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编者按:2025年10月11日是民生公司创建百年纪念日。昨天,“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发表了一组纪念文章,今天(10月12日)再发表一组纪念文章,深情缅怀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先生。
“经营地方”
卢作孚的中国式非凡企业家特质
虞和平
编者按:2025年10月11日是民生公司创建百年纪念日。昨天,“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发表了一组纪念文章,今天(10月12日)再发表一组纪念文章,深情缅怀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改革家、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先生。
中国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现代化既有世界共性,也有中国特性,那么作为现代化主干载体的企业家,其内涵是否也有中外之别,即中国近代的企业家与世界的企业家是否既有共性又有特性。中国学界对中国近代企业家的研究,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所采用的概念和理论都是从欧美引入的,往往以西方企业家概念的内涵和标准评判中国的企业家。这当然有利于揭示中国企业家的世界共性,却往往忽视中国特性,或仅仅视之为世界共性之某些中国表现。即便是近年来兴起的“社会企业家”概念及其作用的讨论,亦是如出一辙。虽然以往的相关研究已在无意中涉及中国企业家的特质,着论大者如“爱国”企业家、“实业救国”企业家,着论小者如张謇的“儒商”品质,卢作孚的“乡建”贡献等。但是,这些研究主要着眼于企业家的群体意识或个体思想和贡献,未能从企业家内涵构成及其社会根源上揭示中国企业家的特质属性。从近代著名企业家卢作孚的所言所行来看,显然具有与众不同的中国企业家特性,这就是他的“经营地方”的理想境界和非凡实践。
一、卢作孚是非凡的企业家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界研究卢作孚的热情持续高涨,研究成果丰富多彩,也提出了各种评价卢作孚的观点。各种论著对卢作孚的身份和作用定位多种多样,如对他的身份地位界定,有企业家、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社会改革家、航运业先驱、北碚之父等;对他的企业家精神评价,有爱国精神、创业精神、进取精神、服务社会精神;对他的行为动机和作用评论,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乡村建设、现代化探索等。其中,论述最多的是卢作孚的企业家事功和企业家精神。从卢作孚一生所成就的主体事业来说,其身份的主要属性当然是一个企业家,但从其从事企业活动的旨趣和作用来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企业家;就他的企业家精神而言,一般企业家都会有这些精神,只不过在表现的程度和形式上有所不同。所以,仅仅说卢作孚是一个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是不足以揭示他的独特之志、独特之行和独特之质的。
何谓企业家?自16世纪企业家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外从事企业家理论研究的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多种定义。他们或从身份的角度,认为企业家是承担企业组建者、经营者、投资者的人;或从素质的视角,认为企业家是有较强察觉力、判断力、行政力的人;或从精神的视角,认为企业家是具有创新、冒险、敬业精神的人;或从功能的角度,认为企业家是产出者、盈利者、套利者。其中,从功能角度界定企业家的学者较多,如对企业家理论有卓越建树的著名经济学家坎蒂隆、熊彼特、奈特都采用了功能的角度,其他学者的论著也都以此为一个重要的方面。
上述各种界定中,从经济功能的角度来界定企业家,应该更能揭示企业家的根本作用和整体内涵。企业家功能是揭示企业家的根本作用,其他三个角度所解释的只是企业家的合成要素,即如何才能成为合格的或优秀的企业家,或解释如何成为一个企业家。从根本上来说,企业家是通过组织新型的生产和贸易企业,获取和实现利润,即所谓“企业家利润”,进而带动社会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人;尤其是从创建新生产组合的角度,认定“企业家是赚到利润的人”。那么,推而广之,对社会来说,企业家则是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个功能作用应该是企业家的最终和专属界定。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功能的实现,那么其他三要素都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都不能成为真正企业家的构成要素;而企业家素质和精神的各种成分则不是企业家之专属,其他各种职业群体中的有些人员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同类素质和精神。当然,企业家要实现好自己的经济功能,就必须凭藉其身份,发挥其精神,运用其素质。所以这四项要素是构成企业家的整体结构,其中功能决定其是不是企业家,其他三要素不同程度地决定其能不能是、是有多能干的企业家。只有这四项要素都具备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将企业家的功能运用和实现于一个企业,可以称之为企业的企业家,也是一般的合格企业家或优秀企业家;将企业家的功能运用和实现于一个地方,即将一个地方作为企业来经营,使之不断实现经济增长、事业进步、社会发展、民生改善,这可以说是超越企业的非凡的企业家。卢作孚就是一个非凡的企业家,也就是他坚守的以“经营地方”为志向的企业家。所谓“经营地方”的企业家,其所经营的地方,从理想上来说可以包括地区、乡镇,乃至国家;从实践上来说,一个企业家只可能经营一县、一镇、一乡、一村范围的地方,不可能经营整个国家、整个省市,但是亦可予以策略上、道义上和局部上的经营,即出谋划策、添砖添瓦,乃至创新示范。概而言之,即立足企业,心怀国家,情系地方。在卢作孚的有关表述中,常常将“经营地方”“经营社会”“经营国家”兼而用之,其内涵范畴则主要是地方的社会事业,故本文采“经营地方”统而用之。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卢作孚的相关言行来看,他的“经营地方”可以说是实践探索地方发展的区域现代化之路。对于卢作孚与地方现代化建设之关系,笔者曾在为张守广教授的《卢作孚年谱长编》所写的序言中做过简要阐释,日后再另行展开论述。这里着重论述卢作孚“经营地方”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过程和特色所在,以进一步揭示其历史地位和作用。
二、卢作孚“经营地方”的萌生和起步
卢作孚在其一生的社会建设活动中一直以“经营地方”为志趣,既怀着“经营地方”的理想创办各项工矿企业,又抱着经营企业的态度办理一切社会事业。他在1925年组建自己的第一个企业之前,就已经有了从教育入手经营地方的想法。当时,他虽然还没有经营地方和经营企业的足够权力,无法独立自主地将经营地方的理念付诸实践,但还是积极认真地建议地方政府和当政者进行地方建设,间接实施自己的理想。
1921年是卢作孚正式参与地方建设的开端之年,也是“施展他生平抱负的起点”。是年初,卢作孚应川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道尹杨森之邀,出任该道署教育科长之职。3月23日,他在给四川某权贵要人的复信中,谈及自己接受委任并积极工作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于杨森“有志建设”,自己想赞助杨森对地方“积极方面之事业建设一二”;二是希望由此“转移川省军人之趋向,使渐趋向于事业,不复趋向于权利”,也就是由战争夺利转向建设兴利;三是试图通过自己主持的教育工作,促成“人民出来”参与地方“自治”,官民共同建设地方社会。
1922年2月,卢作孚为发动所属地区教育工作者共同研究和改进教育事业,创办了《教育月刊》,并在《发刊词》中进一步提出经营教育之理念。他指出,四川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兵匪交相祸乱,政治纠纷不息,“自陷于不可解决穷困苦痛之境,而不知移其倾向谋于建设”。要解救这种贫困境况和战乱局势,应该动员大家放弃战争,关心建设,对地方社会要“旁午经营”“经营事业”“积极经营”。而动员之由则因“教育尤其根本”,“全省人士,当竭全力,以共扶助”,对教育事业“积极经营之”。这表明他创办《教育月刊》的目的,即在于促进教育经营。他同日发表的《教育行政之要义》一文,进一步指出经营教育的路径,认为:“教育行政有甚重大之责任,然而非即教育事业;经营教育行政,非即经营教育事业也。量的增加,须教育行政者直接经营之;质的改革,则须辅助教育实施者经营之。”如此,教育行政者和教育实施者各司其职,从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上分工合作,才能把教育事业经营好。
1923年,他撰写了《一个根本事业怎样着手经营的一个意见》一文,第一次给地方当政者提出一套经营地方的具体步骤和通盘规划。在步骤方面,他主张经营地方社会,特别是经营像四川这样缺少基础的地方社会,应从小、从慢做起,不可贪大求全、急功近利,以利降低成本、规避风险,避免因挫折而带来过大损失。他说:“许多事业进行起来,都是起初艰难,后来便渐渐容易;起初缓慢,后来便渐渐快利。所以起初从小处着手,用力比较经济。”他还指出要这般做的原因所在:“第一便是感觉人才的缺乏”,“所以着手之初,宜为小规模的经营,以为逐渐训练的基础和准备。人才增加,事业自易发展”。“第二是感觉方法的困难”,由于“经营的事业”,“所用方法,是否经济,有无成效”,事先“不能判断”,必须反复“试验”“改变”,“事业的规模若大,此项挫折的损失也大,所以最初从小规模着手,也是一种最经济的方法”。“第三是经费的问题。建设事业,在在需要巨额的经费,在在需要取给于民间。而在中国数千年的成训,都是以轻徭减赋为善政,今若骤然建设事业多端,便要大加税捐,大摄民间,民不愿意,便会大起反对。所以最初更宜以少的经费,经营规模小的事业,等到成绩显著,民众赞成以后,逐渐谋扩大的机会,便少许多困难的问题。”在规划方面,其内容包括:制度、人才、机关、组织、团体、联络、事业、经费等八大方面,每一方面又有若干项目,其中事业方面开列的项目最多,有教育、教育行政、实业、实业行政、交通、团练、司法、市政、综核等九项。这个规划虽然在实施方法上还比较缺乏,但所涉及的范围则非常全面。而且他还强调了地方建设需要整体的、创新的和大众的经营。他指出,地方建设在进行中,有三种必须留意的条件:(一)各种事业必须同时努力,因为社会问题,都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各种事业都是可以相互帮助的;(二)各种事业,“都要天天想法,天天进步或改良”,不可一劳永逸,墨守成规;(三)“在经营事业的途程上”,要引导民众“有愉快的精神和积极的兴趣走到经营的路上去”。
由上可见,卢作孚在1925年自行创办企业之前,已经产生经营地方社会的初步思想和主张。归纳起来,其基本理念是:部署上,因地制宜,从小到大,稳扎稳打;实践上,重视风险,讲究效果,注重创新;战略上,整体布局,逐步推进,引领大众。其作用虽然主要是给地方当政者提供参考,但亦是他的真实思想。这为其后续的经营实践打下了基础。
1925年7、8月间,卢作孚开始在家乡合川县创建自己的第一个企业——民生实业公司,经营轮船航运业。他在民生公司组建和后来的经营中,明显贯穿着经营地方社会的志向和理念。他创建公司的想法虽然产生于与几个朋友的茶饭聚议之间,但在进入筹建程序之后,则做了一番周密的调查研究。如测水道、选轮船、勘地址,并由此做了一个合川的地方建设规划,包括“合川县城南岸市村建设之意见”“辅助渝合间三峡诸山经营林矿之意见”两部分。他首先指出,乡村建设应是国家和地方经营的“基址”,这个“意见”就是为此而发;而合川“锁三江之口”,集商贸之货,“实业极易发展”,“将来轮船停泊,亦应在焉,故计划以县城南岸为经营之起点”。即将创办轮船公司与开发地方经济结合起来,一体经营,互利发展。其经营办法:第一期以“贯注全力经营实业”为起点,包括各种因地制宜的工业和农林业,先办急需、易成、利大、小型之企事业;并规定了资本筹集、盈利分配、经营方法、组织体系、员工待遇等的具体办法;还在“交通”一项中,特别规划了轮船航运逐步发展的办法,规定:“第一步——渝合间之交通事业。Ⅰ、以三峡上下团练之力保持渝合间交通上之治安;Ⅱ、提倡渝合间之轮航:1、开凿滩险;2、促进船业。第二步——合川以上之交通事业。Ⅰ、逐渐辅助合川以上沿江团练保持沿江之治安;Ⅱ、提倡合川以上之轮航、最先沿涪江到遂宁,其次沿嘉陵江到顺庆,又次沿渠江到三汇。”[第二期建设的内容包括:市政、学校、银行、卫生、其他工商和文教等。他在经营中采取与众不同的新办法,已有轮船都走重庆以下航路,民生则主行重庆以上航路;已有轮船“以货运为主”,民生轮船则“以客运为主”;已有轮船以“不定期航行”为主,民生轮船则要“试试定期航行,以便利往来的客人”。又视情况变化而改变经营策略,因为这条航路“一年有五个月以上不能通航”,便“立刻为它觅求枯水季节的适宜的航线,遂向重庆下游重庆涪陵一段试航”;“同时决计加造更浅水的轮船,期于终年能够行通重庆合川一线”。由此可见,卢作孚创建民生公司的重要出发点是利用合川地理条件改善地方社会经济状况。正如其1943年在回忆经营民生公司历史时所言:创办公司的目的“不在利益,而在事业”。这个“事业”,并非一个孤立的企业,而是合川的地方事业,是经营合川地方社会的开首和基础事业。其意义所在,并非有的论者所言放弃原先的“教育救国”转向“实业救国”,而是其经营地方社会的实践范围从教育领域扩展至实业领域;其实践路径亦从奉命遵办转至联官自办。这也贯彻了他着眼整体、从小到大、不断创新、逐步发展的经营地方之策。
民生公司创建后,卢作孚又抓住了一个经营地方的新机遇。1927年2月15日,卢作孚被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兼川康绥抚委员会主席刘湘委任为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练局局长(简称“峡防局”)。该局直属二十一军,辖区包括与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相涉的沥鼻峡、温塘峡、观音峡,俗称“小三峡”,共有39个乡镇,100多平方公里土地;驻地在靠近重庆的巴县北碚乡,职责是主管辖区内的清匪治安事务。卢作孚接任该职后,一改以往历届峡防局只以武力剿匪的治安之方,新定了把治安与建设互融的方针,提出以“化匪为民、寓兵于工”为“建设三峡”的起步策略。其具体做法是:对收编的土匪实行职业培训,使之“有一技之长,不至再落草”;并对团兵实行“兵工并进政策”,设立织布工厂,“使各队的士兵轮流来学,以便每个人都有一织布的手艺”;除了织布之外,还设有“编草鞋、织布鞋几起”,以及“计划添设装订、织袜”等工艺;其中“所做的鞋和织的布,已经在市面发卖了”。“还教士兵们识字,达到能看书报,能写信记账的水平”。如此,力图使士兵在退伍后“就成为有职业的”人。也给普通民众开辟新的社会就业机会,从而以发展生产断绝土匪产生之源头,很快就有“不少”土匪“受感化复业为良民”。与此同时,他还在峡防团务大会上提出了全面、系统、长远的建设三峡的三项方针,一要“保障三峡”、二要“经营三峡”、三要在三峡“建设理想的社会”, 计划从地方治安、地方经济和地方社会三个方面同时展开。后来在回忆其历史时,他更明确表示:“因为负了嘉陵江三峡的治安责任,准备将那一个区域,布置经营成一现代乡镇的模型。”
至此,卢作孚的经营地方已有两个自主的舞台,一个是民生公司,一个是峡防局。前者是经营地方经济的根基,后者是经营地方社会的根基。这既意味着卢作孚的经营地方志向开始付诸实践,也意味着这一志向将凭藉这两个根基而不断完善,促使他不断进取。
三、卢作孚“经营地方”的深化和推广
1930年是卢作孚经营地方活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年份,其思想理念进一步深化、细化,其实践事业进一步进化、优化。促发这一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930年卢作孚率领同道诸人赴华东、华北、东北进行历时近5个多月的考察。通过考察,他一方面看到了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日本等国在其所占中国土地上的经营状况,进而产生仿而效之、进而抗之的想法。
考察了青岛后,他觉得:“由码头以至于旅馆,由市场以至于山上,很惊异德国人之经营这个地方,不过十几年,便由荒岛而变为美丽的市场……而又回想到中国人呢,如何不奋发起来?”他还从现象透视到缘由,认为:“国家的当局们亦应想到国家有待于经营,不要误以为问题只有内争!”对各派当政者打着“统一”的旗号进行政争,乃至战争的做法;认为“统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武力一部分、一部分地打下去。这个方式已经有十九年的证明不成功了。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各经营各的地方,一桩事、一桩事地逐渐联合起来,最后便一切统一。这正是今后须得采用的方式。”他的经营地方意识进一步强化,目标进一步明确。
考察大连码头时,有一位“日本职员”做讲解。该职员详细介绍了码头规模、航线分布、轮船数量、货运状况、船只结构等。卢作孚听了介绍,感慨道:“……这一位日本人能够把码头上的一切事项,详举无遗,是何等留心问题、留心事实!中国人何以一切都不留心?”
参观“满蒙资源馆”时,内中所展物品,种类之多,调查之清,说明之详,使他有“动魄惊心”之感。觉得:“东三省的宝藏,竟已被日本人尽量搜括到这几间屋子里,视为他之所有了。使日本人都知道,都起经营之念,中国人怎样办?”然后来到工业博物馆,首先“参观里面的工业馆,凡属机械工业的机器零件、模型、说明,都有陈列。必须使人看清楚机器之转动和使用”。其次“参观交通馆,凡属轮船、火车、电车、汽车、飞机、电报、电话都有”。他感慨道:“我们见着日本是如何以实际的事务刺激日本的人民!其学校,其实业团体,又是如何联络,帮助此等社会教育的机关!中国情形又怎样呢?我们愈看愈惭愧了!”深感中国社会教育之不足。在旅顺,“乘车登白玉山,非常陡峻而曲折,我们愈相信四川的汽车路有办法了”,遂产生了仿此在北碚山区修建公路之想法。
卢作孚的这次考察活动,可谓是一次开眼之旅、励志之旅。一方面,通过考察,他看到了列强各国在中国租借地的经营之道,并引以为鉴。随同考察的高孟先说:卢作孚“在考察中,每到一地,每接触一事、一物、一人,常把自己经营的事业的意义和目的,与全国的建设问题联系在一起”。总结自己的考察感想时,他说:综观德国在青岛,日本、俄国在东北的“经营,都是以铁路为中心,同时攫取铁路附近的地利,如矿产、森林,工商业亦随以前进。市场每每是由无而有,由小而大,都是人力经营出来的。他们之错误在侵略他人,地方总是应该经营的,奈何中国人自己地方不知道经营,而天天相互斗争”。认为“国家的问题乃在如何协力经营,深望一切相互斗争的人们觉悟到这里”。这就是说,卢作孚一方面强烈反对日本等西方列强的侵略,另一方面也十分欣赏他们经营地方的方式方法和精心用事,主张中国仿而效之,以抵抗列强之侵略,可谓是新一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另一方面,通过考察,他加强了经营地方的认识和决心。他在考察完东北后,已意识到日本企图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进一步认识到经营国家、经营地方的重要性。他说:“日本人之经营东三省以满铁会社为经济事业的中心,以大连为经济市场的中心,以旅顺为军事政治的中心,用尽全力,继续前进,实在是全中国人应该注意的问题。最要紧的办法是自己起来经营,才能灭杀日本人的野心。”
考察回来后,卢作孚对经营地方社会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细致、整体联动的规划部署和方案制定,从国家、地方、企业三个层次做进一步筹划。
在国家层次上,1934年1月,卢作孚有感于丁文江发表的《公共信仰与统一》一文,发表了《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统一》的文章。该文提出了一个全国性的整体性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即四个现代化目标及其实施步骤。他认为,面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这“两个问题,却只须一个方法去解决它。这一个方法就是将整个中国现代化”。并以此成为“一种极其鲜明的运动。分析起来,第一是产业运动,第二是交通运动,第三是文化运动,第四是国防运动”。为此,全国应开展四项工作:一是对照西方列强和苏联,了解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现代化世界,将他们所经历的“方法”“历程”“程度”“通通搜集起来、整理起来,摆在全国人面前”,使全国上下“明白甚么样是现代的国家,如何才能够立国于现代”;二是认清自己国家的状况,“将全国的产业状况、交通状况、文化事业状况、国防状况和所感觉的需要,通通调查起来、统计起来,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使明白自己国家是如何空虚,如何贫乏,如何恐慌”;三是制定中国发展目标,对标世界,根据国情,“定出整个国家的生产计划、交通计划、文化设施的计划、国防布置的计划,定出最后的要求,而又依进行的便利定出若干步骤”;四是全国统一行动,以中央政府为“四个运动的发动机”,对各地进行帮助和宣传,使之“在国家整个计划之下做四个运动”,如此,“不但建设成功了全国人的公共信仰,而且建设成功了整个国家;不但成功了整个统一的国家,而且成功了整个现代的国家”。
在地方层次上,同年10月,卢作孚在其发表的《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对北碚的乡村建设,在总结已有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划和设想。其总体目标是:从“现代整个世界”出发,“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其最高目的是供“小至于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的参考”;其具体目标是:“1. 经济方面:一、矿业:有煤厂,有铁厂,有矿厂;二、农业:有大的农场、大的果园、大的森林、大的牧场;三、工业:有发电厂、有炼焦厂、有水门汀厂、有造纸厂、有制碱厂、有制酸厂、有大规模的织造厂;四、交通事业:山上山下都有轻便铁道、汽车路,任何村落都可以通电话,可通邮政,较重要的地方可通电报。2. 文化方面:一、研究事业:注意应用的方面,有生物的研究,地质的研究,理化的研究,农林的研究,医药的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二、教育事业:学校有试验的小学校,职业的中学校,完全的大学校,社会有伟大而且普及的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和民众教育的运动。3. 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嗜好,皆无不良的习惯。4. 地方: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住居,皆可游览。”
在企业层次上,卢作孚在1933年4月发表的《民生公司的三个运动》一文中,阐释了“民生公司的意义是在三个运动上”。“第一是整个的生产运动”,也就是“要办到供求相应”,避免恶性竞争。其办法,一是“将同类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为全部的联合”;二是“连带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谋全部的联络”,即要建立自己的产业链,“由航业而联络修理厂或联络煤厂”,使利益共享,“其联络愈广,其帮助亦愈广”。“第二是集团的生活运动”。在民生公司“这个集团当中应该抛弃个人的理想,造成集团的理想,应该抛弃个人的希望,集中希望于集团”,无论是工作,还是学问、游戏、生产、消费,都应“是集团的,最短期间将要有我们的住宅、我们的医院、我们子女的学校、我们乃至于家属的娱乐场或运动场”。要使“资方”和“劳方”“相互帮助以成一个集团”。“第三是帮助社会的运动。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决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以航业“帮助客人的旅行和货物的运输”,以机械业“帮助一般机械的修理乃至于制造”,以“电灯和自来水厂帮助合川城市的光明安全和卫生”,以“对外投资帮助其它生产事业”。要“尽我们现在所幸得的机会,帮助社会寻求现代文明的方法,走入现代文明生活当中去或竟超越它们前面去”。对于公司的这个经营地方社会的“意义”,全体员工“不但要十分明了它,而更要努力实现它”。
上述卢作孚所规划的经营社会的三个层次,除了第一个国家层次自己无能为力之外,其他两个层次,卢作孚都在努力付诸实行,并逐步取得丰硕的效果。
四、卢作孚“经营地方”的升级与成就
1935—1937年,卢作孚个人生涯及其事业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1935年,民生公司经过与美商捷江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击败并收购捷江7艘轮船,终于完成“化零为整”行动,实现长江上游航业之统一,公司规模顿时成倍扩大。1935年10月,卢作孚出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和建设厅厅长,后来又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1936年4月,峡防局改组为四川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和沿海沿江地区厂矿企业准备内迁重庆等西南地区。这一切使卢作孚的“经营地方”面临新的使命,也促使他做出新的谋划和行动,使其理念从本地层面升级到国家层面,其实践从初创发展为大成。
对于民生公司,由于公司规模快速扩大,对四川的社会影响亦随之增大。加之抗战内迁的艰巨运输业务,使企业经营管理更加复杂而重要,也使卢作孚更加重视公司的管理建设和地方作用。他在1936年时向全体员工指出:“民生公司在十一年来的发展,现在一般人都感觉到它是四川当中的一桩事业了……然则,民生公司的事业,不仅仅是民生公司的事业。”意在强调公司的社会地位和责任已发生重大变化,已与四川乃至中国的事业联系在一起,要树立为全省和全国服务的意识。因而,他要求全体员工要“把生产也设法使它跑到世界的顶点去”,如果“只图在社会上取得机会,取得个人成功的机会,那末,社会、国家,就只有愈来愈糟。所以,目前,我们要急于解决的就是生产问题”。其途径是创新“技术”和“管理”,推行“计划”和“预算”制度。这些服务社会、改进管理的理念和措施很快得到贯彻和实行,为公司在接踵而至的抗战内迁和后方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预备了优良条件。到1943年,卢作孚结束政府任职,回到民生公司,继续强调公司要为国家的富强做贡献。他说:“本公司是民营事业之一,我们所贡献于国家的虽不能在民营事业中算是最大者,但也当是大者之一。凡做一种事情,必有一种报酬。然而我们的报酬不是金钱,而是事功,而是我们对国家直接间接的贡献。”于此,他强调了作为一个大公司应该担当对地方和国家的相应责任,应以对国家的贡献作为最大收获。
对于乡村建设实验区,卢作孚提出和实施了更高水平、更加精细的建设规划。实验区的建立,使北碚和整个实验地区有了较多自主权,不再像以往峡防局“究属国民机关,不能过问地方民、财、教、建”,而是有了“除司法、税收外,一切地方行政得以过问”的权力。加之前期的治安成效,社会“较为平静,故该署将渐倾全力于建设事宜也”。1936年,卢作孚呈请四川省政府设立实验区, 其呈文所编制的附件——《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计划》,从“教、养、卫”三个方面系统规划实验区建设方案,将建设范围从北碚一个乡镇扩大到整个实验区的5个乡镇。其中,“教”的方面,有学校教育,包括初小、完小、初中;社会教育,包括平民学校、识字学校、图书总馆和各镇分馆及阅览室、道路标识牌、老人会、妇人会、青年服务团、温泉公园、平民公园、澄夏运河公园、金剑山公园、博物馆及各镇分馆、流动展览会、植物园、动物园、民众会场、露天会场、无线电广播台等。其“教”的范围非常广泛,尤其是社会教育,其场所多种多样,其内容既有文化知识,又涉及道德涵养、身心修养,具有人的现代化培育意义。“养”的方面,有改良农业,包括水稻、玉藜麦、卷心白菜、白萝卜、胡萝卜、土壤、肥料、森林、果树、药材、除虫、畜牧;有发展工业,包括改良造纸、织布、织毛巾、织袜子、编草鞋、造绳、刺绣等传统手工业,整顿旧有的三峡染织厂、嘉陵江煤球厂,推进新设建国水泥厂、三峡造纸厂,改良陶瓷业、石灰业、煤矿业、硫酸业、白矾业;还有其他者,如银行等各种合作社、治理水利、养老院、育儿院、感化院、残废院等。其“养”的范围,不仅仅是增进物质生产,而且还包括改善公益、修养身心。既有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现代化改造,又有现代性农工商业的建设。“卫”的方面,有治安保卫,包括调查户口、编练壮丁、训练民众、编组警察、维持秩序、防济灾害、调解纠纷、扶助建设;有清洁卫生,包括提倡家庭卫生、疏通明暗沟渠、改良公私厕所、取缔不洁食品等;有修建交通设施,包括大路、马路、信柜、电话、小汽船、铁路等;有公共卫生,包括防治疾病、建设医院、建设疗养院、开设诊所、开办护士学校、开展卫生训练、改良中医、实施体检等。1940年,又有袁相尧在实验区已有建设计划和成就的基础上,拟定了《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划分市区计划纲要》,详细规划了建设方案,将整个市区划分为“住宅区、工商区,与公共及半公共建筑区”,拟“扩宽道基”,建筑“新市街”,“改旧式房屋”为“新式楼房”,“以完成一合于居住须要,便利美丽之理想新市区”。这些规划后来均有较大的实现。
到1943年,卢作孚回到北碚后,又进一步规划了建设方案。他有鉴于“中国社会何以不大变”,而“世界是如何在剧烈地变”,提出北碚“要变,要不断地变”,要从“三面去做——经济、教育、政治”。经济方面,“如农业,只要多生产粮食、蔬菜、水果,并在水利、技术等方面给他保证,不受天时灾害的影响。矿业则用力帮助煤的运出,使能真正繁荣地方,增加经济力量。”至于工业,要开发新的动力,发展“大的工业”;“小的工业”,以农村副业为主,尽量增加生产。商业方面,要实行“整买整卖”,“商品都保持一定标准品质形式,予生产者以合理的规定和指导”,还要发挥同业组织的作用,实行“公平供应,使同业公会有多为同业做事的机会”。教育方面,“就是教怎样学会生产技术,怎样生产组织,同时要大家都有现代智识,能认识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更要了解公共事情”,“并乐于参加”,旨在培养民众的生产和自治能力。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在安排秩序,安排经济、教育的秩序。一方面执行中央或省府的法令,同时要考虑到当前实际的环境”。还要求有关工作者,“要造成功一种信仰,凡做一桩事情不做则已,一做一定要做好,做得顶好”。凡此种种,旨在提高各项建设的水准和效力,为接下来的实验区建设指明方向。
对于地方建设与国家的关系,卢作孚从企业、地方和国家的整体关系上提出建议。他在1939年11月时就提出,企业、地方、国家建设需要有互相依存和互相促进的精神和理想。他认为这个精神需要四大要素组成,“第一是物质,第二是技术,第三是组织,最后就是要有最高的理想去支配物质、技术和组织,然后可以经营好一桩事业,建设好一个国家”。他指出:在物质、技术、组织方面,中国均大大落后于世界的先现代化国家,我们需要提高开发和生产物质的能力,需要增进我们的科学技术,也需要加强组织建设。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整个国家伟大的将来的理想。就事业说,参加某种事业,亦必须有对于某种事业的理想”;“就民生公司的航业说,也要有整个理想,如何使我们的航业由内河扩展到沿海,乃至于远洋,使国内外到处看到我们的轮船。如何设备各埠的码头、囤船、仓库,如何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准和改善我们的管理方法,这是我们对于自己事业应有的理想”。到1943年10月,经过战时的建设和发展,他总结说:北碚建设成就的取得,特别是在战时,得到了“中央的力量帮助”,今后更要考虑“如何与中央希望的配合的问题”。
卢作孚把这些规划和设想尽力付诸实行,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就民生公司而言,船只及吨位总数,到1936年时已有47艘、2 0404吨,到1939年增至116艘、30 426吨。此后虽遭日军轰炸损毁而有所减少,但仍努力增补,1940—1945年间拥有船只84—96艘、总吨位25 281—26 309吨。股本总额在1936年时为167.4万元,1937年即增至350万元;1939年再增至700万元,新增的350万元折合1937年币值约为292万元,则总数为641万余元,如将全数700万折合1937年币值为583万余元;1943年又增至8 000万元,新增的7 300万元折合1937年币值约为65万元,加上前期的641万元则总数为706万元,如全数8 000万元折合1937年币值则仅为71万余元,已失去比较意义。
此外,民生公司还投资创办直属企业和合办大量的地方企业。1943年9月,卢作孚在回顾民生公司创建以来的历史中,陈述公司在战时的发展状况时说:“民生公司的事业,究不止于航业。伴随着航业发展的,为其直接经营的机器事业——民生机器厂,战前即随航业逐渐发展到可以胜任四十六只轮船当中一半较小的轮船的修理,战后更发展到胜任全部轮船的修理”;“机器和厂房设备数倍扩充”,成为“后方最大的一个民间机械工厂,而且是惟一优良的锅炉制造工厂”。“间接投资”合办的企业,则有“协助嘉陵江边几个煤矿,建筑了一条轻便铁路,组织了一个北川铁路公司,并促成了这几个煤矿根本合并起来,组织了一个天府煤矿公司。全面抗战开始后,又促使这煤矿和铁路与河南的中福公司彻底合作,改组为天府矿业公司”,所产之煤,“供给战时首都需要燃料三分之一以上,也供给民生公司需要燃料三分之一以上”。对从上海和汉口内迁的大鑫炼铁厂和周恒顺机器厂,“民生公司各帮助了它一半的资本”,在重庆重建为著名的渝鑫钢铁厂和恒顺机器厂。对只搬出了织布机的常州大成纺纱厂,“民生将自有的三峡染织厂提出与它合并,促成它搬到北碚”,“名称变为大明,完全交由大成纱厂的人经营,是后方一个最大的布厂”。除了这些大企业之外,还有众多规模较小企业。据卢作孚的合作者之一葛向荣说:直属企业还有“合川电水厂,民生印刷厂”;合办企业还有“轮渡、建材、食品、水电、汽车运输、金融、贸易、保险、新闻等十多个行业”。据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22年时间里,民生公司先后投资了94个企业,除17个企业中途停止或合并外,最终实存者78个。其中1937年以前投资19个、资本58万余元;1937—1945年投资48个、资本约合1937年币值203万元;1946—1949年投资27个,资本额约合1937年币值30万元。先后总计投资291万元,约合股本总额706万元的41%。而且,民生公司还以“每年盈余分配百分之三,捐助科研、文化、教育、卫生等公益事业”。另有一说是:“每年提取盈利的5%作为文化基金补助费,其中大部用于支持‘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和民生公司的文化教育基地的建设”。
就北碚实验区而言,卢作孚在1943年10月总结说:“北碚有过的一些理想,如今都实现了。如教育有各级学校,游览有各处名胜,经济方面工业虽说不上[很大],而矿业却占大后方第一的位置了,有好多甚至超过原来的想像。”除了这两方面用力最多、成就最大之外,“例如农业推广、家畜保育、市场整理、造林育苗等,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由此可见,在抗战时期,民生公司和三峡实验区的企事业建设,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成果所得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程度。这与卢作孚能够及时抓住当时东南地区厂矿和机构内迁所带来的机会有极大的关系,既反映了他取得成就的特别机遇,也体现了他将抗日救国与经营地方合理结合的经营才智。新中国成立以后,卢作孚将民生公司和北碚地方事业陆续交给政府接管,并积极配合政府筹划企业新发展和地方新建设。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和建设北碚社会的成功过程,既反映了他的企业循地方和国家之需要而发展、而互动的理念和路径,也反映了他的为地方建设而整体谋划、而连环推进、而济民强国的经营之道。
五、结语:卢作孚“经营地方”的理论和时代意义
卢作孚的一生,从经营地方的志向出发,办教育、办企业,谋社会建设之事,谋国家强盛之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获得企业、地方同进共赢的明显效果。其所作所为,发挥了增加地方和国家财富的功能,体现了一个“经营地方”的企业家的独特作用。其意义所在,不仅仅是以往相关研究多所关注的为中国近代乡村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其中的一个杰出范例,而且更是具有开拓企业家理论和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内在价值。
企业家的“经营地方”之志,亦可以说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但是抱有经营地方之志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根本的、原发的、领先的、主动的,他把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整个地方社会作为经营目标,以谋求和推动地方社会发展作为其从事各种活动的根本目的、原始责任、起始动机和自愿担当。这不同于一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般的社会责任往往是守身的、后生的、被动的,即在其发家致富之后,受法规、道德之影响,将不损国、民利益和辅助社会发展作为其从事企业活动的行为准绳和公益善举。“经营地方”的企业家也不同于21世纪来流称的“社会企业家”。所谓“社会企业家”实质上是指那些以原属非盈利组织工作范围的社会某一公共领域或事务为经营目标的企业家,主要是通过商业化经营教育、医疗、养老、助残等事务而获取盈利的企业家。当然,“经营地方”的企业家是极不容易的,也是极为稀少而珍贵的,他的成功不仅需要有个人的独特素质,也需要有独特的社会条件。他所发挥的功能作用亦比一般企业家、“社会企业家”多得多、大得多,其贡献所在不仅是一个企业的成功及其相关的民众收益,而且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和一方民众的受益。
从已有的国内外企业家人物研究来看,像卢作孚那样的一生以“经营地方”为宗旨且成就卓著的企业家,在中国少见,在世界无睹。国内可与之媲美者,至少还有张謇,在国外则尚无所知。诚如美国学者罗安妮在2006年评价卢作孚说:“使我特别感动的是,他是一个实业家,可是他主要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在美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实业家,他们对美国社会、文化也有相当的贡献,可是他们是在发财了以后,才想到了社会。卢作孚不同,他每个行动都是为了社会。”这也就是说,美国的那些发财后想到了社会的企业家,只是一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所在。有这样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在中国的近代和当代也多有所见,当然这也是一种优秀企业家的表现。但是,这比起卢作孚的“经营地方”来,还是有本末之别、源流之异、主次之分的。
产生中外企业家这种区别的缘由,卢作孚在1936年11月1日发表的《中国应该怎样办》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或许不失为一种解释。他说,“大家须知道世界上许多所谓好的国家,并不是先定了整个好的计划然后依着那计划经营好了的,都是同着周围的进化而逐渐进化。那所谓好,是由东补一块,西补一块的凑成,不是应着社会福利的需要成功的,而是应着自由主义的商业进展的需要成功的。他们的商业……几乎无不是为了商业进展的需要,而今他们的商业,已进展到日暮途穷了”,“我们国家的未来,却可依了理想画成。一般已经成熟了的国家,是已经染污了的纸,我们却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着丹青,因此她的美丽是可完全如我们的意,比世界任何国家值得努力,而这一幅美丽的图画是完全操在我们的手上,只看我们怎样画法了”。卢作孚在此指出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西方的建设是不依社会所需要的、无计划的自由发展而自发形成的路径,中国的建设则可以是依据地方和国家社会所需要的、有计划的有序发展而实现理想的路径。因此,西方缺乏产生卢作孚式企业家的土壤,而中国则富有这种土壤,而这种土壤的不同,应是由中国的后发赶超型现代化与西方的先发渐成型现代化的道路不同所决定的。
需说明的是,卢作孚所说的这种土壤应该是中国的企业家所共有的,但是像卢作孚那样以“经营地方”为志向并获得成功的中国式企业家却罕见。这或许是我们研究挖掘不够,但更主要的原因应该在于其立志之不坚、成功之不易。在中国近代史上,或许有更多的企业家抱有卢作孚那样的志向,但大多因为不能持之以恒,不能付诸以行,所以不能获得成功。卢作孚则既立志坚定,又行之有方,因而大获成功。至于他何以立志坚定,何以行之有方,则不属本文题中必有之义,容后另文再论。
卢作孚这样的以“经营地方”为宗旨的企业家,无疑是中国企业家的一大特色,可谓是中国式最优秀企业家的典型。他所特有的“经营地方”志向,应该可以给企业家概念内涵增加一项因素,也就是除了已有的身份、精神、素质、功能四大因素之外,还可添加一个“志向”因素,即为何做企业家?为何谋利?作为企业家,谋利是其功能所在、必然之图,但是谋私利、谋民利、谋乡利、谋国利四者的选择和配置,则是其作用之由、大小之别。“经营地方”当然旨在谋民利、谋乡利、谋国利,应该是企业家的一种最高志向之表现,能使其作用和贡献超越企业而不同程度地惠及地方和国家社会。因此,原有的企业家内涵四大因素主要决定企业家属性的是不是、能不能,新增的“志向”因素则决定企业家作用的好不好、大不大。这一新因素能使企业家概念更为完整,也更有利于企业家高贵品质的修养,更有利于企业家社会作用的提升和区分,也有利于中国式社会主义优秀企业家的养成。同时,卢作孚这样“经营地方”的企业家,无疑给企业家概念增添上了新的组成部分,这类企业家或可称之为“地方企业家”。而且,卢作孚所创造的企业→地方→国家递进和互动的,以推进生产发展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社会建设路径和模式,具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意义,亦是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志士仁人追求为民谋利这一最高目标的一种有效实行方式,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目标颇有借鉴价值。
作者:虞和平
来源：方志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