拿惯肥缺的文人来说，这是莫大诱惑。
然而写词不是写公文。几日内，专机从南京运来三十多首“和”词，蒋介石翻读，勉强点头的只有寥寥几篇，其余或仿古过甚，或谄媚露骨。蒋放下稿纸，摇头叹气：“这声音像棺材里出来的。”那股懊恼比打了败仗还难受。
比稿没停。易君左自恃功底深厚，率先在《和平日报》抛出“国命如丝，叶落花飞，梗断蓬飘”的应和作。乍看词藻不俗，可一对照毛词的沉雄，就显得委婉琐碎。山城读者嘴刁，一边喝茶一边点评：“易君左这首，只剩辞藻，不见骨头。”
就在蒋介石焦头烂额之际，故事又往前追溯。1945年9月，重庆骄阳仍凶，毛泽东在红岩村同柳亚子对坐，回忆十九年前两人广州初见。柳亚子喝一口茶，温声道：“久闻长征诗，能否相赠？”毛泽东摆手一笑，说还欠一首更合先生胃口。两人相约再聚。
10月7日清晨，毛泽东手抄一阕旧作，装入信封，派人送到柳家院。短短114字，却凝着九年戎马风雪。柳亚子夜里点灯读罢，心头激荡，连称“风雷之作”。他豪气顿生，下笔和词，并在月底展览中把两阕并列展出。诗会未毕，风波已生。
《新华日报》收到柳和词后，顾虑版权，先登柳作，搁置毛词。空档之中，《新民报》抢先。于是山城“词战”一步走向公开竞技。重庆街头卖油条的大叔都能背两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成了口头禅。国民党大员闻声色变。
蒋介石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抗战方歇，民众渴望和平。毛泽东此时一句“还看今朝”，无疑昭示一股全新力量。不必长篇大论，仅凭词韵便可聚人心，这比喊口号更难对付。蒋思忖多次，仍决定以舆论战回击。
陈布雷奉命起草批判文章，却始终下不了笔。他熟读元白，也看过宋人苏辛，越对比越觉得力不从心。半夜灯下，他咂摸诗句，“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句句流转，没有半分造作。文胆也只能苦笑：若要硬挑缺点，只能说太像新时代。
难堪的不仅是陈布雷。宣传部催稿，许多幕僚找来旧词改头换面，自以为得计，却被行家一眼识破。社会上嘲讽之声四起，有人编了顺口溜：“国民党写词比打仗，动手快，败得更快。”看似玩笑，却直戳要害。
12月初，郭沫若出手，他在《新民报》晚刊刊登应和作，直接把矛头对准易君左，点名批驳“附会谤言”。不久，延安、晋察冀、华东三地共产党的报刊迅速跟进，陈毅、邓拓、黄启生纷纷撰词加入战团。这一东一西的文化火拼，让刀枪暂歇的中国再起硝烟，只是换了战场换了武器。
国民党虽鼓动三十多位写手，却依旧凑不齐能让蒋介石满意的“样板”。蒋越发恼怒，训话时拍桌喝问：“为什么写不出？”部下讷讷而逃。有人暗地摇头：诗词需胸襟，胸襟需理想，没了理想，字句自然无神。
此时的毛泽东已回到延安。王若飞把重庆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剪报装袋寄来，放到案头。毛泽东翻看片刻，轻轻一笑，只留四字评语：“鸦鸣蝉噪”。旁人见状，心里敞亮：这一场词牌较量，国民党已输在气度上。
回溯更早。1936年2月，陕北清涧县袁家沟。红军东征队伍扎营，黄河岸边一夜大雪覆盖沟壑。毛泽东披着棉衣踏雪前行，站在土崖远眺，北国封冻，天地苍茫。他当年在湘江边叹“谁主沉浮”，此刻胸有成竹。晚上回窑洞，执笔一挥，雪景、历史、人心尽入114字。词成，他仅对身边机要人员说：“雪有诗意，留作纪念。”未想到九年后会激出漫天风云。
柳亚子收到手稿后说：“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这句和词里明显的欣喜映衬出诗友情深，更映射出文人对时代风云的敏锐。国民党的围堵不过显露虚弱，真正的力量往往蕴藏在意象和情怀里，这一点蒋介石始终看不透。
同年12月29日，毛泽东给黄齐生的信中评价国民党“骂人之作”时，用了“喷饭”一词，带着三分揶揄七分淡然。对他来说，真正让人操心的是前线调兵、土地改革、经济困境，而不是报纸上几张空洞批条。文化战也好，笔杆子对垒也罢，终归要落在实际力量较量之上。
然而这场词战确实留下深远影响。很多知识分子通过一阕《沁园春·雪》第一次感知共产党领袖的文采，也第一次在文学意境里体味“今朝”二字的意味。有人因此转而支持和平、支持民主，也有人开始细读延安文献，改变立场。蒋介石若非亲眼看到效果，绝不会如此焦躁。
战火之外，词牌《沁园春》在1945年的山城变得炙手可热。书法家尹瘦石用大草临摹，挂在画展入口；老报人邵荃麟干脆把词全篇排作四号黑体，贴在自家小报橱窗；甚至有乐师把它谱进秦腔，唱得铿锵。字词穿街走巷，比炸雷更响亮。
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暗暗佩服。税务官崔敬伯私底下依韵再作首词，感叹“沧桑改”，转而惋惜时局。这类作品虽不能公开，却在文人圈口口相传，成为另一种潜流。
到了1946年春，蒋介石不得不停手。再写词也救不回舆论。更头痛的是，调往东北的部队船期逼近，内战阴影愈来愈浓。词战的硝烟慢慢散去，却在许多人心里埋下问号：两种力量谁更能诠释“今朝”？
1949年10月，五星红旗升起，答案昭然。国民党退居台湾的当天，坊间又传出旧闻：当年蒋介石想把最佳和词署自己名，却无一稿合格，只能作罢。这桩趣事几经流转，如今成了史料里的小注脚，而那首《沁园春·雪》一直摆在书页之间，雪仍白，词仍在。
西风渐凉，回想1945年冬天，纸短情长，一阕词竟能折射时代的锋芒、权力的焦虑与诗心的澎湃。陈布雷后来在日记中叹息：“词有大气象，非我所能及。”这一句，或许才是国民党在文化较量中败北的真正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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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一阕词为何能撼动山城舆论 新中国成立后十余年，《沁园春·雪》再次进入大众课堂。很多人好奇，114字究竟凭什么让当年重庆街头茶客都能琅琅上口？
第一，历史纵深。词里安排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登场，再以“俱往矣”收束，形成强烈时间落差。这种写法把数千年帝王功业压缩成数秒阅读体验，读者自然震撼。对经史子集耳熟能详的山城知识分子而言，这份“大开大阖”极具冲击。
第二，空间拓展。北国风光、长城、大河、高原，层层推进，画面感满到溢出。身处雾都的市民一旦陷入意象，很容易把自己代入苍茫大雪之中。空间的宏阔直通心胸，轻而易举押住读心脉搏。
第三，情感落点。“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既有赞叹又带感慨，尾句猛转，成为最大的情绪钩子。“今朝”不指具体个人，却暗合每个普通人的自尊与期待。这种“留白”比直接指名更具号召力。
第四，传播环境。抗战胜利后，社会舆论渴求新气象，《沁园春·雪》恰在此刻亮相；再加上《新民报》与《大公报》的持续跟进，纸媒覆盖面广，交通恢复畅通，使诗词像滚雪一样扩散。客观条件助推文学热度，也让国民党的封堵更加尴尬。
第五，对比效应。国民党动员大批写手，却交不出同等级作品，衬得毛词越发光亮。对比如果没有落差，震撼感也会削弱。当宣传机器一味吹捧平庸作品，反而令民众对原作好感倍增。
第六，文化心理。中国人自古敬重诗文，越是动荡时代越需要精神支柱。毛泽东以政治领袖身份展示高妙文学功底，形象立体化，极易俘获文化阶层好感。蒋介石则缺乏这一维度，劣势显现。
第七，象征意义。词中“须晴日”和“红装素裹”隐含未来可期的希望，比任何政治宣言更易触动情感。山城居民经历八年烽火，对和平的渴望与词中意象产生共振，于是口口相传有了内在动力。
试着设想：如果《沁园春·雪》诞生于太平年代，或许依旧精品，却不会激起同样浪花。文学与时势往往共生，合拍才最有力量。1945年这次词战，为后人留下一个切片：文化软实力的真正威力，往往在不经意间改变舆情方向。
如今再读那几行字，仍能感到冰雪冷冽和胸中热浪并存。它提醒后人：文字有锋，意象有光，胸怀与格局终会在短短数十行里露出本来面目。毛泽东写词不为自夸，却让对手看到遮不住的气象；蒋介石求助笔杆，却只听到寂寞回声。两相对照，一胜一负，昭然若揭。
来源：心动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