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岳高禖：一庙藏尽华夏生殖崇拜的文明密码

摘要：晨雾中的嵩山总有种穿越时空的静谧。太室山的岩层如凝固的波涛，在晨光里渐次显露出深褐与青灰的层次，而南麓东华镇高马村西岭上那座不起眼的庙宇，正被这亿万年的山影轻轻笼罩 —— 这便是中原大地上存世最古的高禖庙。清初学者景日昣在《说嵩》中提笔考据“高马，疑高禖讹也”

●■王建淞

晨雾中的嵩山总有种穿越时空的静谧。太室山的岩层如凝固的波涛，在晨光里渐次显露出深褐与青灰的层次，而南麓东华镇高马村西岭上那座不起眼的庙宇，正被这亿万年的山影轻轻笼罩 —— 这便是中原大地上存世最古的高禖庙。清初学者景日昣在《说嵩》中提笔考据“高马，疑高禖讹也”时，想必也曾在这样的晨雾中驻足，听山风掠过檐角，带走的不仅是香火的余韵，更是华夏民族关于生命繁衍的最初密码。

嵩山的地质年轮，本就是一部生命演化的史诗。地质学家的勘探证实，这片土地在三十六亿年前还是汪洋一片，历经嵩阳、中岳、少林等六次沧桑巨变，四度沉沦又四度隆起，最终在五亿多年前的寒武纪迎来生命的爆发。那时的华北海中，三叶虫在浅滩爬行，藻类在水中摇曳，为这片土地埋下了“生”的基因。到了人类文明曙光初现的时代，这里已然是四季分明、物产丰饶的沃土：仲春有玄鸟北归，盛夏见颍水汤汤，秋日闻黍稷飘香，寒冬观瑞雪覆岩。这样的生态环境，恰为生殖崇拜的诞生提供了最温润的土壤 —— 当先民在嵩山脚下看见草木岁岁枯荣、鸟兽代代繁衍，自然会对 "生命延续" 生出最朴素的敬畏与追问。

高禖庙的存在，正是这种追问的物化载体。庙门虽无雕梁画栋，仅以青砖黛瓦支撑起一方天地，却藏着跨越千年的信仰脉络。景日昣在典籍中梳理出的两条线索，至今仍在庙前的石阶上留下印记：一者为“高禖”，即掌管婚姻生育的媒神；一者为 “高禡”，乃古代军旅祭祀的战神。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仰在此交汇，恰似嵩山的地质构造般层次分明 —— 北齐宣武帝在嵩南狩猎时举行的禡祭，或许曾让这里旌旗猎猎，蚩尤的威灵被视作军威的象征；而更早之前，当汉武帝因得子而诏令天下立高禖祠时，这里又迎来了祈愿子嗣的香火，冰冷的石主曾是先民敬奉的核心。如今石主已被妇人塑像取代，景日昣虽斥其“近世之矫诬”，却也暗合了民间对神祇人格化的期待 —— 那眉眼温和的妇人形象，远比抽象的石头更能承载百姓对生命的期盼。

“禖”字本身，便是解开这份信仰的钥匙。郑玄为《周礼》作疏时说得明白：“变媒言禖，神之也。” 从“媒”到“禖”的字形演变，恰是世俗需求升华为宗教信仰的见证。而“高”字的解读更显深意：王引之等学者认为其通“郊”，点明了祠庙多建于郊外高坡的地理特征；而民间更愿意将其理解为“尊高之媒”，彰显对生命本源的敬畏。这种敬畏早在姜螈、简狄的传说中便已存在，《毛诗传》记载的“姜螈从帝祀于郊禖”“简狄从帝祈于高禖”，证明在商、周始祖诞生之前，禖神信仰已深深植根于先民心中。最动人的莫过于玄鸟的意象，郑玄说“燕以施生日，来巢人堂宇”，这春来秋去的生灵，既是自然的信使，更是婚姻生育的象征。每年仲春，当第一只燕子掠过高禖庙的檐角，村民们便知祭祀的时节已至，这种与自然节律的默契，正是嵩山先民“天人合一”理念的生动实践。

嵩岳孕圣：大禹与契、后稷的华夏奠基之业

据《史记》《尚书》等典籍记载，大禹生于嵩山腹地的石纽（今登封一带），这片被称为 “天地之中”的土地，赋予他兼容天地、心怀苍生的气度。成年后，他在嵩山南麓的阳城（今登封告成镇）建立都城，使阳城成为华夏历史上早期重要的政治中心，也让嵩山成为“华夏第一都”的源头。而大禹之所以能完成“定九州、治洪水、安万民” 的伟业，除了自身“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坚韧，更离不开契（xie）与后稷两位司徒的鼎力辅佐 —— 这两位后来分别成为商、周两朝始祖的贤臣，如同大禹的左膀右臂，在不同领域为华夏文明的早期建构立下汗马功劳。

作为大禹手下掌管“教化”与“民事”的司徒之一，契的功绩深刻影响了商族的文化基因。相传契为帝喾之子、简狄吞玄鸟卵所生（《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其血脉中本就带着嵩山地区“玄鸟崇拜” 的文化印记。在大禹治水期间，契主要负责安抚因洪水流离失所的民众，他效仿大禹“劳身焦思”的精神，走遍九州各地，向百姓传授农耕技巧与伦理规范，化解族群矛盾，让离散的部落重新凝聚。《史记・殷本纪》记载，契“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为司徒，封于商”，这份“教化万民”的职责，不仅让他赢得了各部族的信任，更让商族在早期发展中便形成了重视民生、善于凝聚的特质，为后来商王朝的建立埋下伏笔。而契的封地“商”（今河南商丘一带），也成为商族从嵩山文化圈向外辐射的重要起点，其文化脉络中始终留存着与“天地之中”的深层联结。

另一位司徒后稷，则以“农耕”为核心，为华夏农业文明的定型奠定了基础。后稷本为帝喾与姜嫄之子（《诗经・大雅・生民》载其“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自幼便对农作物有着非凡的敏感度，在嵩山脚下的农耕实践中，他摸索出选育良种、改良农具、顺应节气的耕作方法。成为大禹的司徒后，后稷的职责是“教民稼穑”—— 面对洪水过后土地荒芜、民众饥馑的困境，他带着农官深入各州，将嵩山地区成熟的农耕技术（如粟、黍的种植技艺）推广至黄河流域乃至更远的地方。他还根据不同地域的土壤特质（如嵩山的褐土、华北平原的黑土），指导百姓因地制宜种植作物，甚至制定了早期的农时历法，让“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深入人心。《史记・周本纪》称后稷“播时百谷”，正是这份功绩，让华夏民族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状态逐渐转向“定居农耕”，不仅解决了民生根本，更催生了村落、城邦的形成，为周王朝后来“以农为本” 的治国理念奠定了文化根基。而周封于岐，早期活动的岐周（今陕西岐山一带），其农耕文化的源头，正是后稷从嵩山地区带去的技术与经验。

大禹与契、后稷的协作，本质上是“治水安邦”与“教化民生”“农耕固本”的完美结合：大禹以“疏导”之法平定水患，为华夏族群创造了生存空间；契以“教化”之力凝聚人心，为文明传承构建了精神纽带；后稷以“农耕”之技滋养万民，为社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三者如同三角支架，共同支撑起早期华夏文明的框架，而嵩山作为大禹的出生地与都城所在地，无疑是这个框架的“核心支点”—— 契与后稷的功业，既是对大禹治水伟业的延续，也是嵩山文化向更广阔地域辐射的重要载体。

从嵩山脚下的阳城出发，大禹带着契、后稷的辅佐，将文明的火种播撒至九州；而契与后稷的后代，又分别在商、周两朝将这份文明薪火传承光大，最终融入华夏文明的整体脉络。可以说，没有大禹的统筹全局，便难有契、后稷施展才华的舞台；没有契、后稷在教化与农耕上的深耕，大禹的治水功业也难以转化为长久的文明成果。三者共同书写的，不仅是一段治水救民的历史，更是华夏民族从分散走向凝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奠基之篇，而嵩山，正是这段伟大历程的起点与见证者。

高禖信仰的生命力，更在于它与世俗生活的深度交融。《礼记・月令》记载的“仲春玄鸟至，至六日，以太牢祀高禖”，本是帝王祈求宗族延续的庄重仪式，所用的“大牢”（牛、羊、猪三牲）彰显着皇权的威严。但传入民间后，这份庄严逐渐化作了烟火气：清明时节，村民们捧着新蒸的麦糕、带着自家酿的米酒前来祷祀，没有繁复的礼制，只有发自内心的祈愿。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渗透，让高禖信仰跨越了阶层的界限，成为全民共享的精神财富。更值得玩味的是它与节俗的结合，农历三月三的上巳节最初便以祭祀高禖为核心，青年男女借着踏青的名义相聚于溱洧河畔，正如《诗经・郑风・溱洧》所描绘的“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那种春日里的嬉笑打闹，实则是对生命繁衍最活泼的礼赞。嵩山脚下的春风里，既飘着庙宇的香火，也荡着青年男女的欢歌，神圣与世俗在此达成了完美的和谐。

神祇形象的演变，更折射出社会文化的变迁轨迹。原始的高禖或许只是抽象的自然神，如同嵩山深处无形的山风，承载着先民对生殖力量的朦胧敬畏。随着父权社会的建立，神祇逐渐人格化，嵩山周围的人祖庙便将伏羲奉为高禖神，这种转变恰与华夏民族从母系崇拜向父系认同的过渡相呼应。而在民间，高禖的形象愈发多元：有的地方将其与送子观音融合，有的则保留着上古女神的痕迹，这种地域差异正如嵩山的植被分布 —— 山脚下的阔叶林与山顶的灌木丛虽形态各异，却共享着同一片山的滋养。即便是今日，中原地区的三月三庙会、西南少数民族的歌圩活动，仍能看到高禖祭祀的影子，那些求偶、祈福的仪式，正是古老信仰在当代的鲜活延续。

站在高禖庙前回望，嵩山的地质史与人类的文明史在此形成奇妙的共振。三十亿年的海陆变迁，造就了这片土地的厚重与丰饶；而数千年的高禖信仰，则记录了人类对生命的敬畏与执着。从寒武纪的三叶虫到商周时期的玄鸟传说，从汉武帝的立祠诏令到今日村民的清明祷祀，生命的脉络从未中断。庙后的古柏已逾千年，树干上的裂痕恰似嵩山的岩层纹理，每一道都刻着时间的印记；庙前的石阶被岁月磨得发亮，那是无数双虔诚的脚步留下的痕迹。在这里，亿年的山骨与万代的生息完成了对话，自然的伟力与人文的温情实现了交融。

暮色渐浓时，山风再次掠过庙宇，带着远处村落的炊烟气息。一位老人正带着孙辈在庙前焚香，孩童好奇地追问着“燕子什么时候回来”，老人的回答温柔而坚定：“等春风吹绿了嵩山，燕子就来了，新的生命也会来。”这一刻忽然懂得，高禖庙之所以能在嵩山下矗立千年，并非因为它是“中原第一所庙”，而是因为它守护着人类最本真的渴望 —— 渴望生命繁衍，渴望族群兴旺，渴望文明永续。

这份守护给予我们深刻的感悟与启示：其一，生命崇拜是文明的根基。高禖信仰背后，是先民对生命本源的敬畏，这种敬畏让华夏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始终珍视“生”的价值，也正是这份珍视，支撑着文明的绵延不绝。其二，自然与人文本为一体。嵩山的生态气候孕育了高禖信仰，而信仰又反过来让先民懂得与自然和谐共处，这种“天人合一”的智慧，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三，传统信仰具有鲜活的当代价值。高禖信仰从帝王礼制演变为民间习俗，从抽象神格化为具象形象，证明真正的传统文化总能在时代变迁中找到生长的力量。