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8年12月下旬，六七届初中毕业生张利民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火车离开北京，来到了陕西省忻州地区滹沱河沿岸的徐庄大队插队落户，他们九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了徐庄一队，徐队长安排知青们暂时借住在老乡家里，也在老乡家一起搭伙吃饭。

1968年12月下旬，六七届初中毕业生张利民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火车离开北京，来到了陕西省忻州地区滹沱河沿岸的徐庄大队插队落户，他们九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了徐庄一队，徐队长安排知青们暂时借住在老乡家里，也在老乡家一起搭伙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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滹沱河面在冬日里结着厚厚的冰，河岸的白杨树光秃秃地立着，远处的黄土坡层层叠叠，徐庄大队就卧在这片寂静的黄土塬上。一队的徐队长是个皮肤黝黑、嗓门洪亮的山西汉子，他笑着对知青们说：“你们先委屈一下，等来年开春天气暖和了，队里就给你们统一安排住处。”

乡亲们对待知青们格外亲，冬天天冷，房东大婶把自家的厚棉被拿出来给张利民盖，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拿出来给他吃。家中没安排知青借住的社员，都把自家秋天储存的青菜萝卜送来，他们宁肯自己不吃菜，也都省给北京来的知青吃。这份来自黄土高原的质朴与温暖，像冬日里的暖阳，渐渐驱散了张利民心中的陌生与不安，让他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归属感。

转眼到了1969年的春天，滹沱河的冰早已融化，岸边的杨柳树也都抽出了新绿，田野里的麦子已成了绿色的海洋。忙完了春耕春播生产，队里为知青们盖了五间宽敞的土坯房，厨屋里搭了灶台，院子里垒砌了茅房，一队的知青点落成了，张利民他们有了真正属于他们北京知青自己的家。

搬家那天，老乡们都来帮忙，有的扛行李，有的送咸菜，王大娘还蒸了一锅白面馍馍，笑着说：“娃娃们有自己的家了，以后更得好好过日子！”张利民看着宽敞的新房子，心里暖烘烘的，他知道，这房子里装满了乡亲们的心意。

日子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忙碌中悄然流逝。张利民渐渐褪去了城里少年的青涩，皮肤晒得黝黑，肩膀也变得宽厚，干起农活来越来越熟练，连徐队长都忍不住夸他：“利民这娃，踏实肯干，是个好苗子！”

1972年初秋，滹沱河沿岸迎来了雨季。那天上午，张利民和知青们正跟着社员们在高粱地里锄草，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乌云像墨汁一样泼洒开来，紧接着狂风大作，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那片高粱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知青们和社员们只能顶着雨往村里跑，等跑回村子，所有人都成了“落汤鸡”，衣服紧紧贴在身上，冷得瑟瑟发抖。

当晚，张利民就发起了高烧，浑身滚烫，头痛欲裂。同屋的知青给他找来了退烧药，吃了药却不见好转，体温反而越来越高。第二天一早，知青们急坏了，赶紧跑去找大队的赤脚医生李道芳。

李道芳推门进来时，张利民正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脸颊烧得通红。她快步走到床边，从药箱里拿出体温计，轻轻夹在张利民的腋下。“三十九度五，烧得不轻！”李道芳的声音清亮又温柔，她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从药箱里取出注射器和退烧药，消毒、抽药，动作利落。针头刺入皮肤时，张利民微微皱了皱眉，却听见李道芳轻声说：“忍一下，打完针就好了。”

打完针，李道芳又倒了温水，帮张利民擦了擦脸，然后拧了一下湿毛巾搭在他的额头上，进行物理降温。

张利民昏昏沉沉中，总能感觉到额头上的毛巾被一次次更换，那微凉的触感让他舒服了不少。直到中午，他才渐渐清醒过来，烧也退了，头痛也缓解了许多。他睁开眼，看见李道芳正坐在床边，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身上，勾勒出她纤细的身影。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李道芳见他醒来，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微笑着问他。

张利民这才知道，李道芳从早上一直守护着他，连午饭都没顾上吃。他心里一阵感动，眼含泪水说：“李医生，真是太谢谢你了，让你受累了。”张利民一连说了好几声“谢谢”。

李道芳笑了笑，脸上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谢啥，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们知青远离家乡，在这儿不容易，照顾你们是应该的。”

那天的阳光格外暖，李道芳的笑容像滹沱河畔的野花一样，在张利民的心里悄悄绽放。自那以后，张利民和李道芳就熟悉了起来。李道芳是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二十岁的年纪，长得亭亭玉立，一双眼睛明亮又温柔，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走到哪儿都能吸引村里小伙子的目光。张利民每次在村里遇见她，都会老远就笑着打招呼：“李医生，忙着呢？”李道芳也会笑着回应他，有时还会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叮嘱他干活时注意安全。

那年冬天，张利民回北京探亲过春节。回到北京，特意在北京的书店里买了几本《农村医疗卫生常识》、《常见病症防治手册》、《农村赤脚医生手册》。回到徐庄后，他把书送给李道芳时，李道芳又惊又喜，捧着书爱不释手：“太好了，这些书我早就想买，可惜这里买不到。利民，太谢谢你了！”

看着李道芳开心的样子，张利民心里也乐开了花。他早就喜欢上了这个温柔善良、又能干的农村姑娘。李道芳不仅长得漂亮，还特别有责任心，村里不管谁生病了，不管是刮风下雨，她都会第一时间赶过去，细心诊治。村里的年轻小伙子们都喜欢她，就连大队书记家的二小子，都托了媒人上门提亲，却被李道芳婉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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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民是北京知青，有文化，长得又高大魁梧，平时穿衣打扮也比村里的小伙子讲究些，李道芳对他也颇有好感。于是，张利民开始默默向李道芳发起“爱情攻势”，李道芳没有拒绝他的感情。

因为两个人经常一起在滹沱河畔散步，一起说说笑笑，村里的闲话也渐渐多了起来。有人说：“你看那北京知青张利民，天天跟李医生黏在一起，肯定是谈恋爱了！”还有人添油加醋地说：“我亲眼看见他们俩跑进高粱地了……”更有甚者，竟然说李道芳怀上了张利民的孩子。

张利民对这些传言并不在意，他觉得自己是真心喜欢李道芳，等将来时机成熟了，就跟她结婚，在徐庄扎根过日子，谣言自然不攻自破。可李道芳的父母却急坏了，他们忧心忡忡地对李道芳说：“道芳，你可不能跟张利民瞎胡闹！你听听旁人都说了什么？难听死了。不是我们不喜欢他，可他是北京知青，早晚是要回城的，到时候你哭都找不到地方……”

李道芳心里也没了主意，她喜欢张利民，可父母的话也句句在理。那段时间，她总是躲着张利民，脸上也少了往日的笑容。张利民看出了她的心事，安慰她说：“道芳，你放心，我不会离开你的，等将来有机会，我带你去北京逛逛。”李道芳看着他真诚的眼神，心里的顾虑渐渐消散了。

可命运总是不遂人愿，越怕什么，就越会来什么。1975年秋天，徐庄大队得到了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张利民因为表现突出，被乡亲们和大队干部推荐到县里参加了文化课考试。这样的机遇让张利民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自己若能通过文化课考试和政审就有机会上大学；忐忑的是，他要是真的去上大学了，李道芳怎么办呀？

很快，张利民顺利通过了文化课考试和各项审核，他即将回北京读书了。

离开徐庄前的那段时间，张利民整天心神不宁，他不知道该怎样面对淳朴善良的李道芳。他想找李道芳好好谈谈，可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旦离开徐庄就不会再回来了。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张利民的心里越来越沉重，他甚至开始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跟李道芳谈恋爱。

离开徐庄的那天，知青点里挤满了来送别的乡亲们，却不见李道芳的身影。徐队长握着他的手，眼圈通红：“利民，到了北京要好好读书，别忘了徐庄，别忘了我们这些老乡啊！”王大娘塞给他几个煮鸡蛋和几个白面馍馍，哽咽着说：“路上吃，以后混出人样来，再回来看看。”

张利民强忍着泪水，一一跟乡亲们道别，然后坐上了等在知青点院门外的毛驴车。就在毛驴车经过村口的场院时，他无意间瞥见了场院边上的那几个麦草垛，李道芳正躲在麦草后边一个人抹眼泪。

那一刻，张利民的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多想跳下车，跑到李道芳身边，抱住她，跟她说一声“对不起”，跟她说自己一定会回来找她。可他终究没有勇气，他怕自己一旦停下，就再也没有离开的决心；他更怕自己给不了她承诺和未来，只能让她更加伤心。

此时的张利民只能咬咬牙，转过头，装作没有看见她，任由徐队长赶着毛驴车向前奔跑，把徐庄，把李道芳，把那段青涩的爱恋，都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车轮扬起的黄土，模糊了他的视线，也冷漠了他心中的愧疚。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张利民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分配了工作，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平静而安稳。可他心里，始终藏着一个遗憾，藏着一个名叫李道芳的姑娘。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会想起滹沱河畔的徐庄，想起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想起那个曾经守护他一上午的赤脚医生。尤其是想到离开徐庄那天，李道芳躲在麦草垛后面抹眼泪的那一幕，他就会惭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疼。

他后来也曾试图联系过李道芳，托人去徐庄打听她的消息，却得知她后来嫁给了大队书记家的二小子，生了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他不知道李道芳是否还在怨恨他，是否还在为当年的事伤心。他更不敢回去见她，怕自己的出现，会打破她现在平静的生活，更怕面对她眼中的失望与怨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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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滹沱河的水依旧在流淌，徐庄的黄土依旧在守望。那段藏在岁月里的青春，那段未能说出口的抱歉，成了张利民心中永远的痛。每当想起李道芳，他都会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句：“道芳，我欠你一句道别，欠你一个未来，更欠你一声对不起。”而这句话，他却一直没有机会亲口对她说。

作者：草根作家（朱成金）

来源：草根茶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