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教科书丑化的隋炀帝:一代暴君还是超前战略家?

B站影视 日本电影 2025-10-12 04:03 3

摘要:说起隋炀帝杨广,教科书上的描述差不多就是 “标准答案” :说他杀了自己的父亲,害了自己的兄长,生活奢侈糜烂,还使劲折腾老百姓,最后把繁荣的隋朝给整亡国了,那就是个实实在在的 “千古暴君” 。

说起隋炀帝杨广,教科书上的描述差不多就是 “标准答案” :说他杀了自己的父亲,害了自己的兄长,生活奢侈糜烂,还使劲折腾老百姓,最后把繁荣的隋朝给整亡国了,那就是个实实在在的 “千古暴君” 。

不过呢,要是翻开《隋书》《资治通鉴》,看看里面的细节,再和唐代以后考古发现的东西对照对照,就会发现这个 “暴君” 的形象里,有好多毛病都是被故意夸大了。

他修的大运河到现在还滋润着南方和北方呢;他开创的科举制度,影响了中国整整上千年;

他开拓的疆土,还给后来唐朝的版图打下了基础。

隋炀帝可不是个完美的君主,甚至连个合格的统治者都算不上。

但他绝对不是那种只知道吃喝玩乐的昏君,更像是个 “眼光超前,手段却很残暴” 的矛盾结合体。

他的悲剧啊,从来就不是因为他 “坏” ,而是因为他 “急” ,急着去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却把脚下的老百姓给忘了。

咱对隋炀帝的坏印象,大多都是从唐朝编的史书里来的。

可唐朝是推翻隋朝的 “胜利者”,为了证明自己把隋朝取而代之是合理合法的,肯定得把隋炀帝 “抹黑” 一番。

这就跟汉朝说秦始皇的坏话、清朝贬低明朝是一个道理,在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时候,这都是常有的事儿。

先说说 “杀父弑兄” 这事儿。《隋书》里说隋炀帝为了抢皇位,害死了他爹隋文帝杨坚,还杀了他哥杨勇。

但现在史学界研究发现,隋文帝到了晚年本来就病得厉害,而且早就决定把皇位传给杨广了(杨勇因为骄奢被废,这是隋文帝自己做的决定)。

所谓的 “弑父”,更像是唐朝史官为了突出杨广 “不孝”,从野史里翻出来的故事。

像《资治通鉴》里写的 “杨广调戏宣华夫人” 这个情节,最早是出现在唐代的传奇小说里,正史上根本没有实打实的证据。

再看看 “穷奢极欲” 这说法。说他造龙舟去江南玩儿,船队排出去二百多里地,拉船的民夫有八万多人。

但实际上,杨广去江南主要是为了 “安抚南方”。

隋朝刚把南北统一,南方的士族对北方的政权还有抵触情绪。

杨广坐着龙舟去南方巡视,一方面是显摆一下皇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拉拢南方的士族。

至于说 “龙舟特别奢华”,这是唐朝史官故意把规模夸大了。考古发现的隋代龙舟模型,长度还不到 20 米,根本不像说的 “高数丈” 那么夸张。

而且拉船的民夫,好多都是官府征调的士兵,不全是无辜的老百姓。

最让人批评的 “滥用民力” 这事儿。

修大运河、建东都洛阳、征讨高句丽,这三件事儿加一块儿,确实让老百姓负担太重了。

但咱得注意,这三件事儿不全是 “为了自己享乐”。

修大运河是为了打通南北的交通,建东都洛阳是为了控制中原地区,征讨高句丽是为了消除东北边境的威胁。

这些可都是从战略层面考虑的 “大事”,只是杨广非要把 “十年才能干完的事儿,硬要五年就做完”,这才让老百姓怨声载道。

隋炀帝的可怕之处,在于他的眼光远超同时代的人 —— 他想做的,不是 “守成”,而是 “开创”: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需要几代人才能做成的事。

可惜,他只懂 “做事”,不懂 “养民”,最终把好事办成了坏事。

现在咱们一提到大运河,都会说它是 “世界文化遗产”,是连接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

但在当时啊,没人能明白杨广为啥要修这运河。

他修的这条大运河,北边从涿郡(就是现在的北京)开始,南边一直到余杭(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这五大水系都连起来了,一下子就解决了 “北方缺粮、南方有钱” 的矛盾。

在隋朝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

可经过魏晋南北朝那一阵儿的战乱,北方的人口越来越少,土地也都荒了,南方反倒因为比较安定,经济发展得特别快。

但南方的粮食和物资要运到北方,只能走陆路,成本又高,速度又慢。

大运河修好以后,南方的粮食三天就能运到洛阳,北方的铁器、丝绸也能很快卖到南方去。

这不仅让隋朝的财政收入翻了一倍,还让 “南北是一家” 的想法在大家心里扎了根,给后来唐朝的 “盛世” 打下了经济基础。

可杨广错就错在 “工期太紧” 了。大运河全长 2700 多里呢,他就给了四年时间,每年征调的民夫超过一百万。

那些民夫白天拼命干活,晚上只能睡在河堤上,饿死、累死的人多得数都数不清。

史书记载 “丁男不供,始役妇人”,连女人都得被拉去修河,这才闹出来大规模的民变。

要是他能把工期延长到十年,让老百姓负担轻点儿,大运河说不定就成了他的 “功劳碑”,而不是别人说他有罪的证据了。

在隋朝以前,朝廷选官用的是 “九品中正制”。啥意思呢,就是官员得由那些士族门阀来推荐。

普通老百姓就算再有本事,也没机会去当官。

这种制度就造成了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的情况,当官的基本都是士族的人,他们把官场给垄断了,皇帝的权力也被大大削弱了。

杨广当上皇帝以后,正式搞出了 “科举制”。

按照这个制度,不管你家里啥背景,只要能通过考试,就能去当官。

他还亲自在洛阳主持 “殿试”,选出了一批出身普通家庭的人才。

像后来帮着唐朝的房玄龄,最开始就是通过隋朝的科举考试才开始当官的。

科举制的意义可不止是选官这么简单。

它打破了士族对官场的垄断,让皇帝能自己直接决定选哪些人当官,加强了中央的权力。

更重要的是,它给了普通老百姓一个 “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的机会。

这个制度一直延续了 1300 多年,直到清朝末年才不用了,还影响了整个东亚的选官制度呢,日本、朝鲜都学过咱这个科举制。

不过呢,杨广搞的这个改革把士族门阀给得罪了。

他们没了推荐官员的权力,心里对杨广那是痛恨得不行。

后来隋朝末年的 “瓦岗军”“河北窦建德”,背后其实都有士族门阀在支持。

他们反对的不是 “隋朝”,而是 “威胁到他们利益的科举制”。

杨广当皇帝那时候啊,就没停过 “开疆拓土” 的事儿。

他派军队去把吐谷浑(就在现在青海、新疆那一块儿)给征服了,还设立了 “河源郡”“西海郡”,把青海正式划到中国版图里了。

他还让裴矩去和西域那边打交道,和西域 30 多个国家建立了联系,让汉朝以来的 “丝绸之路” 又热闹起来了。

就连被人骂 “穷兵黩武” 的 “三征高句丽”,其实也有深层次的原因。

高句丽可不是个小国家,它占着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实力挺强的,还一直和突厥勾搭在一起,对隋朝东北边境是个大威胁。

要是不把高句丽给收拾了,隋朝东北边境就别想太平。

后来唐朝的李世民、李治父子也多次去打高句丽,最后把高句丽给灭了,这也说明杨广的战略判断是没错的。

不过呢,杨广也有不对的地方。一是 “战术失误”,二是 “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第一次去打高句丽,他一下子就派了 113 万大军,还征调了 200 多万老百姓去运粮草。

结果因为指挥得不好,军队差不多全折进去了。第二次、第三次打高句丽的时候,国内老百姓都造反了,他还非要出兵,最后把天下搞得乱糟糟的。

他把 “国家安全” 和 “老百姓能不能活下去” 对立起来了,忘了 “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 这个道理。

隋炀帝看事情的眼光其实挺准的,他干的事儿大多都是 “对后世有好处” 的好事,可最后却成了大家口中的 “暴君”,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施政太着急,不懂得 “根据实际情况来做事”,把老百姓逼到了绝路上。杨广刚当上皇帝的时候,隋朝其实挺厉害的。

隋文帝杨坚留下了 “开皇之治” 的好底子,粮食多得全国人吃几十年都没问题,人口也恢复到了 4600 多万。

可杨广太想 “做出一番大事业” 了,把原本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计划,硬是压缩到十几年里。

又是修大运河,又是建东都,还去征讨高句丽、和西域打交道,好几件大事一起干。每年征调的民夫能占到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老百姓根本就没法喘气。男人被拉去当兵、修河,女人在家又得种地,又得交税,还得应付官府各种摊派的事儿。

史书记载,那时候的农民 “父子都顾不上对方,夫妻也被迫分开”,有的人不想去服劳役,甚至把自己弄残废。

“老百姓被隋朝折腾苦了”,不是因为隋朝没钱,而是因为杨广把老百姓能承受的最大压力当成了正常标准。

二是得罪了士族。

他搞的改革动了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被人家 “集体说坏话”。

杨广推行科举制,还打击士族,把整个士族阶层都给得罪了。

唐朝的统治者,像李渊、李世民,他们自己就是关陇士族的代表。

他们推翻隋朝以后,肯定要联合其他士族,把杨广说成是 “暴君”,这样就能证明自己 “取代隋朝” 是 “顺应了老百姓的心意”。

唐朝编的《隋书》,虽然保留了不少隋朝的历史资料,但是对杨广的描述全是偏见。

比如说把他修大运河说成是 “为了去江南玩儿”,把他开创科举说成是 “为了拉拢普通百姓来对付士族”,把他征讨高句丽说成是 “为了显摆自己的武力”。

这些说法影响了后面好几百年,直到近代考古有了新发现,才慢慢还原了杨广真实的样子。

三是他是亡国之君。

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失败者根本没机会给自己辩解。

在中国古代,“亡国的皇帝” 很少有好名声。为啥呢?因为新的王朝要通过说亡国皇帝的坏话,来证明自己当皇帝是合理合法的。

就像商朝的纣王,本来是个有能力的君主,却被周朝说成是 “只知道吃喝玩乐” 的昏君;

明朝的崇祯帝,又勤劳又节俭,却被清朝说成是 “又多疑又残暴” 的君主。

杨广作为隋朝的亡国皇帝,自然也逃不过这个命运。

唐朝的史官编史书的时候,故意把他干的坏事说得很严重,把他的功劳说得很轻,甚至还编出一些不好的事儿(像 “杀了父亲、害了兄长”“调戏宣华夫人”),让他彻底成了 “暴君” 的典型。

时间长了,这些编造的事儿就好像真的一样,还被写进了教科书,一代一代传下去。

他不是 “暴君”,也不是 “圣人”,只是一个 “急功近利的战略家”

评价隋炀帝,可不能简单地说他好或者坏。

他可不是那种只知道吃喝玩乐的昏君,也不是啥毛病都没有的圣人。

他是个有远大理想的统治者,可惜不太会当皇帝;

他看事情眼光挺超前的,却不明白 “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 这个道理。

他修的大运河,到现在都还让南方和北方都受益呢;

他搞出来的科举制,改变了好多读书人的命运;

他开拓的地盘,给中国现在的版图打下了基础。这些对后世有好处的事儿,那可都是真的。

但他为了干这些事儿,使劲折腾老百姓,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最后把隋朝给弄没了,这也是真事儿。

隋炀帝的事儿给咱们提了个醒:一个当领导的,就算想法再好、眼光再远,要是不知道 “根据实际情况来做事”,不懂得 “对老百姓好点儿”,最后只会把 “好事” 弄成 “坏事”,把国家给搞垮。

他不是被教科书故意说坏话,而是被那些胜利的人在写历史的时候,把他的毛病给放大了。

咱要做的,不是非要替他把名声洗白,而是要公平地看他做的好事和坏事。

既得承认他看事情的眼光不错,也得记住他犯的错。

毕竟,研究历史不是为了给某个人贴个 “好” 或者 “坏” 的标签,而是让咱们从以前的事儿里,学会 “怎么当个更好的人、更好的领导”。

来源:大家一起说历史一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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